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地理新探：楚郢都至江陵城遗址考察

引 言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都城——郢，是当时南方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是楚国兴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今湖北省境内最著名的古城。如果从楚武王晚年（在公元前703—前699年初）在这里建都算起，①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楚顷襄王兵败东迁为止，这里作为楚国的都城共有400余年之久（中间只有短期曾暂迁他处）。

楚东迁后，下至秦汉时期，江陵城是位于郢都故址的后继城市，为汉代南郡的治所。《史记》、《汉书》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②约500年后，到魏晋时期，江陵城址曾有两次迁徙，但皆相去不远。考详后。因此，从西晋初年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下简称“杜注”）起，就不再说江陵是“故郢都”，而改云当时江陵县北不远的纪南城是故楚郢都所在。流行的说法也经常引以为据，以求贯穿古今。总之，由秦汉直到齐梁，江陵城仍是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一个军政中心，在经济上则位于重要的产粮区。③到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5年）十二月初，西魏大将于谨率军攻下江陵城，灭梁元帝政权时，江陵城的居民共有10余万人之多。④这在当时应是有数的大城市了。

关于楚郢都的故址所在，从唐代初年成书的《括地志》以来，一系列的记载大都认为是在长江边的今江陵县北。⑤近二三十年来，又得到考古界不少同志的进一步肯定，因为在今江陵城北10里确有一个先秦时期的古代大城遗址，周长15506米（15．5公里），城内文化遗存多具有楚文化特征，周围地区还分布着大量墓群，其中很多是楚墓。20余年间，考古界对城址和周围的楚墓群做了不少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⑥把这些新收获同上述唐以后的文献记载相联系，再同唐以前的原始文献材料如上引《史记》、《汉书》及《左传》，杜注等所记同名之地（如江陵、纪南城等一系列地名）相比附，于是就俨然成了“定论”，何况此说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

但我们不能不于此郑重指出：迄今为止，单凭现有的考古材料，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个“纪南城”遗址是战国时具有都城规模的楚国大城，却并不能确证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春秋早期直到战国中晚期（公元前278年以前）的楚郢都。相反，如果认真地联系较古的原始文献记载来看（这些古记载都是通常被认为可信的，而且彼此也都相合，足以互证），却只能使我们得出否定的结论。

首先，从时限上看，近几年随着考古界对“纪南城”遗址出土器物和文化遗迹的研究逐步深入，已能清楚地判定：这一城址的上限最早不过春秋晚期，甚至更晚，这同《左传》、《史记》、《汉书》等所记楚始都郢在春秋初期，就不能相合。这一城址的下限只到战国晚期，而据上引《史记》、《汉书》所记，汉江陵城为郢都后继城市，则作为楚郢都的遗址，其文化遗存的下限应延续到东汉，但这与“纪南城”遗址的下限又不合。关于这方面，将另由考古界的同志专文论述，⑦这里就不多谈了。

其次，从地望上看，隋唐以前，从先秦到齐梁的一系列原始文献记载也同唐宋以来直至近现代的流行说法合不上。唯一的例外是《水经注》（现今存留的版本）。但今存诸本《水经注》不少地方（特别是有关古荆楚地区的记载）已非本来面目，其中多有经过唐宋以来学者据后世地理观念作了加工整理以致造成失真和内容自相矛盾的情况，因而非经鉴定真伪，就不可轻信。对此，本书前文中已屡有论及，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么，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古江陵城以及魏晋以后一直认为是楚郢都故址所在的纪南城，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这是本文企图解答的主要问题。下面我们将就此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

（一）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当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境的蛮河（古沮水，亦称“江”）下游北岸近汉水处

本书中的前几篇论文已为楚郢都和秦汉至齐梁的江陵城定位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围战，都是依据较早的原始材料考证出同古郢都、江陵有关联的一些古地名位置，得出了同流行说法全然不同、无法并立的结果，例如：1．在《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中提出了与古郢都、江陵密切相关的古沮（雎）、漳二水实即汉水中游西面的支流，流经今南漳、宜城县境的蛮河流域，而非南入长江的今沮漳河流域。这样，位于古沮、漳下游的楚郢都，齐梁以前的江陵城就只能在今宜城县南的宜城平原上，而不可能远在长江边的今江陵县北了。2．在《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中，考证出战国至齐梁时的竟陵城址当在今钟祥县北、汉水东岸近宜城县境的丰乐河镇附近，这就反证《战国策》与《史记》所记关于秦将白起拔郢、东至竟陵的楚郢都地望也不可能远在长江边今江陵城北（否则就成了“北至竟陵”而不当云“东”了），而只有在今宜城县南才能与秦军自郢“东至竟陵”的地理形势合，另外，结合江汉地区的地形（向东南倾斜），还指出了今本《水经注·沔水篇》所记扬水自当时江陵县赤湖流至竟陵县境入沔水的流向（北流、东北流）之误，因为地形决定：古扬水在这里只能东南流及东流，不可能北流，此“北”字必是后人依据唐以后的流行说法，在确信郢都、江陵位于长江边、今江陵县境而又不能否定唐宋记载中竟陵在长寿（今钟祥）县境的前提下，更忽视了地形而妄加“订正”（实为窜改）的结果。此扬水入汉处既在古竟陵县境，而其流向依地形又只能东南流及东流，则居扬水上源的江陵（宋齐梁时）就必然又是位于今宜城南境。3．在《云杜、绿林故址新探》中，结合两汉之际的绿林（位于汉云杜县北境，而非如唐人著作《后汉书注》等所记在当阳境）起义的地理形势，确定汉云杜县当在今京山县西北境，在此基础上，于《先秦至汉初古“云梦”地望探源》中，⑧考释古“云梦”即《尚书·禹贡》之“云土梦”（“土”为杜字的简写，二者古互通，前人已有论定），亦即《左传》宣公四年所记国之“梦”（楚之方言，即沼泽、水草地），亦作“郧”或“云”，据《左传》桓公十一年杜注，亦在当时云杜县境。《水经注·沔水篇》并综合上述材料，作了贯通统一的解释，反映出最早的“云梦”当在汉水以东，今钟祥、京山县间，而非如唐以后人士所云，为“跨江南北”包括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大云梦泽，⑨也不是汉魏六朝时的华容云梦泽。⑩这就又同流行说法发生了矛盾，因为《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有“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的记载，如果古“云梦”位置是北在汉水东，今钟祥、京山间，那么按流行说法把古郢都、江陵定在长江边今江陵，就成为北.有云梦之饶而不当云“东”了。但这却同古郢都、江陵在宜城县南之说，又恰能相合，因其正位于宜城平原以东（偏南）。4．这里也需顺带对“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作出历史地理上的解释。“西通巫巴”盖非指今长江三峡的巫、巴。巴应是位于今陕西东南部、大巴山以北，春秋时与楚人联兵伐邓（见《左传》桓公九年）、与秦楚共灭庸（见《左传》文公十六年）的巴国故地，亦即《战国策·燕策二》“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之巴。巫则应是位于上庸（今竹山、竹溪一带）、房陵（今房县、保康一带）的古“巫中”地。三国时，上庸附近有巫县；晋、宋、齐时，改称北巫县，属上庸郡。至清代，大巴山还别名“小巫山”。见于较早记载的巫、巴两地盖皆在此，其地望则正在宜城平原以西（稍偏北）。直至近世，由宜城平原西溯今蛮河（古沮水），通过保康、房县、竹山、竹溪，直至陕西安康县，仍是一条大道。古郢都、江陵“西通巫巴”当由此途，其地理形势，略如下图（图30）：而长江三峡一带的“巫巴”地名出现较晚。关于这一问题，将另作《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专文详考，这里暂简述如上。5．在《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中考证古枝江地望当在今宜城、钟祥交界，蛮河入汉处，曾论及《左传》庄公十八至十九年（公元前676—前675年）所记楚巴之战，指出此巴国非上述大巴山北的巴国，而应在今钟祥县西北二三十里之巴岭山附近，即三国时的巴丘城、晋宋齐梁时的巴陵县，关于巴丘城—巴陵县位置，将于另文《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故址新探——附“赤壁之战”地理考辨》中详证，此不赘述。巴是小国，叛楚，即攻那处，则巴必近那处。据杜注，那处即当时编县东南之那口城。编县即使按流行说法，也被认为是在今钟祥、荆门间，巴人攻下那处后，“遂门于楚”，杜注：“攻楚城门。”则那处去楚郢都当不甚远，巴在那处南，则郢自当在那处北。据此，楚郢都又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如在长江边，则与那处相去过远，且又在巴国以南，就与《左传》所记“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的地理形势全然不合了。6．在《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中，把吴唐蔡三国连兵攻入楚境、打下郢都的军行路线——自淮西会蔡师，入方城，会唐师（当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经南阳盆地东南部南下（大别、小别、柏举、清发、雍澨等战地皆当在襄樊东北一带，汉水东流转南的东北岸），在襄樊附近渡汉水，南进，攻陷郢都，和楚昭王君臣奔随所经之地（例如成臼、郧公邑等，主要都在古竟陵县境，汉水以东、今钟祥县北境）联系起来看，则所济之“江”，显然是指汉水（成臼即在汉滨），因而，作为吴师入郢与昭王奔随两条路程连接点的郢都及其附近的雎（沮）水又只能是在今宜城南境。

图30 郢都、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略图

流行说法引据《史记》、《汉书》、《左传》、《水经注》，等等，说楚郢都是汉江陵城、六朝（梁末以前）纪南城，这并不错，问题关键在于秦汉以至齐梁的江陵城并不在今江陵县址，魏晋至齐梁的纪南城也不在今纪南城遗址，这种同名而异地的现象在我国历史记载中屡见不鲜，大都是地名随人搬家的结果。对此，必须充分掌握有关的原始材料，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决不能一见地名相同，就简单地在地望上也加以比附、套用，那就难免以讹传讹，以致积非为是、贻误后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前几篇论文中一系列与古郢都、江陵相关联的地名定位考证，推定出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和六朝（至梁末）江陵城与纪南城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境。

证据并不仅此，还有更多的原始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找到这一古代中心城市的确切位置。

上引《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师自南阳盆地渡汉水南下，楚昭王君臣自郢出奔，首先就“涉雎”，则雎（沮）水必然在郢都南面不远。《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下原注：“……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盛弘之《荆州记》也有“〔楚〕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纪南”的记载，可与上引《汉志》相证。古沮（雎）漳二水都是东流（偏南）入汉，而漳水又在沮（雎）水北面不远，二者即今蛮河流域，前文已有详考，则古漳水（至少是春秋及汉代）必然紧靠郢都及汉江陵城的北城墙外，据此，楚郢都、汉江陵城就必然位于当时的沮（雎）、漳二水之间，北临漳水滨、南去沮（雎）水不远之处。

郢都、江陵东面当近汉江，上引《汉志》记漳水于东至江陵以后即入阳水，转入沔水，已反映出这一点，盛弘之《荆州记》更有以下几条记载，足以进一步印证：

荆州城临汉江，临江王所治。王被征，出城北门而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还矣！”从此不开北门。（《世说新语·言语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页34，“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条，刘孝标注引）

（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下，刘昭补注引）

江陵东北七里，有故郢城。城周回九里。（余知古《渚宫旧事》亦名《渚宫故事》）卷2，周代中，《左传》楚令尹子常城郢条的原注所引）

吴通漳水灌纪南，入赤湖，进灌郢城，遂破楚。（《太平寰宇记》卷146，荆州江陵县“故郢城”条引盛弘之《荆州记》）盛弘之是晋宋时人，《荆州记》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左右，其所记荆州城即江陵，为当时荆州刺史治所，《宋书·州郡志三》（卷37）荆州总序中有明文，这时的江陵城址，据上引《荆州记》，是在纪南城南十余里处（古里，远小于今里），则楚郢都、汉江陵城（刘宋纪南城）自亦当东临汉江。当时的郢城即《汉志》之南郡郢县，据《汉志》汉中郡“房陵县”原注，当时的沮水（今蛮河）是“东至郢入江”，则郢城自亦东近汉水，更在古郢都、江陵下游东南方不远处，据上引《荆州记》，郢城在纪南城东南，而又位于刘宋江陵城东北七里。这同位于当时江陵城北十余里的纪南城联系起来看，又必在当时的纪南城东南不远处，同上引的《荆州记》关于吴师引漳水灌纪南城，入赤湖，进灌郢城的记载亦正相符。今宜城县南境郑集乡东南、近汉水处，犹有以“赤湖”为名的古湖遗迹在，位置亦正合，考详下。郢城更在赤湖下游，必更近汉水，则其西北不远之纪南城（楚郢都、汉江陵城）自必亦临近汉水。前人由于深信古郢都、汉江陵城在长江边的流行说法，因而对于《荆州记》“荆州城临汉江”这条明显的强证只好避而不谈，或视为孤证难凭，并进而疑此“汉江”之“汉”为衍文或误字，力图删去此字，以求为流行说法解此难题。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上引《荆州记》和《汉志》的其他诸条论据都能与这条记载互相呼应印证，而且本文以至本书还有大量直接、间接的证据，足以肯定这条记载的真实性，更何况此条又是出于《世说新语》（成书于刘宋元嘉年间）刘孝标注所引。刘孝标是齐梁时人（公元462—521年），其注释上距《荆州记》之成书不过数十年，刘注又是后人公认为质量较高、引证翔实之作，今存《世说新语》的版本又颇完善，较之唐宋人所引录的《荆州记》，自更可凭信。

古郢都、江陵的西北面当与汉魏时的当阳县（即《水经注·沮水篇》中的“当阳东城”）相去不远。关于这个当阳城的位置，本书《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一文已结合古沮水与宋齐梁时当阳县城的地望，作了考释，推定其位置在今宜城县西七里岗附近，请参阅。这个汉魏当阳城同汉江陵城的距离，可从下面一段《三国志》的记载作出个大致估计：

（曹操南征刘表，刘备率军自樊城渡汉水南撤）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斜趣汉津，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至夏口。（《蜀志》卷2《先主传》）

据此可知，当时的当阳县位于襄阳与江陵之间，距襄阳300余里（当地古里），而襄阳与齐梁时的江陵城之间里程则是“不盈五百”。当时，这一带的里程较之今里，相差很大，约为3∶1，后文对此将作具体考释。据此，则汉江陵与当阳之间，为当时里程百里左右，约合今里30里。

综上所考，楚郢都、汉江陵城、魏晋宋齐梁纪南城故址当不出今宜城县南境，蛮河下游北岸、东近汉水的宜城平原上，而这里恰好正有一个古代大城废墟——楚皇城遗址在。这种颇似“巧合”的情况，看来决非偶然。下文我们将对这个遗址作一些考察，并与文献史料相印证。

（二）今宜城“楚皇城”遗址从考古方面提供了重要物证

楚皇城遗址，位于今宜城县城南（偏东）约7．5公里处，紧靠郑集东侧，城墙向东南延伸至郑集东南方。城址建立在地势较高的岗陵地上，东距汉水约6公里，西去蛮河岸的雷河镇附近，南至蛮河岸的新店、孔湾附近，8公里左右（蛮河东南流，过雷河镇北，转南至孔湾西，转东过孔湾北，又过新店南，石湾里和彭家湾北，又转东南流，入汉水）。当地群众通常简称此遗址为“皇城”，城址内至今还有“大皇城村”、“小皇城村”、“北城角”、“南门口”等与这一古城相联系的地名。

考古界对于这一遗址，过去作过一些初步调查。我们也作过一些结合考古的野外地理考察和就地访求故老传闻。尽管只是初步的探索，但也取得一些颇能说明问题的收获。

关于这一古城的面积，据当地老人说，南北约为4里（清代的老里，比今里稍大，下同），东西约为2里半，城垣周长12里7分，比清代的宜城县城（周长7里3分）大得多。据考古界于1976年冬至1977年春间实测，周长共约6440米（6．44公里），合今里12．88里。城墙残迹基本上都能看到，残高1～4米不等。西墙、南墙和北墙西段都是直线，西北、西南城角都是直角，北墙东段和东墙则因地势较高，城墙倚岗陵而修筑，都不是直线，东北角凹入，东墙（东南走向）则凸出一部分，呈不规则的弧形，并将一小块高地圈入城墙内。城的四角地势都较高，比现存城墙残迹一般高出二三米。城东南角名“关楼子”（现只是一个高土堆，比附近地面高五六米），是全城最高处。城内东北部依托岗陵，地势较高，东南部（关楼子以北）最低，其余部分都较平坦，略向东南倾斜，但东北城墙外的岗陵下面地势又低。据当地传说，此城共有8个城门，东西南北各二，群众各以门的方向定名而另加“大”、“小”，以区别之。如“大东门”、“小东门”等。1961年11月间，我曾和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的王善才同志对这个古城遗址作过初步的实地考察。当时还有7个城门遗迹可见，大西门则已于50年代在城墙两面开挖水库时被破坏，遗迹无存。城内东北部较高地区有小城基址，当地群众称之为“紫金城”，已无城墙残迹，但比大城地基高出一米左右，形成一块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400余米的长方形台地（北面与东面北段以大城城墙为边缘，形成沿陵岗地的弧形基址），周长2公里左右（当地人说共有三四百亩大）。1976冬至1977上半年间考古界的同志曾沿台地边缘进行过一些钻探，发现大多有夯土层，足证原来有城墙，这类大城（当时亦称“罗城”）之内的小城，在六朝时通称为“子城”或“金城”，屡见于当时记载，为王宫及官府所在，财富较集中之处。明清以前，尚无把宫城称为“紫金（禁）城”的。看来这里“紫金城”之得名，当源于后世对“子城”、“金城”之混用后，又结合明清时流行的“紫禁城”之名而逐渐形成的讹称。

这一古城址内的文化遗存极丰富，据考古界的初步调查与钻探所得，其文化层堆积，一般都在5米以上。地表上已暴露的古器物就很多。战国秦汉的砖瓦陶片俯拾即是，亦间有春秋时物（多为中晚期）。铜箭簇（通常为三棱形及柳叶形两种）亦屡有发现。货币则汉五铢钱、秦汉半两钱、楚蚁鼻钱，以至楚郢爰（少量残片）均有发现，前二者较多。1963年我曾得到襄阳友人杜棣生同志惠赠的西汉早期“半两钱”六枚，据云有人在楚皇城内掘出三大陶罐此类钱币，卖给了收购废品的商店，后由地方文化局及某些私人购回一部分，杜同志也得到一些，遂持此六枚见赠。据当地群众说，在“皇城”内无论是整地、建屋、修渠、挖塘，翻土一尺以下，就能发现大量古器物碎片及残件，也有不少较完整的，还偶有一些铜器。其中汉物居多，战国次之。居民家中墙上和行路所过桥上，经常看到大量有各种几何花纹的汉砖。10年前，县里和郑集公社领导搞“农业学大寨”，曾开凿一条大水渠，自西往东，穿城而过，破土五六尺深，出土遗物很多，惜绝大部分均遭破坏，后来只收回少量残余器物，其中有“郢爰”碎片一件。据当地群众说，这类细碎金粒、金片被掘出后，陆续由县银行按牌价收购的，共达40余包。当地人曾告诉我们：“皇城”内的居民有个习惯，每当暴雨之后，人们就带着工具去扒那些被雨水冲刷过的土地，特别是“紫金城”内外，尤其是城址南面的“晒金坡”前，常能扒出碎金粒片。多年来，当地群众关于雨后拾到金子的传说不断，往往还能举出姓名、住址、年月。1961年11月间，我和王善才同志曾在小皇城村（遗址中部、紫金城西南不远）居民家中亲见一件颇似金饰的碎粒，据云就是在晒金坡前挖到的。

由于考古界迄今还未对这一遗址作过全面系统的发掘，目前我们只能从地表所见的遗物和遗迹并结合城外的墓葬作一些大致的判断。简言之，城址的下限当在东汉，上限已到春秋时。这已为考古界所公认。据我们武汉大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光镐、徐少华同志等1984年春调查，上限已可追溯到春秋初期。从城址之大，文化遗存之丰，文化层之厚，可看出这一古城历时之久，曾是个人口众多、经济水平较高的本地区中心城市。城周10余里，下限至东汉，则此城规格应是汉代郡城所在，决非一般县城。

当地的民间传说（夹杂神话）都讲“皇城”是楚国都城，楚平王修建的，楚王就住在紫金城里。有关伍子胥与楚平王的故事，在这里几乎是家喻户晓，其中流传最广的，一是伍子胥借吴国兵水淹楚都的故事，大意是：伍子胥兴兵报仇，从吴国借来宝锹一把，拖在马后，铁锹在地上划出一道沟，大水就随之而至，冲进了西门，淹了“皇城”，最后冲开了紫金城，淹死了楚平王。至今，遗址西面还有个“拖锹沟”，就是这样得名的。另一个流行传说是伍子胥鞭打平王尸的故事。至今在“皇城”西南七八里处还有“上捞尸湖”和“下捞尸湖”（当地俗称为“上捞池”、“下捞池”），彼此相邻，现均已成为田地，旁有“晒尸台”，民间传说是当年伍子胥在湖里捞起平王的尸首，晒干之后，就进行鞭打。此外，还传说城里有“四十八口铜盘井”，但已不知在何处。据当地人说，前几十年，在东门内，大皇城村附近曾挖出过一套陶井圈，每圈3尺多高，直径也有3尺多，垛起来如同蒸笼形状。后因怕孩子掉下去，又给掩埋了。城中央地区小皇城村附近的包子堰也挖出过同样的陶井圈，后不知下落。

关于这个古城故墟，前人也曾屡有记载，保存了当时的传说与神话。早在唐代中叶，韩愈《记宜城驿》一文和《题楚昭王庙》的诗中，就已描述了这个遗址的某些情况。这说明这里在当时已是废墟，其遗迹以“昭王庙”和“昭王井”为最著。昭王庙，据韩愈记载：“旧庙屋极宏盛，今惟草屋一区。然问左侧人，尚云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而且那时此处的村庄即以“楚昭王庙”为名。这说明直到唐代，楚昭王留给当地群众的印象是很深的。关于“昭王井”，北宋的曾巩《韩公井记跋》曾有描述，指出昭王井就是韩公井的前身，以及“昭王井”为何由大家不敢汲饮的神井变成了公用的水井并改名为“韩公井”的经过。文中也顺带介绍了这一古城废墟的名称变迁：为何在五代时由过去的“楚故城”改为“故墙”（因避后梁皇帝朱全忠父朱诚的讳，改“城”为“墙”）。以后到明清时，“故墙”又因日久语音讹变成为“故襄城”，但迄今当地老人读“襄”字音仍近“墙”。清代地志对这一故墟又补充了不少情况，“楚王城”之名也开始见于记载（“王”、“皇”二字，古通，“楚王城”即“楚皇城”），当是釆自本地人俗称“皇城”而加“楚”字（唐时称“楚故城”），遂沿用至今。其他遗迹也有些变化，例如：“昭王庙”、“昭王井”都消失了，明清人只模糊地记得曾有此庙、井，但已不能实指其位置。这时却出现了“昭王墓”（俗称“金银冢”）和所谓“断碑”。但后二者本身的特征皆不足证其为2000年前的先秦古文物。对此，我在《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一文中已有论证（见《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此不赘述。

综观上述的古今传说，虽不免有神话及讹传之处（例如“拖锹沟”的神话故事，以及误把伍子胥攻下楚都时的对手说成是楚平王等），但总的说来，其中反映出的一些核心史实，却足以同较可靠的古文献记载相印证。例如：1．说此城是楚国都城，是楚平王修的。这同《左传》昭公十三年和《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关于平王“城郢”的记载是一致的。2．关于伍子胥水淹楚都，撇开神话之后，是可与上引盛弘之《荆州记》关于“吴通漳水灌纪南”的记载相印证的。3．楚昭王在这里曾如此受崇敬，自春秋晚期，直到中唐，前后延续1300多年，必然事出有因，这与“昭王庙”、“昭王井”的长期存在，皆可证楚昭王当曾都此，伍子胥率吴师攻入的楚都就是楚昭王时的郢都，这在《左传》定公四、五两年和《史记》《楚世家》、《吴世家》及《伍子胥列传》中都有明文记述。楚昭王在复国之后，表现颇好，是个明君。他死后为当地人长期怀念，亦属常情。4．“捞尸湖”、“晒尸台”得名的传说，也可与《史记·伍子胥列传》（卷66）所记伍子胥攻下郢都后，“……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的史事相印证，反映出楚平王葬地当在“楚皇城附近”。

根据上述我们这些年来实地调查所得，结合民间的古老传说来看，这个古城应是古代楚国的一个都城，也应是秦汉时期的400余年间宜城平原上的一个中心城市。这一古城的地望、时限与民间传说都正好与本文所考楚郢都、秦汉江陵城相合。

流行说法由于认定古郢都、江陵必在长江边今江陵城北的“纪南城”遗址，同时又不能否认“楚皇城”遗址也是故楚都，于是不得不把楚皇城遗址定为楚之鄢都和汉之宜城县，以求解决矛盾，但这是错误的。首先，作为楚鄢都后继城市的古宜城县，其下限并不止于东汉，而是一直延续到魏晋以至刘宋前期，城址始废，比楚皇城遗址的下限还要晚200年，这在《三国志》（例如《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十二月设襄阳南部都尉条）、《晋书·地理志》（荆州“襄阳郡”条）、《宋书·州郡志》（雍州“襄阳公相”条）都有明文，而《水经注·沔水篇》“夷水”条描述尤详。这些都是流行说法所无法否定或回避的。其次，楚鄢都、汉以至刘宋时的宜城县城址当在今宜城县北20里外的古鄢水下游北岸［古鄢水应是今蛮河以北襄阳宜城交界处的潼口河，其下游当时延伸至今汉水的小河镇至罗家河河段，然后转东流，入古汉水（在今汉水东）］，大致在今汉水以东、下峰寺至李家洲一带，或已淹没在附近的今汉水河床中，而绝不在今宜城县南。对此，我在本书《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一文中已有详考，此不多赘述。古鄢水，宜城这样重新定了位，就更使得流行说法难以成立了。

清代地志中也还有主张楚皇城遗址是楚之鄀都（昭王一度迁此）故址及汉代鄀（亦作“若”）县的。同治《宜城县志》提得尤其肯定，认为：“鄀既为楚昭王徙都之所，而故襄城内王宫殿城形址犹在，其为一地无疑。”（见卷1下，《方舆志》，古迹，“鄀县故城”条按语）然后又引《汉志》南郡“若”县原注及《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有关鄀县故城的记载为证，末云：

若《元和郡县图志》所谓春秋鄀国城在乐乡东北三十七里者，则为楚迁郢之鄀，今故襄城也。（《宜城县志》卷1）

今按：《县志》此说误。首先，楚昭王虽曾一度徙都鄀，但同样也曾都郢。有关楚昭王的事迹，用来证郢，同样可以说得通。岂能以楚昭王事迹传说流行于“楚皇城”，就认定楚皇城必是鄀都所在？其次，《县志》引《元和郡县图志》为证，而我们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有关地名之间的里数来看，却全不相合。《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乐乡县”下原注：“东北至（襄）州二百二十里。”（唐里，稍小于今里）而同卷襄州“宜城县”下原注则云：“北至州九十五里。”则唐宜城县与乐乡县之间约为125里，唐宜城当在今宜城北约30里（今里）的小河镇附近，考已详本书《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一文第三部分。楚皇城遗址则在今宜城县城南（偏东）15里（今里），则唐宜城县治与楚皇城遗址之间的距离应为今里45里（合唐里应稍多），而楚皇城与唐乐乡县之间里数则应为80里以内（45～125里）。鄀都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在乐乡县北37里，唐初成书的《括地志》则云“楚昭王故城在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与《元和郡县图志》小有出入，大致总不出30余里，则鄀都应位于楚皇城以南40余里处（30～80里），已在今蛮河（北距楚皇城约16里）南二三十里处的河谷丘陵地带，大致在今钟祥北境乐乡关（六朝至唐乐乡县治所在，古今于此皆无异辞）北（偏东）30余里的丽阳驿（胡集南约5里）附近。这怎能与楚皇城的位置合一（如按流行说法，把唐宜城县定在今县治，则鄀县位置还要偏南30余里，就更难合一）？《宜城县志》引《元和郡县图志》为证，而后者却适足以否定《宜城县志》之说。

《宜城县志》还引据《水经注》关于鄀县的记载，以加强其楚皇城为楚鄀都之说。这同样不能成立。《水经注·沔水篇》（卷28）云：

沔水又迳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

又，同篇“敖水”条云：

……枝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迳襄阳鄀县界，西南迳狄城东南，左注敖水。敖水又西南流，注于沔。

把这两段《水经注》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显然六朝时期的鄀县是在汉水左（东北）岸，而楚皇城则在今汉水西（右）岸约12里处，彼此隔水相望，岂能合为一处？而且无论此说或乐乡说，都提到鄀县附近有山，“楚皇城”则地处宜城平原上，附近只有起伏平缓的小岗陵，并无山险，即以此而论，也并不合。

据上所考，可知楚皇城绝非楚鄀都及两汉、六朝的鄀县所在（不管这个鄀县是在汉水左岸或右岸）。

既然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也不是楚鄀都、汉若（鄀）县，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它只能是楚郢都、汉江陵城的故址了。考古方面的印证，已见上述。从沿革地理方面的传统文献上看，汉代南郡的属县，西汉共18个，东汉17个，县名都完整地保存在《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部分和《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部分。逐个考察这十七八个县的位置和有关情况之后，位于汉水西岸宜城平原上的县而又具备“楚皇城”那样郡城规模的，也只有一直是南郡郡城的江陵了。

进一步加强这一论证的史事还有不少。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需要先弄清魏晋时江陵城经过两次迁徙、改建后的位置变动情况，加以定位之后，就可把六朝时期的许多有关史料与先秦两汉者结合起来，前后互证，统一运用。这样，将能更有助于我们的深入探索，并使我们提出的新解增强说服力。

（三）魏晋时期江陵城址的两次移动[2]

两汉时期的传统文献史料如《史记》、《汉书》都说江陵就是故楚郢都，已见前引。魏晋以后的著作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下简称“杜注”）和《春秋释例·土地名》、盛弘之《荆州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则一致以江陵城北（或云西北）的纪南城为楚郢都故址所在。“纪南城”之名，在今存古籍中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卷11《朱然传》附《子绩传》，说是“去江陵三十里”（当地古里，远小于今里，大致为3∶1，考详后）。盛弘之《荆州记》则说是在当时（刘宋时）江陵城北十余里（古里），这些名称和里数的变化，应是反映着江陵城址在当时曾有过不止一次的迁徙。究竟何时迁徙过？迁徙到什么地方？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将有助于统一运用有关楚郢都和几个江陵城址的史料，以求更充分地论证这个古代中心城市的确址。

1．公元248年“吴城江陵，移入南岸”

荆州在三国时期是个战争频繁的地区。江陵城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一直是军事重镇。下迄公元270年西晋统一，62年间，前后攻守战役不下十余次。公元209年，魏将曹仁放弃江陵北退，由吴将周瑜据守。公元210年，周瑜死，在鲁肃倡议下，孙权“借”荆州（包括江陵）给刘备，以共抗曹魏。此后直至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以前，江陵属刘备。刘备、诸葛亮先后由荆州入蜀后，最后五年由关羽镇守，与据有襄樊的魏军对峙。在此期间，关羽曾大修过江陵城，修得很坚固。公元219年，吴将吕蒙乘关羽北取襄阳、围攻樊城之机，袭取江陵，全有荆州。此后江陵就一直在吴手中，魏军曾屡次由襄阳来攻，其中尤以魏文帝黄初三至四年，吴王孙权黄武元年至二年（公元222—223年）的一次长期攻防战最为激烈。魏军包围了江陵城，吴将朱然困守半年之久，终于击退魏军（参阅上文已提到的《吴志·朱然传》）。此后20余年间，江陵附近无大战事。吴大帝孙权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朱然曾“城江陵”。两年以后，吴赤乌十三年，魏主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魏将王昶率军再围江陵，而“纪南城”之名始见于《三国志》，并称在江陵城北30里，这反映出朱然所修的江陵城已有迁动，位于汉江陵城以南的新址。对此还可以从其他古记载中找到进一步的印证。刘宋时，何承天于公元422年（元嘉十九年）上所著《安边论》于宋文帝，其中举三国时史例云：

曹孙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间，不居者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入南岸……此皆前代之殷鉴也……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保民全境，不出此途。（《通典》卷196，边防十二，北狄三，“拓跋氏”条引）

据上引，可知当时魏吴双方所采用的边防布置，都是宁愿放弃原有的前沿大城镇而退据军事上要害之地，别筑新城，仍依旧名，以利防守，关于魏人修筑合肥新城的指导思想，《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有很生动具体的描述如下：

（魏明帝）青龙元年，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帝未许。宠重表曰：“……引贼远水，择利而动。”……诏遂报听。其年，权自出，欲围（合肥）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遣兵伏击，破之）。（卷26）

青龙元年是吴大帝孙权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比朱然修建江陵新城早15年，朱然对江陵新城之选址，当亦与满宠修合肥新城的指导思想相同，故何承天以二者相提并论。

关于吴江陵城的新址已经“移入南岸”，还可举出重要的旁证。《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记魏主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魏军分三路进攻吴境，其中王昶一路进攻江陵的情况如下：

……昶（自南阳郡新野县三州口南渡汉水进军）诣江陵，两岸引竹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按：即朱然养子朱绩，原姓施，时朱然己卒，绩继任，为吴守荆州］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昶）振旅而还。（卷27）

据上所引，王昶由北面进攻江陵城，却先要“渡水”，吴江陵守将朱绩所部则“奔南岸”之后，又组织反攻，未能得手，于是退入江陵城。这都反映出当时的江陵城是在一条河流的南岸。这同上引何承天《安边论》所述“吴城江陵，移入南岸”正可印证。

现需进一步探讨的是：这座新修成的吴江陵城究竟在哪条水以南？对此，《通鉴》胡三省注曾作如下解释：

吴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之地，以限魏兵，故昶为桥以渡水。（见《通鉴》卷75，《魏纪七》，邵陵厉公嘉平二年十二月，胡注）

泉按：胡注是在肯定三国时江陵城在长江北岸的前提下，为了解释王昶攻江陵所渡之水，因而根据南宋晚期名将孟珙镇守江陵（在今江陵城）时引通附近之湖群与今沮漳河下游相连接，于江陵北面形成“三海”、“八柜”的障碍，以阻蒙古军南侵的地理形势，推论而得，在三国时的史事中，其实找不到任何印证。勉强说，只能把《三国志·吴志·陆抗传》所记：“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土］以绝寇叛”（卷13）作一旁证，说明当时江陵以北曾经筑堰渍水，以阻魏军进路。但是这段记载却是陆抗时的事，陆抗是在吴孙皓建衡二年，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施绩死后才继任这一带地区的吴军统帅的，而王昶攻江陵之役却在魏嘉平二年，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比张咸作堰，至少早20年，所以也是不足为据的。

结合前文一系列考释来看，这条位于吴江陵新城以北的水道，应即古沮（雎）水（今蛮河）的下游。这从以下的《三国志》内有关记载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

（1）上引《魏志·王昶传》内也提到，在这次纪南城之战以前，魏将王昶的军事部署是把退入江陵城的“吴军”“引致平地，与合战”，于是向北撤军，果然把吴军引出，结果在纪南城打败了施绩的追兵。据此可知，在南岸的江陵城附近当非平地，只有城北的纪南城一带才是平地。今蛮河下游的地形正与此相符：南岸基本上都是丘陵地，北岸则为一望平原，即今宜城平原。如果这时的江陵城在北岸，则已在平地上，就谈不到“引致平地”了。吴江陵新城既不在平地，那就只能在水南而不会在水北。这里还可顺便指出，当时的江陵城如果竟在长江边今江陵附近，则无论在南岸还是北岸，都是平地，就更谈不到“引致平地”的问题了。

（2）《魏志·齐王芳纪》也有关于这次王昶攻江陵的简单记载，内容是：

嘉平二年……十二月乙未，征南将军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卷4）

这次争夺江陵城的攻防战，在上引王昶、施（朱）绩两传中都叙述得很清楚、具体，同《魏志·齐王芳纪》所记王昶军之“渡江”攻吴结合起来看，显然就是攻江陵城，则所渡之“江”，必当在江陵城北，与上引《魏志·王昶传》所记“渡水”攻江陵正可印证。这个“江”显然不是今之长江，而应是比长江小得多的一条河流，冬季的流量很小，所以王昶才能在此“江”的两岸连竹索、搭桥，渡兵攻江陵城。如果是在宽阔浩翰的长江上，即使是冬季枯水时，流量仍然很大，这样敌前搭桥（而且是竹索桥）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古沮水（今蛮河）的下游位置正与此“江”合，而且本有“江”称（请参阅本书《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第三部分）。蛮河在冬季枯水时流量很小，王昶渡水进攻江陵正是在十二月（阴历），这时搭竹索桥连两岸，是不困难的。据此，则吴国新建的这座江陵城当在今蛮河南岸的丘陵地上。

（3）前文已简略提到的20余年前（公元222—223年）江陵城址尚未迁建之时，魏军曾来大举围攻，并占领了城南“江”中的“江陵中洲”（即邴里洲，亦称“南渚”）搭起了浮桥，连接北岸与中洲，切断了吴将朱然指挥的江陵守军与外界的通路。吴将诸葛瑾、潘璋等大军赴援。时值冬季，“江水浅狭”，阻碍了吴水军进击中洲魏军以重新打开与江陵城通道的意图。直到次年，“春水生”，魏军始被迫撤围北归。此“江”在冬季如此“浅狭”，又可证其绝非今之长江。从上述江陵攻防战役形势可以看出：迁址以前的江陵城必在此“江”北岸，所以魏军攻占了“中洲”（南渚）就使得驻守江陵城的吴将朱然“内外断绝”。经历了极大困难，才勉强顶住了敌军进攻，守住了江陵城。看来也正因汲取了此次困守苦战的教训，才使朱然终于在20余年后“城江陵”时，把新江陵城址“移入”此“江”的“南岸”，以便再遇魏军自北面进攻时，处于更有利的地形，使魏军在攻城之前，必须“渡水（江）”，而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攻占中洲就可封闭江陵守军的退路，因为这时“中洲”已在城东北的前沿而不再是城南的后路了。

综上诸证，可以推定：公元248年朱然所修的吴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县南境、蛮河（古沮水，亦称“江”）下游南岸，其位置盖不出石湾里、江坡及台子岗一带的丘陵地带，因为蛮河下游只有这一段是东流，上下游则皆东南流向，而且也只有这一带才正位于本文所考楚郢都、汉江陵城、魏晋宋齐梁纪南城的正南方，符合上引《左传》杜注关于郢都在当时江陵县（即上考吴江陵城）北纪南城的记载。

2．东晋中期（公元352—361年），桓温新建江陵城之规模与迁址北岸

《世说新语·言语》云：

桓征西［温］治江陵城甚丽（刘孝标注：“盛弘之《荆州记》曰：‘荆州城临汉江……’”）。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座。目曰：“遥望层楼，丹楼如霞。”

这是关于桓温修江陵城的最早记载。究竟是哪年开修？何时修成？史无明文。桓温坐镇江陵，雄据上游，共18年（晋穆帝永和元年至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45～363年）。他由安西将军升任征西大将军，是在永和四年（公元348年8月）灭蜀地的成汉政权后回到江陵之时。故桓温重修江陵城绝不可能早于此年。《太平寰宇记》卷146，荆州总序云：“（晋穆帝）永和……八年，（桓温自武昌回师）还江陵，始营城府。”据此，桓温重建江陵城或始于此年，即公元352年。完成之时已不可确考，估计不出几年之内，至迟不会迟于穆帝升平五年（公元361年）春，因为这年四月以后桓温就移镇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又二年，即转往下游，控制朝政，未再回驻江陵，自不可能“会宾僚、出江津”来共同遥望观赏这座壮丽的新城了。

这座新江陵城的地位与作用，同百年前朱然所修的江陵城已经大不相同。孙吴的江陵城只是一个与魏之襄阳相对峙的前方军事要镇，其迁址与改建的规划，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的，而东晋中期重建的新江陵城则已是位于北抗胡骑的前方重镇襄阳城的后方，成为东晋偏安南方的上游军政中心，因此，具有政治野心的桓温兴建此城的规格就比过去高得多。以后历宋、齐以至梁末，一直是地位仅次于首都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市）的荆楚地区中心城市，最后并一度成为梁元帝（公元552—555年初）的首都所在，但随即于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公元555年1月）被西魏大军攻陷，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前后共延续了200年左右。

这座江陵城当时修建得颇有都城气派，特别是到后来梁元帝建都时，更是名实相符。据《通鉴·梁纪二十一》所记，梁元帝萧绎在面临西魏大军南下，即将大举进攻江陵之前，曾在津阳门外“大阅”军队，胡三省于此下注云：

江左都建康，外城十二门，门名皆用洛城门名。帝都江陵，外城门亦依建康。津阳门，城南东来第二门［案：《晋书·地理志上》记载司州河南郡洛阳十二门中，无津阳门。据《水经注·谷水篇》对校可知南四门西头之“建阳门”实为“津阳门”之误（原名“津门”）。当据改］。（见《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

这说明梁元帝时的江陵城的外城（当时通称“大城”或“罗城”）也有12个城门，才能与洛阳、建康的外城各门配套。能有这许多城门，可知城址不小。这虽是梁末的情况，但这样的大城，其基础必然奠定于桓温建城时，因为桓温以后，直至梁末以前，未闻江陵城再有大规模兴建，城址更无变动（考详后），所以我们可以把这200年间的有关江陵城记载，前后汇通，互为证补。

关于这期间江陵城的面积，史无明文。但《通鉴》向我们提供了可供推算的线索。《通鉴·梁纪十八》（卷162）记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四月，驻节江陵的湘东王萧绎（后来的梁元帝），他在江陵前后20年（公元526—539，547—554年）得知下游“侯景之乱”已经攻陷建康城并进入台城（宫城）之后，为防侯景来攻，于是“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守之”。围绕江陵城的这一圈木栅，据诸史记载，方圆达六七十里。如按上引《通鉴》所记木栅距外城7里推算，则江陵大城（外城）大致方圆20里左右，与六朝时的首都建康城（城周20里19步）差不多。城墙上还建有几十座城楼，承圣三年十一月，大风引起栅内一次大火，烧掉了民房几千家，也烧掉25座城楼。这当然只是整个城市的一小部分，则当时江陵户口之众，城楼之多，亦可想见。这也反映出当时江陵城规模之宏大。

这个新江陵城址又有了移动，从以下几方面史事可以看出：

（1）《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句下，刘昭补注引《荆州记》云：“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江陵城只在纪南城（楚郢都、汉江陵城）南十余里，已不同于上引《三国志·吴志·朱然传附朱绩传》所记的30里。换言之，是位于当时的纪南城与吴江陵城（延续到西晋与东晋前期）之间与二者相距各十余里（古里）处，因而也就必然又从南岸移到了“江”（古沮水、今蛮河）的北岸今宜城平原上。

（2）据上条所引江陵与纪南城间相对方位（纪南城在江陵城北偏西）及里数，可推知此城位置的北面当在今宜城楚皇城遗址东南约五六里处的谢（薛）家岗、杨旗岗以至大、小胡岗（在楚皇城东南约十一二里）一带。1980年3月我们曾去这一带作过初步调查，发现了大片遗址（现通称之为“胡岗遗址”，参阅《汉江考古》1980年第2期，王善才、朱德君：《襄阳、宜城几处东周遗址的调查》）。我们对已看到暴露有遗物的地方（当然不是遗址全部）进行了步测，计东西宽约2里半，南北长约3里。在不久前开挖的一条水渠两边百余米的斜面上（仅就我们所看到的）暴露出一系列大小灰坑，几乎每隔几米就有一个。遗址东面和南面是武当湖，为细长条形，略如』状，颇似大城的一部分外濠（东南墙外）残迹。武当湖湾内现在的胡岗水库（在大、小胡岗南邻）北岸地表，有许多古代遗物。据当地群众说，这都是前些年修水库时挖出的。其余更多的遗物以及相应的遗址，都已淹没在水库中。同行的几位考古界同志据遗址地表所见的大量砖瓦片（也有少量陶井圈、绳纹灰砖和较原始的青瓷片）以及铁器残件等初步判断，下限至六朝，上限可至东周。遗址北面及西面不远处还发现不少六朝小墓，我们在附近路过时曾看到好几处成堆的六朝时的墓砖，都是当地群众从地下挖出，准备作为盖房、修桥用的（当地人有此习俗：需用砖时，就用铁棍触地听音，即可辨识地下是否有古墓，然后挖地取出古代墓砖备用，这反映出这一带古代砖墓之多）。可惜我们当时为日程所限，时间仓促（原不在计划中，是临时意外发现的），又限于人力，观察很粗略。今后尚需作进一步的系统调查，但就此初步所得，也可看出这一遗址似颇有古代较大城市的气派，与上文所考桓温新建的江陵城在位置、时限、规模等方面都颇相合。当然，这也不排斥在桓温修城之前，这里已早有居民点以至城邑存在。东周遗存在此发现，即足为证。

（3）从六朝时期位于江陵外围的江津城与马头戍地望，也可看出这时的江陵城已在北岸。江津与马头戍是当时隔“江”相望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屡见于六朝史事。三国晚期，吴、晋对峙时，吴将陆抗即屯兵马头戍，“以对江津口，与晋太傅羊祜相拒”。东晋末年，平桓玄之乱时，晋将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自下游溯流西上，转北进，“次江陵之马头”。桓玄时已死，其侄桓振挟晋安帝自江陵率军“拥帝出营江津”以相对峙。《宋书》记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三月刘裕率军进攻据守荆州江陵城的司马休之的史事，对于马头与江津对岸并立反映得更确切，《武帝纪·中》云：

（义熙）十一年正月，（司马）休之（自江陵）上表自陈曰：“……臣今与（鲁）宗之亲御大众，出据江津，案甲抗威，随宜应赴。”……三月，（刘裕）军次江陵……时公（刘裕）军泊马头，即日率众军济江，躬督诸将登岸……休之众溃……奔襄阳，江陵平。（卷2）

《宋书·胡藩传》对此又作了更明确的叙述：

……（胡藩）从征司马休之……高祖（刘裕）……即日于马头岸渡，而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藩以刀头穿岸，劣容脚趾，于是径上……贼……一时奔散。（卷50）

以上几条材料都充分反映出马头与江津隔岸相对的位置。《水经注·江水篇》对此又有进一步的具体描述，与上引诸记载相合而又有重要补充，它首先指出江陵城南的“江”中，自西往东，有枚回、邴里、燕尾三个大沙洲，绵延70余里（当地古里，远小于今里），下文接着说：

（燕尾）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北对大岸，谓之江津口……江大自此始也。《家语》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也。”故郭景纯云：“跻江津以起涨。”言其深广也。（卷34）

这里很清楚地指明：马头戍在南岸，江津则在北面对岸的燕尾洲上，洲与北面的大岸之间，还有一道“江”水的分流，其出口（在东面）与主洪道汇合处，称为江津口。这以下，“江”水开始深广，流量加大，以至非得有较大的船而且在风涛较小时才能涉渡，流行说法把江津定在今江陵东南的沙市附近，就与这段《水经注》所描述的水势全然不合。此“江”如指今长江，则“江大”当始于三峡外，今宜昌附近，沙市一带绝非“江大”之始，这也足以作为江津不可能在今长江边的反证。

据上考，马头戍在“江”（古沮水、今蛮河）南岸，江津戍至少在齐梁时已位于马头对岸的燕尾洲上，与北岸隔一道分“江”的汊流，江津口则在燕尾洲上的江津戍与北面的大岸（北岸）之间，晋宋至齐梁时，一直是船舰所集的江陵外港，位于江陵东南不足20里（古里）处，则此江陵城必在“江”北，而且并不紧靠“江”边可知。这就又可进一步证实东晋中期重建的江陵城已由“江”南岸移至“江”北的宜城平原上，而其地望也只能在上述今武当湖湾内的胡岗遗址一带。胡岗东南约四公里处的璞河垴镇（旧名“破河垴”）位于蛮河（东南流）左岸（东北岸），今为宜城县境内仅次于县城的大镇，其位置与本文所考江津基本相符（当然“江”道与“江”中沙洲，千余年来必有不少变化，甚至很大变化）。直至近世，蛮河流量仍是由此始大，从这里以下，可以终年航行较大的木船。这同六朝时江津为舟舰汇集、航行起止的河港情况也能相合。1980年春，我们去宜城县进行调查时，在镇西不远的岗地上发现过大量碎砖瓦，包括米字花纹的厚砖和无花纹、一面有绳纹的墓砖。据同行的考古界同志初步判断，后者是六朝时物，前者稍早，但也是汉以后物，这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进一步调查的线索。

（四）楚郢都、秦汉至梁末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的其他例证

魏晋时期，江陵城曾有两次重建和迁址，已在秦汉江陵城（楚郢都）以南，但彼此相去仍不远，未出今宜城南境范围，蛮河下游地带。相对方位已明，我们就仍可统一运用从先秦直至齐梁的有关江陵及其外围诸地名的材料，从宏观上进一步充实古郢都、江陵必在今宜城南境的论证。以下再举出几个较明显的有说服力的史例：

1．前引盛弘之《荆州记》曾提到赤湖，说：

吴通漳水灌纪南，入赤湖，进灌郢城，遂破楚。（见《太平寰宇记》卷146，荆州江陵县“故郢城”条）

《水经注·沔水篇》云：

沔水又东南，与杨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卷28）

《水经注》所记江陵即东晋桓温所建的新江陵城，在纪南城东南十余里（古里），已见上考。这两段中提到的赤湖显然就在当时的江陵县境，位于纪南城（楚郢都、汉江陵城）附近的水道下游不远处。郢城则还在赤湖以下，所以吴师引漳水攻楚，是先灌纪南，后入赤湖，最后才进灌郢城。

在今宜城县东南，汉水与蛮河之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还有个“赤湖”存在。1961年，我与王善才同志第一次去宜城时，曾往踏看，它是当时宜城县境最大的天然湖泊。湖的西端（当时通称“赤湖坝子”）就在楚皇城遗址东南八里外，胡岗遗址则在湖的西南四五里处。这同上引诸古籍中所记楚郢都（秦汉江陵城、魏晋至梁纪南城）东晋至梁江陵这两个城址与当时赤湖之间的相对方位完全相符，可见古今“赤湖”实为一体。就我们当时实地考察所见，湖为长形，东西长约5里，东部向南弯，南北之间半里至一里不等。周长10余里。湖的南岸，尤其是湖湾处，地势较高，有村落，名“赤湖岗”，在楚皇城东南十四五里（郑集东南十七八里），北岸则较低平。据当地人谈：祖辈传说这个湖过去大得多。后来由于在湖边筑堤开田，又引湖水灌溉附近农田，于是湖身渐次缩小。但在1961年时，湖水还是相当深，冬天枯水季节最深处还有丈余。当地群众还告诉我们：1959年大旱，周围许多湖塘都干涸了，只有赤湖还有水，许多人都去车水抗旱。赤湖西北还有个长湖，周围也有好几里。它原是赤湖的一部分，后来由于人工修筑堤闸而被隔开。这两个湖，连同附近的洼地，周长总有三四十里。这个赤湖北与长渠、木渠相通，受纳一部分渠水。湖东南原有二水道，下通蛮、汉二水。到清代后期，东通汉水之道已淤，只余南入蛮河一途。在近代的地图与地理著作中也有关于赤湖的一些记载，指出其为近傍支渠所汇。赤湖上源今仍有古河道遗迹，名“老河沿”，雨季仍有水，上通木渠于楚皇城遗址西北，东南经楚皇城北墙外，东南通往赤湖。1975年县里（特别是郑集公社）响应“学大寨”的号召，把赤湖的绝大部分填平改田，中间修了一条径直的排水大沟，遂使弯曲蜿蜒的老河沿（1961年我们曾沿着这条老河沿走到赤湖）只剩下一些残迹、片段了。但“赤湖岗”、“赤湖大队”等地名则仍继续沿用下来。这条邻近楚皇城的老河沿位置，与《汉志》“漳水过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以及上引《荆州记》“吴通漳水灌纪南，入赤湖”的记载，亦正相符。结合上引《水经注·沔水篇》“扬水”（即《汉志》之阳水）条所记“水上承江陵县赤湖”而下至竟陵县界入沔的记载，以及我们在本书《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和《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两文中所作的有关考释来看，古赤湖只能是今宜城南境的赤湖。

在赤湖下游不远的古“郢城”，当在湖的东北岸或东岸的郭海营、郝家集一带，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洼，过去为湖水外泄之途，而这里又正位于晋宋江陵城（胡岗遗址）东北、纪南城（楚皇城）东南，正同盛弘之《荆州记》所云郢城在江陵东北七里相符，而这里又正在蛮河下游以北近汉水处，也正在本书《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一文所考古枝江西北，又正合《汉志》沮水发源房陵县东山，“东至郢入江”的记载。

流行说法认为赤湖在今江陵附近，但其具体位置，诸书所记又颇杂乱不一，且多与《荆州记》、《水经注》所记纪南城、赤湖、郢城三者之间的相对方位不合。看来，这些纷纭说法也只是在认定古郢都、江陵必在长江边的前提下，各以当地不同的湖泊相比附的结果而已。古今赤湖既为一体，同在今宜城县东南，则与赤湖邻近的东晋至梁江陵城以及纪南城，自必也在今宜城南境。

2．今荆门市一带是襄阳与江陵之间的山险之地。中唐始设荆门县，宋为荆门军，元明清为荆门州。从历史记载上看，唐宋以来，荆襄之间每有战争，这里常是双方必争之地，为扼险据守之处。宋人记载中，对于荆门军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就提得很突出，说是：“荆楚门户，控制要冲”；“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扞江陵，北接襄阳，四山环合，易于备御。”明代的名相张居正（江陵人，家乡与荆门邻近）对荆门州的地理形势，作了更全面的阐述，他说：

……荆门介居荆、襄间……南望江陵，势若建瓴，重关复壁，利以阻守，运奇制胜，亦足以冲敌人之肘胁。故称荆门，言隘地也……况此州当南北要冲，为荆郡门户，噫！岂可忽哉！（《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九，《荆门州提名记》）

总之，自唐宋以来，荆门州为军事要地，在上引诸史料中已说得非常透彻了。

但是在先秦至齐梁时的江陵（郢都）与襄阳之间，却看不到有像荆门这样的险要地势之描述。以三国时期为例：蜀吴先后据江陵，魏晋先后据襄阳，形成长期的对峙局面。如果这时荆襄之间有荆门之险可扼，双方断无不争之理。但是这期间双方进行了多次攻防战，较著者有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由江陵进围襄樊，魏黄初三至四年，吴黄武一至二年（公元222—223年）魏将曹真、夏侯尚、徐晃、张郃等率军由襄阳进围江陵（已详前文），魏黄初七年，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吴诸葛瑾、张霸等攻襄阳，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吴大帝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吴将朱然攻襄樊，魏嘉平二年，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魏将王昶攻江陵，最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主孙皓天纪四年（公元280年）晋灭吴之役，杜预自襄阳攻下江陵等。这些战役无例外地都是：进攻的一方迅即到达对方城下，而防守的一方，无论是守江陵还是守襄阳，都是据城自固，待敌来攻，然后反击，从无像唐宋以后那样扼荆门之险以阻敌之事。这些都足以反证：三国时的江陵与襄阳之间道途近便，尚未隔有荆门之险，因为当时的江陵城还在今荆门以北的宜城县南境，而非在荆门以南的长江边。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当时襄阳与江陵间的用兵形势。

这里还可举一有力旁证：三国时期，吴、魏除在襄阳、江陵之间的正面攻守之外，“中”曾是双方几度争夺之地。其地望当在今襄阳与南漳交界处的潼口河上游石河与铺河河谷地带，为当时“沔南之膏腴沃壤”，户口达到“民夷十万。”详考见本书《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一文中之古鄢水部分，此不赘述。这个“中”正位于本文所考的古江陵城西北与襄阳西南方，远在荆门州北200里外（即使按流行说法定在今南漳县境的蛮河流域，也仍位于荆门西北方），当时吴魏屡争中，却不见争荆门之险的用兵形势，岂不又可反映出三国时的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南境？如果把江陵定在荆门以南的长江边，那就很难解释得通了。

综上所考，可知：今荆门一带是否已成为襄阳与江陵间的军事要冲，应是判断古江陵城究竟在长江边，还是在今宜城南境的标志之一。

这种形势直到梁末以前仍未改变，例如东晋末年（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桓玄在下游失败，退到江陵被杀后，其侄桓振再起，重据江陵及襄阳半年余。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正月晋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袭取襄阳，随即南下，会同来自下游（南方）的北府兵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军及来自西方的蜀军，分路进攻江陵。值得注意的是桓振派去守襄阳的桓蔚弃城回江陵后，却不闻桓振等派兵扼荆门之险以抵御鲁宗之军南进，而是由部将温楷迎战于江陵北面不远的柞溪，被鲁宗之击败后，退到纪南城，随后桓振自江津回师反击，又打败了鲁宗之军，而刘毅等军遂得乘虚在江津下游不远的豫章口突破桓军据点，攻入江陵城。这一战役又反映出在当时江陵城（桓温所修）与襄阳之间，不存在荆门之险，因而又为晋宋之际的古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提供了一条旁证。

在梁末，侯景之乱起后，公元549年，据有江陵的湘东王萧绎（后来的梁元帝）和据有襄阳的岳阳王萧詧之间发生了战事。萧詧自襄阳进攻江陵，一下子就打到城下，结果遇到大暴雨，军心涣散，部将杜岸等率所属降萧绎，萧詧连夜逃回襄阳。杜岸又自告奋勇，“请以五百骑袭襄阳，去城三十里，城中觉之……闭门拒战，会詧夜至……至晓，见詧，乃纳之”（皆见《周书》卷48《萧詧传》）。从这次襄阳与江陵间的往返攻防战可以看出，地理形势仍与三国及东晋末年相同。道途颇为近便，无论哪方攻守，仍未见有扼荆门之险以制对方的情况，这岂不再次反映出梁末江陵城仍在荆门以北的宜城南境？

3．《宋书·宗炳传》：

……（东晋末），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自庐山］，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好山水，爱远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有疾，还江陵。（卷93）

“三湖”在当时江陵城东不远，《荆州记》、《水经注·沔水篇》都有记载。宗炳自东晋末直至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逝世前，长期定居于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江陵远游的名山，其与江陵的相对方位是“西涉荆巫，南登衡岳”。衡岳即今湖南衡山县的南岳衡山，位于南郡及江陵以南，自无疑问。巫山，按流行说法定在今三峡地区的四川巫山县及巫峡一带，正当今江陵县西（偏北），可以说得通，但荆山，即使按流行说法也是位于今江陵以北，岂得云“西”？只有按本文所考，晋宋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荆山才正在西面。至于巫山，则位于本文所考晋宋江陵以西，也是有“巫山”的。所以宗炳自江陵旅游，“西涉荆巫”的记载，也是反映当时江陵城不在长江边，而当在汉水流域的宜城平原上之一重要旁证。

4．《水经注·沔水篇》云：

（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缠络鄢郢，地连纪（鄀）［郢］，咸楚都矣。（卷28）

武当县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武当山北、汉水南岸，旧均县城附近，今已淹没在丹江水库中。汉水自此以下直至中游，亦称沧浪之水，这一名称在今存古籍中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水经注》说“沧浪之水，是近楚都”，又说这条沧浪之水（汉水中游）是“缠络鄢郢，地连纪郢，咸楚都矣”，显然是把“纪郢”也同“鄢郢”一道，列于汉水（沧浪之水）近傍的（即使按清人之说，作“地连纪、鄀”，也仍有个“纪”字在）。唐宋以后，言楚郢都者对于这条记载，未见论列，其所以避而不谈，大概是由于用古郢都、江陵在长江边的流行说法很难解释得通吧？但如果楚郢都（纪郢）是在今宜城南境，那就顺理成章，完全相合了。

5．襄阳西南有望楚山，《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襄阳县“望楚山”条引鲍至（肖梁时人）《南雍州记》云：“凡三名，一名马鞍山，又名灾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骏为刺史，屡登陟焉。因其旧名，以望见鄢城，改为望楚山。后遂龙飞，为孝武帝。”明、清地志，多沿此说。今按：这段记载对望楚山的旧名为何，并未举出。所谓“因其旧名，以望鄢城，改为望楚山”，句亦费解。《太平御览》卷43，地部八，“望楚山”条亦引此段（但所引书名为《襄阳记》，似误，至少绝不是习凿齿所著《襄阳记》，因为习是东晋人，无由记刘宋时事）。而其于山名则云：“鄙其旧名望郢山，因改为望楚山。”对望楚山旧名望郢山，交代得很清楚。如按唐宋以后的流行说法，定郢都于长江边，则去襄阳过远，无从眺望郢都（江陵），“望郢山”之名自然就讲不通了。《太平寰宇记》引文之所以回避旧名不提，又改“郢”为“鄢”，造成语义含混，词句不通，显系唐宋人改动原文以牵合流行说法所致。今如依照本文所考，楚郢都在今宜城县境，则“望郢”之名，正符实况。

类此例证（特别是魏晋以后者）尚多，不能一一列举。有些史例不甚明显，还有一些有力的证据往往需经较繁复曲折的考释，始能阐明。本文第（一）部分所举六个例证皆属此类。此外，通过对“赤壁之战”的军事地理之重新探索（赤壁当在今钟祥县西北60里、中山口附近的“赤壁崖”而非在今蒲圻或武昌县境），结合汉魏六朝古云梦泽（巴丘湖）地望的重新考定［当在今钟祥西北、汉水西岸、浰河（又名双河）以北、朱堡埠北面一带，三国时的巴丘城当在朱堡埠附近］，亦可推定汉末江陵城必不出今宜城南境。对此，将在《古云梦泽研究》一书内，另作详考，这里就不赘述了。

（五）江陵城南移至长江边今址当在西魏灭梁元帝政权之后，后梁萧詧建都江陵之时

据上考，古郢都、江陵城直到梁元帝时仍在今宜城南境，那么，从何时起，江陵城开始迁移到长江边今城址？对此，史无明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找寻线索：（1）找出江陵城确已迁到长江边的最早例证。（2）看看在最早的证据出现以前，历史上有否发生过足以促成江陵城南迁的重大事件。

较早的、可以确证江陵已在长江边的明显材料，莫过于唐初李孝恭、李靖之率水军下三峡，直取江陵，灭萧铣政权的史事。《旧唐书·李靖传》云：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靖又陈十策以图萧铣，高祖从之……其年八月，集兵于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险，必谓靖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九月，靖乃率师而进。将下峡，诸将皆请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始兵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此必成擒也。”孝恭从之，进兵至夷陵。铣将文士弘率兵数万屯清江……靖纵兵击破之，获其舟舰四百余艘……至江陵，屯营于城下……铣遣使请降。靖即入据其城。（卷67）

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隋末唐初时的江陵城已在三峡之外、长江边的今江陵附近了。萧铣是后梁皇帝萧詧的曾孙，所以他的政权也称为“梁”。他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由岳州迁都到江陵，随即修复了后梁二帝的园庙，这可见后梁小朝廷的都城江陵就已经是这个江陵了。关于这点，《太平寰宇记》荆州“江陵县”下还保存了以下两条证据：

梁河东王誉（按：是萧詧之兄）庙在江陵西北三十五里。宣帝即位，收葬于此，谥武桓王。（卷146）

白碑驿，在（江陵）县西北四十八里，梁宣、明二帝陵。唐开元二十一年建。（卷146）

《周书·萧詧传》附孙萧琮传记隋文帝进军江陵废后梁小朝廷之后，下令：“梁二主各给守墓十户”，亦可证萧詧父子的陵墓是在江陵。北宋末成书的赵明诚《金石录》中，也保存有“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的片段材料，说是“开元二十一年，其裔孙嵩（按：是唐玄宗时宰相）建立”（见《四部丛刊》影印本，卷26，页9下）。与上引《太平寰宇记》所记亦正可相证。这些都足以说明：后梁萧詧在西魏、北周卵翼下建立小朝廷之后，其所都之江陵城确已在长江北岸今址，而且后梁皇室的墓地直到北宋初年还存在。

在此之前，是否发生过足以造成江陵城从汉域南迁江边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而且是很严重的事件，即后梁建国、萧詧被西魏军队强制从襄阳南迁江陵之年，按阴历则为上年冬，即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间（公元555年初），西魏军队奉宇文泰之命，在于谨统率下，攻破江陵城，俘杀梁元帝，然后对这座由东晋桓温所修，规模宏伟的大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大破坏。

在这以前，从《水经注》成书之时（郦道元死于公元527年，成书必在此前不久），到公元549年“侯景之乱”以前，二三十年间，江陵一带承平无事。更往前追溯，至东晋中期桓温兴建新江陵城时，近200年间，江陵城虽经历几次战争，但为时都极短，未受到严重破坏，也找不出任何直接、间接的记载足以证明这期间江陵曾有迁址的迹象。公元548年阴历八月，侯景在下游叛乱，公元549年三月，攻下建康后，荆楚地区的局势也开始动荡，梁武帝的子孙之间互相攻战，据有襄阳的萧詧即曾于九月间进攻据有江陵的萧绎（后来的梁元帝），败归，但这次战役的规模不大，历时很短。萧詧败后，就投靠西魏，于是宇文泰乘机派遣杨忠等率军于公元549年冬—550年春，陆续进据汉东的随、竟陵、安陆等郡（今随、枣、安陆、京山及宜城、钟祥东境等地）。次年（公元551年）4—6月，侯景大军溯江西进，攻入荆楚境内，被萧绎部将王僧辩、胡僧祐等军击溃，退走。此后就形成了萧詧依附西魏，据襄阳，与坐镇江陵城的梁元帝对峙的局面。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阴历十月，西魏宇文泰遣大将于谨等率大军南下，在襄阳会合萧詧，向江陵的梁元帝政权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十一月癸未（初一日），西魏军渡过汉水，4天之后，前锋就进到江陵外围的木栅之下。又九日，而于谨大军到，包围了江陵城。在此以前，魏将宇文护、杨忠已先率精骑占领了江津，切断了梁元帝君臣顺流东退的出路，也阻挡住梁军从南面到达马头（在江津对岸）的增援部队，使之无法与江陵守军会合，只能遥为声援而已。江陵被围16天，魏军于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公元555年1月10日）攻陷大城，次日，入金城受降。

直到这时，我们仍未看到江陵城有任何南移长江边的迹象。从上述用兵形势也可看出：这时襄阳与江陵之间的道途很近便，无论是公元549年萧詧进攻江陵，还是后来西魏军队的大进攻，都是在很短时间就由襄阳一直打到江陵城外的木栅下。这和前引《南齐书·州郡志》所说“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故也”的形势是完全一致的（里数问题，考详后），而同后世的襄阳与江陵之间有荆门州一带山险可扼的形势（已见前述），却是合不上的。

西魏军队打下江陵城，大肆杀掠之后，又“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小弱者俱杀之”。后梁萧詧就在这种情况下建国于江陵，而这个江陵城，按照上文所考，则已在长江边今址，和原来的江陵城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重要旁证。《周书·萧詧传》云：

及江陵平，太祖［宇文泰］立詧为梁主，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归于我……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统兵居于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兼防詧也……詧……又见邑居残毁……常怀忧愤，乃着《愍时赋》以见意。其词曰：“……忽沉滞于兹土，复期月而无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磐萦。寡田邑而可赋，阙丘井而求兵……彼云梦之旧都，实标奇于昔者。寂寥井邑，荒凉原野……南方卑而叹屈，长沙湿而悲贾。”（卷48）

前文已谈到，梁元帝时的江陵只有外城（亦称大城、罗城）和内城（又称子城、金城），从无东、西二城之说。后梁建国就在江陵刚刚遭到大破坏之后，人口已被杀掠殆尽之时，江陵却忽然出现了东西二城，而萧詧所居之江陵东城只有7里方圆，这比过去桓温大修过的、梁元帝时有12城门和几十个城楼的江陵外城（城周20里以上）就小得多了。萧詧的赋中怀念“彼云梦之旧都”，悲叹南方之卑湿，而襄阳、宜城一带的气候由于中原地区的干冷空气通过方城缺口进入南阳盆地，然后沿汉水河谷南下，却并不卑湿。历史上，人们谈到楚郢都和齐梁以前的江陵城，也未见有用“南方卑湿”之类的话来描述这里的气候。这些，结合前文所考后梁时江陵已在长江边今址的证据来看，就更使我们相信江陵城址的南迁，应在萧詧开始建立后梁小朝廷之时，而梁元帝所都、在今宜城南境的东晋以来的江陵城，以及邻近的一些城邑，则从这一年起，就在历史上消失了。换言之，已被西魏军队彻底毁灭了！

但是，像这样一个名都大邑的毁灭和迁徙，何以竟未留下什么史籍记载或传说？我想大致不出以下几点原因：（1）西魏军队毁灭古江陵城，正是在南方“侯景之乱”后，各地四分五裂之时，社会秩序很乱，破坏很大；文物典籍、官私记载，当然不会多，这只要看看《梁书》、《陈书》、《周书》和《南史》、《北史》以及《五代史志》（《隋书》诸志的原名）都是在唐初才陆续修成，就可想见。这其间，隔了一个世纪，中间又经隋末的大变乱，因此即使有少数记载，也容易散失。（2）江陵陷于西魏后，当地的人民几乎全部都被掠到长安去，成为奴隶。在长安的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残暴落后的直接掠夺者），当然不会关心江陵城居民全部被掠走之后，这座空城是如何被平毁的；相反，他们还会尽可能隐讳、掩饰这种野蛮行为，以便收买人心，争夺天下。至于被掠的人（尤其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为免惹祸，当然不敢、也不能随便口传或笔记，至多只能像庾信（他还算比较得意的）《哀江南赋》那样隐晦而又沉痛地说几句而已。因此故老传闻也很难保存下来。（3）后梁是个小朝廷，立国30余年。它本可能曾保留一些有关资料（例如长江边的江陵城是如何兴建的），但因它是个附庸小国，在“正史”中是被忽视的。因此，亡国之后（在隋朝初年），特别是经过隋末大乱之后，有关资料也就湮灭无闻了。例如：它的郡县建置沿革，在《隋书·地理志》中（原《五代史志》的组成部分，是综合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的材料编写的，以隋朝政区为基础）就极少提到。（4）自东晋以来，荆襄一带侨置郡县很多，地名变化本已不少，到梁元帝灭亡后，西魏占领了汉水两岸广大地区，对这一带的政区划分又作了很多改动，于是地名的变化就更大了。以后，历周、隋及唐初，又屡次调整郡县，省并很多，改名称的也不少。百年之间，层层积累，就使这一地区（特别是江陵附近）的古地名遗迹更容易混淆不清了。这对于后人（尤其是外地人）掌握这一带古地理情况是一个很大障碍。本地居民应能保留一些传闻，但如未经记载，或记载而未能很好地流传，则日久也就会走样，或竟湮灭。

把这几个原因综合在一起，似可帮助我们解答上述疑问，也可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在一百年后，唐初一些学者们的著作中（如《括地志》、《后汉书》李贤注、孔颖达《左传正义》等），竟也认为古郢都、江陵就是长江边的江陵。

依此推论，当阳、枝江、纪南城……以及沮、漳二水等与江陵密切相关的地名之南移今址应也是后梁建国以后的事。这些，连同江陵，实质上都相当于侨置的郡县。萧詧勾结外敌进行内争的结果，自己并没有得到便宜，不但争了几年的江陵城没有到手，连自己原有的襄阳一带地盘也被西魏吞并了，江陵城也被毁灭了。自己则被安插到南方靠近长江边的一小块土地上，并且还有西魏（两年后，成为北周）军队驻防监视，他是失望的。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自己的小小领土上关起门来做皇帝，还分设了不少州郡县。既把都城仍叫“江陵”（这也是地名随人搬家之一例），当然也会相应地把过去在旧江陵城附近的那些城邑名、水名、山名等，也都配置在这个江陵附近的方位上，正如古代居民集体迁徙到新的地方之后，常常把原居地的山川城邑名称一起移到新址一样。尽管配得相当巧妙，使后人很容易把这些地名误认为就是古代的同一地名，但限于自然条件，和原有地名与居民的存在，终不能完全相符，破绽终究还是要露出的，这只要仔细地用齐梁以前的有关记载加以对比，就会看出这些地名虽然前后相同，但实际却是两回事。这本书中，已陆续举出了一系列实例，皆足为证。

（六）一些疑难问题的试解

本文考释古郢都、江陵在今宜城南境，并相应地牵涉到一系列的山川、湖泽、城邑的地望重新定位问题，触动了千余年来逐步形成的流行说法之体系，自不免引起一系列的疑问与质难。本书前面诸篇论文中已陆续作了一些解答，下面谨再就几个常被提起的问题，逐一试作解析。

1．怎样看待今本《水经注·江水篇》中有关江陵、郢都的记载

《水经注》作者郦道元是齐梁时（北魏末）人，卒年在梁武帝大通元年，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尚在西魏军平毁江陵之前20余年。但今本《水经注·江水篇》中已有江陵县及江陵故城在“江水”北岸的记载，并且提到桓温曾派遣当时的水工技术专家陈遵在江陵城东南低洼地带外围修建金堤，以御水患。后人据以认定此“江水”即今长江，而陈遵所修金堤则是今存古籍中最早记载修建长江堤防的材料。如果竟是这样的话，那么梁元帝末年被西魏破毁的江陵城就应已在今江陵了。

还不仅此，今本《水经注·江水篇》（卷34）中更有以下一段描述长江三峡景色的有名文句：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这里描述的江陵是位于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的下游，中隔长江三峡急流，自白帝城顺江而下，可以飞速到达江陵。据此，则江陵更是明显地在长江边今县址了。如按本文所考，把当时的江陵城（直到公元555年以前）定在今宜城县南境，将如何解释这两段《水经注》？

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应比较双方的说法所依据的史料（包括实物史料）究竟哪一方过硬。根据本书前面诸篇论文的考释，特别是对齐梁以前古沮、漳二水和古鄢水、宜城（楚鄢都）位置的考释，以及本文前几部分考释古郢都、江陵所用的各种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直到梁刘昭补注《续汉书·郡国志》时，江陵城尚无南在长江边的确证。除了《水经注·江水篇》的上述部分外，各种先秦至齐梁的记载对于解释古郢都、江陵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沮、漳二水以及一系列外围地名的所在，都是基本上彼此相符配套，形成整体的。

梁人萧子显（公元489—537年）在所作《南齐书·州郡志》荆州部分的叙言中曾详细记载从东汉末年以来荆州治所的多次变动，最后说：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王忱还江陵。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故也。自忱以来，不复动移。（卷15）

这说明江陵城由东晋末王忱坐镇时起，直到萧梁中期，未再迁动。萧子显和郦道元是同时代人，萧逝世晚10年。如果在此期间，作为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位仅次首都建康的第二大城江陵，向南迁徙到几百里外的长江北岸，那一定是件震动全国的大事，郦道元、萧子显岂能不知？更无知而不载之理。但是在他们所作的《水经注》和《南齐书》中却全无迹象可寻。据此，似可肯定，直到《水经注》、《南齐书》成书时，江陵尚未南迁到长江边。此后，郦道元、萧子显逝世，下迄公元548年侯景之乱以前，这一二十年间南方政局基本稳定，荆州江陵一带并无战事，不存在足以使江陵城远迁长江边今县址的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侯景之乱蔓延以后，荆襄一带战火虽起，使局势日趋动荡，但以后直到西魏大举进攻江陵之时，这五六年间围绕江陵的史事记载时序相连，亦未见城址有任何变动，与东晋桓温新建江陵城以来的情景亦可衔接。只有到公元555年，西魏攻下江陵城，进行了毁灭性的大破坏之后，才形成了江陵城这次南移数百里以及一系列相关地名随之大搬家的历史条件。

据上所考，就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已被后人窜乱、内容多非原貌的今本《水经注·江水篇》这两段有关江陵的记载，产生根本性的怀疑。看来，很可能是北魏末年大乱之后原稿已多散佚，隋唐以后，经当时学者依据后世地理区划加工整理，以牵合后世江陵在长江边的地理观念（误以齐梁以前、陈隋以后的江陵为一），从而使这一部分成为去史实更远，客观上进一步割裂、移动、窜改了原文后的产品。

今存诸版本的《水经注》虽然彼此在字句上以至某些段落上仍有差异，但大的格局已经一致，其中《江水篇》（卷34）与《沔水篇》（卷28）内都有关于江陵、郢都及某些相关城邑、河湖的记载。《江水篇》记有江陵县与“江陵故城”，城南的江中自西往东有枚迴、邴里、燕尾三个大沙洲以及江津、郢城、灵溪等地；《沔水篇》则记有江陵县、纪南城（楚郢都）和外围的郢城、扬水、赤湖、灵溪、柞溪、“三湖”（路白湖、中湖、昏官湖）等更多的相关地名。这两段中，各有不少错简、脱漏、误字、衍文，而段落、字句方面又多有彼此互不协调，以至互相矛盾之处。其远非本来面目，已可显见。以下先举出三个在两篇中都有，而方位又彼此不合的地名为例：

其一，《沔水篇》记江陵县西北有纪南城，为楚之郢都，县境有赤湖。这些同上引盛弘之《荆州记》以及其他汉魏六朝的通常被认为较可信的材料都相合。《江水篇》中则有“江陵故城”在江北岸，并联系到“纪郢”，而江陵县（《水经注·江水篇》所谓“今城”）则在下游不远处，乃是故“楚船官地”。这个江陵故城（纪郢）位于江陵县（今城）以西，同《沔水篇》所记位于江陵西北的纪南城（故郢都）方位不相合，与《荆州记》所说在江陵北十余里就更不合。此外，《江水篇》中记述江陵县与江陵故城时，也全未提到城外不远的赤湖。

其二，郢城在两篇中均见。《江水篇》说是在江津（位于当时江陵东南）以东，而《沔水篇》则云在江陵东北、扬水北岸，彼此所记方位又不一致。但盛弘之《荆州记》所述郢城方位则与《沔水篇》同，而《江水篇》则别无原始材料可以印证。

其三，灵溪在两篇中都有记载。今本《沔水篇》中有二灵溪。一在江陵城西南的子胥渎及龙陂（天井水）以西，一在江陵东、华容县境内。后一说实出自清人误改，遂成今本之讹，明本皆作“灵港水”。今本《江水篇》所记也有问题。它说，灵溪水南流，在燕尾洲北，与江水合，合流处有灵溪戍，戍西就是灵溪水，下游（东面）为江陵故城与江陵县。据此，则灵溪水当在江陵城西。但这里又出了矛盾：江津戍是位于燕尾洲上，在当时江陵城东南，《水经注》中有明文，本文前面已有详考，流行说法对此亦无异词。灵溪水如在燕尾洲（江津）北，南流入江，那就不能在江陵西（上游），而只能在城东了。在这段《江水篇》中紧接记述江陵部分的后文中，就又记有燕尾洲与江津，都位于江陵东（下游），记述较详，而文句却同江陵部分不相连贯，其间显有脱文或错简。比观前后文句，前面的“江水又东迳燕尾洲北”一句，应移至江陵部分之后，与下文“此洲始自枚迴，下迄于此……洲上有……江津戍也……”一段相衔接，而置于此段之前，内容才较完备，词意亦得顺畅。至于有关灵溪水部分则应上接邴里洲、曾口一段之后（前面另补“江水又东”四字），其南流入江处，当在邴里洲北。这样，灵溪水就显然仍是流经江陵城西，而与燕尾洲、江津无关，从而也就同《沔水篇》所记灵溪位置相合，也同其他史料如庾仲雍《荆州记》、《晋书·桓玄传》所记灵溪方位彼此一致了。总之，《水经注》中有关灵溪的记载，由于今本之误而造成的歧义与矛盾，经过订正之后，可以看出两篇所记灵溪与江陵之间的相对方位原是一致的，而今本《沔水篇》“扬水”条所记，较之今本《江水篇》更可信一些。

仅据以上三例，已可见《水经注》中有关江陵及其外围地名的记载内容紊乱，矛盾重出，而《江水篇》尤然。因此，我们只能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取其与其他较可凭信的古记载能对证、核实者，局部选用之，而决不能笼统地轻予凭信。其他问题尚多，这里暂不展开论述，容俟今后陆续加以考订。

总之，今本《水经注·江水篇》所记江陵位置并不足以证明古江陵在今长江边，这里的“江水”，也未必就是今之长江。而今本《沔水篇》“扬水”条所记，只要将扬水不合地形的流向（考已见前）加以订正（改东北流为东南流）之后，就足以明显反映出扬水及江陵、纪南城（楚郢都、汉江陵城）以及江陵附近的郢城、赤湖、灵溪等地的位置皆当近沔水，而不近长江，当在宜城平原上，而不在长江边今江陵附近。这样的话，今本《江水篇》中的江陵及其故城（纪郢）以及郢城、灵溪、柞溪、江津，以及所谓“江”及江中诸洲等这一组地名自不能同时又出现于长江边。因而今本《江水篇》这一大段之远非郦注本来面目，也就不言而喻了。对比之下，《沔水篇》在经过上文结合地形校正了扬水流向之后，则是较近史实，可以基本凭信的。

那么，又该怎样解释上引今本《江水篇》另一段中“朝发白帝，暮到江陵”的文句呢？

如果上文所考江陵城直到梁元帝末年（公元555年初）以前，仍在今宜城南境，尚未南迁长江边的论证无误的话，则这句“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必非郦道元的原文，而只能是陈（周）隋以后的文人所增补。对此，我们可以从史源和文字校勘入手，提出一些论证。今本《水经注·江水篇》中的这一段亦见于《太平御览》卷53，地部十八，“峡”部分，只个别字有小出入，说是转引自盛弘之《荆州记》。这向我们提供了《水经注》此段的出处。但这两句话却又同本文前引《世说新语·言语》“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条，刘孝标注所引盛弘之《荆州记》中的“荆州城临汉江”句正相矛盾。荆州城即江陵，既临汉江，岂能又在长江边，居白帝城（中经三峡）的下游？则二者必有一误。刘孝标是齐梁时人（公元462—521年），与《荆州记》成书时期（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相去只有几十年，其注释的质量也较高，《世说新语》的版本又较完整，则在此书中保存下来的《荆州记》引文当较可信。《世说新语·黜免》“桓公入蜀”条及《太平寰宇记》卷148，夔州巫山县“巫山”条亦皆节引此段，也注明是引自《荆州记》，但皆无“朝发白帝，暮到江陵”二句。当然，人们也可以说是节引时删去了，但我们如联系上述《荆州记》关于“荆州城临汉江”的记载来看，至少可证《世说新语》刘注所引两段《荆州记》并未自相矛盾（有“荆州城临汉江”，而无“朝发白帝，暮到江陵”），而《太平寰宇记》于同卷“大江”条，另引《水经注》则有此二句，可见《太平寰宇记》也是分得很清楚的（见于当时的《水经注》，而不见于《荆州记》）。凡此，似皆足证《荆州记》原文本无此二句。《太平御览》引文，多系转抄，未必直接看到原书，因而往往有讹误。前人对此早有论定。此亦当是一例。

今存较可信的古记载中，最早提到这两句的是北周庾信所作司马裔及纥干弘二神道碑，文字略有出入，作“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写作时代则已在后梁建国、江陵已南迁长江边今址以后。庾信是当时著名文人，后世传诵、仿效其文句者很多。唐人诗中以白帝城与江陵相联系来描述长江三峡的就不少，如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就是人们熟习的一例。看来今本《水经注》之所以在描述三峡景色时，于所引《荆州记》原文中（未注出处）插入“朝发白帝，暮到江陵……”等语，当亦唐人凭依唐代流行的地理观念，据当时广泛传诵的庾信名句而羼入者，似不能以此作为齐梁之际《水经注》成书时，江陵已在长江边的确证。

2．关于江陵与周围各地之间的里数问题

上引《南齐书·州郡志》荆州总序云：“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上引《魏书·元英传》（卷19下，《南安王桢传》附）记元英上疏请自襄阳南攻江陵，亦云：“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当时江陵城如果在今宜城南境的话，则依清代官里，襄阳、宜城之间不过百里左右（清代旧驿路为官里120里；清代后期，改驿道，重新计里，减为90里；现今公路里程则为42公里），宜城至楚皇城遗址为7．5公里，更东南，至桓温所修六朝江陵城，至多亦不过一百四五十里，与“五百”之数相差很远，反之《大清一统志》（乾隆本）所记清代江陵至襄阳官里约为555里，又超过“五百”之数，而唐、宋时《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及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等所记里数则为470里。今公路里数（实测）则为204公里，与“不盈五百”之数，倒大致相近，这将如何解释？

对此，首先需指出，我国过去的里数一般是古里小于今里，民间里小于官里，计里标准又往往因地而异，大小不一，甚至同一地区又有大里、小里之别，因此，历史上的里数记载，只能就一定时限下、一定地区内的不同城邑之间相对距离，作一些比较，借以作为考释地望时的旁证而已。即以襄阳至江陵这一带地区而论，就有不少材料可证这一带在齐梁以前的古里远小于今里。例如“中”，上引《三国志·朱然传》裴注引《襄阳记》说是在襄阳南150里。中当在今襄阳、南漳交界的石河与铺河河谷一带［考已详本书《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一文，见古鄢水部分］，位于今襄阳西南约50里处，与《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南漳县“山”条所记在山以南，地望正合，里数亦近，而与《襄阳记》所记东晋里数（150里）相比，则大致为3∶1。又如晋宋临沮城当在今南漳县武安镇西之临沮岗（详考见本书《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一文），东去今宜城南境即本文所考东晋至梁时江陵城故址（今谢家岗至胡岗一带）约为七八十今里，而《三国志·蜀志·关羽传》（卷6）裴注则云：“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二者里数之比又大致力3∶1。再如《晋书·羊祜传》（卷34）云：“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石城即使按近世流行说法，亦云在今钟祥县城或稍北处。钟祥去襄阳里数，唐宋以来旧志记载不一，一般在310～320里之间，乾隆《钟祥县志》则说是240里（见卷6，古迹）。皆与《晋书》之700余里相差很大。也有人认为此700余里当指水程，这也有可能。但我们对此也能作出相应的解释。据《水经注·沔水篇》所记，石城是在汉水东岸，“城因山为固，晋太傅羊祜镇荆州立。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石城在晋代屡见于记载，属竟陵郡，地近襄阳，并一度属襄阳郡，则其位置当偏北，在今钟祥县北境，或更北，位于今宜城县南境之汉水东岸，古竟陵县（今钟祥丰乐河镇附近）北，今雅口至流水沟之间的丘陵地带，由此去襄阳水程200余里，与《羊祜传》所云700余里，又大致为3∶1。依此类推，则齐梁时江陵、襄阳间之相去四五百里亦正合我们上文所推算的一百四五十里，即本文所考由宜城平原上六朝江陵城去襄阳的今里数。

这里也可顺带提一下我们常被问到的关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卷2）所记：曹操自襄阳亲率精骑五千，急追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大获其人众辎重”的史事记载，应如何解释。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襄阳到江陵既是“步道五百”或“不盈五百”，则位于襄阳南300余里的当阳长坂自当在当时的江陵西北约百里处。这个汉代的当阳城即《水经注·沮水篇》所说的“当阳东城”（长坂在城北），在六朝当阳县东140里（古里），其位置当在今宜城县西（楚皇城遗址西北30余里），考已详本书《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一文，此不再赘。质言之，如果古沮、漳即今之蛮河，则古当阳长坂地望必不出此范围。这就又可反证当时的300余里，只相当于清代这一带的官里百里有余而已（明清时，直到清中叶，襄阳、宜城间官里为120里，亦可与此相比照）。

综上所考，可知里数的计算，并不是个简单问题，更不能精确到可以引为解决问题的确据，只能作为旁证。如果古今里不分，官里民里不辨，地区间计里标准的差别不计，把各种古今文献之间的里数记载，不加区别地混同引用，欲以此否定本文所考有关古地名的重新定位，其结果将是治丝益棼，愈搞愈乱。

最后，我们倒还可再举出一条从里数对比，来推证六朝时江陵当在宜城平原上的旁证：《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治江陵）下，刘昭补注云：“雒阳南一千五百里。”常璩（东晋人）《华阳国志·汉中志》（卷2）于“上庸郡”（治上庸县，在今鄂西北的竹山县附近）下注云：“去洛一千七百里。”又“新城郡”（治房陵县，在今房县）下注云：“去洛一千六百里。”“洛”即洛阳，汉代改称雒阳，曹魏以后又恢复洛阳原名。这三个城邑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荆楚地区，计里标准又同是官里，因而是可以相比的。上庸（今竹山）与房陵（今房县）的地望，古今无异词。在此前提下，只要对照今地图，比较这三个城邑与洛阳的距离，就可明显看出：如按流行说法定古江陵城在长江边的今江陵县址，那就比房陵、上庸去洛阳的距离要远得多，但里数却反而少些，这怎能说得通？如按本文所考，定古江陵在宜城平原上，那就在里数上，正好同地图上的位置协调而彼此可以相印证了。

3．关于蜀地之水可通郢都、江陵问题

《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燕昭王勿应邀往秦云：

秦……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卷30，亦见《史记》卷69《苏秦列传》附《苏代传》）

又，《战国策·楚策一》记张仪说楚怀王云：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不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境］（陵）以东，尽城守矣。（卷14，亦见《史记》卷70《张仪列传》）

几百年后，到东晋晚期（公元4世纪末），还发生过“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数千家”的洪涝灾害。（见《晋书》卷84《殷仲堪传》）

据以上诸记载，蜀地之水可通郢都及晋宋时江陵，如非长江，当如何解释？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明确：古代巴蜀领域非仅今之四川省境，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东至上庸（今湖北竹山一带）、房陵（今房县、保康一带），包括今陕南、鄂西北，即两汉之汉中郡，皆是古蜀地，据《汉书·地理志》汉中郡房陵县原注，古沮水（今蛮河）发源于房陵东山，在今保康县境，已是古蜀地东端。“轻舟浮于汶”，当指古沮水（今蛮河）上游。东晋时，曾于此设汶阳郡及汶阳县，名称当有渊源，近世犹有“汶阳洞”在今南漳县西100里、蛮河上游，长坪镇附近，并有“古汶阳郡以此得名”的记载。长坪以下近世仍通小船，这与“轻舟浮于汶”亦可相证。古沮水（今蛮河）又称“江”，已见前考。由这个“汶阳”附近的汶水，趁夏季涨水之时，顺流而下此“江”，以五日的水程（行军）到达今宜城南境的楚郢都（楚皇城遗址）也是讲得通的。《晋书·殷仲堪传》所云“蜀水”当亦同此。至今，当地群众称蛮河为“竹筒子河”，因为它的全年流量很不平衡，“一遇上游下雨过猛过大，山洪暴发，水头猛涨，可达3600个流量，而到天旱时，小到只有1．7个流量，悬殊极大”（见《湖北日报》1962年6月5日载：《百里长渠灌溉面积逐渐扩大》）。因此，东晋时“蜀水大至”，漂没下游宜城平原上江陵城几千家人口的严重水灾，是符合这一带的地理条件的。只是当时的这条“江”（古沮水）在长渠灌溉系统未发展之前，比近世的蛮河下游水量更大，而且由于森林、植被比现在丰茂，可能流量之不平衡，不致像现在这样悬殊。

但《战国策·楚策一》所记由汶山乘大船至郢“循江而下”，需十日始达楚边境（而且是以每日300余古里的速度），这同上引《战国策·燕策二》所记，自汶浮轻舟而下，五日至郢都，彼此所需时日，相差颇大，又将如何解释？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二者所说的“江”，不是同一条江，否则，无论是认为同指长江，或认为同指今蛮河，都将发生矛盾，都讲不通。

《战国策·楚策一》之“江”，应指汉水（古亦称“江”，考见本书之《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汉水上游也正是古巴蜀地。扞关是战国时楚境边关，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始设此关以御蜀，尚在秦取巴蜀（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见《史记》卷5《秦本纪》）之前60余年，此时大巴山北尚为巴蜀主要境土。《续汉书·郡国志五》益州巴郡“鱼复”县下原注：“有扞关。”刘昭补注：“古庸国”。并引《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与秦人、巴人灭庸之役，庸之属邑鱼人参与战役事。这些较古记载透露给我们：先秦时鱼复县、扞关皆近庸国（今竹山县一带），从而当北临汉水。

鱼复县地望在汉末、三国时已位于今四川奉节县东、长江北岸之白帝城，但仍有史事记载可反映出其地望原非在此，而当偏北的迹象。例如：《水经注·桓水篇》云：

桓水……浮于潜汉，而达江沔，故《晋地道记》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东限扞关。（卷36）

［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西抵黑水”这条记载。今陕西汉中市以西的勉（沔）县西，有黑水发源于留坝县西南偏东，入于沔水；其次，］桓水既是“浮于潜汉，而达江沔”，则其位置必当偏北，近汉水。晋之梁州境土包括今陕南、川北、川东一带，汉（沔）水则横贯陕南。《晋地道记》既云梁州是“南至桓水……东限扞关”，则扞关自当在桓水东北（偏东）其位置亦必偏北，位于汉水上游的楚蜀交界处。

于此还可补充一条旁证：《水经注·沔水篇》（卷27）云：

汉水……又东，迳魏兴郡广城县……汉水又东，迳鱼脯（谷） ［谿］口。旧西城、广城二县指此谷而分界也……汉水又东，迳岚谷北口……汉水又东，迳西城县故城南。(www.chuimin.cn)

广城县当在今紫阳县西南、任河西北岸、竹瓜溪北的广城镇，岚谷北口当在今紫阳县东、安康县西之岚河北流入汉水处，则鱼脯谷（谿）位置当不出两者之间，即今紫阳县城左右数十里之汉江滨。在此“鱼脯谷（谿）口”西南百余里处，位于陕南的镇巴县南、大巴山脉与米仓山脉之间的缺口处，又有个“渔渡坝”，亦称“鱼肚坝”或“鱼肚路营”、“鱼渡路营”。这里是一片河谷小平原（当地俗称“坝子”），与附近几个坝子都是人口较密、水田较多的产稻区。渔渡坝位于渔水河上游，渔水河由此西南流往川北，称为肖口河，入巴水，是嘉陵江的重要支流渠江的主源之一。这里南通四川的万源、通江二县，位于川陕间山区交通要道上，为现在的川陕公路干线所经，襄渝铁路也由附近（东面不远）经过。从这一带的地理条件看，也应是陕东南地区（大巴山北）古代巴人为秦所迫而南迁入四川盆地的较为便捷之途。此外，在清代嘉庆年间的记载中，今陕南东乡县茶镇（在县东境，近石泉县）东20里还有“新渔坝”，其西南方不足十里处有“老渔坝”，在茶镇东南不远。另在川北、巴中县西有“鱼溪寺”。《明史·左良玉传》（卷273）记左良玉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从陕南之西乡县及汉阳（今汉阴县西南境之汉阳坪，在西乡县东南）入川，追击张献忠，“涉蜀界之渔溪渡”，并曾在此驻军，两者同以“渔溪”为名，又皆傍河，所指当是一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诸地皆以“鱼（渔）”为名（二字古通），而前两个地名的下一字（渡、肚、脯）又与“鱼复”之“复”音近。如果仅此孤证，自可目为巧合，不足为据，但结合上文所举其他例证来看，就不能简单论断，而应看作是古鱼复、扞关曾在汉水上游之又一可以印证的迹象了。

我们还可找到另一相关联的证据：朐忍（亦作朐）县与鱼复县在西汉时同属巴郡，汉末、三国、两晋、宋、齐时又同属巴东郡，两县彼此邻近，都在长江边。但《晋书·宣帝纪》记曹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司马懿与曹真率军分路伐蜀之役，却又有“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泝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梁州上庸郡有“新丰”县（《宋志》无）。《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房州，上庸县）云：“萧齐武帝分上庸县地，于此立新丰县，属上庸郡。”《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卷31，建兴八年）和《魏志·曹真传》（卷9）也分别提到司马懿率军“由西城”、“泝汉水”，企图与自关中南逾秦岭的曹真等所统大军会师攻汉中，结果由于大雨30余日阻断了交通，而不得不撤军。西城郡在今陕西安康一带，郡治西城县，在今安康县城西北、汉水北岸。据上引《晋书·宣帝纪》，司马懿在这次进军攻蜀前，原是驻屯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则其向汉中西进所经之西城，只能是在今安康县境的古西城县。而从上述3条司马懿自西城进军的史料看，其行军乃泝汉水西上是可以凭信的。那么司马懿到达的朐忍，就只能也在汉水上游今安康以西地带，从而也就同这一时期已设在长江边的鱼复县西邻的朐忍县成为南北双立、异地同称的又一个地名了。关于上考扞关、鱼复、朐忍最初可能位于汉水上游的地名，其大致位置，请参阅图31。

图31 鱼复、朐、扞关位置示意图

类此情况，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在本书前此诸文中已有不少例证，如：九江、竟陵、沮漳、云梦泽、江陵等，都是如此。这里还可再补充一个与鱼复县有较密切关系的地名——白帝城为例。流行说法认为它就是鱼复县治的又一个名称，在今四川奉节县东，东汉初年，公孙述割据巴蜀后，始用此名，以后就沿袭下来。六朝时期屡见称引，反而比正式县名——鱼复更为流行。但就在三国时期也另有“白帝”城同时存在。《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卷9）云：“蒙又密谋计策曰：‘今征虏（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曹）操，何惧于（关）羽？’……”又，《吴志·陆逊传·陆抗传》（卷13）云：“（景帝孙休）永安二年，拜（抗）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这两段史料明显反映出，这里的“白帝”是在吴境，由吴军驻防。其确址虽不可考，但肯定是位于吴蜀边境的吴国一侧，而绝不可能是蜀汉东境门户的白帝城（蜀永安县汉、晋、宋、齐鱼复县）。《三国志》中的这两处“白帝”显然又是东西双立、异地同名之另一史例，只是吴境之“白帝”后来逐渐湮没无闻，遂致被人忽视而已。

综上所考，我们似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鱼复、扞关、朐忍（）在先秦时本是巴人原在汉水上游、今陕东南地区的一组相邻近的地名。战国晚期以来，巴人迫于秦的压力，逐渐沿渠江流域上源诸水向南迁徙，这一组地名遂亦随之南移到长江边、三峡以西的汉魏六朝鱼复、朐忍县境，而北方原址更古的地名，反而不再彰显，终于渐次泯灭，地名搬家后的新址，却延续下来，为后人所熟习，并误认为自古以来一向在此了。因此，似难以后世鱼复、扞关、朐忍等地之临长江，而否定先秦的楚郢都及汉魏六朝的江陵城临近汉水的论证。

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我们有时也被问到：《左传》文公十年所记“（楚）子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此“江”显然不是汉水，如非今之长江，当是何水？对此，我们的解答是：此“江”应即前文考释古郢都、江陵地望时一再征引的三国、晋、宋期间江陵附近发生战事过程中屡次涉及的那条“江”，亦即今之蛮河。子西由商邑（即秦汉商县，在今陕西丹江流域丹凤县附近）顺丹江，沿汉水而下，至今蛮河入汉处，转入此“江”，泝流而上，不远，就到达郢都，道途行程甚便，而如按流行说法，则沿汉而下，再转入今长江，泝流至今江陵之纪南城遗址，道途就很迂远。如此旅程颇违情理，二者相比，流行说法很难说得通。

4．如何解释《史记》“江陵千树橘”的问题

《史记·货殖列传》（卷129）列举各地特产时，有“江陵千树橘”的记载。今长江沿岸江陵以西的宜都、宜昌、秭归等地盛产橘柑，闻名于世，而襄阳、宜城一带虽亦有所生产，但质量及数量均远逊。二者对比，今江陵一带产橘情况与《史记》所记更为相合。如果认为汉代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将怎样解释这一点？对此，我们的看法是：首先应看到古今地理条件是有变化的，特别是不同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变化往往更多，现今襄宜一带不以产橘著称，但古代未必如此。据钟祥县博物馆“碑林”所存1977年在本县磷矿公社浰河三队出土的北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赵志清的墓志云：

君之居，旁枕汉江，前临浰河，峰峦耸拔，松竹回环。后有余地……种橘柚千株。（见《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页37，李登勤：《钟祥县文物复查新发现》）

磷矿、浰河都在今钟祥县西北约60里，汉水西、近宜城县南境处。在宋代，这里的一户人家就能自种橘柚千株，则位于宜城平原上的汉江陵县境有“千树橘”自然也很可能。这里还可举出另一旁证：东汉张衡所作《南都赋》也有“穰橙邓橘”的文句。穰、邓二县均属汉之南阳郡。穰县在今河南邓县（旧邓州），邓县则在今襄樊市西北10余里的邓城遗址。这里既以产橘著称，则其南面不远的宜城平原上土壤、气候大致相同，自亦不当例外。何况宜城平原南面不远的钟祥县浰河一带直到北宋时还盛产橘柚。宜城地当襄樊与钟祥之间，古江陵在此而有“千树橘”的景象，是完全可能的。反之，今江陵以西及长江三峡地带开发较迟，古时人口稀少，生产落后，倒不一定具备大规模种植橘树的条件。

5．关于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竹牍所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应如何理解的问题

考古界有些同志曾把这个竹牍上的这句文字作为西汉初年江陵县已在长江边今江陵县址或其附近的确据，从而提出：如果楚郢都、汉江陵城在今宜城县南境，将如何解释此竹牍上以“江陵丞”名义写给“地下丞”的这个“告地策”？

对此，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这种“告地策”是由死者家乡的官吏（县丞）出面，向设想的阴间同级官吏——“地下丞”介绍死者入境报到的文书，因而可由此证明死者应是江陵县人。由于我国古代传统习俗，死者大都归葬故乡，因而人们往往很自然地倾向于依据竹牍上的“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字样，就断定死者的葬地应即汉代江陵县地。其实未必如此。古代不归葬故乡之例也并不少。例如：楚令尹孙叔敖原是“期思之鄙人”，期思为当时楚东境的一个县，两汉时属汝南郡，晋属弋阳郡，地处淮水流域，但孙叔敖的墓地则有江陵之白土里及寿阳（今安徽寿县）二说，都不在期思。又如：王儁是东汉末年豫州汝南郡人，早年与曹操交好，后来死在荆州武陵郡。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进军占领荆州后，“迎丧，改葬于江陵”。当时汝南郡已是曹操统治地区的内地，比较安定，但王儁却未归葬故乡。再如：《文物》1977年第6期载《刘岱墓志简述》（镇江市博物馆陆九皋执笔）记刘岱是六朝宋，齐时“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任职余姚县（属当时扬州会稽郡）。死后，“始创坟茔于扬州丹阳郡句容县南乡縻里龙窟山北”（皆引自《墓志》原文），亦未归葬本籍。从上引诸例看，似亦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凤凰山168号汉墓主是西汉初年的江陵县（今宜城南境）人，死在今江陵县境，葬在今“纪南城”遗址中的凤凰山而未归葬其故乡（汉江陵县），因而由他的故乡主管官员“江陵丞”出面，向他卒葬之地的“地下丞”介绍死者身份，以使死者能合法地安居异乡葬地。如此解释，似亦可通。

总之，只有在当时每一死者都毫无例外地归葬故乡的前提下，才能据此“江陵丞敢告地下丞：……”的竹牍所记，来作为汉江陵城必在今江陵县境的确证，而此前提实际上并不存在，更何况本文及其他相关诸篇所依据的大量先秦至齐梁史料及部分唐以后的记载，也不是仅凭此一条两可的解释，就能否定得了的。

6．关于今江陵“纪南城”遗址的历史背景试解

如果楚郢都在今宜城南境的楚皇城遗址，将如何解释今江陵县北的“纪南城”遗址及其附近的楚墓群？这也是人们常提出的问题。

我们认为，楚郢都在今宜城南境，并不排斥当时在长江边也能出现都城规模的楚国大城。春秋中期、楚共王时已“抚有蛮夷，奄征南海”。战国前期、楚悼王时，吴起执政，又曾“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些反映出楚人自春秋至战国向南方发展，扩大楚之“南国”的历史趋势。“纪南城”遗址在长江北岸，正位于江汉平原西部边缘，地势稍高，受水患威胁较小处，又在南北陆路交通线与长江出三峡东下的会合点上。在这里，从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国的逐步向南扩展而形成一个重要的中心城邑以至陪都，是完全可能的，是符合规律的。

据上文所考，今蛮河以南，就已是楚之“江南”地区。这样，对于“纪南城”遗址下限的断代问题，就使我们可以根据下面所引《史记》中的有关记载，找到新的线索。《史记·秦本纪》云：

（昭襄王）二十九年（公之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楚人反我江南。

又《史记·六国年表》云：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拔我郢……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秦所拔我江旁反秦。

又《史记·楚世家》云：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据上引《史记》诸记载，秦人占领楚“江南”地仅一年，楚“江南”（又称“江旁”）居民即起而反抗。楚顷襄王趁机调动大军，由东地反攻，又收复了“江旁十五邑”。以后就无下文了。而《史记》、《战国策》等记秦拔郢都后的进展，一般只云“东至竟陵”，而不提“江南”，可见“江南”仍归楚有。楚人于郢都陷落、大批东迁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向南，“遵江夏以流亡”（见《楚辞·九章·哀郢》）。这部分楚人当有不少退到楚“江南”地区。在楚人击退秦兵，恢复“江南”（“江旁十五邑”）之后，秦人一时无力南进，而东迁后的楚王政权也鞭长莫及。这一带的楚人（包括原有的以及新迁来的许多避难者）为求自存，于是在楚之“南国”中位于交通枢纽的今纪南城遗址所在，形成了临时性的新政治中心，是完全可能的。《荀子·议兵篇》（卷10）所云：“庄蹻起，楚分力三四。”《商君书·弱民篇》则谓：“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这种局面的形成，似可与此时的形势相联系。“纪南城”遗址或即某一分立政权的都城？依据“纪南城”遗址文化遗存的考古断代，结合先秦古文献记载来看，今江陵“纪南城”遗址之成为一个城邑，不会早于春秋中期楚共王开始经营“南海”之时，至战国前期楚悼王时，吴起变法后，进一步经营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时，此“纪南城”遗址作为前进基地，重要性更增，估计其扩建为今存具有都城规模的城址，或当在此时？也可能此时以后也成为楚国陪都之一？

流行说法在肯定今江陵“纪南城”遗址必是故楚郢都的前提下，断言此“纪南城”遗址及其周围楚文化遗存的下限必然是公元前278年秦兵拔郢、楚王东迁之时。但如按本文所考，郢都并不在此，而当在今宜城南境的楚皇城遗址，楚之“江南”（“江旁”）是从今蛮河（古沮水，亦称“江”）南岸起，向南延伸的广大地区，在当时楚境则属于较为僻远落后的部分，则此“纪南城”遗址当在楚“江南”范围内，于郢都陷落之次年或曾一度被秦师攻占，但下一年（公元前276年）就又被楚人收复（皆已见上引《史记》）。何时终于入秦？史无明文。因此，似不能以公元前278年作为“纪南城”遗址及其周围有关的楚文化遗存的确切下限，而当更晚些。究竟晚多久？现在尚难确言，但至迟不会晚于秦始皇对南越发动进攻的前后（秦始皇二十六至三十三年，公元前221—前214年），因为“纪南城”遗址及其附近正处于秦人进军南越的后方交通线上，秦人必须控制这一带，才能确保后勤供应畅通。

在“纪南城”遗址东南不远，又有“郢城”遗址，时限不出秦汉。则其上限似当与“纪南城”遗址的下限相衔接，应是在这个“纪南城”遗址于当年被秦师攻占，并遭到严重破坏后，秦人另建此“郢城”故城以取代之。从其文化遗存不丰，下限不出西汉来看，此城历时也不很长。建议考古界对这个“郢城”遗址作一番认真的调查与发掘，作出准确的断代。“郢城”的上限弄清楚了，则“纪南城”遗址的下限所至，也就较容易确定了。

这两处遗址的现用名称，如果按本文所考，都应是后人据后代地理观念移植的，是地名随人搬家的规律之又一体现。今“纪南城”之名，最早见于后梁明帝萧岿时（公元568年），当是与萧詧建立后梁小朝廷时所都“江陵”城同时得名，以求与原地名间的相对方位大体相符，仍可配套。至于其原在今宜城县南境的故址及名称，当亦随西魏之毁灭梁元帝所据守的江陵城而同归于尽，以致久已湮没无闻，需待我们现在通过考释重新发现之。

也有人提出：今“纪南城”北数十里有纪山，纪南城以此得名。如果古纪南城在今宜城南境，那里有无相应的纪山？对此，可以指出：今宜城县北与枣阳县交界处也有“纪山”，属大洪山脉的一部分，高度远超过宜城县境内诸山，楚皇城遗址即位于此山以南不及百里处。

关于古纪南城地望，这里还可提出一条旁证：今本《搜神记》卷20记有义犬救主以致疲劳过度而死的故事，其中提到义犬主人李信纯是“襄阳纪南人也”。最后还提到“今纪南有义犬塚，高十余丈”。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襄阳郡内还有“纪南”这个地名。此篇经前人考证，认为不是干宝（东晋初年人）原著，这是有道理的。《搜神记》久已散佚，今存诸本多出自明人辑录，此篇则最早见于《稗海》本的《搜神记》，内容条目比通行本少得多。《稗海》是一部丛书，成书于明末，汇集历代稗史野寄74种。其中主要是唐宋人的笔记。此篇很可能也出自唐宋人手笔，至少不晚于明代《稗海》成书之前。唐、宋之襄州襄阳郡以及明襄阳府都包括本文所考纪南城（楚郢都、汉江陵城）所在的今宜城县境，则此篇所记襄阳之纪南，正可印证，反映出唐宋以至明代襄阳郡、府范围内尚有“纪南”地名在，并见于记载，而这个“纪南”同长江边的今“纪南城”遗址，当然不是一回事，而只能是在汉水中游地区。

至于今“纪南城”和“郢城”这两个古城遗址，在当时究竟叫什么名称，则限于目前的史料，一时尚不能确言。大致说来，这一带地区当不出楚之“江南”、秦黔中郡、汉武陵郡，以及魏晋宋齐梁的建平郡范围。进一步的考释，尚需结合古巫、巴、黔中及六朝时的南平、天门、宜都、建平、巴东等郡地望的研究、探索，才能得出较确切的新解。

结 语

综上所考，楚郢都及齐梁以前的古江陵城故址虽有迁徙，始终未出今宜城县南境。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迹。从三国到东晋中期的百余年间，江陵城址南移到古沮水（又称“江”，今蛮河）下游南岸，而汉江陵故址则以“纪南城”之名，继续见于史册。东晋中期，桓温新建江陵城之后，城址又稍北移到北岸、古纪南城稍南处，约为今宜城县南境的璞河镇以北、郑集乡东部、武当湖湾内的谢家岗、杨旗岗和大小胡岗一带（现通称为“胡岗遗址”）。这个江陵城持续了200年左右，到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公元555年初），终于毁灭在西魏入侵军之手。

公元555年萧詧建立后梁小朝廷时，应是江陵城沿革史上的重要分界线。从这一年起，位于汉水中游宜城平原上的古江陵城消失了，而另一个新“江陵”城开始出现于长江北岸今址。此后，随着南方的日益开发，新“江陵”城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地位日益重要。直到近古，唐宋时起，沙市（最初叫沙头市）作为江陵的外港，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上升而兴起，始渐取代江陵在经济方面的地位。

流行说法由于把楚郢都定在长江北岸今“纪南城”遗址，于是从后梁、隋、唐以来，那些应在古郢都、江陵周围的先秦、两汉、六朝时许多山川城邑故址也就相应地被定在长江两岸今江陵周围，按照地名随人搬家的习俗，力求保持地名间原来的相对方位。唐宋以后，直至明清特别是清代，舆地之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之后，经过学者们不断地加工订补，已经逐步形成为日益完整的体系，至今已逾千年，约定俗成，视为当然。

现在本文对古郢都、江陵以及一系列相关地名的位置提出了新解，从根本上触动了流行说法的整个体系。这就必然牵动了古代荆楚地理的全局。本文（以及本书其他各篇）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初步的体会是：每弄清一个相关的地名位置，或解答一个疑难问题，就为本文的基本论点减少一分阻力，增加一条论据。在探索的过程中也日益明确地认识到：齐梁以前的有关记载除少数已非本来面目，需加核实鉴定者外（例如今本《水经注》的某些有关部分），一般都能彼此呼应，互相证发，自成体系，并有部分唐宋以后的，保存了古说而同流行说法相左的材料，可资印证。

但问题至此，还不能说已经了结，仍有不少相关的重要地名，需要在本文以及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重新加以定位。例如：先秦时期楚国境内的古“云梦”和汉魏六朝时的华容云梦泽，六朝时期的古夏口，以及位于古江陵城南邻的六朝时南平、天门等郡，西邻的宜都郡（楚王陵墓所集的夷陵，就在此郡），及西南邻的建平郡等，究竟在今何处？流行的传统解释是否符合实际？这些都是今后继续探索的进程中必须弄清楚的课题。

这一系列的开拓探索，处处离不开考古界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沿着今蛮河流域中下游两岸地区，包括楚皇城遗址和宜城县内，以及南漳县东境、襄阳县南境的大量先秦、两汉直至六朝的古文化遗存，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和及时的调查与发掘，相信必能取得新的、突破性的重大收获。

1986．12．24第八次修订稿

注释：

① 请参阅本书《楚都何时迁郢》一文。

② 参阅《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南郡“江陵”县原注。许慎《说文解字》卷六，邑部“郢”字下，解云：“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据此，则似东汉中期《说文解字》成书前，江陵即已迁址。泉按：《说文解字》此条所记去江陵里数，与三国时之30里（见《三国志·吴志》卷11《朱然传》附《子绩传》），晋宋时之10余里（见《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句下，刘昭补注引《荆州记》）、唐时之15里（见《史记》卷23《礼书》“然而秦师至鄢郢”句后，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卷40《楚世家》“文王立，始都郢”句下《正义》引《括地志》作“……县北五十里”，当是“十五里”之误倒，参阅贺次君《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197，卷4，荆州“江陵县”条），皆异，与宋人及近世所记虽同为10里，但宋里及今里又远比汉里大，更不能合。颇疑今本《说文解字》中此“北十里”三字为宋以后人（或即宋初徐铉校订此书时）所增。今不取。

③ 《三国志·蜀志》卷2《先主（刘备）传》：“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同书《魏志》卷27《王基传》：“基对曰：‘……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顺沮、漳，资水浮榖而下……”这些史料皆足证当时江陵一带是重要的产粮区。

④ 《周书》卷2《文帝纪下》：“［于］谨至江陵……克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周书》卷15《于谨传》及《北史》卷9《周帝纪》所记略同）。《梁书》卷5元帝纪云：“……（西魏诸将）乃选百姓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南史》卷八，《梁本纪下》所记略同）据上引，北朝记载是官方俘虏人口的统计数字，当较可信。南朝记载人数较少而又笼统，当是得自传闻或推测之词，且所云“选男女数万口”，其余小弱都被杀，二者合计，当亦与10余万口之数相近。

⑤ 参阅《史记》卷40《楚世家》“始都郢”句下，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即公元642年，以贞观十三年的政府调查材料为基础）；又，卷129《货殖列传》论西楚部分，“江陵故郢都”句下《正义》的注释。

⑥ 参阅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郭德维《江陵楚墓综述》（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⑦ 武汉大学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光镐同志正在撰写《荆楚文化源流新证》专著，其中有一部分是从考古方面论证今江陵“纪南城”遗址不是楚郢都，不久将出版。

⑧ 见《楚文化新探》（论文集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91～101。

⑨ 今本《左传》昭公三年“江南之梦”句下的注文有“古之云梦，跨江南北”一条，通常被认为是杜预注，而且成为后世流行说法关于古云梦泽“跨江南北”的重要依据。泉按：这一条实际上是唐初孔颖达以后的人羼入的伪杜注。孔颖达在所著《春秋左传正义》中补充杜注时（他对杜预注高度尊奉，从未怀疑过），曾多次引用杜预的《春秋释例》（杜注的姊妹篇，二者同出一源而编著的结构不同，在地理方面的内容上，彼此通常一致，《春秋释例》往往稍详，可补杜注），而《春秋释例》卷6，《土地名》，楚地，昭公三年，“江南之梦、云中”条中，却根本无“跨江南北”之说。倒是孔颖达自己在定公四年“入于云中”句下，明确提出了“跨江南北”之说，而全未提到杜注，在他的《尚书正义·禹贡》“云土梦作”句下，引了《左传》昭公三年“江南之梦”一段，又根本未提有杜注“跨江南北”之说，反而引了《春秋释例》关于“江南之梦，云中”一条，然后加以综合与推论说：“则此泽跨江南北，每处名存焉。”而在今本《左传》昭公三年的伪杜注“古之云梦跨江南北”之下，又全无疏证。凡此，皆反映出：孔颖达在编写《正义》时，此条伪杜注尚未出现，否则如果杜注中有这样关键性的明确注释，孔颖达岂能视而不见？既不引据，又不评述，竟一反常态，据为己有？从孔颖达的学风，特别是他对杜预的高度尊奉态度来衡量，可知此条盖非杜注原有，而应是孔氏的创见（但却是错误的），此条之被羼入杜注，必当在孔颖达《正义》成书之后。详考将见另文《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故址新探——附赤壁之战地理考辨》（收入我与蔡述明同志合作的《古云梦泽研究》论文集中）。

⑩ 汉魏六朝时的华容云梦泽当在今钟祥县西北、汉水西面的支流浰河北岸朱堡埠以北，而不在江汉平原，详考亦在注⑨末所引论文中。

参阅童书业《古巴国辨》，见童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第121～122页和本书中《古邓国、邓县考》一文。

例如：《三国志·魏志》卷3《明帝纪》，太和二年（公元250年）正月：“分新城（郡）之上庸、武灵、巫县，为上庸郡。”又，卷27《王昶传》：“（魏主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昶奏：‘……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皆可证三国时在今鄂西北有巫县。当时的秭归亦非在三峡中今秭归县境，黔（中）也不在今鄂西南、湘西北，考详另文，此不赘论。

《晋书》卷15，《地理志下》，荆州“上庸郡”；《宋书》卷37，《州郡志》，梁州“上庸太守”；《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梁州“上庸郡”。

见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此篇将收入我与蔡述明同志合作的《古云梦泽研究》论文集中。

汉晋编县故址，唐宋人记载皆云在长林县，参阅《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山南东道，荆州江陵郡“长林”县条；《舆地纪胜》卷78，荆湖北路，荆门军“军沿革”条。唐宋长林县地望，后人解释虽小有异同，但皆不出今钟祥、荆门之间，参阅《读史方與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长林废县”及“编县城”二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湖北省安陆府古迹，“编县故城”及“长林故城”条。

见《太平寰宇记》卷146，荆州江陵县“故郢城”条引。

《魏书》卷19下《南安王桢传》附《子元英传》：“（宣武帝初年）英……上表曰：‘……臣乞躬率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荆州”总序则云：“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亦可相证。

考古界关于“楚皇城”遗址及附近墓葬的调查材料已发表的有：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调查》（王善才执笔），见《考古》1965年第8期；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及《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皆王仁湘等执笔），均见《考古》1980年第2期。

参阅上条所引《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泉按：此文记实测城垣周长为6440米，而东南西北四面城墙长度各为2000、1500米、1840米、1080米，合计为6420米，相差20米。今暂取6440米的城垣总周长数而加“约”字，以见大概。文中计算城内面积为2．2平方公里，但如以6440米或6420米的城垣周长换算，则应为2．6平方公里，出入较大。又，据王善才同志和我于1961年在楚皇城遗址所作的草测，则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参阅注所引《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调查》），出入更大，今皆不取，待日后另作更准确的实测后再定。

《宋书》卷45《王镇恶传》记当时的江陵城大城之内有“金城”，亦有东西南北门；《水经注·沔水篇》（卷28）“夷水”条记宜城大城内亦有“金城”；《梁书》卷45《王僧辩传》记当时郢城“罗城”内亦有“金城”；《南史》卷8《梁元帝纪》记西魏围江陵，大城将破时，部将谢答仁“请守子城”，《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泉按：当为“十二月”之误）甲寅（十二月初二）听记，则“金城”、“子城”并用，足见此二名称可以互通。

武汉大学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于1984年3月成立之后，立即由王光镐、徐少华等同志去“楚皇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在“紫金城”台地南部、小学附近，当地群众于1983年冬新开的一条引水沟（深2～2．5米，下宽约1．5米，上宽约3米）的两壁断面上和挖沟时翻上来的土堆中，有很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地表至沟底，文化层厚达2米左右，从当时清理出的大量陶片来看，均属春秋战国遗物，其中春秋器物很多，就部分残件特征来看，不晚于春秋早期，有的可早到两周之际。这就突破了上引《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查简报》一文关于“（紫）金城的时代比大城晚得多，金城地表所见，两汉遗物极多”的论断，说明此城应比大城还早。当然，从今存城墙基址看，这一城墙的兴建或重建可能晚于大城的城墙；从地势看，紫禁城一带，海拔较高，最古的城址出现于此，也较合情理。

见《韩昌黎全集·外集》卷4《记宜城驿》；及《正集》卷9《题楚昭王庙》；参阅拙作《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见《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

韩愈《记宜城驿》中提到的，住在这个故墟的甄氏父子（甄济、甄逢），见于《新唐书》卷194《卓行传》中的《甄济传》，说甄济住在“楚昭王庙”。由此可知，当时这个故墟，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村庄，就叫做“楚昭王庙”。

见曾巩《元丰类稿》卷50《金石录》跋尾。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古迹，“楚王城”条。

参阅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宜城县“故襄城”条；卷4，山川，“襄郡汉水流经考”有关部分；《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古迹，“楚王城”条，同治《宜城县志》，卷1下，《方舆志》，古迹，“郡县故城”条。

参阅《史记》卷40《楚世家》《正义》引；或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卷4，页188，襄州“乐乡县”。

参阅《通典》卷177，襄州襄阳郡“乐乡”县原注；《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宜城县“废乐乡县”条，“都［鄀］亭山”条，及“鄀水”条。

参阅《左传》桓公二年杜注；《春秋释例》卷6，土地名，“桓二年，荆楚郢”条；《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下，刘昭补注引《荆州记》；《水经注·沔水篇》（卷28）“扬水”条。

《水经注·江水篇》（卷34）：“旧（江陵）城，关羽所修。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

见《三国志·吴志》卷2《孙权传》。

旧本《宋书》卷64《何承天传》引录《安边论》，其中脱文、误字，不一而足，颇难卒读。中华书局1974年新标点本据《通典·边防典》多所订补，于“江陵”前补“吴城”二字，正文中所节引的那一段，才能读通。但《通典》与《宋书》所引《安边论》彼此还有不少异文（《通典》并作了大段删节），例如在正文所引字句中，“才均智侔”，《宋书》作“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者数百里”，《宋书》作“……不居各数百里”；“吴城江陵，移入南岸”，《宋书》作“吴城江陵，移民南涘”。南宋末，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中两次引何承天此语，皆作“吴城江陵，移入南岸”，见卷11，《三国形势考上》，魏重镇“合肥”条原注引；卷12，《三国形势考下》，吴重镇“南郡”条引。今从《通典》。

《三国志·吴志》卷2《孙权传》：“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泉按：此年为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比《魏志》卷26满宠所记（在魏明帝青龙元年，吴嘉禾二年）早三年。《满宠传》谈合肥新城之兴建，详尽具体，而《吴志》例不应记魏人修城，又仅此一语，疑或后人旁注，被羼入者，并误以嘉禾二年为黄龙二年。今不取。

参阅《通鉴》卷79，《晋纪一》，武帝泰始八年十月“以绝寇叛”句下，胡三省注。

“渐渍平中”，《通鉴》卷79作“渐渍平土”，文义较顺，今据改。

关于魏军攻江陵，分据“江陵中洲”，参阅《三国志·吴志》卷2《孙权传》，黄武二年正月；卷7《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关于江陵中洲又称“南渚”，参阅《三国志·魏志》卷2《文帝纪》，裴注引《魏书》及卷17《张郃传》，《吴志》卷11《朱然传》。《吴志》卷10《潘璋传》记“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作浮桥渡百里洲上……”《通鉴》卷69末胡三省注云：“据潘璋传，则江陵中洲即百里洲也。”可知宋末元初人胡三省所见之《三国志》版本即已作“百里洲”。泉按：徐坚（盛唐开元时人）《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页181，卷8，州郡部，山南道第七，事对“云泽、景洲”条云：“《三国志·吴志》曰：魏将夏侯尚围南郡，作浮桥度量景洲，今在江陵县界。”唐人避唐高祖之父李昞讳，“丙”皆改作“景”。此“景洲”当即“丙（邴）洲”。《太平寰宇记》卷146，荆州江陵县“景里洲”条云：“三国魏将夏侯尚围南郡，作浮桥，渡景里洲……”又同卷“枚回洲”条云：“枚回洲在（江陵）县西南六十里，《荆州志》云：自籍州次东（泉按：此句费解，疑有脱误），大洲有三……首曰杖回……中名景里，下名燕尾。”《水经注·江水篇》（卷34）云：“……（江陵）县江有洲（泉按：清人版本作“县北有洲”，江陵县北不临江，不可能有洲，今据文学古籍出版社1955年精装本《永乐大典》卷13，页18改），号曰枚回洲……其下谓之邴里洲……江水又东迳燕尾洲北……”可知“景里洲”即“邴里洲”，为江陵城南江中三洲之一，位于中部，最近江陵，自亦可称“中洲”，“邴”字简写，去偏旁，为“丙”，与“百”字形近，据上引《初学记》与《太平寰宇记》所记，显然《三国志·吴志》卷10《潘璋传》（宋以后版本）中之“百里洲”必是“丙（邴）里洲”之误。

参阅《三国志·魏志》卷14《董昭传》；及《吴志》卷10《潘璋传》。

参阅《三国志·吴志》卷11《朱然传》。

参阅《三国志·吴志》卷7《诸葛瑾传》，裴注引《吴录》。

另请参阅《晋书》卷14，《地理志》，司州河南郡“洛阳”县原注；《水经注·谷水篇》（卷16）。但近人考证，也有认为建康城仅有九门者，参阅朱偰《南京古迹》（1949年9月，南京中奥文化协会铅印本）页3～4。但作者又一再云：“建康制度多仿洛阳。”（见同书页4及页7，注2）则不能仅据可考知的九个门，即确认建康城仅有九门。今从正文所引《通鉴》胡注。

这里还可举一旁证，《南齐书》卷38《萧赤斧传》附《子颖胄传》记梁武帝萧衍起兵于襄阳后，与萧颖胄共立齐和帝于江陵（齐和帝中兴元年三月，公元501年），同时“于江陵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悉依建康宫”。这说明：此时江陵城至少已一度袭用建康诸城门名，亦即沿用晋洛阳诸门名。两月余后，城内千秋门附近曾发生一次小的骚动。千秋门亦见于《水经注·谷水篇》，为洛阳内城宫门之一。这反映出南齐时江陵内城的门名，亦仿洛阳。

《周书》卷15《于谨传》；《北史》卷23《于栗殚传》附《六世孙谨传》皆云：“梁人树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南史》卷8《梁本纪下》则云：“栅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通鉴》卷165，《梁纪二十一》，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申（初二）记此，作“周围六十余里”。《梁书》卷44世祖二子，忠壮世子方等传则云：“劝修筑城栅，以备不虞。既成，楼雉相望，周围七十余里。”《梁书》卷5《元帝纪》未记树立木栅事，但在西魏进攻前，布置江陵城守时，一再提到梁元帝“出行都栅”、“遍行都栅”，还记载了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丁亥（初五）“魏军至栅下”。这都说明当时江陵城外的木栅是一道重要的外围防线。

参阅朱偰《南京古迹》（版本见注41）页2～4，第二部分；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页220～221，王煦柽《南京》第三部分；蒋赞初《南京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中国历史小丛书）“梁都建康图”及第5～6页。

参阅《通鉴》卷165，《梁纪二十一》，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丁酉（十五日）；《梁书》卷5《元帝纪》仅云：“丁酉，大风，城内火。”

见《太平寰宇记》卷146，荆州公安县“马头戍”条引。盛弘之《荆州记》。

参阅《晋书》卷85《刘毅传》；卷99《桓玄传》。

郭景纯此句见于《文选》卷12《江赋》，作“跻江津而起涨”。泉按：郭璞此赋所描述的“江”不仅是今之长江及其大小支流，也包括古亦称“江”之水及其支流，如淮、泗等。

《南齐书》卷40《武十七王传》，《鱼复侯子响传》记子响于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任都督荆、雍等七州军事、荆州刺史时，违法抗命，擅杀属官，武帝遣胡谐之等率军前往“检捕群小……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败降，赐死）……临死，启上曰：……胡谐之、茹法亮……等至，竟无宣旨，便建旗入津，对（江陵）城南岸筑城守……”可证至迟此时燕尾洲之上江津戍已建城堡（前此无记载）。

《宋书》卷44《谢晦传》：“（晦自江陵起兵反抗宋文帝）……晦率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至于破冢。”又卷68《南郡王义宣传》：“（义宣与藏质等于孝建元年，即公元454年，在江陵起兵反宋孝武帝）……二月十一日，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是日大风，船垂覆没，仅得入中夏口。”又卷45《王镇恶传》：“……（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九月，大军西讨（刘毅于荆州）……高祖（刘裕）……遣镇恶率……蒯恩百舸前发……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二十里……镇恶自豫章口舍船步上……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舰。镇恶径前袭（江陵）城……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将朱显之，与十许骑，步从者数十，欲出江津……显之望见江津船舰已被烧，烟焰张天……便跃马驰去告毅……”这些记载皆足证江津为江陵外港、船舰汇集之地，水军出发的起点。这同《水经注·江水篇》（卷34）所记“江大自此始”、“言其深广也”也是完全符合的。

上一条注释所引《宋书·王镇恶传》记镇恶水军登陆之豫章口。去江陵仅20里，登陆直趋江陵的同时，又分遣一部分后续部队转往江津去焚烧停泊在那里的刘毅所统水军船舰。刘毅部将朱显之自江陵去江津途中，在城外五六里处遇到王镇恶等率领的自豫章口偷袭江陵城的军队，这说明：至少从江陵城出城后有五六里（古里）略是通往豫章口和江津都要经过的。从这里到豫章口只有十四五里路，而去江津也必然不远，所以朱显之能看到江津港口船舰被烧、烟焰涨天的情景。《水经注·夏水篇》（卷32）云：“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把江津与豫章口并列，可见二者必然相去不远，而豫章口必在江津下游，否则王镇恶军在豫章口登陆，就必须先经过江津，那就必然被刘毅驻江津的水军发现，还怎能偷袭江陵？又岂能在登陆直趋江陵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舰”？所以江津必在豫章口上游。《水经注·江水篇》（卷34）末也是记豫章口在江津下游，同上文所考两地的相对方位是相合的。豫章口去江陵城既然只有20里，则江津与江陵之间必然不足20里（古里），其位置必应在当时的江陵城东南方，因为据注所考，邴里洲即是江陵中洲，在城南，则邴里洲以东，江津戍所在的燕尾洲及洲东北尽头的江津口，及其附近的江津戍，自然只能在江陵东南了。《水经注·夏水篇》（卷32）经文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水经》是汉魏时作品，那时的江陵还在今楚皇城遗址，位于桓温所修江陵城北（偏西），则《水经》所云当时江陵城东南的江津，自亦能作为在东晋至梁江陵城东南方之一证。

见《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1952—1954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合组的“汉江工作队”楼桐茂、沈玉昌、孙承烈、朱震达、王炳生等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附表52《汉江流域各支流通航里程表》。据当地老人谈，璞河垴以下的蛮河水比上面的河段深得多，过去的河水还要大，从汉水来的船到这里换小些的船可以一直航行到武安镇，再往上，换更小的船（泉按：即古代所谓“轻舟”）可以到南漳县城，还可往上一直到长坪镇，但现在不行了，长渠修成后，支渠越开越多，蛮河的水都被引走了，现在船已很少，基本上只有摆渡船了。

参阅丁文江等编《中华民国新地图》（民国二十三年上海申报馆版） 28、29图；民国《湖北通志》页98～99，卷1，《舆地志一下》，疆域图下“宜城县图”；田宗汉《湖北汉水图说》（清光绪二十七年汉川田氏对古楼刊本）“汉水说略”页7下；同治《宜城县志》卷1，《方舆志》，山川“赤湖岗”条。

关于“扬水”亦作“阳水”，请参阅本书《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注。

见余知古《渚宫旧事》卷2，周代中，“平王时令尹子常城郢”条原注引盛弘之云。

例如《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江陵县“赤湖”条云在江陵西北15里，但“纪南城”条则云，城在江陵北10里，反而在赤湖的下游，这就与《荆州记》矛盾。又如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23，《名胜一》，古迹，“纪南城”条云，在城北15里，而“赤湖城”条则云，在城西北10里；卷3，《方舆志》，山川，“赤湖”条又云湖在县西北15里，下文却又有“今（江陵）西门外三里有薮泽曰赤湖……后人因加修为寸金堤”，同一书中所记互有出入。再如《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8，荆州府山川，“赤湖”及“王湖”（附瓦子湖）两条则云，赤湖即今江陵东北之太白湖，但此湖又在流行说法之纪南城与郢城东北三四十里处，又与《荆州记》不合。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建置沿革，“荆门州”；《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条。

见《舆地纪胜》卷78，荆湖北路，荆门军“风俗形胜”下摘引《复军提名记》，其他摘引的材料也可参阅。

见《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参阅《三国志·蜀志》卷6《关羽传》；《魏志》卷17《徐晃传》等。

参阅《三国志·魏志》卷3《明帝纪》；《晋书》卷1《宣帝纪》。

参阅《三国志·魏志》卷4《齐王芳纪》，及裴注引干宝《晋纪》；《吴志》卷2《吴主传》；《晋书》卷1《宣帝纪》。

参阅《三国志·魏志》卷27《王昶传》；《吴志》卷11《朱然传》附《子绩传》。

参阅《晋书》卷34《杜预传》；卷3《武帝纪》。

参阅《三国志·吴志》卷11《朱然传》，裴注引《襄阳记》；《魏志》卷4《齐王芳纪》，正始二年（公元241年）裴注引干宝《晋纪》；又正始七年（公元246年）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吴志》卷2《孙权传》，赤乌四年（公元24年）、九年（公元246年）；《晋书》卷1《宣帝纪》。

见注所引《三国志·朱然传》裴注引《襄阳记》，及《齐王芳纪》裴注引干宝《晋纪》。

参阅《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句下，刘昭补注引《荆州记》；及《水经注·沔水篇》（卷28）“扬水”条。

《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卷12，页1下，及明代诸版本（参阅长沙王氏合校本卷28，页3上，校注，及王国维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卷29，页933～934）皆作“地连纪郢”，清人戴震、赵一清校本改为“地连纪鄀”。泉按：“纪郢”、“鄢郢”之称，六朝时皆有之，例如：《水经注·沔水篇》（卷28）夷水条即称宜城为“鄢郢之旧都”；《文选》卷30引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第三首《王粲》有“云骑乱汉南，纪郢皆扫荡”句；第六首《刘桢》有“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句。明本作“纪郢”未必误，戴、赵改“郢”为“鄀”未知所据，今从明本。

关于武当县地望，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均州“武当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古迹，“武当故城”条。

参阅《旧唐书》卷56《萧铣传》。

参阅《周书》卷48《萧詧传》；《通鉴》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九月。

参阅《周书》卷2《文帝纪下》，西魏恭帝元年十一月；《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癸未。

《南史》卷8梁本纪下云：“十一月……丁亥（初五日），魏军至栅下。”

《周书》卷2《文帝纪下》云：“（十一月）丙申（十四日）（于）谨至江陵，列营围守。”

《梁书》卷5《元帝纪》：“承圣三年……十一月庚子（十八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军次马头岸。”《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筑垒于马头，遥为声援。”

7 据《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泉按：《通鉴》记江陵大城之陷落日期为十一月甲寅，魏将长孙俭入金城受降为同月乙卯，月份皆误。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77，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朔为癸丑日，次日为甲寅，今据改订月份。又，《周书》卷2《文帝纪下》记攻克江陵在十一月辛亥日，即二十九日。《北史》卷9《周帝纪》同。《梁书》卷5《元帝纪》作“十一月……辛卯”，当为“辛亥”之误，联系其前后文之干支纪日，可证。据此则陷城日期提早了三天。泉按：《通鉴》记此战役，多据《典略》（书已侠），较上述诸正史更为详尽。《南史》卷8云：“魏师至凡二十八日……而城见剋。”魏师以十一月丁亥（初五日）到江陵栅下，诸史所记皆同，则军至江陵二十八日而剋城，适为十二月初二日（甲寅）。又《周书》卷15《于谨传》云：“……谨至（江陵）栅下，悉众围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周书》卷2《文帝纪下》，及《北史》卷9《周帝纪》皆云十一月丙申（十四日）围城，辛亥（二十九日）攻陷，适为十六日。但《梁书》卷5《元帝纪》及《南史》卷8《梁本纪下》，于丙申日，仅皆云：“征广州刺史王琳入援。”并无魏军围城之说。《通鉴》卷165则云：“十一月……己亥（十七日）于谨令筑长围，中外信命始绝。”与城陷之日（十二月癸丑，初二日）亦适为十六日，两者的日数皆合。显然，西魏军围城十六日，而攻陷之，是可信的，而起迄日期则有二说。但《南史》之“魏师至凡二十八日……而城见剋”，却是与《通鉴》（依据《典略》所记）的日期一致，而非另一说所能解释。今从《通鉴》之说。

参阅注④所引《周书》。关于当时西魏俘虏大批江陵士大夫为奴事，参阅《周书》卷32《唐瑾传》；《隋书》卷78《庾季才传》；及《法苑珠林》卷110引《冥祥记》。对当时所谓“衣冠士人”尚且如此，对一般人民就更可想见了。

参阅《隋书》卷31，《地理志》，古荆州各郡县下原注。

这些地名从《隋书·地理志》以后，就基本上与今址符合了。而这些地方又都在后梁境内。参看《隋书》卷31《地理志》，南郡及竟陵郡之乐乡、丰乡、章山等县下注。章山县境之上黄郡属后梁，见《周书》卷48《萧詧传》附《柳洋传》。

萧詧之失望，可以从《周书》卷48《萧詧传》内尹德毅和萧詧的谈话，以及萧詧所作《愍时赋》内看出。

据清人徐文苑《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民国二十五年版）第4册，年表卷9，页382所列后梁初期郡县共为7郡19县；页444所记后期州郡则有5州、11郡、28县。所列的州郡县数，不一定完备（例如注所举之上黄郡，就被漏去），也不一定都准确，但数目之多，已可概见。

参阅今本《水经注·沔水篇》（卷28）“扬水”条。但华容县境内的灵溪水（在江陵东南）于明代诸版本的《水经注》中皆作“灵港水”， （参阅《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卷11，页22上；王国维《水经注校》页193）。清人戴、赵诸本依据《晋书》卷99《桓玄传》所记刘毅、何无忌等军自下游溯流进攻江陵，桓振、冯该等拒战于灵溪，大败刘、何等军，而断定灵溪在江陵东。但此说的史事依据薄弱，不能作为确证。《宋书》卷1《武帝纪上》，记此战役云：“何无忌、（刘）道规（自下游泝流西上）既至江陵，与桓振战于灵溪……义军奔败，退还浔阳。”何、刘等军自东南来，先至江陵，然后与桓振战于灵溪，则此灵溪自当在江陵以西，岂能以此作为灵溪在江陵东南之证？故戴、赵二本改“灵港水”为“灵溪水”（王先谦合校本同），实误。今不取。

《文选》卷21郭璞《游仙诗》：“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句下，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江陵）大城西九里，有灵谿水。”《晋书》卷99《桓玄传》云：“义熙元年正月，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袭襄阳，破伪雍州刺史桓蔚。（何）无忌诸军次江陵之马头。（桓）振拥（晋安）帝出营江津。鲁宗之率众于柞溪破（桓振部将）……温楷，进至纪南。振自击宗之，宗之失利。时蜀军据灵溪。（刘）毅率（何）无忌、（刘）道规等破冯该军，推锋而前，即平江陵。”泉按：这次战役，桓振在江陵东南面驻守江津，对抗刘毅等军至马头的主力。北面是鲁宗之军，自襄阳来，蜀军来自西方，其所据之灵溪（戍），自必在江陵西，与上引《荆州记》正可相证。

《水经注·江水篇》共3卷（卷33～35），所记江水诸河段，多不衔接，而且只写到中游，至今之鄂东，略及赣北、皖南，即至《尚书·禹贡》所云“过九江至于东陵”而止。另方面，《沔水篇》所记沔水与江合流之后的河段，直至入海（见卷29前半），所记又实为今之长江，正是《江水篇》所缺，但内容又阙漏很多，极不完整，甚至对位于大江下游南岸的六朝名都建康（建业）城，亦竟无任何记述。其所记江水，更未必皆指长江，有些部分，显然不是（将另文详考）。文中脱漏、错简、误字，及自相矛盾之处，屡见不鲜。看来三卷《江水篇》很可能是唐以后的学者依照后世的地理观念，对于已经散乱的篇章（或郦道元本人对于南方有些河流的情况本来就不清楚，很可能这部分注文也未写完整）加以整理、编排，以至“订正”而成（往往反而弄错，与本来面目相去更远），因此决不可轻信，必须与同时或时代相近的其他可靠史料对证，核实之后，始能凭用。否则宁可置之，保留在存疑待查之列。

见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周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精装本）卷13，页7上，总页3948，《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卷14，页1下，总页3951。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建置沿革，“宜城县”下原注云：“（襄阳）府东南一百二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宜城县”条所记里数同。

同治《宜城县志》卷1，《方舆志上》，疆域，“宜城距襄阳府东南九十里”句下原注云：“旧县志及道、府志皆作一百二十里，系指前明潼口站驿路言，今据新驿路改正。”泉按：《三省边防备览》卷4，页2上引《额威勇公行营日记》云：“嘉庆三年五月初二日，自襄阳起程（九十里）宜城县……”可知在嘉庆初年驿路已改。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8，荆州府，建置沿革，“江陵县”原注云：“北至安陆府荆门州界二十里。”卷265，安陆府，建置沿革，“荆门州”原注：“南至荆州府江陵县界一百六十五里，北至襄阳府宜城县界一百八十里。”卷270，襄阳府，建置沿革，“宜城县”原注：“在府城东南一百二十里……南至安陆府钟祥县界七十里。”（未记至荆门州界里数，但与至钟祥县界相差无几）累计共为555里。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八到”；《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四至八到”，但卷146，荆州“四至八到”则又云“北至襄州四百五十里”，互有出入；《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原注；卷79，《湖广五》，“襄阳府”原注，亦皆作470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石城”条云“在府城西北”；《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石城”条则云：“今府治。”两书皆引据《元和郡县图志》。《元和郡县图志》卷21，郢州长寿县“县城本古之石城”条。按：长寿县即今钟祥县。

《元和郡县图志》卷21，郢州“八到”云：“西北至襄州三百一十里。”《太平寰宇记》卷144，郢州“四至八到”云：“北至襄州三百一十六里。”《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所记里数同《元和郡县图志》。《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下原注则云：“西北至襄阳府治三百二十里。”

《晋书》卷7《成帝纪》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后赵大将夔安等“陷沔南……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拒战，破之……”又，卷9《孝武帝纪》：“（太元）六年……十二月甲辰（公元382年2月7日），苻坚遣其襄阳太守闫震寇竟陵。襄阳太守桓石虔讨擒之……（太元九年）夏四月……使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克之。”《宋书》卷49《蒯恩传》：“高祖（刘裕）伐司马休之及鲁宗之……江陵平。（恩）复追（竟陵太守）鲁轨于石城。轨弃城走，恩追至襄阳。”以上所引，皆可证东晋时石城属竟陵并与襄阳邻近。

《晋书》卷73《庾亮传》记庾亮上疏筹划北伐事，曾提到：“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下。”（事在成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参阅《通鉴》卷96）可知此时石城曾一度转属襄阳郡。此亦足证石城地望必当偏北，近襄阳郡。

《水经注·沔水篇》记沔水南流，经石城西，下游又东南，合臼水。此臼水应即今之丰乐河下游。古竟陵城即在附近。考已详本书《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

《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郧阳府竹山县“上庸城”条云：“县东四十里。”《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2，郧阳府古迹，“上庸故城”条云：“在竹山县东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页19，三国·魏“荆州”图，页53西晋“荆州”图，则定在竹山县西，彼此略有出入，但皆不出今竹山县附近。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郧阳府“房陵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2，郧阳府古迹，“房陵故城”条。

参阅《三国志·魏志》卷2《文帝纪》，黄初元年，裴注引《魏略》；《汉书》卷28上，河南郡“雒阳”县，颜师古注引“鱼豢云”。

《战国策·楚策一》此句作“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语不可通。竟陵不在秦楚边境，还在楚郢都以东，而楚对秦之城守当在西境。楚人在面临秦军从西北面进攻的势态下，岂能是“从竟陵以东”才布置防务，而舍西北部广大边境地区不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楚郢都后，东至于竟陵，这次军事活动就随之告一段落，这也说明竟陵以东非城守所急。《史记·张仪列传》亦记此事，内容词句几乎同《战国策》。唯独此句作“从境以东，尽城守矣”！这就完全合乎情理，讲得通了。今从《史记》，据以改正之。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九年……（杀嫪毐）灭其宗……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又，卷85《吕不韦列传》记吕不韦失势后，秦始皇曾责令：“其与家属徙处蜀。”《汉书》卷62《司马迁传》记司马迁报任安书，亦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据《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新城郡”条（刘琳校注本，巴蜀书社1984年版，页138）所记：“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以其隘地也。”皆可证房陵亦属古蜀地。

参阅《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荆州总序；卷58《蛮传》；《宋书》卷37《州郡志三》，荆州“汶阳太守”条；《水经注·沮水篇》（卷32）。

见《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山川，“汶阳洞”条。

参阅《三国志·蜀志》卷2《先主（刘备）传》，章武二年；《华阳国志》卷1，页77～78，《巴志》，巴东郡，“鱼复县”条，注［二］。

《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卷11，页16下，《沔水篇》；明朱谋本（见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所据底本页891，卷27），皆作“鱼脯谿口”；清人戴、赵诸本及王先谦合校本皆作“鱼脯谷口”。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88，兴安府古迹，“广城废县”条；陕西省测绘局编：《陕西省地图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图，紫阳县。

参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道光二年刻本）卷6，页15上～下，险要上，三省厅、州、县险要，“定远厅”、“渔渡坝”条；卷14，页8上～9下，页10上～11上，《艺文下》，《部议：经略会奏陕省边界地方紧要、会筹添改文员以资抚冶事宜》（嘉庆七年奏）；严如熤《汉南续修府（郡）志》（嘉庆十九年，汉中府衙刻本）卷3，页17下～18上，关隘，定远厅“渔渡坝”条；卷6，页1上，古迹，丘墓，定远厅“南乡故县”条，指出：汉晋南乡县治即设在渔渡坝。乾隆《兴安府志》（乾隆五十三年成书，道光戊申重刊本）卷5，页13上，《建置志》，营制“渔渡路营”条。

参阅《陕西省地图册》，第83图“镇巴县”及后附说明中“自然环境”部分。

参阅《三省边防备览》卷2，页10下，《道路考上》，西乡县东南条；页20下，石泉县西南条。

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56～57图，四川省。

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巴郡；《续汉书·郡国志五》益州，巴郡。

参阅《宋书》卷37，《州郡志四》，荆州“巴东公相”及“鱼复侯相”、“朐令”条；《晋书》卷14，《地理志上》，梁州“巴东郡”条；《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巴州“巴东郡”条；《华阳国志》页77～79，卷1，《巴志》，巴东郡“鱼复县”及“朐忍县”两条，及刘琳注释。

参阅《华阳国志》，卷28上；《水经注·江水篇》（卷33）。《晋书·地理志》卷14巴东郡仅辖三县，其中二县即鱼复及朐，亦可证此二县必邻近。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88，陕西省兴安府古迹，“西城故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汉中府兴安州“西城废县”条云在州西南三里，误。《华阳国志校注》页130魏兴郡“西城县”刘琳校注［一］有考。据《水经注·沔水篇》（卷27）；《太平寰宇记》卷141，金州西城县“西城故城”条，请参阅。

参阅《华阳国志校注》卷1页77，《巴志》，巴东郡“鱼复县”条；及刘琳注［一］、［二］。

参阅《三国志·蜀志》卷2《先主（刘备）传》，建安十八年；《吴志》卷2《吴主（孙权）传》，黄武元年十二月及二年四月所记；《水经注·江水篇》（卷33）有关鱼复县、白帝城部分。

蒋钦所“循”之“江”，当是汉水，《三国志·吴志》卷10《蒋钦传》云：“（孙）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可证。

参阅《左传》文公十年杜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丹江上游考古调查简报》及《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商州古迹，“商洛故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54，《陕西三》，西安府商州“商洛废县”条。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南阳府古迹，“穰县故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穰县城”条。

参阅《荀子·非相篇》；《吕氏春秋》（陈奇猷校释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页1539，卷24《不苟论第四》，《赞能篇》末段；及《水经注》（王先谦合校本）卷30页7上，《淮水篇》关于期思县及孙叔敖的记载，以及诸家校释。

参阅《左传》文公十年杜注；《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汝南郡；《续汉书·郡国志二》豫州汝南郡；《水经注》卷30。

参阅《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县下，刘昭补注引《皇览》；《魏书》卷19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又卷97《岛夷刘裕传》。

事见《三国志·魏志》卷1《武帝纪》，建安十三年，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见《左传》襄公十三年楚令尹子囊为楚共王定谥法时所云。《国语·楚语上》记此作“抚征南海”，韦昭注：“南海，群蛮也。”泉按：《诗经·大雅·江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左传》僖公四年记楚王遣使传话给率领诸侯之师伐楚的齐桓公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皆可证江汉以南，荆楚地区有“南海”。而春秋中期楚共王时，楚之南境远未及岭南的大海，此南海疑指今洞庭湖。

见《后汉书》卷116《南蛮传》；参阅《史记》卷65《吴起列传》。

见《战国策》卷14，《楚策一》；卷33，《中山策》末附《秦策一》节内；《史记》卷16《六国年表》；卷73《白起列传》；卷78《春申君列传》。

《楚辞·九章·哀郢》一篇，前人解释不一。我们从原文内容来看，所云：“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王逸注：龙门，楚东门也。言已从西浮而东行，过夏水之口，望楚东门，蔽而不见，自伤日以远也）……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淼南渡之焉如……孰两东门之可芜。惟郢路之遥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等一系列辞句都反映出应是秦师拔郢，楚王东迁之际，楚人大批离开郢都向东南流亡的情景。作者本人也在这次流亡行列中沿“江”水（今蛮河下游）与夏水（“江”之分流，在古江陵东南下通沔水）逃难。最初是东南行，随后则为南行。当时郢都一带的楚人东迁者居大多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向南迁避。《哀郢所记，足以为证。

宋玉《招魂》末句：“魂兮归来，哀江南”句下，王逸注云：“江南古地僻远，山林险阻，诚可哀伤，不足处也。”（见《楚辞》卷九）战国时，楚人谈到“江南”，多视为边远荒僻之地，参阅《史记》卷70《张仪列传》郑袖对楚王语；《战国策》卷8，《齐策一》，杜赫为邹忌说楚王留田忌于楚，封之于“江南”事。故屈原之被流放于“江南”（参阅王逸《楚辞章句》卷1，《离骚》序；卷4，《九章》序），也是被安置在当时的远恶地区，即《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地。

见《周书》卷48《萧詧传》附《子萧岿传》；《通鉴》卷170，《陈纪四》，临海王（废帝）光大元年九月及二年三月。参阅《陈书》卷4《废帝纪》，光大元年九月；卷11《淳于量传》；《周书》卷5《武帝纪》，天和二年九月。

参阅《舆地纪胜》卷83，页3上，京西南路，随州景物上，“纪山”条原注；《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山川，“纪山”原注；及民国《湖北通志》第1册，卷8，页406，《舆地志八》，山川三，枣阳县“纪山”条。

参阅《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40，卷20，第457条，汪绍楹校注。

[1] 本文初稿原题为《古郢都、江陵故址考》，写成于1955年，曾于1956年春在武汉大学学术讨论会上报告。1956年7月，第二稿曾在湖北省历史学会年会上报告。1961年11月，第四稿曾在上海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历史地理组讨论会上提出，题目改为《古郢都、江陵故址新探》。1964年9月第五稿曾在武大校庆50周年历史系学术讨论会上报告。1980年11月第七稿（提要）曾在武汉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主要讨论楚文化）提出。现在这篇是第八次修订稿，改为今题。

[2] 请参阅本文后附图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