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艺术论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人不妨看成处于人类情智平均水平的人，数量最多，差别最小，由此孔子推出了那句经典名言：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给人开始修身的信心，而“习相远”则指出了人性转变的可能性。让荀子来解释，性相近则是近于恶，习相远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远离本性之恶。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性相近”，却不说“性相同”，这一点与孟子、荀子都不一样。

向来有这样一种说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现实人生的大思想家，孔子对那些神秘或抽象的话题，一直采取回避态度—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比如，鬼神和生死是神秘性的话题，因而孔子回避之：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人性与天道的问题有抽象的意味，孔子似乎也在回避：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有了子贡这一句话，我们对于孔子人性论的预期便打了折扣。不过，儒家以教化为业，孔子更是一个专业的教育家，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清醒认识，他的教育理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有证据表明，孔子之前的一些贵族学者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人性观。晋文公重耳曾就太子讙的教育问题请教胥臣：“吾欲使阳处父傅讙也而教诲之，其能善之乎？”他的意思是说：“我想让阳处父教育太子，能让他变善吗？”胥臣回答说：

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侥不可使举，侏儒不可使援，蒙瞍不可使视，嚚瘖不可使言，聋聩不可使听，童昏不可使谋。质将善而贤良赞之，则济可竢。若有违质，教将不入，其何善之为！（《国语·晋语四》）

胥臣认为，这决定于讙的素质。天生的脊椎强直者不能让他弯腰，驼背的人不能让他仰视，矮人国的人不能让他举重，侏儒不能让他爬高，失明的人不能让他看见东西……本质好再加上贤良的辅佐，则进步可期。如果本质逆反，对教诲滴水不进，还谈什么变善呢？胥臣还以周文王为例，说明本质良好，会让师长特别省心，这可不只是老师教诲的功劳。

晋文公问：“然则教无益乎？”胥臣答道：

胡为文，益其质。故人生而学，非学不入。……官师之所材也，戚施直镈，蘧蒢蒙璆，侏儒扶卢，蒙瞍修声，聋聩司火。童昏、嚚瘖、僬侥，官师之所不材也，以实裔土，夫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后大。（《国语·晋语四》）

教育并不是没有用处，它可以“益其质”，“加以文采乃善”（韦昭注）。至于前面提到那八种体能有障碍的人，驼背者可以让他击打镈钟，结胸的人让人头顶玉磬给人敲，侏儒让他演杂耍，失明者让他搞音乐……总之，要“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就好像河流只有疏通源头，才能流向大海。

从胥臣那确定的语气和侃侃而谈的样子，可以看出这在当时是相当成熟的思想。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似乎能从这里找到源头。比如，孔子也与胥臣一样，认为人的才性是有差异的，甚至差异相当悬殊：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可见孔子也承认，人的天赋是有差别的。平心而论，这也符合实情。虽然有人说，生命是一张白纸，画什么成什么。但鱼天生会游，鸟天生会飞，即便是同为人类，他们先天的差别也不能否认：既有高下之分，也有偏全之别；有全才，有偏才；或偏于劳心，或偏于劳力；或偏于仁，或偏于智，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依据。(www.chuimin.cn)

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上智不必移，下愚不肯移。但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上智和下愚两种人，二者之间还有大部分“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中人”。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样一来，人类根据素质便可以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种，这正是后世“性三品”说之所本。

中人不妨看成处于人类情智平均水平的人，数量最多，差别最小，由此孔子推出了那句经典名言：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孔子随机设教，多为中人而发。中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因后天学习和环境影响才逐渐拉大距离。“性相近”给人开始修身的信心，而“习相远”则指出了人性转变的可能性。习是学习，也是积习，积学日久，品性必然会发生变迁。

那按孔子本意，性相近是近于善，还是近于恶呢？习相远是远于善，还是远于恶呢？或者说，他的人性观更接近孟子还是荀子呢？

这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发现，孟子、荀子做了两个方向的理解，且都能说得通。让孟子来解释，性相近是近于善，习相远乃是由于后天的积习而远离了本性之善。让荀子来解释，性相近则是近于恶，习相远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远离本性之恶。

就人之常情而言，我们不能想象孔子是性恶论者，而宁可相信他是主张性善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性相近”，却不说“性相同”，这一点与孟子、荀子都不一样。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荀子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孔子为什么只说性相近而不说性相同呢？

孔子一定意识到了这样一个理论困境：说性相同就意味着定性，而定性就意味着不能有变化。根据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人性显然是可以转变的。狼可以驯化为狗，野猪可以驯化为家猪，更何况人类呢？把性定为善，不能解释恶的来源；把性定为恶，也不能解释善的来源。言性善与言性恶就像一个重物只能放在天平的一端，无论放在哪一端都会产生失衡现象。从这个角度说，避免给人性定性，反倒更为通达合理。苏轼说：“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子思论》）

对孔子的“性相近”说，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表面上看，“性相近”略嫌含糊，殊不知此含糊大有深意，它避免了问题扩大化。孔子不言性善，只是劝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个善念发动，此时的心性就是纯善的，这就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能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念兹在兹，庶可至于尽善的境界。只谈相近，不谈相同；不纠缠理论，更重视实践，这是孔子明智的地方，其模糊处未尝不是其圆融处。梁漱溟说：“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则通之至。”^[2]

至于善恶背后是否还有一个绝对的超越性的人性，这个问题孔子是否考虑过，这在《论语》中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姑且搁置，后面再议。

“性相近，习相远”最大的理论意义在于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不在“性”上，而在“习”上。这就对人的生活环境和后天修身提出了要求。对君王来说，要创造一个能使“民德归厚”的生活环境，用教化来移风易俗。对平民来说，要通过不断的修身学习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性。所以《论语》第一篇就是《学而》，第一章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年十五而志于学，不断提高生命境界，逐渐拉开与常人的距离，乃至有高不可及的感觉。但他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正是“性相近，习相远”的现身说法。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志。次于而也，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怿，数以多也，及其博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 pagenumber_ebook=34,pagenumber_book=22 之，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慕也。”可以看成是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说的展开。

那么，孔子的人性论仅止于此吗？

让我们再回头考察子贡那句话的语意。“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见夫子对于性与天道，本来是言说过的，只是子贡不可闻而已。子贡在孔子弟子中，比起颜回等高足，只能算是“中人”，联系“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说他不能得闻上智水平的学说，也是说得通的。

那么，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在哪里呢？清儒戴震对这个问题有过相同的困惑，后来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在《孟子字义疏证》序言中说：“丙申余少读《论语》，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言性与天道在是。”此处的“易”即被称为“十翼”的《易传》。我们对孔子人性论的进一步考察，就从《易传》开始。

先秦诸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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