首页 理论教育孟子性善论的思想渊源及影响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渊源及影响

【摘要】:孟子性善论是在天下纷纷言性的整体氛围下产生的,同时又有其独特的学术渊源。孟子自然也是这样认为的,性善论可以说是孔子仁道原则的深化,是“性相近”与“仁者爱人”的结合与发展。于是,子思的作品和基本思想得到确证,思孟学派的存在也得到证实,这对清晰认识孟子的思想渊源有重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放心地到《礼记·中庸》里寻找孟子思想的源头。性善论一方面来自儒家道统的承续和演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

我们知道,孔子早年很少谈性与天道,这大体也是当时思想界的普遍情形。到了孟子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子思《中庸》已经大谈性与天道了,与子思同时代的材料,比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儒家文献,也表现出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孟子性善论是在天下纷纷言性的整体氛围下产生的,同时又有其独特的学术渊源。

孔子的人性论对孟子有启发作用。孟子对孔子是相当尊敬的,他曾把孔子和历史上的贤人加以比较,觉得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些人都只是偏才,只有孔子是集大成者,既圣且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他当仁不让地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并为“未得为孔子徒”深感遗憾,自称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孔子对孟子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其人性论。

孔子意识到现实中的人性是有差异的,乃至有上智下愚之别,但考虑到存在数量广大的中人,他还是说“性相近”,这就给孟子的“性相同”说做了基本的铺垫。性相同其实是物类乃至人类的必然要求。人性不相同,也就不能通称为人类了,因此,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可以说,没有孔子的“性相近”,也就没有孟子的“性相同”。

孔子的人性论虽有模糊色彩,但他对仁的大力提倡无疑是落实在人性上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两句话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意味:仁并不遥远,只要自己欲仁,仁就到了人的心中。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仁是人的本性,却非常容易让人形成这样的认识。所以,庄子后学曾以代言体的方式让“孔子”做了这样的发挥:

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庄子·天道》)

庄子后学让“孔子”说出以仁义为本性的话,说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子应该是这样认为的。孟子自然也是这样认为的,性善论可以说是孔子仁道原则的深化,是“性相近”与“仁者爱人”的结合与发展。

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弟子,在传承和弘扬孔子学说上厥功至伟,今传《论语》主要就是曾子学派编纂而成的。曾子内省而慎独,却又弘毅而有担当,因此他对心性问题体悟较深。相传为曾子所作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三纲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就是光明道德心性,只能是善的。事实上“明明德”与“止于至善”是遥相呼应的,明德是至善的起点,至善是明德的终点。如果将明德落实为至善,那就与性善论没有任何区别了。

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又是孟子的老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到“子思孟轲”,后人则称以他们为代表的学派为“思孟学派”。只是由于文献不足,不仅子思本人的思想不能确定,被荀子批判的思孟学派也长期成为一个历史疑案。《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后人对此多持怀疑态度。直到马王堆出土了帛书《五行》,经庞朴先生考证,就是曾被荀子批判的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作品;后来,郭店楚简又出土了《鲁穆公问子思》一篇,同时出土的还有《缁衣》和《五行》,而《语丛一》的一段文字又见于《表记》。这些材料皆与子思有关,充分证明沈约之说可信。于是,子思的作品和基本思想得到确证,思孟学派的存在也得到证实,这对清晰认识孟子的思想渊源有重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放心地到《礼记·中庸》里寻找孟子思想的源头。

《礼记·中庸》中有两句话是纲领,可视为子思的人性论。第一句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第二句是: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天命之谓性”就是说上天赋予人的即是性,同时这又是一个可逆的过程—“率性之谓道”,郑玄、朱熹皆训“率”为依循,意即只要顺着天命的本性而生活就合于道了,如此这个天命之性只能是善。“诚”可训为真实、真诚。所谓“诚则明”,是说一个人只要诚恳地落实本性,自然就是“明明德”了,可见明德就是本性。

《礼记·中庸》中有一段话被孟子全文引用,只是文字略有差别,且前面加上了“孟子曰”三个字。子思原话如下: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www.chuimin.cn)

子思强调“诚身”,它是顺乎亲、信乎友、获乎上乃至治民的起点或基础。前面说“诚则明”时,我们还不太确定诚的对象是什么,这里则说得明明白白:“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身”表现为“择善而固执之”,以便“明乎善”,这就是“诚则明”。这意味着善是自性本具的,如此已经和性善论没有任何区别了。

性善论一方面来自儒家道统的承续和演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

孟子和墨子的学术联系往往被孟子对墨家的激烈反对态度所掩盖,但我们必须透过表象看本质。学派之间的交锋也是一种交流,互相批驳也互相学习,完全势不两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孟子对墨子的态度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势同水火。孙德谦说:“孟子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论兼爱之弊,甚黜之为禽兽,其距墨也,可谓至矣。然谓之曰‘氏’,则必非指翟而言也。《韩非子·显学》认为:‘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以此三氏,系之墨子死后,则孟子言‘氏’者,是称墨子之后学矣。”[1]孙德谦说孟子骂的是墨子后学而不是墨子本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孟子确实提过“墨子”本人,《孟子·尽心上》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对墨子本人就显得尊敬得多。

晋代鲁胜曾作《墨辩注》,此书虽早已失传,但其序文附于《晋书》本传中,其中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2]虽然鲁胜《墨辩注》谈的是名家化的墨家后学,但后期墨家的名辩术亦非凭空出现,正可以从墨子那里找到依据。墨子的三表法、对名实之辨的重视、论证语言的逻辑性,都影响了墨家后学的名辩理论,孟子也无疑受了这种影响。对照一下《孟子》和《墨子》,确实会发现很多思路和言辞极为相似的地方:

墨子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孟子则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从观点到句式都与墨子完全相同。

墨子说:“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墨子·兼爱下》)孟子则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两个人比喻论证的方式完全相同,应该不是偶然的。

墨子在《鲁问》中,止齐攻鲁,以刀断人首为喻,问齐王:“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他逼着齐王承认,贼杀百姓,“我受其不祥”。孟子劝说梁惠王时,说“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论辩方式亦与墨子如出一辙。

《墨子·耕柱》载,“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岂有罪哉?吾反后。’子墨子曰:‘是犹三军北,失后之人求赏也。’”墨子的这个比喻无疑是孟子“五十步笑百步”的蓝本。

孟子和墨子的相似性被荀子看得一清二楚。荀子在《儒效》中,把世人由低到高分成四等:“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考虑到他曾经激烈地批判过思孟学派,孟子在他心目中不可能是雅儒或大儒,而只能是俗儒。我们看他对俗儒的描述: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对照一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对思孟学派及其影响的描写,就能发现,这里的俗儒应该指的是孟子及其后学: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上述两段文字极其相似,说明荀子批评的大致是同一个对象。荀子所说的俗儒包括一批人,其中自然有子张氏、子游氏、子夏氏之“贱儒”(见《非十二子》),但总的来说还是以思孟学派为主,因为荀子与孟子的对立是原则性的。说他们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实在是慧眼如炬,孟子与墨子思想之联系由此亦可见一斑。

文句上的相似只是表面现象,重要的是墨子的人性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孟子。以前学者们曾奇怪,既然孔子不曾仁义连称并举,孟子为何大谈仁义(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殊不知有墨子贵义这个中间环节。

墨家的兼爱自然是一种至善的精神,但墨子并没有给它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他把兼爱说成是天的意志:“天欲义而恶不义。”(《墨子·天志上》)上天让人类兼爱,这里的天志已有“天命”(天的命令)的意味。孟子借鉴了这种天命至善的思想,却虚化了背后的人格神,把主宰之天变为义理之天,让善成为“天赋”的本性。可见孟子性善论得之于《墨子》正多。

孟子的人性论受以上诸子的影响,而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善。可见孟子的性善论渊源有自,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