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非乐主张更关注社会节约，而非人性艺术论中的美感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造乐器并不能像造舟车那样，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这些男子、女子本来是可以从事耕织的。但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的非乐主要是针对上层乃至最高统治者。知道音乐是美的，还是要反对，是因为他希望天子、诸侯节用而爱民。因为节用而非乐，属于典型的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我们猜想，以墨子的情怀，“节用”除了节约社会资源，也许

墨子的美学思想明确而单纯，他坚决反对以音乐为主的审美享受。他曾用十个醒目的标题概括自己的思想主张，作为游说君主的纲领：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

非乐是墨子的十大纲领之一。《墨子》中有专门的《非乐》一章，本来是上、中、下三篇的，今只余上篇。这种观念在《辞过》《三辩》《非儒》《公孟》中也有所涉及，且多是以与人辩论的方式出现的，可见墨子对它的重视。

《庄子·天下》说墨子“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这说明墨子反对音乐是从节用的角度出发的。非乐与其说是墨子的美学思想，不如说是他的经济思想。墨子出身工匠，百工之人除了乐工以外，皆以生产手工产品为业，产品皆可直接应用于物质生活，而音乐却不是这样。百姓缺衣少食，苦于诸侯攻伐之乱，这个问题靠击鼓鸣钟是解决不了的。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墨子·非乐》）

墨子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而音乐艺术却是超功利的。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看，音乐诚然是“无用”的，不仅无益事功，甚至还有害事功。墨子想出了“非乐”的三点理由。

首先，生产乐器要劳民伤财。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

战国时代，音乐已经相当发达。庙堂乐器不是简单的竹管、瓦缶，而多是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那样大规模的成套设备。制作如此庞大而精美的乐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墨子说制作它需要“厚措敛乎万民”并不夸张。造乐器并不能像造舟车那样，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百姓只是为了君主的声色享乐而劳苦不息，自然会怨声载道。

其次，演奏音乐也要劳民伤财。

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墨子·非乐》）(www.chuimin.cn)

像编钟那样的打击乐器，是需要很多人合作才能完成一段音乐的。“齐宣王使人吹竽”，也要“三百人”合奏。演奏音乐需要年轻力壮的男子、女子来完成。而这些男子、女子本来是可以从事耕织的。王公大人为了欣赏音乐，“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其实是变相地“亏夺民衣食之财”。同时，为了演奏的美观性，乐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大量的乐工不事生产，又耗费民财，所以墨子要“非乐”。

最后，欣赏音乐也会影响事功。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墨子·非乐》）

从王公大人到农夫、妇人，各有各的职事，如果不听音乐，他们本可以好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但听了音乐就荒废了事业。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而在墨子看来，同听的人越多，耽误的正事也就越多。

这最后一条理由似乎有点牵强，因此，后来有个叫程繁的人就问他：“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在程繁看来，人不能总是劳而不休，倦于政务的时候，听一听音乐，有利于减轻疲劳，而且也未必会兴师动众，如农夫在田间击缶就可以为乐，又何乐而不为呢？这一点墨子应该是无法反驳的。我们看他是如何回答的：

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墨子·三辩》）

程繁说的是诸侯、士大夫和农夫，而墨子却一下子跳到天子那里：“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这个结论显然过于简单。就算自尧舜以下“其治逾寡”是真的，这也未必是音乐的过失。但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的非乐主要是针对上层乃至最高统治者。当时音乐艺术主要还是由王公大人专享。王公大人享受声乐与大兴土木一样，都会劳民伤财。从反对剥削和促进民生的角度来看，墨子非乐有其合理性。

以现实功利的标准来衡量音乐的价值，忽视人类的审美享受，这导致墨子的美学思想显得武断而简陋。人毕竟不同于一般动物，除了饥而欲食、寒而欲暖的生理需求之外，还有审美方面的心理需求。墨子只看到了具体的功利而没有看到抽象的功利，没有看到艺术在感化人心、移风易俗方面的重大作用，这就比孔子略逊一筹了。

其实，墨子并不否认美的客观存在，也不是不了解音乐的美感：“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知道音乐是美的，还是要反对，是因为他希望天子、诸侯节用而爱民。

因为节用而非乐，属于典型的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我们猜想，以墨子的情怀，“节用”除了节约社会资源，也许还别有宗旨。墨子主张兼爱乃至博爱，但人的心力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用于自爱者越多，用于爱人者越少。对上层阶级来说，地位越高，所爱当越广博；所爱越广博，自爱当越少。音乐诚然可以满足性情之乐，但如果沉溺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影响对政事的关注度。所以，墨子的非乐（yuè），本质上是非乐（lè），它与墨子舍己为人的要求相一致。墨子怀着损己利人、兼爱天下的抱负，对待自己到了苛刻的程度，声色享受对他本人来说是应远离的对象，他甚至无意中走到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边缘—“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贵义》）手足从事于义也就罢了，鼻耳如何从事于义呢？只能是鼻不嗅香气，耳不闻美声。为了兼爱天下，墨子让自己变成了对声色欲利毫不动心的道德化身，其实便是圣人了。

墨子的非乐主张更关注社会节约，而非人性艺术论中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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