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探讨人性艺术之美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至此，孔子的仁学彻底确立。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人本，而又以关怀人情作为根本出发点，所以，说孔子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重仁体现了孔子对人类情感欲望的尊重，但情感欲望的满足必须有一个度，否则就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请注意这并不是仁的定义，而是实现仁的条件。

孔子说仁义是天道投射下来的，只是为了强化一种天赋道德的观念。事实上，他清楚地知道，这只是“比德”意义上的天人合一。那些由他一手创造的“上天垂训”，并不足以说服天生不讲仁义的凡夫俗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为了给广大的中人和下愚一个说法，他必须同时在人间层面论证“仁”的合理性，而论证的线索就在《论语》一书中。

《论语》一书，汇集语录，杂凑成篇，体系性不强，这大概正是孔子平时随机设教的实际情形。由于没有在《论语》中发现成体系的思想，黑格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孔子的轻视。类似的误解也许在孔子生前就存在，因而孔子曾不止一次地提示弟子，自己的学说是“一以贯之”的：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对子夏说“予一以贯之”，子夏偏偏没有接着问一句，那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偏偏曾子也没有接着核实一下，而自行解释为“忠恕”^[9]，说起来确实有些遗憾。不过，曾子的忠恕一贯说倒也能自圆其说。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恕”是一言可以行之终身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以贯之”。稍加考察，我们会发现，“恕”在孔子的伦理学中确实有作为线索贯穿整个系统的作用。

“恕”的意思，用孔子的原话来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爱，都不愿受到伤害，将心比心，他人也是如此，所以不要去伤害他人，可见恕其实是一种同情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如果能够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就自然会给别人以生存的空间，这便是“恕”之宽，即所谓“宽恕”。

值得注意的是，“恕”的起点是自爱，这表现了孔子对人性的深切体察。《荀子·子道》中记载了孔门的一段对话，孔子就仁者与知者的区别向弟子发问：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三个弟子的表述既有侧重点的不同，也有境界高下之别。子路说的是仁的效果，在孔子看来是境界最低的。子贡说的是仁的方式，得了“平均分”。而颜渊作为孔子的高足，一语指向仁的原理：“知者自知，仁者自爱。”为什么这么说呢？爱人者必先自爱，世上无不自爱而能爱人者。据《韩非子·二柄》载：“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这两人都是不自爱而爱人的极端典型。《史记》与《管子》都记载了管仲对此二人的评价：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史记·齐太公世家》）

在《管子·小称》中，管仲的话是这样的：“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诚如管仲所言，不爱自身者，其爱人的行为便缺乏起码的心理动机。仁是以自爱为起点的，孔子的人性论由此而深入人性的幽微之处。

当我们把仁的起点定位于自爱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自爱与自私是什么关系？仁源于自爱，是不是也会导向自私呢？也许，去掉“自爱”一词中的“自”，会更接近仁的本质，仁的起点就是“爱”，自爱是爱，爱人也是爱。爱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姑且勿论，至少爱是所有人的需求。善是不是人的本性姑且勿论，至少善是所有人的需求。小人也希望别人都是君子，恶人也希望别人都是善人，不爱人的人也希望别人能爱自己。既然如此，劝人们去爱就合乎自己乃至所有人的需求，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底线。

但从自爱到爱人，要有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孟子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称之为“推恩”。一个人有恩于自己，于是便希望别人能推恩于己，也自然应该推恩于别人，这背后的原则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孔子知道人性首先是自爱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由，而如能将心比心，爱人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了：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www.chuimin.cn)

仁道是“恕”的进一步发挥，如果说“恕”是消极地不伤害别人，那么仁道就是积极地去关爱别人、成就别人。至此，孔子的仁学彻底确立。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人本，而又以关怀人情作为根本出发点，所以，说孔子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重仁体现了孔子对人类情感欲望的尊重，但情感欲望的满足必须有一个度，否则就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为此，孔子又提出与“仁”相提并论的“礼”来：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颜渊本来是问仁的，孔子却说“克己复礼为仁”。请注意这并不是仁的定义，而是实现仁的条件。在孔子看来，单纯的“爱人”并不足以完成人本，“爱人”的意思后来变成法定的恋人，也说明同样是爱，如果不受限制，可能会导向任情放逸，必须以礼节之。而礼的基本功能，便是克制有度，是所谓“克己复礼”。颜渊不能全部领会，孔子便又拈出“四勿”之说。对于非礼之事，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如此将耳、目、口、身全管住了。耐人寻味的是，孔子为什么不再加上一条“非礼勿思”呢？如此不是可以彻底禁绝非礼吗？也许，这正是孔子宽容的地方，我们总还要为人之常情留下一点空间，将内心清理得寸草不生，生机灭尽，不能自爱，又何以爱人？

前面说过，孔子在《易传》中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但在《论语》中，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立人之道，曰仁与礼”。为什么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礼与理、义是相对应的。《管子·心术上》：“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用今天的术语来说，理是天道，义是人本，礼是人伦，故三者内涵相通，甚至可以相代。但在《论语》中，“礼”出现75次，“义”出现24次，而“理”则一次也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朱熹认为：“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答曾择之》）他说得很好，但他自己注解《论语》时，还是处处以理代礼，以彰示其形而上的高妙，不知礼虽以理为本，但单提“理”字，则可能远离生活伦理，高升至冷酷的天理，最后自然引申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义，将礼教变成“理教”。故而清儒戴震责备宋儒“以理杀人”，并非没有道理；而凌廷堪提出“以礼代理”加以补救，转了一圈又回到孔子这里。这时我们才明白孔子“礼学”的可亲可贵，它是如此接近现实人生，于平常日用之中给人以亲切温暖的规范与提升，比起朱熹的空谈性理，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因为礼重在克制性情，所以它给人的印象总是偏于严刻。后世对于“礼教”的指责也主要是因为这一点。但要注意，孔子并不反对情感，他反对的是不受约束的情感。甚至不妨说，孔子之礼是为了尊重合理的情感：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礼记·丧服》）

请注意，礼是“顺人情”而不是“逆人情”的。顺人情就是直，逆人情就是曲，“直”意味着不可扭曲人情。楚国有“直躬者”，其父窃羊，子谒之吏，而孔子则以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时孔子之礼，不仅不是克制人情，简直是偏袒人情。孔子又曾指责微生高“不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来借醋，有则与之，无则明言相告，而微生高却转与邻人借醋而与之。这种行为后世称为“多礼”，因为不合人情，乃为孔子所讥。

说到底，礼其实是对感情恰到好处的调节。以丧礼为例，守孝三年，粗衣粗食，看起来未免有些伤害性情，所以宰予就曾提出异议，以为一年就够了。而孔子则以为，守孝三年是与痛失父母的感情相称的：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礼记·三年问》）

称情而立文，也便是称情而立礼，礼要根据人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为父母守孝三年，那是因为“至痛极也”，至于其他亲属，则应按照亲情的远近薄厚而加以变化，并不是一味强调以哀为主。

仁礼相济体现了孔子对人性中情理两端恰到好处的安顿：仁是对情感的尊重，礼是对情感的规范。仁以爱之，发乎情；义以正之，止乎礼，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思想吗？康有为说：“如使人能去饮食男女别声被色，则孔子之道诚可离也。无如人人皆必须饮食男女别声被色，故无论何人，孔子之道不可须臾离也。”^[10]

先秦诸子探讨人性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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