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易理：探寻老子之美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老子本人是周朝的柱下史，《易经》必然会成为他的思想资源。略加对比就会发现，老子思想多与易理相合。《老子》第二章讲的便是二元对立，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四十二章更有“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说法，其与易理的关系更为明显。至于物极必反，《老子》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这与阴阳转化的易理同出一辙。老子之道与《易经》的原理全无二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曾是学术史上一个聚讼纷纭的公案。孔子作《易传》，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中说：“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最早怀疑孔子与《易传》关系的是宋代欧阳修，叶适继之，清人崔述又继之。20世纪前期，在疑古思潮的推动下，古史辨派几乎彻底推翻了孔子作《易传》的成说。

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为孔子作《易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帛书《要》明言孔子晚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又说：“吾好学而才闻要，安得益吾年乎？”正与《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相合。有意思的是，对孔子学易表示疑惑的，恰恰就是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则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他（孔子）与《易》的关系也一定不限于是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所作的，只能是解释经文的《易传》。”^[3]可以说，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再无疑义，再炒疑古派的冷饭则甚属无谓。

然而这就有了重新认识孔子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了《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现在如何解释《论语》和《易传》间的差异呢？周予同说：“号称‘十翼’的《易传》……不但文体同《论语》不相似，而且思想内容也不一致。”^[4]钱穆说：“《系辞》里的道，明与老庄的说法相合。……《易系》里的思想，大体上是远于《论语》而近于老庄的。”^[5]陈鼓应干脆认为《易传》是道家学派的作品：“我们细读《系辞》，可以看到他的阴阳说、道器说、太极说、精气说、原始返终说，以及‘道’、‘德’、‘神’、‘神明’、‘究几’等等重要的范畴与概念，都和老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6]可见，要厘清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必须弄清老子与《易经》的关系以及老子与孔子的关系。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的观点受到很多学者反对，不过老子与《易经》的联系却是不容否认的。《易经》作为上古占筮之书，本由历代史官完成。史官的职事之一就是执掌历法，从斗转星移、寒来暑往的自然现象中总结规律，对应人事之休咎，发明占筮之法。被孔子称为“史筮”的，就是主持易占的这些史官。老子本人是周朝的柱下史，《易经》必然会成为他的思想资源。略加对比就会发现，老子思想多与易理相合。

《易经》的基本哲理，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二元对立，物极必反。”首先，世界是二元对立的，所以才有了阴阳两爻的对立，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皆由此推演而来。其次，对立的双方互相转化，基本规律是物极必反。先看作为“易之门户”的乾、坤两卦：乾从初九“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到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坤从初六“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到上六“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展示的都是物极必反的过程。再看十二消息卦的阴阳消长：从复卦一阳始生开始，至乾卦六爻皆阳，然后阳极阴生，继之以姤卦，最后终之以六爻皆阴的坤卦，也是一个完整的物极必反的过程。至于损、益两卦的卦序，先损而后益，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形象展示，体现的也是物极必反的规律。

“二元对立，物极必反”亦是老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第二章讲的便是二元对立，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四十二章更有“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说法，其与易理的关系更为明显。至于物极必反，《老子》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这与阴阳转化的易理同出一辙。人类遵循此律，凡有所为皆当从相反的方向下手：“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就是“欲取先与”的损益之道。

老子之道与《易经》的原理全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妨说早在孔子作《易传》之前，老子就已经创作了道家版的《易传》，那就是《老子》。陈鼓应在《易传》中发现了“道家思想”，这并不奇怪，因为孔子、老子二人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我们还要指出，孔子学《易》很可能是受到老子的影响。

孔子适周见老子事，见《史记》之《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司马迁明文记载的见面缘起，则与鲁人南宫敬叔有关。据《左传·昭公七年》载：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

按，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礼”，这一年孔子十七岁。“及其将死也”，乃是昭公二十四年，那时孔子三十四岁。显然，左丘明在这里用了“预叙”的笔法。司马迁写《孔子世家》，对本段史实的理解出现了疏误：“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无论如何，由此引出孔子适周之事：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适周的年龄，《史记》未载。《孔子世家》大体上是编年叙事，适周之事被放在孔子三十岁齐景公问政之前，可见当距孟釐子之卒很近。又《礼记·曾子问》载孔子自述见老子之事：“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 pagenumber_ebook=38,pagenumber_book=26 ，日有食之……”参考《春秋》经传和《中国历史日食典》，昭公二十四年四月有日食，下一次则是六年之后。所以，适周之事只能发生在这一年，即孔子三十四岁时。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与老子见面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史记·孔子世家》）

然而在《老子列传》中，老子对孔子却是另一番教诲：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列传》）

如果说这是同一次谈话的内容，司马迁何不合而并之，用互见法提示一下即可？很可能，他看到了两则关于孔子、老子谈话的内容，不知如何取舍，于是分头系于两人的传记之中。

如果我们认定孔子和老子只见过一面，这个问题当然是无解的。但据《庄子·天运》载，孔子五十一岁时见老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www.chuimin.cn)

因为《庄子》“寓言十九”，后人多不将它看成信史。不过如果本段纯是寓言，则所举数字当取整数，说孔子五十不闻道也就罢了，何必要说五十一呢？学度数五年也就罢了，学阴阳何必要说十二年呢？此中也许有真实的历史信息。联系《史记》所载孔子三十四岁见老子，加上十七年正好是五十一岁，很可能孔子与老子相见不止一次：一次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还有一次是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至于孔子与老子何以会在沛地相见，史上没有记载。近据李炳海先生考证，老子晚年由周入楚，隐居于陈地苦县，即今河南鹿邑，离沛县不远。^[7]而孔子于定公九年为鲁中都宰，在山东汶上，离沛县也很近。所以这次见面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司马迁未必没有注意到《庄子》这条材料，也许是因为把它当成“寓言”而忽略掉了。

第一次见面，孔子三十四岁，正血气方刚，积极入世，所以老子告诫他不要“好议人”，乃至“发人之恶”。今天看来，这次见面似乎没有给孔子多大的触动。此时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性与天道，对《易经》一类的卜筮之书应该是敬而远之的。

到了五十一岁，孔子阅世已深，则容易与老子产生共鸣，也更容易对易理发生兴趣，学《易》也当在此前后。对于“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皇侃《论语义疏》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这其实是误解。学《易》随时可以，何必要等几年再学呢？古人年寿短，常“恐年岁之不吾与”。盖孔子此时已有五十岁，意谓五十以学《易》，假以数年，可以无大过矣。五十一见老子，五十而学《易》，五十而知天命，取其整数，三者相合，应该不是巧合。

我们知道，损益之道是《易经》的基本原理，也是老子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易》触动孔子最深的，正是这一点。这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有证据：

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淮南子·人间训》）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说苑·敬慎》）

孔子 pagenumber_ebook=40,pagenumber_book=28 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马王堆帛书《要》）

三段文字都记载了孔子的“一声叹息”，充分表现了他晚年接触到新理论时的新奇感，这必然会影响《易传》的写作。《系辞》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说的正是损益之道。

那么，《易传》是否改变了《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呢？这就涉及《易传》与《论语》的关系了。易理的基本结构就是二元对立，物极必反，而孔子早年的理论，无论是“仁者爱人”还是“礼别异”，都是在“二”上下功夫；仁者损己爱人，终成益己自爱的智者，这合乎他晚年发现的损益之道，也是一种物极必反。可见，孔子学《易》之前，虽未明易理，而日用之间实与易理暗合；学《易》之后，不过是为自己的人本主张找到了天道的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孔子作《春秋》时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勉强地比附一下，《易传》就是“空言”，《论语》就是“行事”。

通过《易传》，我们发现了孔老相通之处。柳诒徵说：“孔子于《易》，由阴阳奇偶之对待，阐明太极之一元……谓神无方，易无体，而道在阴阳之相对……其于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8]那么，孔子的《易传》是否重复了老子的学说，二人思想的区别在哪里呢？

应该说，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资源，二人对宇宙基本原理的认识是相同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则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宇宙演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一生二”，孔子与老子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完全一致。但在同一个天道背景之下，推天道以明人事时，二人却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趋向。

老子的推理是这样的：“万物负阴而抱阳”，这是阴阳对立的天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是善恶对立的人本。用《易传》的句式，就是“立人之道，曰善与恶”。

孔子的推理是这样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这是阴阳对立的天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处善恶对立消失了，变成了仁义并立。孔子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偷天换日般的工程，强行使仁义成了天道在人间的投射，拥有了先天的合法性。

孔子甚至不顾天道二元性与人本二元性的对应，只以一纯“善”继承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也就是说，面对一个阴阳善恶均势的宇宙，孔子却把“善”单提出来，以继承天道、成就人性，这不就是“为生民立命”吗？

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人本之善反射给天道，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不就是“为天地立心”吗？

至此，我们了解了孔子对易理的深刻改造。他把人类的仁爱安插到物理的天人之际中。老子的天道是冰冷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的人本也有些冰冷—“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所以他才被奉为权谋之术的宗师。而孔子的天道却是温暖的—天道有“好生之德”；孔子的人本也是温暖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孔子告诉我们，人类面对冰冷的宇宙，大可不必消极“无为”，而是要积极地参赞天地之化育，以补造化之不足，如此就与老子分道扬镳了。可以说，孔子走近了老子，又离开了老子；把握了易理，又超越了易理。

超越易理：探寻老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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