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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礼仪观念:诗为元素,立于礼

【摘要】:兴于诗而后是立于礼。人之所以为人,外在标志是直立行走,内在条件是明理知礼,合内外而言之,便是“立于礼”。简言之,能使人直立于世上的,就是礼。之后,他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把学礼作为孔门学艺的第二阶段。故而孔子年至三十而立于礼,真正长大成人,其实是不容易的,这标志着孔子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立于礼”本属伦理学的范畴,却有美学意义。

兴于诗而后是立于礼。对“立于礼”,朱熹的解释是这样的:

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是理学大师,理礼相通,故而他也是礼学大师。不过笔者认为,他对“立”字的解释还可商榷,他似乎以为卓然自立是因为礼有健身功能,却不知这个“立”字别有深意。

世界上的动物,只有人是直立行走、顶天立地的。人的最高点是头顶,而动物的最高点是脊背。婴儿刚出生时也是爬行的,跟小动物一样,后来才能直立行走,长大“成人”。所以,“立”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个标志。

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二个标志是“礼”。《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记·冠礼》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知礼,人们往往骂他是禽兽,不是人,便是因为此故。

人之所以为人,外在标志是直立行走,内在条件是明理知礼,合内外而言之,便是“立于礼”。简言之,能使人直立于世上的,就是礼。《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大夫孟僖子临死之时,对人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可见这是当时人普遍认可的一种观念。孔子曾在多个场合对它加以变通:论学之时,便说“不学礼,无以立”;论知之时,便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之后,他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把学礼作为孔门学艺的第二阶段。

孔子自述成长经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回头看这个“立”字,也有深意。孔子三十岁开始收徒教学,经济自立,立起门户,这是“立”的表层意思;深层意思在于,孔子三十岁知书达礼,长大成人。或以为三十成人未免太晚,今天法律规定十八岁就成人了,殊不知人有到老都不能成人者。故而孔子年至三十而立于礼,真正长大成人,其实是不容易的,这标志着孔子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14]

孔子以礼教人,很少有人能清楚地意识到此中“立人”的深意。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并教以“四勿”之法。颜渊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他如法修习,感觉很是神奇: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颜回陋巷自修,好像孔门中的庄子。他一生清贫,却贫而不谄,已经是很难得了,但陋巷自修,则可能谨慎有余而文采不足,不免有些畏缩,这便是“慎而无礼则葸”,故而孔子用礼来充实他、撑持他。颜渊只知道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却不知道孔子同时立他以礼。他只是在感叹学礼的奇妙感受时,说了一句“如有所立卓尔”,却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立于礼”的传神写照。

那么,为什么兴于诗之后要立于礼呢?这是因为,兴于诗就是发乎情,但情感兴起之后,如不加收束,则容易放逸。朱熹认为,礼可以使人不为外物所摇夺,“摇夺”一词用得好,让人想起《诗经·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一个人在诗情发作的时候,是容易“中心摇摇”的,吟咏时摇头晃脑,正与诗情对人心的摇夺有关。此时如果不加收束,或有不能自持者。比如《西厢记》里张君瑞得崔莺莺的情诗,便心神不宁,必至逾墙而后已。因此,读诗之人只有借着礼义的加持,才能立身中正。因为兴于诗,所以充满生机;因为立于礼,所以和而不流。

“立于礼”本属伦理学的范畴,却有美学意义。礼本于理,这决定了它具有美学功能:内合伦理,以节制性情;外显文理,以增益文采。大千世界一切事物的表象,都离不开“形色”二字,正所谓形形色色。形色由线条与色彩构成,古人称之为“文”。“文”的本义是线条纹路,引申为文理、文采、文饰,而礼作为一种后起的外在雕饰,其美学意义也落在一个“文”字上。因为人情是有差异的,这种有差异的社会关系必须以有差异的礼节区别开来,比如乐舞的规模有规定,官服和丧服的品制有区别,由此就形成了条理化、纹饰化的礼仪。《礼记·坊记》中,子思引用了孔子的原话:“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15]“节文”二字,将礼的原理括尽无疑。《论语·季氏》里,孔子曾云“益者三乐……乐节礼乐……益矣”,“节”本是克制性的损,孔子却说它是益,就是因为礼是通过节制性情增益文采的。

文采是源于礼的,而且只能源于礼。孔子有质文之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彬彬有礼”,说明君子之文正来自礼。脱离了礼的巧言令色为孔子所深厌。这就像一个人面容姣美,只能是因为气血充盈,而不能是因为化妆品的装饰。[16]大概是在孔子死后,有棘子成怀疑孔子的说法:“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反驳道:“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子贡认为,文和质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文的区别,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就没有差异了。他显然没有说到点子上。

礼在立身的同时,又有修饰功能,这一点非常重要。《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两段“诗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www.chuimin.cn)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和孔子本来是谈诗的,最后却转到对礼的讨论上去了,这正是孔子教诗的特点,也暗合了“兴于诗,立于礼”的修学过程。子贡和孔子本来是谈礼的,却又证之以诗,说明诗就应该这样读,要从诗中读出礼意来,也与“兴于诗,立于礼”的要求相合。这两段诗论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礼对人性的修饰。如果不学习礼仪,人的原始情感就会显得粗朴,学礼则能美化人生。有一次,宰予昼寝,孔子生气地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联系这两段诗论,孔子说宰予不可雕即不可“切磋琢磨”,不可杇即不可“绘”。他的意思,是宰予本性的底子太差,再好的礼也无法对它进行雕琢彩绘。这自然是刺激之语,宰予还远没到下愚不移的地步。至于礼的修饰功能,则在这两段对话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孔子的弟子中,最不讲文采的是子路,如同孔门中的墨子。有一次,孔子让弟子各言尔志,他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孔子也说他:“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这两条都与敝衣有关,正表现了子路对服饰文采的忽视。子路不仅轻视服饰的文采,同时也忽视言语的文采。他性格粗犷,直来直去,讲话喜欢跟老师较劲,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说到底,他文采不足是有内在原因的,那就是不知礼,所以孔子要以礼节文之。

鲁哀公六年,孔子师徒自楚返卫。当时卫国内乱,父子相争。子路问老师:“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于是子路说: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

子路不明白正名之礼的深意,毫不客气地说孔子太迂。于是,孔子说:“野哉,由也!”孔子为什么用“野”来形容子路呢?显然是因为他直而无礼。直而无礼则无文采,无文采则质胜文,质胜文则野。以子路之质,若更能“文之以礼乐”,则可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最能正面展示“立于礼”的美学意义的,当然是孔子本人了。《论语·乡党》历来不为读者所重视。其实在这一章里,孔子以现身说法的方式,生动地表现了他立于礼之后的“艺术人生”: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请注意混在一系列动作之中的几个“立”字,它们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们,这些就是立于礼之后的俯仰屈伸。在这种情境下,礼与其说是一种仪式,不如说是一种艺术。一系列“如”字的连用使它有了表演的味道,形象感极强。孔子优雅的风范让弟子着迷,所以他们才不厌其烦地将之记录下来。

那么,孔子此时到达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吗?还没有。前面说过,陈亢问伯鱼,感叹自己问一而得三,所谓“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陈亢不知道,由于他这一问并不当机,所以所得并不全面。伯鱼当时尚未“成人”,只听到兴于诗和立于礼,没有听到最后一步—成于乐。而这最后一步,才是人格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