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道之美：先秦诸子人性艺术论》探讨先秦人性艺术的成熟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先秦诸子人性艺术论的兴起，是中国文化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当先民尚与鸟兽同群，文明尚未开化的时候，人性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性论出现的前提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文精神的确立。人性是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无不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并达到相当的深度。先秦诸子的人性论就建立在这样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思考之上。下面再看先秦艺术的发展。

先秦诸子人性艺术论的兴起，是中国文化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当先民尚与鸟兽同群，文明尚未开化的时候，人性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性论出现的前提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文精神的确立。中国文化起源很早，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周代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文精神在周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代文化是革去殷命之后对殷礼有所损益的结果。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商周文化的传续当然是一脉相承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周人为中国文化新增添了些什么。《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语曰：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殷商之敬天尊神，只看大量的占卜甲骨就可见一斑。而周人之敬鬼神而远之，则体现出从天命到人事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为：

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远逊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由于周人善于运用战略，能结合与国，一步一步的构成对商人的大包抄，终于在商人疲于外战时，一举得胜。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刺激周人追寻历史性的解释，遂结合可能确曾有过的事实（如周人生活比较勤劳认真，殷人比较耽于逸乐）以及商人中知识分子已萌生的若干新观念，合而发展为一套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历史观及政治观。^[4]

这个重大的文化奠基工程，是由周公旦完成的。虽然周武王就已经消灭商纣而建立了西周，但天下一直到周公征伐之后才彻底安定下来。周公既有武功又有文治，制礼作乐，对周代的制度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内忧外患中总结了丰富深刻的人生经验和政治经验，却把建设的重心放在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我们从他反复训诫康叔和成王的话中处处能发现以德治国的精神，如《尚书·康诰》：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他不厌其烦地对康叔说，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贪图逸乐，要时时有忧患在身的念头；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百姓，这样才能襄助大王安定天命，使小民日新其德。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这就将历史的成败落实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德性上。把目光从天命转到人事，这正是人文精神的真正发端，因为只有在有了命自我立的意识之后，人类才会把对天神的注意力转向自身，寻求自我实现的途径。

天子是人，庶民也是人。天子的德性可以自我迁化，众庶的民情自然也是可以改变的。周公意识到体察“民情”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民性是可以改变的，于是提出“作新民”的要求，成为《礼记·大学》中“新民”说之本。这自然会引发更普遍意义上的思考：人的本性是什么？人性对命运有什么影响？如何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初的人文精神孕育了人性论思想，但人性论的真正发达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从周初到春秋战国，人性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受到重视。表现在历史文献上，“性”字开始频频出现，对人性的讨论也逐渐深入。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欲望和知识同时膨胀的时代。经济上，井田制被破坏，私有制在一定意义上确立，从法律上提升了人们的自我意识^[5]；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强化了人们享受生活的欲望。政治上，礼崩乐坏，政治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由于各诸侯国关系日趋复杂多变，个人选择和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不断增多。文化上，统一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个体话语获得了极大的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个人的生命能量得到空前的发挥，人性的觉醒成为一个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www.chuimin.cn)

殷商以来数百年的文化积累，为周代人性论的思考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虽然我们很难描绘出这一历史时期思想界演变的详细图景，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在不断深化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左传》和《国语》记载了当时一些大人君子对“民性”的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接近对人性的讨论。《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师旷对晋侯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子产说：“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左传·昭公十九年》中，沈尹戌说：“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国语·鲁语上》中，鲁襄公说：“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这些都是通过讨论普通人的性格触及人性问题的核心。尤其是子产，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政治家，他对社会的治理就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一段典故又曾为韩非子所引，成为他讨论人性与法制关系的一个材料。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兴起，百家争鸣。诸子站在不同的立场，或亲自参与社会政治改革，或从事教育文化事业，或与现实保持一定的疏离和超脱，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人性是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无不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并达到相当的深度。《庄子·列御寇》借孔子之口，谈人性之复杂：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怀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钎。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在“孔子”看来，人类往往是“厚貌深情”，深不可测的，天之四时旦暮犹可期可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所以要以“九征”来观察应对。先秦诸子的人性论就建立在这样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思考之上。

下面再看先秦艺术的发展。

艺术，尤其是音乐艺术的进步，是周代文化繁荣的重要表现之一。无论是从传世文献的记载，还是从出土文物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周代艺术发展的盛况。相对而言，周代美术因为受到质料的限制，主要以岩画、壁画、漆画和帛画为主，有时体现在器物的纹饰上，这种情况到造纸术发明之后才会有较大改变；而文学尚未从广义的文章之学中独立出来，《诗经》中的“风”今天看来近于“纯文学”作品，但在当时也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功能。只有音乐，可以说代表了东周时期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

音乐的发展是因为君王的重视。周公制礼作乐，使音乐成为国家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发展有了制度保证，这可以从《周礼》乐官的设置上得到证明。同时，音乐艺术的发展，还要受制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水平。《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可以想见其原始与简陋。《周礼》规定天子八佾，亦不过是六十四人的乐舞，显然是与那个时代的经济水平相适应的。

到了东周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乐器品种、乐器制作还是乐队体制，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以乐队的规模而论，《墨子·非乐》中说：“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读者或以为不免夸张，然而曾侯乙墓的乐器分布，已勾勒出一个战国早期庞大完整的乐队的格局。小小的曾国就有如此庞大的乐队，那些大国音乐艺术的发达便可想而知。《韩非子·内储说上》提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仅仅是吹竽便要组成三百人的乐队，更何况钟鼓之乐呢？当时诸侯间还流行以送女乐为礼，如《史记》所载，齐国担心孔子仕鲁而鲁强，为沮（阻止）鲁国之政，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以馈鲁君。诸侯相赠之女乐，必然是完整的乐队，可以想见当时宫廷音乐的发达。

东周时代音乐艺术的发展，还体现在民间俗乐的繁荣上。《战国策·齐策》记述齐国民间音乐：“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透过夸张的语言艺术，我们不难想见当时诸侯国音乐的普及程度。而流行于民间的“郑卫之音”尤其受宫廷的欢迎，对古典雅乐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魏文侯对子夏说，自己“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梁惠王见孟子时，也直言自己“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史记·赵世家》载，赵烈侯喜郑声，甚至要赐给郑歌者二人良田各万亩。

音乐艺术的高度发展，必然会引起诸子的关注。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当诸子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的时候，音乐自然而然地成为话题之一，比如墨子著有《非乐》，荀子著有《乐论》，乃至不重礼乐的孟子在谈及“与民同乐”时，也要拿音乐来说事。

艺术是人性之花，当先秦诸子以各自的人性论观照艺术现象时，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艺术论。

《此道之美：先秦诸子人性艺术论》探讨先秦人性艺术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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