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从重仁到贵义，诠释先秦诸子人性艺术论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他把孔子称为圣人，可见其对孔子的尊重。墨子也注重道德修养，主张仁义忠孝。墨子出身低贱，《墨子·贵义》载：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墨子》书中不止一次提及君子，从中可以看出墨子的平民视角。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

我们先考察一下墨子的学术背景。墨子思想的形式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个是儒家的影响，一个是他本人的出身立场。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一段文字言简意赅，明确地指出了儒墨两个学派思想上的关联。

墨子也是鲁国人，约出生于孔子卒年前后^[1]，与子思大致同时。胡适说：“他（墨子）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胜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2]《墨子·公孟》中，墨子与人辩论引用孔子的话。对方问他：“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他解释道：“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孔子乎？”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本人曾师从子夏。《史记·儒林列传》：“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墨子》城守各篇都是墨子对禽滑釐讲的，禽滑釐一出场就给人一种习惯于繁文缛节的感觉，与墨家的素朴不太一样，这应该与子夏的影响有关。^[3]《墨子·备城门》首段禽滑釐对墨子说：“由圣人之言，凤鸟之不出……”这是暗引孔子的话。他把孔子称为圣人，可见其对孔子的尊重。

整体看来，墨子思想和孔子学说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墨子谈话也多引《诗》《书》，而《诗》《书》正是儒家据以为思想资源的经典作品。墨子也多称先王，主张复古，甚至比儒家之复古崇尚的“古”更早。墨子曾对儒者公孟子说：“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也注重道德修养，主张仁义忠孝。《墨子·节葬下》云：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也，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

这段文字从孝子为亲着想写起，讲孝子之事亲，不敢不尽力，也不敢隐谋遗利，而是直至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而后已，由此引申到仁者为天下计虑，与孝子为亲计虑没有异处。光从文字上看，我们几乎很难看出这与孔子所提倡的仁孝之道有何区别。

那么，与孔子相比，墨子思想的个性体现在哪里呢？这就要讲一讲墨子的出身了。

墨子出身低贱，《墨子·贵义》载：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墨子想见楚惠王，楚惠王的大臣却认为，惠王有可能因他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而不愿接受。于是，墨子以草药、农夫所进酒醴为喻，说明自己虽然是“贱人”，但学说亦有可用者，连比喻都如此接地气。《吕氏春秋·爱类》云，“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所谓“北方之鄙人”，应该不是纯然自谦。《墨子·公输》记载此事，说墨子“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非贩夫走卒一类出身难有此体力。而荀子则径直把墨子之学称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

《墨子》书中不止一次提及君子，从中可以看出墨子的平民视角。孔子称君子，多就德行而言；而墨子称君子，多就身份地位而言。在墨子这里，君子极少与小人相对，更多是与贱人、众人、庶人相对：

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墨子·非乐上》）

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墨子·非攻下》）

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墨子·亲士》）

即使是“君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小人也不过是相对于王公大人的小民。比如“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

墨子常对比圣王和暴王。“暴王”的说法只见于《墨子》，说明墨子出身下层，更容易感受到暴政的压力，故而态度更为激烈。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极为了解，《墨子·非攻》中有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的细致描写，这表明他非常熟悉这种生活体验。墨子学说在当时之所以影响那么大，应该与他的群众基础有关，他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因而追随者众多。

墨子的论说，多从经验出发，崇尚眼见为实，比如《墨子·耕柱》用龟卜灵验的例子论证鬼神比圣人更明智，正足以印证荀子所说的“小人以为神”。其文章多用俗语，质朴无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来自社会下层，故而使用“阶级化”的语言。(www.chuimin.cn)

墨子的具体职业应该与工匠有关。《墨子·公输》中，墨子与公输子几次较量。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为楚做“舟战之器”“钩强之备”，还到墨子面前炫耀，墨子以“义之钩强”与之相对。公输子助楚攻宋，墨子止楚攻宋。于是，“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墨子对他说：“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几次与公输子这样的巧匠较量，说明墨子在手艺上确实是比较出色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讲了墨子为木鸢而可飞，自己却更重视车 pagenumber_ebook=71,pagenumber_book=59 的故事。《墨子·备城门》以下多言兵器，其中连弩车的制造非常精巧，表现了墨子匠人出身的特长。

墨子的职业特征影响了他的语言习惯。他出言多举“工事”及“工具”，与儒家孔子多举礼器为例形成鲜明对比，如“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墨子·天志上》），“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墨子·亲士》），“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毕），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墨子对百工之具如此熟悉，知道锥与刀有如此多的型号之别，也只有墨子会走进染坊而不是庙堂去发表感慨。

不同阶级的思想家立场不同，理论的重点也就不同。例如，儒家多为文学之士，更关心修齐治平之道；法家多为法术之士，更关心君主的权术和法制；道家多为隐士，更关心在乱世中如何全身养生。墨家兴起于行会，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也与行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第一，墨子尚功用、重节俭的思想源于出身和职业的影响。工匠是以可见的产品来计功的，如此容易形成以功利来衡量价值的习惯。节俭也是重功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墨子称之为“节用”，这直接影响了他对音乐的态度，即“非乐”。

第二，墨子兼相爱和交相利的主张也来自职业习惯的影响。工匠行业更多地涉及合作和交换，正如孟子所谓“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由于百工之间相互交换产品，兼相爱和交相利的意识最容易在这种土壤中产生。同时，行会有帮会的性质，容易抱团，所以墨家的组织性是最强的。

墨子学孔子之术，最后又另立新说，二人最大的区别何在呢？简单地说，就看他们各自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孔子虽是仁礼并重的，但儒学又被称为“仁学”，说明仁在孔子学说中居于核心地位。墨子则提出“万事莫贵于义”的说法。《墨子》书中有一篇即题为《贵义》，对义这种道德推崇备至：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易传》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合起来便是“仁义之道”。其实一般人对仁义的区别并没有特别清醒的认识，总之都是美德罢了。只有到墨子师徒大肆张扬贵义理念的时候，仁义之辨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在儒家家族本位的语境下，爱人有着特定的要求。宗法社会里，血缘是最自然的关系，因此，仁者爱人自然要从爱亲人开始。虽说“泛爱众”也是从近至远向外扩散，但它始终以爱亲为本，家族利益优先，于是以血亲为纽带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至于义，《释名·释言语》认为：“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合宜关系到普遍的道德标准，或者说整体的利益原则。《墨子·经说下》认为：“义，利也。”孟子说义利有别，重义而轻利，其实所轻的是私利；而在墨家行会本位的语境下，公利即是义，公共利益至上，这就打破了家族本位，形成了一种超越家族利益的公义。

孔子后学在与墨家的辩论中，已经意识到仁与义的差异，将之概括为亲亲和尊贤之别。《礼记·表记》云：“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说：“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如果是亲人优先，那就是儒家的亲亲；如果是贤人优先，那就是墨家的尊贤。

显然，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仁和义的差异，二者有一致性：仁未尝不是一种义举，义也未尝不是一种大爱。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二者的内在冲突确实有不可调和之势。当仁义不能两全的时候，儒家的选择是重仁而轻义。《韩非子·五蠹》记载了孔子的两个典故：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楚之直躬的典故最早见于《论语·子路》，当孝亲之仁和忠君之义发生矛盾时，孔子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把仁放在首位。他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之后的儒家也是如此，郭店楚简《语丛一》：“父，有亲有尊；长弟，亲道也；友，君臣，无亲也。”《六德》：“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而孟子面对“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的困境，居然也是让舜“窃负而逃”。

而墨家的表现就全然不同，毫不犹豫地重义而轻仁。墨子说：“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赏贤伐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墨子·兼爱下》）“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墨子·亲士》）大义灭亲，这在墨家是很平常的观念。《吕氏春秋》记载了秦国墨家巨子的一段故事：

墨者有巨子腹 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62 ，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 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62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吕氏春秋·去私》）

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他一定怀疑墨子的兼爱到底能不能贯彻到底，因为“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连至亲的人都不爱，如何能爱不亲的众人呢？墨家却要突破家族之爱的藩篱，于亲人之爱薄，恰恰是为了兼爱和厚爱众人。

墨子从重仁到贵义，诠释先秦诸子人性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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