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理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的内容和次第，孔子对其教育理念最完整的表述便是这九个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观群怨是孔子对于诗歌艺术功能最完整、最系统的表述。乐官配乐使民歌变得很雅致，让那些贵族也有了歌咏的兴趣，愿意在公共场合“来一曲”，于是形成赋诗言志的传统，《诗经》由此成为通行于诸侯国的礼乐文化语言。

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的内容和次第，孔子对其教育理念最完整的表述便是这九个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在《论语》中虽只一见，却相当重要，这是孔子自己一生学术之路的概括，也是他教导后学的基本教程，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是同样要求：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季氏》）

孔子先问伯鱼是否学诗，后来又问他是否学礼，说明他教育伯鱼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先兴于诗，然后立于礼，即以诗作为学习的起点。

孔子的教学内容有六艺之说，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诗在最先。李零曾考察了古书中六艺的不同排列方式，认为上面这种“是比较古老也最有理智的说法”^[11]，其他的排列方式乃是由它变出来的，年代偏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也是诗排在最先。可见孔子在安排教学的时候，确实有着“观其先后而逆顺之”的用心。

在孔子时代，诗歌主要是《诗经》，当时只称《诗》。考察孔子对《诗经》的态度，就可以明白他以诗教为人生第一课的良苦用心。孔子的诗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下面这段话里：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是孔子对于诗歌艺术功能最完整、最系统的表述。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这四个要点，哪些是孔子之前就有的，哪些是孔子新增的。

诗可以观是西周以来的传统。何晏《论语集解》认为：“郑曰‘观风俗之盛衰’。”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天子采诗的初衷就是了解民情，考察政治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观风俗”，风与俗是有区别的。《汉书·地理志》认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可见风是因水土之异而形成的民风，俗是因君上化导而形成的民俗。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歌坛，曾流行一阵“西北风”，《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等是当时的名曲。听这些歌，既可以观陕西的民风—黄土高坡的风土人情，又可以观当地的政绩。在周代，人们认为从《诗》中观俗比观风更为重要。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也就是以《诗》为主的一系列乐歌，我们看季札是如何“观”乐的：

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将风、雅、颂通通欣赏了一遍，这里节选的是他对风的评价。按说风以民间歌谣为主，最直观的印象应该是“民风”，而不是“风俗”。但季札观后的评论恰恰相反，他从这些风中观察到了卫康叔、卫武公、周公、齐太公乃至晋先王、陶唐氏的政教得失。也就是说，季札观乐的重点，不是民间百姓的生活画卷，而是庙堂君主的政治教训。这是孔子之前“诗可以观”的典型表现。

那么，当孔子说“诗可以观”的时候，其观念也跟季札观乐是一个路数吗？我们看他对孔鲤的另一番教诲：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周南》《召南》为风之始，季札观乐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孔子要伯鱼先读风，认为如果不读风，那就犹如面壁而立，一无可观，一无所见。孔子让儿子读诗，肯定不是要他读出季札所陈列的那些政治教训，而是要他了解二南之地的风土人情，以长见识，乃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诗经》作为周代社会生活画卷的一方面显然更有价值。如此，我们就明白了孔子对传统诗学的超越：他将“诗可以观”的功能从“观俗”转向了“观风”，从政治转向了文学。

诗可以群，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我们设想，周朝采诗官在采诗的时候，不太可能把乐谱也记下来。他们只能先记下歌词，回到“乐府”再配乐演唱。^[12]对三百篇的《诗》而言，先诗后乐导致了文学文本和音乐文本的风格差异。《风》本是土生土长的，但配乐一定会带上贵族趣味，季札观乐时能从中听出王公贵人的好恶，也是这个原因。乐官配乐使民歌变得很雅致，让那些贵族也有了歌咏的兴趣，愿意在公共场合“来一曲”，于是形成赋诗言志的传统，《诗经》由此成为通行于诸侯国的礼乐文化语言。这大概便是“诗可以群”的原始情形，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

孔子当然也知道“诗可以群”，因此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把“诗三百”当成教学课本的。他和弟子在一起谈诗时，没有配乐欣赏的条件，只能欣赏诗的文学文本。《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子夏、子贡谈诗论道的段落，都是如此，上博竹简《孔子诗论》应该就是这种“群居相切磋”的产物。因为不必进行政治场合的借题发挥，他们更有可能靠近诗的原始意义。尽管他们也做举一反三式的引申，但“反三隅”毕竟是要以“举一隅”为先决条件的，这一隅也便是诗的原始含义。总之，“诗可以群”在孔子这里，也出现了一种转变，即从音乐文本转向文学文本。

诗可以兴，这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兴即兴发感情，朱熹解释“兴于诗”时说：“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朱子语类》）“可以兴”被放在第一条，可见孔子对《诗经》文学抒情功能的重视。正是因为孔子对“兴”的提倡，“兴”最终成为儒家诗学关键的一部分。孔子不仅提“兴观群怨”，还提“赋比兴”。赋比兴之兴，朱熹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心与物接时有个情感兴起的过程，因此不妨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感之情也。”可见“赋比兴”之兴，正是“诗可以兴”的自然延展。

诗可以怨，这也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同样突出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袁枚说：“孔子所云‘兴观群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随园诗话补遗》）诗可以群，自然与情感有关，而兴与怨更是情感的直接抒发。问题是，已经说了可以兴，又说可以怨，孔子不嫌重复吗？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兴泛指所有感情，怨是特指一种感情；兴是情感的发生，而怨则是情感的完成。关于怨，何晏《论语集解》认为“怨刺上政”，可见它与言论自由有关。怨刺上政也可以不用诗，比如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但以诗歌表达怨情，比如“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更有仪式感，也更能让人接受。

孔子论诗，除了兴观群怨，还有“一言以蔽之”：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www.chuimin.cn)

“思无邪”曾长期被解释为无邪念的意思，朱熹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论语集注》）这样就看不出与兴观群怨有任何关系了。今考“无邪”一语，实出《诗经·鲁颂· pagenumber_ebook=53,pagenumber_book=41 》篇，原诗如下：

pagenumber_ebook=53,pagenumber_book=41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

pagenumber_ebook=53,pagenumber_book=41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骓有，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

pagenumber_ebook=53,pagenumber_book=41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驒有骆，有骝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斁，思马斯作。

pagenumber_ebook=53,pagenumber_book=41 牡马，在坰之野。薄言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按，此诗本是咏马的，马无邪正可言，此其一；“思”乃发语词，非情思之思，此其二。郑浩《论语集注述要》云：“‘无邪’字在诗《 pagenumber_ebook=53,pagenumber_book=41 》篇中，当与上三章‘无疆’‘无期’‘无斁’义不相远，非邪恶之邪也。”^[13]他以为“邪”当为“虚徐”之意。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诗》三百篇的总体特征是没有伪托虚徐之意，它们都抒发了真诚的感情：

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读者易收感兴之效。若夫诗之是非得失，则在乎知人论世，而非此章论诗之本旨矣。（《论语集释》）

按，郑氏破朱子旧说是对的，但其所立新说似嫌烦琐。简而言之，“邪”字可训“回”、训“曲”，无邪即直来直去，就是直抒真情，也就是兴观群怨。

上博竹简《孔子诗论》是最新发现的孔子诗学材料，全面展现了孔子在《诗经》教学中的具体情况，可与《论语》中的诗学思想相生发。其第十三章云：“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就进一步印证了诗可以兴、可以怨的观点。我们发现，与王公大人在朝堂上断章取义、借题发挥不同，孔子论诗确实回到了文学文本，比如：

《邶·柏舟》，闷。

《绿衣》之忧，思古（故）人也。

《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保（报），以俞（抒）其愿者也。

《黄鸟》则困而欲返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孔子诗论》）

孔子是如此切近诗歌本身，甚至比后来牵强附会的汉儒解诗还要直指人心。在孔子之前，君主采诗是为了观风俗之得失，士大夫赋诗言志是为了专对乐群，都是为了发挥诗的政治功能。孔子出于对现实人生的诗性关怀，恢复了《诗经》的文学本位，把它从政治领域拉回日常生活，使它成为普通人感受世道人情的文学文本，这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的诗学体现了他对人类情感的尊重态度。孔子之道以安顿人情为起点，因为“道始于情”（《郭店楚简》），而诗又“发乎情”，“可以兴”，故而为学的第一步就是“兴于诗”。王阳明对此体会颇深，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讲教童子之方：

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王阳明把夫子教子的课程直接移用给明代的童子，“诱之歌诗”，“导之习礼”，正是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化来，只是解释得更充分、更形象，让我们对孔子诗教的初衷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把感性的诗歌作为认识世界、感受生命的第一堂课，这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诗的国度，与孔子对诗教的重视不无关系。

孔子教育理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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