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荆楚地理揭秘-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前 言

春秋晚期(公元前506—前505年)，吴国联合蔡国与唐国大举进攻楚国，深入楚境，直下楚郢都。楚昭王君臣出奔随国。第二年，楚人请来秦国援军，并乘越人入吴、吴国内部发生变乱、吴军撤兵东归之机，迅速收复了本土主要地区。

这是一件震动当时的大事。庞大的楚国几濒于亡。吴国的强盛达到了高峰。《左传》对这一事件有较详细的记载;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下简称“杜注”)及其姊妹篇《春秋释例·土地名》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说明; 《史记》《楚世家》、《吴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也有不少叙述。但是，涉及这次重大战事的地理方面，自唐代迄今，千余年来的流行解释却存在不少矛盾混乱之处，使人难于凭信。前人也提出过一些新解，①但大都未充分展开论证。虽有见地，并富启发，但仍多猜测附会，因而也不能取代成说。

《左传》中提到与这次战事有关的地名共28个，反映着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楚昭王自郢奔随所经之地，以及秦师救楚、吴人东归所至之处。这些地名有不少都可找出其沿革。下至汉魏、六朝时，脉络线索也较为清楚。这就使我们有可能结合汉魏六朝时其他较可信的有关记载，前后互证，不但对于一系列楚国地名以及某些相关的后世地名方位，都能得到新解，而且对某些相关的汉魏六朝地名位置也可获得新认识。

以下我们就以《左传》所记为基础，结合其他有关古记载，把吴师入郢的军行所至和战地，以及楚昭王自郢奔随所经之地重加考察，去伪存真，以观究竟。

一、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

《左传》对这次战事记载如下: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

(楚)左司马沈尹戌谓(令尹)子常曰: “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

……史皇谓子常: “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 不然不免。”

乃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师阵于柏举……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

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吴)夫王曰: “……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庚辰，吴入郢……

左司马戌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伤……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死)……

以下我们将就上引《左传》所记诸地名逐一具体核实，重新考定其地望，看看流行说法是否对，这些地名究应在今何处。

(一)蔡国、淮汭

春秋晚期蔡昭侯联吴伐楚时的蔡国都城应在今河南新蔡县。②古今于此皆无异词，可不赘论。

淮汭，杜注云: “吴乘舟从淮来，过蔡而舍之。”据此，则淮汭当在蔡境。“汭”字，据前人解释，有“水相入”“水曲流”、“水之内”等义。③在蔡国境内与淮水相入之重要河流是汝水(今为洪河下游)，这一带的淮水两岸地势平衍，淮水的曲折率也较大，则淮汭当指今河南省新蔡县东南，洪河入淮之处。

流行说法把淮汭定在今安徽寿县附近，当是由于《左传》下文紧接着就是“自豫章与楚夹汉”，而豫章一向被流行说法定在今安徽寿县西的湖区(说详后)，从而也就只能把淮汭定在此处以东。今按:流行说法误。此“豫章”应近汉水，淮汭仍当在蔡境，杜注未可轻废。考详下条。

(二)“自豫章与楚夹汉”、息县

豫章，杜注云: “汉东江北地名。”流行说法定豫章在江北淮南，即吴楚边境屡次用兵所至的豫章。④到清人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就更扩大了豫章范围，认为“自江西之九江、饶州二府，隔江为江南(省)之安庆府境，北接颍、亳、庐、寿，西接光、黄，皆为楚之豫章地”⑤。但这样就离汉水很远，不但与杜注淮汭在蔡境的解释不能相容，也不符合《左传》“自豫章与楚夹汉”的文义。这句同上文“舍舟于淮汭”相连，明显地反映着豫章应在蔡国的淮汭以西，而又与汉水相近。如果豫章竟如《春秋大事表》所云，在今豫东南、皖西、赣北一带，则离汉水就很远，中间还要越过多重山水，怎能那样轻易地一笔带过? 所以，这个“豫章”的地望不当在淮域，而应在汉水附近。

前人对此也早有另解。南宋时成书的王象之《舆地纪胜》(卷77，德安府景物上，“章山”条)就已引当时所见《图经》，把这一“豫章”定在今湖北省安陆县东之章山。《大清一统志》湖北德安府山川，“章山”条采纳了此说(见乾隆本，卷267)。随后，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11，定公四年，“自豫章与楚夹汉”条)更据以进一步发挥之，并引明末曹学佺《名胜志》所记，以证此安陆之章山是吴入郢之役所经的豫章。易本烺《春秋楚地答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与沈书之(二)合册］关于豫章地望一条亦主此说。与此相应，《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有“吴师围弦。(楚)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的记载，也被近人认为是加强了此说论据的有力佐证。

弦国地望，流行说法定在今河南光山县西北，⑥这是对的，但如以此解释吴师所围弦邑及楚人赴救至豫章的军行路线，以今安陆县之章山释此豫章，进而推断鲁定公四年吴师于蔡境淮汭舍舟登陆之后，即转道南下，经由此弦邑往西南，穿过今桐柏山口之九里关等(通常被视为大隧、直辕、冥阨等“城口”三隘道所在，实误。考详后文)，循今大悟河、澴水，南至今安陆县东之“豫章”(章山)，认为从这里“与楚夹汉”，道途近便，可能讲得通，这种论证就很值得商榷了。

这一说法如果单纯从交通条件看，似较流行说法为胜，但却又带来以下的新矛盾: 1． 弦国故城周围此时都已是楚国军事要地。北为息县(在今河南息县附近⑦)，相去不及200里，东为楚之期思县(故蒋国，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的蒋集北⑧)，与雩娄(今固始县南，史河西岸⑨)，都是楚驻重兵防吴之地。吴师如自北来(由蔡境)，则阻于楚之东方重镇息县; 如自东来，则阻于期思、雩娄，岂能越过这些楚国军事要地，而侵袭在此诸大据点之间的弦国故地? 2． 退一步说，即使吴人能以奇兵围此弦邑，则楚之援军尽可就近由息、雩娄、期思等地迅速来救，何用远自今安陆县以南调兵? 所以昭公三十一年吴师所围之楚弦邑决非弦国故城，而当在邻近“豫章”的吴楚边境地带。此豫章仍应是位于今皖西的湖区，即吴楚屡次交战的豫章，而此弦邑则应在豫章以北，楚师救弦，当由期思、雩娄出发，这样才符合当时吴楚围绕弦邑的用兵形势。至于今安陆之豫章(章山)，则位于楚国内地，是与吴师围弦之役完全无关的。

同样，说吴师于蔡境的淮汭舍舟登陆之后，就转而南下至今安陆之豫章而进往汉水下游，也是讲不通的。因为蔡国南面(偏西)不远就是楚之息县，而且楚国当时最能干的将领沈尹戌就是这一带的指挥官。10年来，他屡次率楚军在“方城外”的淮水流域与吴军作战，颇有威望。这次战役他曾计划集中“方城外”的全部楚军，由他率领，抄吴军的后路，然后回师汉水，夹击吴军。为此，他来到息县调集军队(“左司马及息而还”)。这也反映出息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这一带的楚军实力。吴人如由这条路进军，必须经过息县，怎能不遇到楚军的强烈抵抗就到达今安陆县东之章山并从这里进到汉水下游始遇楚军，形成夹汉对峙的态势? 这又是无法解释得通的。

以上关于豫章的两种说法既然都不可通，就必须在邻近汉水左岸寻找“豫章”的所在。而这里确实还有一个，见于《水经注·淯水篇》(卷31)，原文云:

……淯水又南入新野县……又南与湍水会。又南迳新野故城西……又东与朝水合……又东南与棘水合……棘水又南……自新野县东，而南流入于淯水……淯水又东南迳士林东，戍名也。戍有邸阁。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畴三千许顷也。［经］: 南过邓县东……南入于沔。

淯水即今白河及其与唐河合流后的唐白河。⑩新野故城在今河南新野县南。湍水即今湍河，东南流，于今新野县西北入淯水。棘水经新野县东，南入淯水，当为今之十里河，其入淯水(白河)处，称为棘口，已近湖北省界。邓县故城当在今襄樊西北十余里。汉水北岸之邓城遗址。则位于棘口以南、邓县以北、向东南流的淯水左(东)岸的“豫章大陂”就只能在今湖北省境襄樊市东北约40里外的唐河与白河之间近白河东岸处，亦即新野以南、汉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南部较低洼地带。

流行说法认为“夹汉”是指汉水下游入江处，这是由于《左传》在“自豫章与楚夹汉”句后，又记有楚令尹子常(囊瓦)率师“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并把“大别”定在今武汉市汉阳区的龟山(唐时已称“大别山”)之故。其实先秦至六朝时的“大别”并非今之龟山，考详后。这样，汉水下游之说，也就再无任何站得住的依据了。

(三)唐国与邻近的刘秀故乡地望考辨

唐国是与吴蔡两国联兵深入楚境，攻下郢都的盟国，是吴师自蔡境进到豫章以达于汉水北岸的跳板。因此，确定唐国地望，对弄清当时整个军事地理形势至关重要。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牵涉着更为复杂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故乡(在故唐国西北)究竟在今何处，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城邑与河流位置与名称变迁的再鉴定，必须汇通互证，才能理出头绪。这也是本文需要着重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

1． 唐国与刘秀故乡的地名沿革与相对方位

东汉至唐初的蔡阳县境在今滚河下游。首先，让我们看看有关的原始材料:

《汉书·地理志》南阳郡“舂陵”县原注云:

侯国，故蔡阳白水乡。上唐乡，故唐国。

《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云:

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

《水经注·沔水篇》(卷28)提供了更详细的材料，其“洞(白)水”条云:

沔水又东，合洞口。水出安昌县故城东北大父山，西南流，谓之白水。又南迳安昌县故城东，屈迳其县南。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以长沙卑湿，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光武即帝位，改为章陵县，置园庙焉。魏黄初二年，更从今名，故义阳郡治也。白水又西南流而左会昆水。水导源城东南小山，西流迳金山北，又西南流，迳县南，西流注于白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阳有汉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谓白水乡也……白水又西合浕水。水出襄乡县东北、阳中山。西迳襄乡县之故城北……浕水又西迳蔡阳县故城东，西南流，注于白水。又西迳其城南……洞水又南流，注于沔水。

又卷31《涢水篇》云:

［经］: 涢水出蔡阳县。［注］: 涢水出县东南大洪山……东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东北流注于涢，谓之小涢水，而乱流，东北迳上唐县故城南。本蔡阳之上唐乡，旧唐侯国……涢水又东，均水注之……涢水又屈而东南流。［经］: 东南过随县西。

《说文解字·水部》“涢”字原注亦云:

涢水出南阳(郡)蔡阳(县)，东入夏水。(卷11)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首先清理出两点较确切的史实:

(1)关于唐国与刘秀故乡的地名沿革与二者间的相对方位: 春秋时的唐国故址在西汉中期以前，属南阳郡蔡阳县的上唐乡。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由蔡阳县划出白水、上唐二乡，新设舂陵县，作为汉光武帝刘秀的堂祖父封邑，县治就设在刘秀故里所在的白水乡。东汉初年(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改名章陵县，仍属南阳郡。到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又改名安昌县，属义阳郡，县治则未闻迁动，而上唐乡(故唐国)则位于魏晋安昌县(白水乡)东南，隶属关系亦未闻改动。

(2)关于东汉以后的蔡阳县地望: 《说文解字》成书于后汉中期，比《水经》(成书于汉魏时)稍早。二者所记涢水发源地相符。再结合上引《沔水篇》“洞(白)水”条所记浕水西流，经过蔡阳故城东，西南流入白水后，白水又西迳蔡阳故城南，而转南入沔水的记载，可以确证: 东汉(至迟中期)至六朝《水经注》成书时的蔡阳县境已在今滚河下游、及涢水上游。今枣阳县西境犹有蔡阳铺，其得名当渊源于此。《隋书·地理志》(卷31)舂陵郡有蔡阳县，原注云: “有唐子山。”唐子山在今唐河县南境的湖阳镇西南，今属枣阳县境，位于枣阳县城北约50里，去蔡阳铺不甚远。这说明隋代蔡阳北境所至，与东汉至六朝的蔡阳县仍然相承，下至唐初，县始废。至于西汉时，特别是汉元帝以前的蔡阳县，流行说法也把它定在这里，则并无确据。是否也在此，尚需另作探究。考详后，此暂不赘。

2． 唐国不在今湖北随州市西境，当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境

(1)流行说法及其差误

上引《水经注·涢水篇》记有上唐县，并云即春秋时唐国所在，位于涢水向东北流，转向东流之前的北岸。对照今地图，大致在今随州市西境的澴潭镇西、涢阳镇北，与上述涢水源附近的当时蔡阳县境及枣阳县西部的蔡阳铺一带都相去不远，这又同上述《汉志》及《水经注》所记上唐县原属蔡阳县之一乡，可以相符。

但近世的流行说法认为唐国乃在今随州西北八九十里之唐县镇，还在上引《水经注》所说的上唐县东北五六十里外。唐宋时，于此设唐城县，属随州。从北宋末成书的《舆地广记》起，开始说这里是唐国故址，而北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却还说县内另有“唐乡”，是故唐国所在。位置虽不详，但显然不在唐城县治。或与《水经注》中的上唐县为一地? 总之，即使按流行说法所依据的材料，唐国故址究竟是在今随州市西的澴潭镇附近，抑或在市西北的唐县镇，亦尚难定，不过地望的出入不很大，都在今随州西境而已。一般则将此二者混为一谈，不加区别。

(2)从春秋时这一带的形势，证唐国不可能在随枣走廊

我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中曾初步论证唐国不可能在随枣走廊的唐县镇，主要理由是: ①曾与随应是一国，有关曾国的出土文物(包括铭文)与有关随国的传统文献记载彼此在时代、地域与族姓三方面都相符，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如果唐国竟于同时也在随枣走廊中段，则与随县涢阳镇、枣阳县茶庵等曾国器物出土处(可由此确证西周至春秋期间这里也是曾国领地)也可合一，这岂不形成随、唐二国同时又都称“曾”的谬论? 据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铭文，“曾”与“唐”出现在同一器物上，足证二者并非一国，近人对此已有考释。这就反证唐国故地不能也在同时的曾国遗址上。②即以此次吴师入郢之役的史事为例: 楚昭王君臣自郢都出奔随国。随都当在今随州市西北三四十里的溠水东岸、安居镇北，北距流行说法认为是唐国故址的唐县镇(也在溠水上游东岸)只有四五十里，西去《水经注·涢水篇》中的上唐故城距离也差不多，即使流行说法把随国定在今随州市区，距离唐县镇和上唐县故地也只八九十里。彼此这样邻近，唐国作为吴国的盟邦并已与楚结了仇，又在攻下楚郢都的胜利形势下，听到楚王逃至随国，岂能不就近出兵助吴，迫随交出楚王，以绝后患? 吴国又岂能不邀约就在随国近邻的盟邦唐国，并以唐为前进基地，联兵压随屈服，而只派使者率少数兵力去随索取楚王，被随人婉拒之后，竟然就此罢手? 这也足以反映出唐国并不在随枣走廊。③如按流行说法，则随、唐二国既是近邻，又同属姬姓封国，交往势必频繁，但在今存史料中却无丝毫记载。春秋前期楚人攻随，常由随枣走廊东进。楚武王末年攻随之役在溠水上架桥佯攻，迫使随人屈服，就是一例。如果唐国位于随国西北不远，则正为楚人攻随必经之地(随枣走廊并不宽，特别是唐县镇至澴潭一带)，岂能在屡见于古记载的楚、随和战史事中从未涉及? 凡此皆足证唐国不当在随枣走廊中，更不像是随国的近邻。

(3)唐国地望当在南阳盆地东南部今唐河县南境，西汉蔡阳县亦当在唐河县西北

据上所考，唐国故址被定在桐柏山脉以南，随枣走廊中的流行说法既难成立，那么，桐柏山脉以北的南阳盆地东南部、今河南唐河县一带就成为我们探究唐国地望所不容忽视的地区了。

在这一带，县以“唐”名(明清称唐县。1923年改今名。唐宋元时则为唐州治所或属境)，主要河流称“唐河”。在县南境近桐柏山脉西端北麓有湖阳镇，即汉代湖阳县。《水经注·比水篇》(卷29)末所记湖阳故城西南有唐子山，山之西南有唐子陂，附近有唐子乡。这么多以“唐”为名的山水城邑都在这一带，自必有其渊源。乾隆《唐县志》(卷1，地舆志，沿革)把唐国定在唐县境，道光《泌阳县志》(卷1，沿革表序)亦称今泌阳县(在唐河县东邻)“春秋时为唐国封内也”，盖非无因，只是被流行的随州西境之说所掩盖，不大为人注意罢了。

唐国故地在西汉时先是属蔡阳县的上唐乡; 汉元帝时，自蔡阳分立舂陵县后，又改属舂陵。则唐国必当邻近西汉时的蔡阳县。东汉以后至六朝的蔡阳县当在今滚河下游及其与唐白河会流处，已见上考，但却不能以此套用于西汉的蔡阳县址，因为上考的上唐乡如在今唐河县境，则与东汉的蔡阳县境之间，尚隔有湖阳(今唐河县湖阳镇)，新都(在今湖阳镇西，新野县东南)二县，自不可能为东汉蔡阳县的属境。由此可知，西汉蔡阳县当亦位于湖阳、新都以北的今唐河县境。这在后世的地名中也还有迹象可寻。例如: 乾隆《唐县志·舆地志》“山川”部分就有“蔡阳沟: 县西北百步许，有泉一泓入唐河”(卷1，页6下)的记载。嘉庆《南阳府志·舆地志》(卷1，页2下)“山川”部分，“唐县”下也有关于“蔡阳沟”的类似记载; 另在《建置志》“关梁”部分，唐县下，还有“蔡阳桥”，原注: “城西北。”(卷2，页70下)《水经注》中的比水，其上游即今唐河的最大支流泌阳河，自泌阳县境西流，经唐河县城北，转西南流，与北来的唐河主流汇合后，下游(即今唐河下游)仍称比水，西南至今襄阳县境入淯水(今白河)。这条比水上游有支流，名蔡水，下游从今唐河县起，本身亦称蔡水。《水经注》说这是“互受通称”的水名惯例，则自比水上游与蔡水合流后，以下均可又称蔡水。西汉(或更早)的蔡阳县之得名，很可能就是由于在此“蔡水”(比水)之阳，从而与今唐河县城西北的蔡阳沟、蔡阳桥又正可印证。据此可知: 东汉以后的蔡阳县与西汉蔡阳县必非一地。后者当更偏北，也在今唐河县西北境。

然则蔡阳县于何时、因何故南迁至随枣走廊西端? 对此，史无明文。估计很可能是在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月改舂陵为章陵县，十八年(公元42年)又使耿遵筑章陵城的前后。章陵既为帝乡，随后又由朝廷遣将筑城，当是扩建，规格必有提高，县境亦当有扩大，绝不仅仍是白水、上唐二乡之地。很可能是在此时把原位于今唐河县西北境之蔡阳县故地划入章陵，而蔡阳县治及属境之南移，或即由此?

如果上考无误，则春秋时唐国地望当不出今唐河县南境，自县城南至湖阳镇之间的唐河以东地。

但问题还不能就此了结，因为上引《左传》杜预注明言上唐乡(故唐国)是在安昌县(刘秀故乡，上引《水经注》称为“安昌故城”)的东南方，而自唐初以来的流行说法一直认为刘秀故乡是在今枣阳县东境(已见前述)，与此不合。因此，我们还必须对此“光武故里”所在，重新进行探索，看看究应在哪里?

3． 邻近唐国故地的刘秀故乡不在今湖北枣阳县境，当在河南南阳县瓦店南，近新野县界

(1)流行说法之纷纭混乱与自相矛盾

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西汉蔡阳县白水乡—舂陵县—东汉章陵县—魏晋安昌县)及其所临近的河流——白水(《水经注》又称为洞水，已见上引)，按流行说法都定在今湖北随枣走廊内的枣阳县中部。上引《隋书·地理志》舂陵郡的舂陵县下，原注云: “旧置安昌郡、开皇初，郡废。”唐贞观元年，县亦省入枣阳。但其故城自唐代以来，一直被认为即汉舂陵县故址，附近并有白水及光武故居等地名，白水及其支流浕水被认为即今滚河流域。而这又可与西面的蔡阳铺和东面的所谓唐国故地(六朝上唐县，或今唐县镇)，彼此相衔接，从而同西汉时舂陵乃由蔡阳县分出、上唐为舂陵县属乡的古记载，大致可以相符，看起来颇似都说得通了。

但实际不然，流行说法关于白水与刘秀故乡的具体位置，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我们先从白水入手，进行剖析。

杜佑《通典·州郡十三》(卷177)汉东郡“枣阳”县下原注云: “今县南二里，有白水焉。”这是今存古籍中明确地把刘秀家乡近傍的白水定在今枣阳县境的滚河流域上游北支(即今枣阳城南的沙河)的最早记载。但稍后的《元和郡县图志》在卷21随州枣阳县“后汉(世) ［代］祖宅”条下，却又明确记载白水在县南33里。对照今地图，可知其必是今之滚河本流南支，而决非沙河，从而与《通典》所述相矛盾。《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枣阳县“白水”条)与《通典》的说法一致，又进而把上引《水经注》中作为白水(洞水)支流的浕水定在县南30里，即今滚河本流。稍后的《大清一统志》襄阳府山川“白水”条(卷270)，则又与《元和郡县图志》同，说是: “白水源出枣阳县东六十里”，则其相当于今滚河正源而非指发源于东北的沙河可知，而把浕水则定在今之沙河(《大清一统志》，“浕水”条)，却又与《读史方舆纪要》正相反。同治《枣阳县志》(卷13，古迹，“舂陵故城”、“白水村”、“光武旧宅”诸条)亦略同，而里数又稍多，说是在县东南40里，“宅南二里，有白水”。又说浕水所经的襄乡故城“在治东，沙河西岸”，也是认为浕水即今之沙河。民国《湖北通志》同《大清一统志》。

流行说法的这两种解释互相矛盾，而每种解释本身又都同汉魏六朝古记载特别是《水经注》的具体描述不能相合。甚至同一书中还出现前后自相矛盾之处。

《通典》、《读史方舆纪要》等所代表的第一种解释之误，可以举出以下两例: ①《通典》定今沙河为古白水之说自相矛盾，因为沙河是发源于枣阳东北，西南流过县城南，而西南入滚河，它是不可能流过枣阳县东的舂陵城南的。而这里的舂陵城则是自唐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刘秀的故乡所在，那就必应在当时人心目中的“白水”之滨，才讲得通。如依《通典》，以白水为今之沙河，则舂陵就应在枣阳县东北或西南之沙河边才行。在县东，就无法自圆其说了。②《读史方舆纪要》定白水在今之沙河，却又把舂陵城定在今枣阳县南30里，则已在滚河边，远在沙河以南。这和《通典》一样，也是自相矛盾，同汉魏六朝的有关记载一致说白水紧傍刘秀故乡特别是同上引《水经注》所记舂陵(章陵、安昌故城)位于白水向南流、转西的河湾内的记载，显然不合。

另外，《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同治《枣阳县志》与民国《湖北通志》等以白水为今滚河的说法虽可与枣阳县境的舂陵故城以及刘秀故居的传说相结合，但也仍有无法讲通之处: ①今滚河本流基本上是西流偏北，这与上引《水经注》之白水流向(西南—南—西—南—西合浕水)不合。②把今滚河作为古之白水(洞水)，这与上引《水经注》所记白水左岸的支流昆水源流［发源于安昌(汉舂陵)县城东南，流向是: 西—西南—西入白水］也不符合，因这一段的滚河是西北流向，与西南流向的昆水亦无法相会。

那么，是否可以把白水定在今枣阳沙河(这同《水经注》所记白水［同水］流向大致尚合)，而另在今沙河以北找出一条相当于浕水的河道呢? 这也不可能。因为今枣阳县境基本上都是河谷丘陵地，亦非干旱地带，不存在河流大改道或湮灭的可能性，至多是在河谷平原中有所摆动而已。而且今枣阳县北境、沙河以北的面积很有限，又近山，只有几条很小的支流，绝无与浕水源流位置相合的水道。在枣阳县境内，浕水并非微不足道。东汉张衡在其名作《南都赋》中列举当时南阳郡的四条重要“川渎”，其中就有浕水。北宋的《元丰九域志》卷1，京西南路，随州汉东郡“枣阳县”下所举河流，也只提到一条浕水而未及其他，足见浕水直到宋代还是县内较著名的河流，绝不可能是今沙河以北的一条小溪流。

据上所考，可知邻近刘秀故乡之白水(《水经注》又称洞水)绝不在今之滚河流域。流行说法的两种解释皆误。这样，密迩白水的汉舂陵县——魏晋安昌县也就不可能在枣阳县境，从而这里的隋代及唐初舂陵县也就决不会如唐人记载所说，是汉代舂陵县故址，而当是上引《隋书·地理志》所记，在隋代以前与昌州、安昌郡同时新设的侨置州郡县了(考详后)。

今存唐人记载中最早提到刘秀故乡所在的汉代舂陵县就是隋唐舂陵县并指出就在枣阳县东的，是《后汉书》的李贤注(见卷1上，光武帝纪上)。上引《通典》所记同，当本于此。《元和郡县图志》于随州枣阳县“舂陵故城”条(卷21)所记舂陵位置虽有出入(在枣阳县东南35里)，但相差不远，另还记有刘秀故宅(卷21“后汉世祖宅”条)在县东南30里。总之，自此以后，历代相同，直至近世，都认为隋唐舂陵县就是汉县故址，在枣阳县东境，至多在方位上小有出入而已。

《隋书·地理志》在舂陵郡之内有昌州、安昌郡、舂陵县等地名，其渊源当与汉魏六朝的舂陵、安昌县名有关，只是其间沿革，已无记载。

刘秀故乡所在的地名沿革，从西汉到魏晋都是很清楚的(已见上文)。《晋书·地理志》(卷15)所记西晋初年荆州义阳郡犹有安昌县，为郡城所在。但下至《宋书》及《南齐书》两《州郡志》中，则已无此县。在上引《水经注·沔水篇》中已称之为“安昌故城”，可知城址已迁(安昌城名则仍在，位于北魏境内，一直延续到北魏晚期，即南朝梁武帝中叶，考详后文)。

据宋、齐两《州郡志》，随枣走廊东段，当时属司州境，设有随(宋一度称随阳)、安陆两郡，郡境包括今随州、安陆一带，而随枣走廊西段，则属雍州(治襄阳)，设有河南郡，属县有襄乡，已见上引《水经注》，位于浕水上游，则郡境当在今枣阳东部及中部。另《南齐志》于雍州宁蛮府属郡中有蔡阳郡，属县有东西蔡阳等。据前引《水经注》及《说文》等，蔡阳县境当在今滚河下游之枣阳西境及襄樊市东一带。《宋书·州郡志》于雍州宁蛮府所统郡县无记载，但襄樊周围的襄阳郡及其北面的南阳、新野、京兆等郡皆属雍州。蔡阳犹在新野郡东南，自必亦在刘宋雍州境。据此可证: 随枣走廊在宋齐时皆属南朝，其间既无安昌郡，亦无舂陵县，则《隋志》所谓“旧置安昌郡”云云当误(《隋志》原名《五代史志》，别为一书。其体例: 凡云“旧置”，皆指汉晋宋齐时)。安昌郡之设，最早当不出梁时(别有新证，详后文)。此舂陵县既为置安昌郡之地，自当为郡治所在，估计其初设亦不早于安昌郡。关于这点，待后文确定了刘秀故乡位置之后，再当附及。

总之，关于刘秀故乡所在的流行说法——枣阳说，自隋唐以来，传播已久。粗看似颇成理，但一经认真核实，便自漏洞百出。因此，有必要返本探源，根据汉魏六朝的原始材料，结合近人的实地调查，重新考订，以求得出较可靠的新解。

(2)刘秀故乡当在今河南省南阳县瓦店南，近新野县境

如果上文所考唐国(汉晋上唐乡，在魏晋安昌县东南)故址无误，确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境的话，则魏晋安昌县(亦即刘秀故乡所在)就只能位于故唐国西北方，今南阳、新野二县间，而这里正有一个直到清代仍然流传的“光武故居”在。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简称《职方典》)(卷460)南阳府古迹考下，“府志未载古迹”栏之“南阳县”内记有:

贵人乡，县南七十里，即白水村。相传为光武故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9册，页32下)

《古今图书集成》编于康熙时，成书于雍正初年，其《职方典》多引当时所见明代方志。此条当亦源于明人记述。百余年后，至清代中叶，陶澍于嘉庆十五年在四川主持乡试毕。回京途中，出三峡，经江陵、襄阳北归，又曾亲历其地，于所作《蜀日记》中记云:

(十月)三十日(自新野县城出发北行)，滨白河行。一路风帆络绎。二十里，沙店镇; 五里入南阳界; 十五里，赵店镇; 二十里，贵人乡，光武故里，有碑; 十里，食瓦店。(光绪七年刊本，卷4，页20下～21上)

这与上引《图书集成》所记可以互为补充。下至光绪末年之《新修南阳县志》虽仍记有“贵人乡在县南七十里”，并引录“旧志”所记(内容略同前引书)，但已另加按语，据流行之枣阳说而加以否定。

今按: 枣阳说之不可信，已见上考，则光绪《南阳县志》之否定南阳说，就也难于成立。而南阳瓦店南10里的“光武故里”除了正位于本文所考唐国西北，从而正合于杜注上唐乡在安昌县城东南的解释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史料可资印证。下文就要论及。

(3)《水经注》之白水(洞水)应是今之白河下游(古道)及唐白河

上引《水经注·沔水篇》所记白水(洞水)近旁的安昌县故城西南、白水右(北)岸的白水陂的汉光武故宅等的相对方位都较具体、细致，因此，弄清这条白(洞)水的地望，将是确定刘秀故乡所在的关键。

首先从地形看，白(洞)水及其支流昆水的流向是与南阳盆地中今唐河与白河之间的诸水流向基本相符的。这一带地势平坦，北高南低，河流支津分叉颇多，河道时有改移袭夺。因此，现在要确切指明《水经注》时期的白水(洞水)故道，颇为不易，但大致不会出此范围。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的《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还有关于“老白河”的以下记述:

唐白河干支流入平原后，河曲发育，并有局部改道现象，如新野以东有老白河，为东汉以前白河正流。从老白河沿河集镇残碑断碣推测，过去曾通航。南阳瓦店区东湾原来在白河以西，现已改在河东……唐河的河槽比较稳定，这一类的变化较少。(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30～31)

据此可知，白水(洞水)大致相当于今白河(下游是唐白河)的一段以及一部分偏东的别流和故道，而且名称(白河)亦同，所入之水(沔水)也一致。这样，位于瓦店(在老白河西岸)南十里的贵人乡(光武故里)就与上引《水经注·沔水篇》白水(洞水)条所描述在白水西——北岸(右岸)，位于河湾的安昌县故城西南、白水北岸、白水陂之阳的“汉光武故宅”基址位置大致相合。

我们还可以从上引《水经注》所记在刘秀故宅稍南，流入白水的支流——昆水位置及流向得到进一步的证验: 昆水源于安昌县故城东南的小山、西流，转西南，经过城南，西流入白水。在下游的白水北岸就是刘秀故宅的基址。前面已谈过，这条昆水的流向，结合其与安昌故城的相对方位(流经城南)，是与今之滚河流域诸支流(结合光武故宅的枣阳说)无一可以相合的，但在这里，南阳盆地的白河以东地带，无论就地形、流向，以及与上考瓦店附近之安昌故城、刘秀故里的相对位置，哪一方面来看，都可相合。这也是考定刘秀故乡当在瓦店南贵人乡的一条重要旁证。

《水经注》之白(洞)水既在今白河中下游故道及唐白河一带，则浕水就应是今之滚河流域。浕水西流经蔡阳县故城东，转西南流入白水，白水又径此蔡阳故城南，则此蔡阳故城(当为东汉之蔡阳县治)当在今滚河与唐白河会流后的唐白河(这里基本上是西流稍偏南与《水经注》所记流向正合)的北岸，即今襄樊市东北数十里外的张湾东北。而现在的蔡阳铺则很可能是《南齐书·州郡志》(卷15)雍州宁蛮府属郡的蔡阳郡之东蔡阳县(当亦属东汉蔡阳县境)。以上所考唐国和刘秀故乡以及周围一些相关地名的位置，请参阅下图(图24)。

图23 柏举、雍澨、大别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图24 唐国、刘秀故乡及其他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4)《隋书·地理志》所记昌州、安昌郡、舂陵县设立之由来

然则何以六朝晚期至隋代在今枣阳县境又出现《隋书·地理志》所记的昌州、安昌郡、舂陵县等地名?看来这应是南北朝时期南阳盆地局势动荡愈演愈烈，造成复杂的民族关系与人口迁徙以及相应的地名随人搬家的结果。以其与本文无直接关系，这里不拟详加论述，姑略举史事线索如下:

南北朝前期(宋、齐及北魏中期)，太阳蛮首领桓诞(又名天生)据有南阳盆地东北部，声势日大。齐人曾进军讨破之。桓诞附魏。不久，魏孝文帝南征，于公元498年(魏太和二十二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取沔北诸郡，大破齐军，全有南阳盆地。于是太阳蛮乘势再振，据有南阳盆地东南部，其首领桓叔兴于公元512年(魏宣武帝延昌元年，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受魏任命为新设的南荆州刺史，居安昌城。两年后，梁军自襄阳一带“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诸蛮”，被桓叔兴击退。这说明作为南荆州治所的安昌城此时虽已非魏晋之旧(《水经注》已称魏晋安昌县为“故城”)，但仍在沔北、南阳盆地中。所以梁人自襄阳攻南荆州(安昌城)西南方时，却是沿襄阳附近的汉水活动。至公元521年(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六镇起义爆发前夕，北魏内部矛盾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之际，桓叔兴率部“自安昌南叛”，“驱掠城民”，投附南朝，造成“南荆荒毁”。桓叔兴所统军民进入梁境以后，被安置于何地? 史无明文。按当时惯例，一般应在边境。《隋志》之舂陵郡境土(今枣阳一带)正与桓叔兴过去所领之南荆州相接，很可能桓叔兴带来的军民就是被安置在这一带，并移植了“南荆州”、“安昌郡”，及“舂陵县”等旧地名(实亦为侨置州郡县性质)，与当地原有县名(如枣阳、清潭等)相掺杂，下迄隋统一，又已70年。南北朝晚期梁陈之际的州郡县建制本极紊乱，地名的变换迁移很多。后人不明真相，只看表面地名相同，遂致传讹(因为这些地名彼此间的相对方位是无法与原地名之间的相对方位完全相合的，也不可能全部恢复原来的地名，因而必然要露出破绽，出现如前所考的种种矛盾)，误以此“南荆州”及安昌、舂陵等郡县名比附前此在南阳盆地中之同名州郡县，从而造成隋唐以来的长期附会之说，以为枣阳县境之舂陵县即汉代舂陵县故址。而《后汉书》李贤注与《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人名著实开其端。后世相因，遂成现在流行说法的基础。其实这是经不起认真检查的。

六镇起义爆发后，北方大乱。梁人乘机自襄阳北伐，一度收复沔北。魏之南荆州刺史李志(桓叔兴率部南投后，北魏委派的继任者)于公元528年(魏孝庄帝建义元年，梁武帝大通二年)“据安昌城降”。魏军随即又南下，破走梁军。此后十余年间，东西魏之间争夺南阳盆地，展开拉锯战，使“沔北荡为丘墟”。公元548年以后，西魏宇文泰政权始稳定地控制了南阳盆地。安昌城在这一系列军事活动中则未再见于记载，当已毁废。而随枣走廊中的某些侨置地名则保存下来，见于《隋志》所记。

据上所考，我们又可进一步证明《隋志》中的舂陵县(位于今枣阳县境)决非刘秀故乡所在的汉代舂陵县或魏晋安昌县。这就使流行说法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凭借。因之，魏晋安昌县(刘秀故乡)地望之当在南阳瓦店南，也就更为可信，从而进一步落实了位于县东南的唐国(汉晋上唐乡)必不出今唐河县南、湖阳镇以北的唐河东岸地。

4． 蔡、唐两国是吴师远征楚国的两个重要中继站

唐国既在今唐河县南境，则与上文吴师“自豫章与楚夹汉”的军事地理形势正好相合，因唐国的位置正在上考“豫章大陂”东北200余里处，与东面的蔡国(在今新蔡县)中隔楚“方城”诸隘口，此外都是平路，彼此相去亦仅五六百里(直距208公里)。所以当时吴师的行车路线是: “舍舟于淮汭”，在蔡境上岸，以蔡国作为远征入楚的第一个中继站。在此会合蔡师共同西进，就不需要通过楚国东方军事重镇的息县(傍淮河北岸)及淮河上游以南的一系列楚国军镇。越过楚方城隘口(春秋时期各国一般只据城邑，不守山险)就到达唐国境内，以唐国作为远征的第二个中继站。在此会合唐师后，共同转兵西南向，沿唐河(古名比水，亦称蔡水)前进，就到达“豫章”。自此进至汉水北岸，遂与楚师夹汉水对峙。

只有这条路线才是吴师深入楚境较有把握的军行路线。所以《史记·吴世家》记载吴国君臣商议攻楚时，伍子胥等经验丰富的将帅都认为: “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这告诉了我们: 在当时条件下，吴军只有在得到唐蔡两国的支援，作为跳板，才能远道攻楚，直捣郢都。

随着唐国地望的确定，联系吴军从淮汭过蔡、唐二国，经豫章到达汉水滨的进军途程，我们就可以对上引《左传》中所记“城口”三隘道——大隧、直辕、冥阨究竟在哪里，进行新的探索，看看它们是否为流行说法所认为的，是今武胜关一带的三个山口，抑或是楚方城(今长城山丘陵)的三个隘道。

(四)方城与“城口”三隘——大隧、直辕、冥阨

方城是楚国著名的险要地带。古人谈到楚之方城，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方城在今叶县南(偏西)48里、方城县东北45里、二县交界处的保安镇(属叶县)附近。这里西接伏牛山脉东端，山势由此转南，接长城山丘陵地。其间有一个较宽的山口，近世称之为“方城缺口”，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孔道。《汉书·地理志》(卷28上)所说南阳郡叶县之“长城”，当即建于此缺口，以成关塞。这是狭义的方城，也应是较早的方城。

广义的方城，大致北起方城山缺口，往南包括南阳盆地东面的长城山丘陵地皆属之。此“方城”以东及东北面的淮、汝诸水上游地带，楚人泛称之为“方城外”。上引《左传》所记楚左司马沈尹戌所说“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当即指此广义的方城，盖吴师在淮汭，楚人如北出叶县之方城，则方向显然不合。沈尹戌与令尹子常商定夹击吴军的计划之后，“既谋而行”，“及息而还”。楚息县在新蔡(蔡国都城)西南，为楚东方重镇。沈尹戌为调集“方城外”的全部楚军以攻吴舟于淮汭，而到达息县，则其所谓“方城外”必指长城山丘陵地之广义的方城之外，自不待言。《水经注·水篇》(卷31)引盛弘之《荆州记》所谓“叶东有故城，始犨县，东至水，达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故屈完答齐桓公云: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犨县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叶县西， 水在今河南泌阳、遂平二县间，象河关一带的汝水上游，比阳县在今泌阳县附近。这一条与今长城山丘陵基本一致的“方城”显然是指广义的方城。但长城之出现，一般在战国时期。春秋时楚国未必已建此长城(当时尚不守边塞)只是以长城山丘陵地带(海拔远低于北面的伏牛山脉及南面的桐柏山脉，但亦称险峻)，作为天然屏障而已。《水经注》所记，当是战国时的方城。

大隧、直辕、冥阨又合称“城口”(见上引《左传》定公四年史皇语)，是沈尹戌策划拟于毁掉淮汭吴舟之后，即回师阻塞吴军退路的三个山口。杜注于此三地仅云: “三者汉东之隘道”，别无详考。流行说法则把它们定在今河南信阳以南、湖北应山以北的桐柏山脉武胜关一带，以六朝时的“义阳三关”相比附，但具体位置则说法又不一。

今按: 如果本文前面所考无误，吴、蔡之师已西入南阳盆地东南部之唐国境内，并由此进至豫章大陂，以与楚令尹子常大军夹汉水相持，则吴、蔡之师就只能是通过“方城”(广义的)隘口，与唐会师。怎能舍近求远，在“方城外”突然转军南向，越过山势较高的桐柏山与大洪山(或汉水下游的水乡沼泽)去迂回攻楚?

大隧、直辕的地望，今存的先秦至北宋诸书皆无记载。现在的流行说法最早见于南宋的《舆地纪胜》，盛于清代，亦仅附会之词，末见实据。但关于冥阨，古史中却还有一些记述可供探究。

冥阨，《吕氏春秋·有始览》(卷13)作“冥阸”; 《战国策·楚策四》(卷17)称“黾塞”，又称“隘”; 《淮南子·地形训》谓之“渑阨”;《史记·楚世家》(卷40)则称“塞”，《魏世家》(卷44)又叫“冥阨之塞”，而《春申君列传》(卷78)中亦称“隘之塞”; 《墨子·非攻中》(卷5)则谓之“冥隘之径”。称谓虽不一，但从字形、字音以及原文所叙地理形势来看，可知所指都是一地。

以下几段有关史料可有助于我们考察冥阨的地望:

《史记·魏世家》魏安厘王十一年(公元前266年)记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对魏王分析当时秦楚之间的军事地理形势说:

……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与楚兵决胜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 秦必不伐楚……矣。

司马贞《索隐》注云:

道，犹行也。涉谷是往楚国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 涉谷是西道，河外是东道。

又，《史记·春申君列传》云:

……朱英谓春申君曰: “……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 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 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

《战国策·楚策四》(卷17)记庄辛于秦拔鄢郢之后，见楚顷襄王所说:

“……不知夫穰侯方授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

据上所引诸史例，可知冥阨是楚顷襄王东迁后，秦楚边境上的重险。秦国自从占领了南阳盆地和鄢郢一带之后，方城(广义的)就成为秦楚相距的边塞。当时秦兵攻楚，有两条主要道途: 一路是由北方出函谷关，从黄河以南，通过今河南开封、许昌之间的韩魏境内(所谓“河外”之途)，向东南进攻楚之陈都(又称“郢陈”); 另一路是由咸阳往东南，经蓝田越过秦岭、蓝关，顺丹江河谷出武关，入南阳盆地，到宛(在今南阳市，是战国时南阳盆地的最大城市，冶铁中心)。由此往东，过方城隘道(“城口”)，再向东(偏北)进攻陈。这后一路是由关中通往淮河流域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汉书·地理志》后序(卷28下)所谓“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正是说的这一条大路。

如果冥阨竟如流行说法，定在今鄂豫交界桐柏山脉的平靖关，则上引三段史料所说秦兵逾冥阨攻楚陈都的路线就只能理解为: 出武关(或由汉中)东南下汉水，到楚之鄢郢故地，再转东北，过汉水、大洪山脉及涢水，以出平靖关; 再往北，过淮水，去进攻陈。这条军行路线同出武关，经南阳盆地，东逾方城到陈的大路相比，后者远为近便。怎能设想: 在行军时不走这条近便通途，却劳师南下，远绕荆襄，跋涉山水，走加倍的路，再转东北，去攻陈? 信陵君、朱英都是通晓当时大势的活跃人物，对于秦楚之间的行军要道一定很了然，怎能设想他们在分析当时秦兵攻楚的形势时，竟能撇开由武关经宛至陈这条主要通路不提，反而估计秦兵一定要自找麻烦，走这样一条大弯路?! (出奇制胜，迂回抄袭，在军事史上固不乏先例，但亦皆有其条件与限度)退一步说，如果平靖关也是秦进军攻楚之陈都的一条重要路径，那么信陵君等论秦楚间形势时，就一定得提出三条行军道路，但事实上他们却都只提两条，而且唐初人刘伯庄以及司马贞也都说，从秦向楚，只有“涉谷”(出冥阨)与“河外”(经韩魏)两道，亦未云有三。可见平靖关这条弯路在当时秦楚之间一定是很不重要的，以致不值得与其他两道相提并论。

肯定了由秦至楚之陈都的南路只能是出武关、逾方城之途，那么，位于楚东迁后的秦楚边境重险冥阨也就必然是楚方城(今长城山丘陵地)的一个隘口，而这同前面所考吴唐蔡师西进攻楚的军行路线又正相合。其位置应就在蔡唐两国之间，即今河南确山县西与泌阳县东的长城山丘陵地一个隘口。

冥阨既与大隧、直辕合称“城口”，则后二者自当相近，但是长城山丘陵地南段的另二隘口。

(五)小别、大别

小别、大别是楚军渡过汉水与吴军最初战地。杜注仅云: “《禹贡》: 汉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则此二别在江夏界”，而无进一步的说明，但更古的记载中却还保存了一些关于“大别”的原始材料。例如: 《尚书·禹贡》篇云: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孔《传》释云: “……大别，山名，触山，回南入江。”《水经注·沔水篇》(卷28)引《地说》(东汉后期以前著作)云: “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阪，南与江合。”东汉末，蔡邕《汉津赋》云: “过曼(万)山以北回兮，旋襄阳而南萦，切大别之东山兮，与江湘乎通灵。”

以上诸记载反映出: 汉水东行，阻于大别山，于是转向南流入于江。转南之前的汉水又称沧浪之水，即今丹江口至襄阳以西的汉水河段，而汉水流至大别以前所过之“三澨”，也在襄阳附近的汉水滨，考详下节。《汉津赋》则作了更具体的补充，指出: 汉水(沧浪之水)东流，先过曼山。曼山即今襄阳县城西10里、汉水南岸之万山。曼、万音通，地望相合，所指实一，它本亦作“万山”。今汉水东流过万山北面之后，即东北向，正符“过曼山以左回”的描述。下文紧接“旋襄阳而南萦”，又正与今汉水东绕襄阳城东北然后折向南流的地势一致，亦与上引《尚书·禹贡》，孔《传》、《地说》等所记汉水东行触大别山阪而转南的流向相合。值得注意的是: 《汉津赋》下一句立即提到“切大别之东山”，则大别应即在汉水东行转南时的东岸，即今襄阳城东的东津湾附近高地，亦即大洪山脉北端西麓之余脉。大别在此，就正与上考吴师“自豫章与楚夹汉”的地望相得益彰，因为此“豫章(大陂)”，据上考，就在今襄樊以北(偏东)，唐、白二河会流前的白河东面，而吴楚两军夹汉水对峙的河段也就在此大别以西的上游不远处，与当时的用兵形势正合。

但这将如何解释汉水东流至大别而“南入于江”? 现在的汉水是由襄阳附近折向南流后，经数百里，到沙洋、潜江一带，又转东流数百里，而东入长江，入江处且稍偏北。这如何说得通?

对此，可以作如下的解答:

汉水南行至钟祥以下，开始进入江汉平原，并转向东流，这里就是现在的汉水下游河段。而长江自今江陵以下的荆江河段也是水乡沼泽地区，并与汉水下游连成一片，形成川泽纵横、湖泊众多的地理景观。直到明末清初，《读史方舆纪要》转引当时(或稍早)的地方志，仍对汉水下游作过如下的描述:

汉水由荆门州界折而东，大小群川咸汇焉。势盛流浊，浸淫荡决，为患无己; 而潜江地居汙下，遂为众水之壑。一望弥漫，无复涯际。汉水经其间，重湖浩淼，经流支川，不可辨也! (卷127，川渎四，“汉水”)明末清初时的著名地理学者对江汉平原上的汉水下游印象尚且如此，上至先秦两汉之时，江汉平原远未开发，人力物力两俱缺乏，就更谈不到兴筑堤防，因而汉水下游与荆江两岸洪水漫流，河湖泛滥的情况，当更突出。古人面对上引《读史方舆纪要》所述: “众水之壑，一望弥漫，无复涯际”的状况，而认为这里就是大江，从而以为汉水南流至此，即已入江，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这样的话，大别地望就更只能在襄阳以东、汉水东岸，正当汉水东行转南之处，亦即今大洪山脉北端余脉、邻近汉水的一座小山。

“小别”的位置，现已无直接的古记载可供考证，但是从楚师济汉之后，“自小别至于大别”与吴师三战不利的情况来看，小别当近大别，也应是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丘陵地上的一座小山，或在大别稍南处。

流行说法从《元和郡县图志》以来，就把大别定在今武汉市汉阳区(旧汉阳府城)东北方的龟山，《元和郡县图志》称之为鲁山，亦名大别山; 小别则定在今汉川县东南，今名甑山。后世因袭其说，以至于今。

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首先，它与古代有关“大别”的原始材料不合。按照上引诸古记载，汉水是东行，阻于大别山之后，南回入江，则大别只能在汉水东北方，而现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大别山(龟山)却是在汉水南面，这个大别山的方位是绝无法使东流的汉水南转入江的。在流行说法的影响下，为求解此矛盾以牵合《尚书·禹贡》(这是2000年来儒家经典著作的组成部分)关于汉水东行至大别，转南入江的记载，在《明史·地理志》(卷44)中出现了以下的说法:

大别山在(汉阳)城东北……汉水自汉川县流入。旧经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于县西郭师口之上，决而东，从山北注于大江，即今汉口也。

它明确地断言: 在明代中期、宪宗成化初年(公元1465年)以前，汉水原是流至大别山(龟山)，然后由此南转入长江的。在这次改道以后，才东流，过大别山北，直入长江，同现在的汉水下游一致。这是近年常被引用以支持流行说法的一条重要史料。

必须指出，《明史·地理志》的这一说法是违反史实的。首先，明成化初年以前的汉水下游并非在大别山(今龟山)转南入江。早在唐代中期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在沔州汉阳县“鲁山”条就已明确记载: “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当时的汉阳县城就在今武汉市汉阳区，蜀江即今长江，大别山在汉阳城东北，而又北临汉水，则汉水位置显然就在大别山(龟山)北，与今汉水下游入江的河段基本一致。南宋中期成书的《舆地纪胜》卷79，荆湖北路，“汉阳军”条也明确提到: “汉阳……前枕大江，却负大别，汉水出于北，与大江合”，也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相符。下至明代，就在成化初年以前10年左右，明景帝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成书的官修《寰宇通志》卷50，汉阳府山川，“大别山”条仍明确记载: “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右”，地望仍同于上引中唐、南宋的记载。据此三证，已可肯定: 《明史·地理志》关于“汉水……旧经(大别)山南……入江”，成化初年始“从山北注于大江”之说，是错误的，不可凭信的。

于此还可提出进一步的反证: 嘉靖《汉阳府志》成书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上距成化初年仅80年，作者朱衣就是当地人，所记内容亦较翔实，时代则早于《明史》成书近200年，而其所记成化初年汉水改道之事，就与《明史·地理志》颇有不同，说是:

……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经此下，而古道遂淤。

这段记载对成化初年郭师口改道的情况，说得远比《明史·地理志》详尽，主要是汉水在大别山(龟山)以西、排沙口与郭师口之间，裁弯取直，由40里的水程缩短为10里左右，但却无一语提到《明史·地理志》所记汉水原经大别山(龟山)西南，转南入江，从这年郭师口决口后，才改道经山北，东流入长江的事。如果《明史》所记属实，那将是震动当地的一件大事，《汉阳府志》作者岂能不知? 更不能知而不载，而仅仅记述同在这年、同在汉水下游的较次要的改道。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明史·地理志》引用了“郭师口之上”的决口改道史事，却在误认古大别即今汉阳龟山的前提下，以《尚书·禹贡》汉水东至大别、南入于江的记载相配附，遂致凭臆想作出了如此违反史实的记述。殊不知长江在武汉附近的流向乃是北流偏东，这一带的其他河流也都是大致与长江并行的东北流向。像汉水这样东流至接近长江的汉阳大别山(龟山)附近以后，只能继续东流入江，绝不可能违反地形，转而南流，注入北流偏东的长江。因为，如果这样，必将使汉水入江处的水流形成由南转北的一个急湾，而这必须有特殊的地貌条件才行，但武汉附近汉水入江处却并无这样的地貌条件(这里是台地，汉水无从南流)。因此，把《尚书·禹贡》的汉水东至大别、转南入江的原始材料，解释为即今汉阳大别山(龟山)和附近的长江，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也是根本讲不通的。

流行说法把大别、小别都定在汉水下游南岸今汉阳大别山与汉川县甑山，这也同上引《左传》的记载无法相合。吴师自东北来，与楚夹汉水对峙，则楚师当在南岸(或西岸)。楚师渡过汉水后，才“自小别至于大别”与吴师“三战”，则小别与大别只能在汉水北岸(或东岸)，流行说法则与此正相反(都在南岸)，从而又是显然讲不通的。关于这点，清人洪亮吉、孙星衍都曾加以批驳。但他们又转而企图证明大别即今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脉，这就又走入了歧途，因为从上引《左传》及其他有关古记载来看，先秦、两汉之古大别山在汉水滨，自无可疑，但在今汉阳附近的可能性则不存在，因而就只能在今襄阳以东的汉水东岸了。而这里同本文所考吴师入郢之役，“自豫章与楚夹汉”，然后进行二别三战的军事地理形势，正相符合。

还可补充一条有力旁证: 《尚书·禹贡·导山》还有“内方至于大别”的记载。流行说法据《水经注·沔水篇》(卷28)所记位于汉水西岸当阳县之章山，并有“《禹贡》所谓‘内方至于大别’者也”字句，而定内方地望于今汉水西岸的钟祥、荆门间。但更早的《汉书·地理志》江夏郡“竟陵”县下原注有“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的明确记载。《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亦云: “内方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注云: “《禹贡》注: 章山也。”(见《水经注》卷40)与《沔水篇》所记自相矛盾。汉竟陵县地望，即使按流行说法，也定在今天门、潜江一带，具体位置又纷纭不一，与流行说法关于内方山(章山)的地望也全不相合。《尚书·禹贡》导山部分书某山至于某山，皆指一条山脉或其一段而言，前人对此已有论述。唐初，孔颖达《尚书正义》于引录《左传》杜预注关于“大别”的释义之后，也指出，“如预所言，虽不知其处，要与大别相接，汉水所经”，但如按流行说法，则汉水西岸今钟祥、荆门间的内方山，与汉阳的大别山之间就根本无法相接成为一条山脉。流行说法对于“内方至于大别”究竟是指现在的哪条山脉，《汉志》、《水经》、《水经注》关于内方山(章山)地望的矛盾记载，特别是《水经注》之自相矛盾，究应如何解释，也一直含糊其辞，无法指实。

今按: 汉竟陵县址其实当在今钟祥县北90里、汉水东岸的丰乐镇附近。对此，以及有关竟陵地望的一些问题，我在本书《古竟陵故址新探》一文中已有详考，此不赘述。汉竟陵县如在今汉水东、钟祥北境，则位于竟陵东北的内方山(章山)必在今大洪山脉的中北段。盛弘之《荆州记》称: “(内方)山高三十丈，周回百余里。”可见是一座不小的山。而大别，据上考，为大洪山脉北端之余脉。这样，“内方至于大别”显然就是今大洪山脉北段。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古“大别”必在今襄樊市东、汉水东北岸的论据。

(六)柏举、清发、雍澨、麇、脾泄

柏举是吴楚两军决战之地，杜注无考，仅云楚地。六朝以前的古记载中亦别无确解。唐以后的流行说法却把它定在今湖北麻城县境。但据本文前考，吴楚两军在襄阳附近夹汉对峙，又在小别与大别一带打了三仗，楚师不利。这以后，紧跟着就发生了柏举之战。这时正是吴师军锋甚锐之际，怎能骤然东退几百里而与楚师决战于今鄂东麻城县境? 而且《左传》明文记载: 吴师以十一月庚午在柏举获胜，到庚辰日就攻入楚郢都，中间相隔才十天。古代交通非如后世之便，从鄂东到汉水以西，需逾几重山水，而且这十天中还至少打了两仗，不可能在这样短期内就由今麻城一带打进郢都。

柏举之役是在二别三战之后，清发、雍澨两役之前。大别、小别地望已见上考，现在只要能确定清发、雍澨的大致位置，柏举地望就易于推知。

雍澨，杜预无注。流行说法有两种解释: 较盛之说，据《尚书》孔《传》，认为是水名，即《尚书·禹贡·导水》之“三澨”，称之为澨水或三澨水。东汉郑玄定三澨在江夏竟陵县界，晋宋时刘澄之亦主此说。后世因袭，定在今湖北京山、天门县境的汉水滨。另一说认为雍澨为《尚书·禹贡》三澨之一，三澨为汉水上的三处水边地，在汉代的南郡县北(今襄阳以东)。此说渊源于《水经》。后世主此说较著者如清人胡渭在其名著《禹贡锥指》中就曾对以三澨为一水名的竟陵说提出了驳议，并据许慎《说文解字》及汉魏六朝时人的论述，释“澨”为水边有堤防的高地，三澨为“汉水之三大防”，认为: “三澨当在淯水(今唐白河)入汉处: 一在襄(阳)城北，即大堤; 一在樊城南; 一在三洲口东。皆襄阳县地，在县北，言在竟陵者非是。”

今按: 胡渭释“澨”字是，而那些说是水名者误。据上引《尚书·禹贡》原文，汉水是先过三澨，后至大别，大别当在今襄阳以东的汉水东北岸，已见上考，则三澨只能更在大别以西，因而就不可能在竟陵县界了。而县北之说与胡渭所考则位置正合，就在上考大别以西、上溯汉水不远处。再结合上文已考订的吴师进军路线来看，则雍澨(三澨之一)应在襄阳北，汉水滨就更显然，大致即今樊城，因为这里正是吴师入郢必经之处。在这次吴楚战争的全过程中雍澨曾三次成为战场，其地位之具有关键性，可以想见。

清发，杜注只说是水名，未指明所在。流行说法认为是在今湖北安陆县境的涢水滨。其较早的依据是今本《水经注·涢水篇》之以涢水当清水，又以清水释清发，而其所记，与相关的史事又不相符，只是位置正当流行说法之柏举与雍澨之间，彼此可以配套而已。

今按: 柏举之不可能在今麻城境，雍澨之不在今钟祥南，已见上考，则清发又岂能独在今安陆县境? 《左传》记楚师败于清发之后，随即在吴师紧追下又败于雍澨，则清发地望必近雍澨。雍澨当在今樊城，已见上考，吴师乃由东北来，则清发必当在雍澨稍北(偏东)处，在这里现在还有一条“清河”自襄阳西北来，转南流，过清河店西(在今襄樊市北22里)，于襄樊市东北方入汉。清发位置宜当在此清河下游，才符合当时吴楚战争的军事地理形势。

二别与清发、雍澨地望都大致有了眉目，则吴楚决战的战场柏举所在，也就可以推知了。其位置必不出大别与清发之间，亦即襄樊市东北方、汉水东行南转的东北岸，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下游附近地区。

这里还可举出另两条有力旁证: 其一，在吴师入郢的第二年九月，楚师在秦师的支援下，与吴师(时已开始撤兵东归)在麇地打了一仗，《左传》定公五年记此战役云:

……九月……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 “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 “国亡矣! 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

杜注: “麇，地名。”又于子西反对子期欲焚吴师所驻麇地之语下注云: “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麇中。言不可亦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雍澨与麇在吴师进军攻楚与撤军归国的过程中，都曾是战地，说明吴师往返的军行道途，前后大致相同。吴师自郢退兵途中，先与楚战于雍澨，获胜，随即又在同地败于秦师。继之就战于麇，则麇当近雍澨而稍北(偏东)，其位置正与上考柏举邻近。而柏举正是吴楚决战、楚师大败之地，楚人伤亡必多，自必成为“父兄亲暴骨”之所。麇是城邑，且为故国，春秋时，与百濮相邻近，百濮又近随国，及西周晚期之楚国(时都丹阳)，则麇之地望当在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东岸地，考已见本书《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此不赘述。这又足证柏举地望也应在今襄樊市东北、汉水左(东北)岸的唐白河下游地带，与上考一致。

其二，《左传》定公五年补叙吴师入郢、楚昭王出奔后的两段史事云: “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闻王所在，而后从王。”杜注云: “脾泄，楚邑也。失王，恐国人溃散，故伪为王车服，立国脾泄，以保安道路人。”又《左传》定公五年六月记云: “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率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脾泄、军祥，杜注仅云楚地而未详所在，但我们可根据上引史事而推知大概。脾泄是子西在楚昭王自郢出奔、不知下落的情况下，于此建立临时政权的城邑，它应不是位于吴师进军入郢的大路上，所以才能暂时自存。以后子西得知楚王在随国，就前往会合。这说明从脾泄到随国还有道路可通，而且距离当不甚远，也毋需越过吴师驻扎的据点，因而也未受到吴师的阻击。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柏举战后的楚国败卒能投奔子西的临时政权，说明脾泄距柏举亦不甚远。把这两条材料结合起来看，脾泄当在随国与柏举之间，大致不出随枣走廊中、今随州市以西的枣阳县境。由此沿今滚河西出，则至柏举与麇，东则至随。军祥地望亦当近脾泄，考见后文。脾泄、军祥位置之大致推定，亦可反映出柏举地望盖不出上文所考唐白河下游地带。以上这几处战地的位置，经本文考定，大致如本书图25所示。

(七)小结

以上，对于吴师进军攻楚所经之地逐一进行了考察与重新定位。由此可以看出: 吴师入郢的军行道途是: 首先自本国乘船溯淮水西上，在蔡国境内登陆，会合蔡师，共同西进，越过楚方城南段的隘道(所谓“城口”)到达唐国，会合唐师，继续沿今唐河岸西南进，自豫章大陂进到汉水北岸，与楚军夹汉对峙。然后楚令尹子常率大军渡过汉水，在汉东(偏北)的小别、大别向吴反攻，双方随即于大别西北的柏举展开决战，楚师大败，向清发(今清河)溃退，被吴师追及，又败，南退至汉水北岸的雍澨(今樊城)，又败。于是吴军渡汉水南下，迅速攻陷了楚郢都。(请参阅本书图6)

二、楚昭王君臣自郢奔随的路线

(一)流行说法解释《左传》“涉雎、济江”与“涉于成臼”的自相矛盾(www.chuimin.cn)

吴师攻入郢都的前一日，楚昭王等由郢都逃出，《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他们的逃亡经行之地如下:

十一月……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庚辰，吴入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郧。钟建负季芈以从，由于徐苏而从。郧公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申包胥如秦乞师。

流行说法认为雎即今江陵县以西的沮漳河及其上游沮水，当时是在枝江县入江，江即长江。云中即云梦泽，在今长江以南，包括今洞庭湖及其附近的沼泽地带，郧在今湖北安陆县境。随国在今随州市。因而就认为楚昭王由郢都逃出后，是向西渡过今沮水下游，再转南，过长江，进入今松滋、公安等县境，在这片广大沼泽地带中辗转东北行，终于到达今安陆县的郧城，再由郧奔随。

但是《左传》定公五年却还有一段关于楚昭王奔随的补充记载:

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蓝尹亹涉其帑，不与王舟……

成臼，杜注云: “江夏竟陵县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汉。”《水经注·沔水篇》(卷28)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是: “……臼水……出竟陵县东北聊屈山……西(南)流，注于沔。鲁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济于成臼，谓是水者也。”流行说法定聊屈山于今钟祥以东70里处，认为臼水由此发源，流经钟祥县东南境，下游入汉处，原在今钟祥南境之旧口镇，后因下游变迁，入汉故道已湮，但也承认成臼是在汉水滨。

关于楚昭王涉于成臼的故事，上引《左传》及《国语·楚语下》(卷18)都写得很具体，并互有详略，当属可信。那么，成臼在楚王君臣逃亡的行程中应在何处? 如按流行说法，楚昭王等已西涉雎水，南渡长江，辗转于江南湖沼地区，又怎能在吴师占领郢都(流行说法认为是在今江陵城北纪南城遗址)之后，正在到处搜拿楚王之时，却又北来，再过长江，进入吴师控制的地区，跑到今钟祥附近的成臼去渡汉江奔随? 这在常识上也无法说得通。

但如承认楚昭王“涉于成臼”就是逃出郢都，“涉雎”之后，所济之“江”，那问题就更多了。除了上述疑难之外，又增加“涉雎”与“济江”之间的矛盾，因为按流行说法，郢都被定在今江陵北，雎水则在江陵西，而成臼则在江陵东北的汉水滨，楚昭王君臣在仓促逃亡之际，如果是向东北走，在成臼“济江”，就不可能先往反方向西走“涉雎”; 如果向西“涉雎”，就绝不能在成臼“济江”。

流行说法在这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这意味着: 其中定有搞错之处。要解决矛盾，弄清真相，需要返本探源，依靠较古的可信史料，重新考定各有关地名的本来位置，才能复原这一带历史地理的本来面目。

(二)“济江，入于云中……奔郧……奔随。”成臼与蓝

楚王君臣“济江”之后就“入于云中”。云中当为春秋初期(又作郧、云)国故地之泛称。其地望，我在《先秦至汉初古“云梦”地望探源——古云梦泽故址新探之一》中已有考，大致在汉水以东、今钟祥县境，北至丰乐河下游，南至旧口及天门县北境，东至京山县境。《史记·货殖列传》(卷129)所记先秦至汉初之云梦［亦即《左传》宣公四年所记国之梦，《尚书·禹贡》之“云土(杜)梦”］也包括在内，故《史记·楚世家》(卷40)记昭王出奔所至，不称云中，而作云梦，义亦可通。

楚昭王等在云中遇盗脱险后，即奔郧，亦即楚郧公邑。《汉书·地理志》(卷28上)江夏郡“竟陵”县原注: “郧乡，楚郧公邑。”《续汉书·郡国志》荆州江夏郡“竟陵”原注亦云: “有郧乡。”汉竟陵县故址当在今钟祥县北、丰乐河(古臼水)东岸，丰乐镇附近，考已详本书《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则楚郧公邑亦必相去不远。由此向东(稍偏北)，越过大洪山脉即至随国。

随国故城，流行说法认为即在今随州市(旧随县城)。但我们如果仔细分析《水经注·涢水篇》所记随县故城及其相关河流的位置，以及有关随国史事多系于随县故城之下而不系于当时的随县，再结合汉魏六朝各有关地志的零星记载，更结合1984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光镐同志等在随州安居镇北进行考古调查的一些重要发现，可以推知春秋时随国当在今随州市西北约40里溠河东岸之安居镇北，考已详另文，此不赘述。

由郧至随，直线距离仅约75公里，由云中至郧相去更近。云中在汉东，则楚王君臣所济之“江”，必为汉水，才能于“济江”之后，就“入于云中”。对此，杨守敬早在清末就作过透辟的分析，其言曰:

……《左传》定四年，吴入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济江”亦济沔之误……后来说《左传》者，因“济江”之文，不得不谓云中在江南。不知楚昭于云中遇盗，王即奔郧。郧在汉东。若是江南之云中，去郧几二千里，非还济江、溯汉，不能至郧。钟建安能“负季芈以从”? 由于又安能“徐甦而从”? 则知此云中断不在江南，而在汉东。然则楚昭欲入汉东云中，无济江之理。(见《沮漳水考》，载《晦明轩稿》，光绪辛丑，邻苏园自刊本，上册，页72上～下)

杨守敬已明确指出: 云中不可能在长江以南，而只能在汉东，楚昭王只能济汉水而入云中，决不能济长江。所举论据皆颇有说服力。只有一点不足之处，即: 认定“江”字只能专指长江，因而认为“济江”乃“济沔”之误，其实“济江”也并不误，因为古代“江”字并非长江专称，沔(汉)水古亦称“江”。

楚昭王等“济江”与“涉于成臼”都是渡汉水，成臼在汉晋六朝的竟陵县西或西南，应是古臼水入汉处的一个渡口。当时竟陵县址当在今钟祥县丰乐镇附近，已见上述，则成臼当位于今丰乐河入汉处。这里历来都是个津渡要口，而楚昭王所奔之郧也在西汉竟陵县境，则成臼与郧当然也相去不远。这就充分证明了楚昭王等所济之“江”即成臼附近的汉水。

这里也应考察一下与成臼相关联的楚之蓝邑所在。蓝之地望，前人无考。但上引《左传》定公五年记楚昭王君臣涉于成臼时，遇到蓝尹亹正在带着自己的家属渡汉江而不肯把渡船让给楚王使用的史事，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这个楚大夫(亹)所“尹”之蓝邑，必当近成臼，并在其西或西北面的汉水西岸不很远处，所以他作为当地的县尹，才能搞到船，就近渡汉江，避吴师。由于吴师是从北来，他带着家人避往汉东，就只能是东走或东南走，不可能反而迎吴师军锋而北行济汉。《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编”县原注: “有蓝口聚。”编县即使按流行说法也定在今荆门、钟祥二县间。蓝口聚，《读史方舆纪要》云即西魏、周、隋至唐初之蓝水县，在钟祥县西南，而《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则云在县西北。今按: 结合上考成臼地望，蓝水县(蓝口聚)位置自以在今钟祥西北境为是，《大清一统志》之说较近史实。如果进一步结合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位置之考释，则编县蓝口聚(楚之蓝邑)当在钟祥西北、近宜城南境之汉水西岸地，将更增论据。考另详，此不赘述。

(三)古雎(沮)水与楚郢都只有在今宜城南境的蛮河下游平原上，才能与吴师入郢、楚昭王奔随的行程相合

综上所考，吴师乃由北来，南下入郢，楚昭王自郢出奔，先“涉雎”，然后“济江”于成臼，则此雎水(又作沮水)必在成臼西北，汉水以西的宜城平原上，亦即今之蛮河下游。对此，我在本书《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一文中已有详证，此不赘述。

古雎水既为今蛮河，则位于雎水与汉水之间，在雎(沮)水北、汉水西的楚郢都就只能也在今宜城县南境的蛮河下游平原上，与县南15里郑集以东的楚皇城遗址位置正合。关于这一问题，由于牵涉甚广，内容复杂，这里暂不展开论证，将在下一篇论文——《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中详细探讨。

由上所考，还可看出，在今本《左传》的有关部分中，某些被归入杜注内的词句，例如“涉雎”句下，杜注记雎水源流之后，加了一句“是楚王西走”，“入于云中”句下注: “入云梦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等，都同《左传》正文和杜注的有关部分，以及其他较可靠的先秦及汉魏六朝有关记载合不上。上引杨守敬《沮漳水考》中对此已有揭示; 清人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亦云: “杜预谓‘西走’者，非。”(见卷11，“涉雎”)近人童书业先生也驳了楚王西走涉雎之说。今按: 杜预是魏晋时的《左传》专家，学识较渊博笃实，又久在荆襄，当不致在荆楚地理方面如此无知并自相矛盾。上引两句，应是唐以后人据后世地理观念羼入杜注的赝品。这从《左传正义》中有关段落的杜注后面之孔颖达《疏》(反映唐初人的地理观念)内与杜注雷同的论调，亦可窥知一二(孔《疏》之于杜注，一般皆有补充，此则成为简单的重复，当是唐宋人据孔《疏》妄增入杜注所致)。

总之，在吴师入郢与昭王奔随的经行道途理出头绪之后，作为两者间的连接点——郢与雎水的地望，也就迎刃而解，而流行说法在这方面造成的一系列矛盾混乱解释，遂亦得基本澄清。

三、秦楚联军反攻与吴师东撤的军事地理形势

《左传》定公五年记秦国出兵援楚击吴的战况云:

夏……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丘)会之，大败夫王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九月，夫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壻之谿，吴师大败。吴子乃归。

据上所引，秦军援楚当是沿丹江而下，道出武关(约在今鄂豫陕三省交界的河南淅川县荆紫关西、陕西境内)，向东，入南阳盆地。这是当时秦楚之间的主要通道。《战国策·楚策一》(卷14末)记楚莫敖子华对楚威王追忆吴师入郢之役，秦人出兵援楚事云:

秦……遂出革车千乘，卒万人，属之子满与子虎，下塞以东，与吴人战于浊水，而大败之。

《淮南子·修务训》(卷19)亦云:

秦王乃发车千乘，步卒七万，属之子虎，逾塞而东，击吴浊水之上，果大破之。

“下塞”、“逾塞”当指出武关，塞以东就是南阳盆地。子满当即上引《左传》中之子蒲(“满”与“蒲”字形近似，当有一误，实为一人)。在南阳盆地中称为“浊水”的河流见于记载的有好几条，皆在盆地西南部。无论浊水之战是指哪一条浊水，都不出南阳盆地。

这一阶段的战事所涉及的地名，在《左传》中有稷、沂、军祥、唐、雍澨、麇、公壻之谿等。其中唐、雍澨、麇的地望已见前考。其余四个地名的位置，杜注均无具体说明，仅云楚地。我们于此试作初步考释如下:

(一)稷丘·沂(浊水)

据上引《左传》，稷与沂是秦师入楚后，与楚联合大败吴师的一次主力战中涉及的两个地名。稷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卷40)及《伍子胥列传》(卷66)，皆云楚昭王十一年(即《左传》鲁定公五年)“六月，败吴于稷”。司马贞《索隐》于《伍子胥列传》中注云: “《左传》作稷丘。”同传之裴骃《集解》亦云: “稷丘，地名，在郊外。”可知今本《左传》已脱“丘”字，当据《索隐》所见唐初之本校补之。《集解》云: “在郊外”，语不可解，当有脱误。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7之四，页19上都邑，楚，“稷”条云:“楚地，当在河南南阳府桐柏县境。”未知所据，亦无论证。

今按: 稷丘近沂，故上引《左传》云，秦师自稷会楚师而大败吴师于沂，上引《史记》则云，败吴师于稷，所指乃为同一战役，只是举出的代表地名不同而已，正如三国时吴蜀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亦称秭归之役一样。

沂之位置，诸书无考，当即上引《战国策》及《淮南子》所记之浊水。史事同(只战车数与兵力有出入)，时间亦同，又同是水名，当为水滨的一个战场。今唐河县西南，泌阳河与唐河会流后的下游支流在清代犹有“沂河”。其位置亦大致与秦、楚及吴交战之“沂”相符。河流之含泥沙多者，水混浊，常得“浊水”之名，随在皆有。唐河以西诸水(尤其白河)皆多沙，亦得称为浊水。沂如果是今唐河县西南之沂河，则稷丘位置亦当近之。秦、楚之师于此役胜后不久，即进兵灭唐。唐即在东面不远，越过今之唐河即是，道途近便，形势全合。

(二)军祥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7之四，页19上，都邑，楚，“军祥”条云: “当在湖广德安府随州西南。”未知所据。今按: 据上引《左传》，军祥之战是楚大夫薳射之子于柏举败后率残部投奔子西于脾泄，于次年夏六月出兵击败吴师的一次战役，则其位置当近柏举与脾泄，约在今随枣走廊之枣阳西境，或枣阳以北，今唐河县南之湖阳镇一带，此当为败后重整的另一支楚军，属子西统率，闻秦师已到，而出兵配合作战所取得的一次小胜。

(三)公壻之谿

公壻之谿是吴师撤出楚境前的最后一次大败之地。杜注仅云楚地，其余诸书(包括清人论著)皆无考。今按: 这里既是吴人东退归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战地，则其地望当偏东。地名称“谿”，必为近山之水流上源地带。结合当时的用兵形势看，似当在楚方城的“城口”某一隘道(或即大隧、直辕、冥阨之一)以内，大致应不出南阳盆地东南部，今河南泌阳县东、长城山丘陵地西侧的某一山口内，傍谿之处。

(四)小结

分析上引《左传》所记秦楚之师联合对吴人作战情况，大致可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有两条战线: 在北路，吴将夫王驻军汉北，在南阳盆地南部迎击秦楚之师。最初与秦军联合对吴作战的楚师当是由南阳盆地北部楚国重镇申县(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一带的驻军组成。这从有关的古记载中未见吴师进入申地的任何信息，以及吴师入郢后前往秦国乞师的楚大夫为申包胥(当是楚申县的统治者)，可以觇知。秦楚联军于六月间在稷丘——沂(浊水)首战告捷，大败夫王率领的吴军。七月间，楚将子期与秦将子蒲乘胜率师东进，灭唐国。夫王所统吴师残部此时当已撤至唐国以东，正在归国途中。甚至已退到方城外，故秦楚之师灭唐时，未见与吴师再战，而九月间夫王已回到吴国自立为王。另一路即进行军祥之战，由薳射之子指挥、楚子西所统楚军，当是由南阳盆地以南的随枣走廊西部，今枣阳一带出击吴师别部，于唐国以南或雍澨以东，也取得了胜利。这一路当时尚未与秦师会合。第一阶段以吴夫王所部首先撤回国而结束。两条战线也随之合一。

第二阶段从九月间吴楚雍澨之战开始。这时吴王阖庐已得知夫王率部归吴自立，于是放弃了楚郢都，撤兵回国平乱。由郢北撤到雍澨时，与楚师遭遇，在这里，吴师先败楚师，秦师继至，又败吴师，然后吴师退驻于麇，又被楚师用火攻击败。雍澨在襄阳城北的汉水北岸，麇则在雍澨东北，与柏举邻近处，考已见前。这反映出吴王阖庐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正在回国途中，且战且退。秦楚联军则跟踪追击，最后在公壻之谿又一次大败吴师。从而结束了这次吴师入郢战争的全过程，楚人基本上收复了方城以内的失地。从吴师退兵过程中的战地有雍澨与麇，可知吴师的进军与退兵，大致走的是同一路途。

结 语

吴、唐、蔡师攻楚入郢，楚昭王奔随以及秦师援楚、吴人东退的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地名，经过重新考释、定位之后，可以得出以下一系列新解:

第一，吴师深入楚境的道途，是溯淮西上，在蔡境登陆，会蔡师，共同西进，通过楚“方城”南段的隘口，进入南阳盆地，到达唐国，会合唐师，转西南，至豫章大陂，由此进至襄樊附近的汉水北岸，在这一带进行了柏举决战，大败楚师，“五战及郢”，直下楚都。军行路线远较流行说法径直近便，决无流行说法所设想或推论的那样忽进忽退，一再轻易地逾越数重山水和穿过楚国重要军事重镇之事。考定这条军事路线的关键地名是豫章，唐国(汉晋上唐乡)与刘秀故乡(西汉蔡阳白水乡、舂陵县、东汉章陵县、魏晋安昌县)、冥阨，以及大别、雍澨、清发、柏举等战地。这些地名的位置既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又各有其自身的原始材料可证。如果本文所考无大误，则所得新解将可自立，并为全文定下基础。

第二，楚昭王君臣自郢出奔，先涉雎水(即今宜城县南境的蛮河)，随即于成臼渡过汉江，入于云中，到郧。所经之地，都在古竟陵县境，即今钟祥县北(近宜城境)、汉水以东的丰乐河流域与丰乐镇一带。由成臼东北行，越过大洪山脉至随国，直距仅约80公里，道路又颇径直，决不似流行说法之迂回盘旋于水乡泽国，跋涉千里，并重入吴师控制地区，始得至随，那样情理难通。

第三，楚郢都位于吴师入郢，昭王奔随的连接点，就只能在令蛮河(古雎水)北岸，汉水以西的宜城平原上，与今宜城县南15里、郑集东侧的楚皇城遗址位置正合。关于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所在，以及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的论证，皆另有专文详考。此不赘述。这里仅就本文范围内着眼，亦足证当时的楚郢都必在今宜城南境。

第四，秦师援楚是顺丹江而下，出武关，至南阳盆地，会合楚北部重镇申县之师，先在今唐河县西南的稷丘——沂(浊水)大败吴师，乘胜东进，灭唐国。然后回师汉滨，截击正由郢都北撤回国的吴师主力于雍澨，又追击于麇(邻近柏举)，最后大败吴师于公壻之谿(约在楚“方城”西麓)。吴师退走东还。楚昭王归郢复国。雍澨与麇都是上一年吴师西进，南下攻楚之战地。这说明吴师撤退回国的道途，同入郢时的来路大致相同。

第五，综上所考，可知此次吴师入郢之役所涉及的地区，远比流行说法为小，基本上都在南阳盆地、汉水中游及随枣走廊，战场也集中于襄樊一带的汉水北岸及南阳盆地东南部的唐河、新野、泌阳县境，并不像流行说法讲的那样分散。有关的交通线路也远比流行说法为短，不出淮河流域中上游、唐白河流域与汉水中游两岸地，并未包括鄂东河谷丘陵地及江汉平原的广大水乡泽国。全部有关史事中涉及的二三十个地名，经过重新考释、定位之后，大都比流行说法更为偏北，皆在江汉平原以北的河谷平原、丘陵、盆地中，而绝无位于长江边者。这样，通过此次吴师入郢之役的军事地理形势，也可以明显看出: 楚国以及秦汉至六朝时的荆楚地区中心地带(包括中心城市郢都及梁末以前的古江陵城)乃在汉域而非江域，从而有助于使我们更加如实地重新认识古代荆楚地理原貌，并为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开发、利用的历史过程(决不像流行说法定的那样早)，确立更可靠的基点。

注释:

① 例如清人魏源、近人童书业先生都曾对流行说法提出过某些异议。参阅魏源《书古微》卷4《释道山南条阴列》篇; 卷5《释道山南条汉水》篇; 亦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3月京版，下册，页530～531，552～553; 及童著《春秋楚郢都辨疑》，见《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沪版，页96～97。

② 《汉书》卷28上，《地理志》，汝南郡“新蔡”县下原注: “蔡平侯(公元前529—前522年)自蔡徙此，后二世，徙下蔡。”《水经注·淮水篇》(卷30)云: “春秋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蔡昭侯自新蔡迁于州来，谓之下蔡也。”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0，《河南五》，汝宁府“新蔡县”条。

③ 参阅《说文解字》卷11，水部“汭”字; 《左传》庄公四年杜注“汉汭”; 又，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豫章之汭”; 《左传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51; 《尚书正义》卷6，页39; 《禹贡》雍州，“泾属渭汭”句下，孔疏引郑玄语; 另可参阅阮元《经籍纂诂》，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卷67，页718，“汭”字。

④ 《左传》昭公十三年“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句下注云: “定二年，师于豫章。又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此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后徙在江南。”今本《左传》以此作为杜预注，遂成为流行说法的重要依据。泉按: 此所谓“杜注”当是后人伪作，因为: (1)与定公四年杜注(“汉东江北地名”)不合。(2)与同一年杜注淮汭在蔡境，也不能相容，尤不能解释《左传》原文“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考详正文)。(3)杜注地名，一般很简洁，只叙其为晋时某地，此则转引《左传》其他记载，以求证明豫章应在江北淮南，亦与杜注体例不合。

⑤ 见《春秋大事表》(光绪戊子陕西求友斋刻本)卷4，页36下，《春秋时楚豫章论》。按: 清初之江南省包括今江苏、安徽二省。康熙初年，始分为二省，但此后习惯上往往仍合称江南省。

⑥ 关于春秋时弦国地望，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江夏郡“县”原注; 《元和郡县图志》卷9，光州仙居县“县故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76，河南省光州古迹，“县故城”及“仙居故城”条。

⑦ 关于楚之息县故址，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县原注; 《水经注·淮水篇》(卷30); 《元和郡县图志》卷9，蔡州新息县“新息故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76，光州古迹，“新息故城”条末附“古息里”。以上皆云在今息县西南。《读史方舆纪要》卷50，《河南五》，汝宁府光州“息城”条则云古息国在今县北30里。地望微异，但皆在今县附近之淮河北岸。

⑧ 期思为故蒋国，参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注，及《续汉书·郡国志二》豫州汝南郡“期思”县原注。流行说法例如《读史方舆纪要》卷50，河南五，光州固始县“期思城”条云在县西北70里，当指今淮滨县(由固始县分立)东南之期思集。泉按: 杜预《春秋释例》卷6，《土地名》，楚地，僖二十四年“期思”条云: “弋阳(郡)期思县东北，有期思城。”与今蒋集位置大致相当，又以“蒋”名。《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76，光州古迹，“蒋乡”条云在固始县东，并云是古蒋国。《淮南子·人间训》云: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则期思之水即今固始商城境内的史河流域，亦即《水经注·淮水篇》(卷30)之决水，因而更可看出汉期思县(故蒋国)不当在今白鹭河滨之期思集(魏晋以后的期思县)，而当在今史灌河(史河下游)东岸之蒋集。

⑨ 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江夏郡“雩娄”县原注; 《水经注·决水篇》(卷32)。《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76，光州古迹，“雩娄废县”条云在商城县东北，似误。

⑩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南阳县“淯水”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河南省南阳府山川，“淯水”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及《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两书的“新野故城”条。

参阅今河南省的有关地图及《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南阳府山川，“湍水”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新野县“棘水”条。按，古棘水上游故道已不可考。下游则于今新野南入淯水，则相当于今十里河。

参阅本书《古邓国、邓县考》一文。

《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新野县“樊陂”条附“豫章陂”云: “在县东南，灌田三千许顷。今废。”另请参阅《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合组的汉江工作队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9月版，页66。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7，沔州汉阳县“鲁山”条。

参阅《后汉书》卷14，《城阳王祉传》。

参阅《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

参阅《水经注·比水篇》(卷29)末段; 《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进屠唐子乡”句下李贤注; 《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唐县“唐子山”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南阳府山川“唐子山条”; 又，卷270，襄阳府山川，“唐子山”条; 同治《枣阳县志》卷2，页7下～8上，山川附水利，“莲花堰”条; 卷13，页2上～下，古迹，“唐子陂”条。

《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德安府随州“唐城”条云在随州西北85里;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7，德安府古迹，“古唐城”条，及关隘，“唐县镇巡司”条云在随州西北90里。按: 今随州市至唐县镇铁路线为40公里。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随州“唐城县”条; 《旧唐书》卷39，《地理志》，山南东道，随州“唐城”县条; 《新唐书》卷40，《地理志》，随州“唐城”县条; 《太平寰宇记》卷144，随州“唐城县”条。《隋书》卷32，《地理志》，舂陵郡已有唐城县，但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即已废。百余年后，玄宗开元年间重设唐城县，其治所是否仍在隋代原县址，就很难说。

参阅欧阳忞《舆地广记》卷8，京西南路，随州“唐城县”条。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4，随州“唐城县”条。

见本书《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

参阅江鸿: 《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见《文物》1976年第2期。 参阅拙作《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另请参阅王光镐、徐少华、王克陵《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简报》，见《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随州“随县”条; 《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德安府古迹，“随县故城”条。

参阅《水经注·比水篇》(卷29)末，《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唐县“湖阳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南阳府关隘，“湖阳店”条。

参阅《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阳郡“新野”县原注; 《水经注·比水篇》(卷29)末，《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南阳府古迹，“新都故城”条。按: 汉新野当在今新野县南，参阅《隋书》卷30，南阳郡新野县原注，新都为东汉新野县之东乡，则当在新野县东南。

参阅《水经注·比水篇》(卷29)，卷31《淯水篇》堵水条。《汉书》卷29上，《地理志》，南阳郡“蔡阳”、“比阳”二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都提到蔡水。虽流向都不对(不合地形)但这二县都与蔡水有关(蔡阳县名本身亦可证)，则可由上引《水经注》加以证实。

耿遵筑章陵城事见《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阳郡“章陵(县)，故舂陵，世祖更名”句下，刘昭补注引《古今注》。

参阅《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山南东道五，随州“枣阳”县条。

参阅《湖北通志》(民国十一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精装本)页102～103，枣阳县图; 页499，卷11，山川，枣阳县“白水”条; 页500，“浕水”条。

《文选》卷4张平子《南都赋》，除了着重提到汉水(沧浪)、淯水(今白河及唐白河)、湍水之外，还说到: “尔其川渎，则滍、澧、、浕，发源冗穴。”

参阅《宋书》卷36，《州郡志》，司州“随阳太守”、“安陆太守”条; 《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司州“随郡”、“安陆郡”条。

关于河南省的白河与唐河特点之异、白河及其邻近的支河改道情况，《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合组的汉江工作队编著，滕茂桐、沈玉昌等执笔，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页92 有一段描述及分析如下: “……俗语云: ‘唐河多湾，白河多滩。’……唐、白两河主要不同之点在于白河河槽宽，河底全属沙质，河身淤浅，河槽不固定，两岸地势低平，稍一涨水即四处漫流，不能归槽……唐河河槽较窄，河底有泥有沙，两岸地势较高，即使有洪水，淹没两岸有限，不致四处漫流，两岸总能归槽。”(第11章第2节)又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卷2，页9上～下，“疆域”云: “淯水……又曰白河……清澈夹泥沙，善徙……”亦可相证。

参阅《隋书》卷31，《地理志下》，舂陵郡及其属县部分。

参阅《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 《魏书》卷101《蛮传》。

参阅《魏书》卷7下，《高祖纪》，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六月至二十二年三月; 及卷101《蛮传》; 《通鉴》卷141，齐纪七，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六月至永泰元年三月(公元498年)。

见《魏书》卷36《李顺传》附《李晔传》。

见《魏书》卷62《李彪传》附《李志传》。

见《梁书》卷4《简文帝纪》末附记; 参阅卷3《武帝纪》下，普通六年正月至中大通元年元月间的有关记载。

见《通鉴》卷156，《梁纪十二》，《武帝纪》，中大通五年末。

参阅《周书》卷20《贺兰祥传》。

参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9“春秋列国不守边塞论”。

见《史记》卷31《吴世家》; 卷66《伍子胥列传》亦略同。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6，汝州叶县“方城山”条; 《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裕州“方城山”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南阳府山川，“方城山”原注; 同治《叶县志》(光绪二十二年重刊本)卷1，页8下～9上，《舆地志》，山川，“尖山”至“黄城山”以至县东南之“于东山”诸条; 乾隆《裕州志》卷1，页4下，地理，山川总序;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34～35，“楚方城”; 王彦芬《楚方城考》，见河南省考古学会编: 《楚文化研究论文集》，郑州市，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页155～165。

参阅《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页22，第4章第1节。

“长城山”之名在今存古籍中最早见于《晋书》卷15，《地理志》，荆州南阳“叶”县原注。以之与楚广义的方城合一，则始见于《太平寰宇记》卷142，唐州比阳县“苦菜山”条。此后记载皆相因袭。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裕州“方城山”条; 《春秋大事表》卷8下，山川，楚“方城”条; 及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页30，“楚方城”部分。

参阅《水经注·滍水篇》(卷31)有关犨县与犨水的记载; 《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鲁山县“犨城”条。

参阅《水经注·水篇》(卷31);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南阳府，建置沿革，“泌阳县”条。

参阅《水经注·比水篇》(卷29)有关比阳县部分;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南阳府。建置沿革，“泌阳县”条。

参阅同治《叶县志》卷1。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46，《河南一》，总序，重险，“黾阨”条; 卷51，汝宁府信阳州“平靖关”条; 胡渭《禹贡锥指》(漱六轩本)卷7，页4下～5上，“荆及衡阳惟荆州”条，《春秋大事表》卷9，页5上～6上，地形险要表，“楚”下。以上诸书均认为大隧为武阳关，偏东; 直辕为黄岘关，居中，冥阨为平靖关，偏西。但《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8，汝宁府关隘，“平靖关”、“武阳关”、“黄岘关”三条，引证南宋的《舆地纪胜》则云大隧为黄岘关，即今九里关，偏东; 直辕为武阳关，即今武胜关，居中; 冥阨为平靖关，居西。

参阅《舆地纪胜》卷80，页3上，荆湖北路，信阳军风俗形胜，“信阳与三关势如首尾”条原注; 又页4下，景物下，“冥阨塞”条原注。

刘伯庄说见于《史记》卷44《魏世家》，张守节《正义》所引。刘伯庄与司马贞同为唐贞观时人，见《史记》卷首司马贞《索隐》序及后序。

引自《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本，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版，卷6，页40。泉按: 孔《传》虽属伪书，但仍可反映六朝时人的地理知识。

《禹贡》郑玄注曾4次引《地说》，可知此书必早于东汉后期。参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2，页33; 卷3，页38，40，41。

见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页144，卷7，地部下，汉水第二，“赋”所引。

参阅《水经注·沔水篇》(卷28)的武当县沧浪洲部分; 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侯仁之主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40，注释(二)。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页852，卷69，原页1下，引《汉津赋》，“曼山”作“万山”。关于万山又称曼山，另请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山川，“万山”条。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7，沔州汉阳县“鲁山”条; 汉川县“小别山”条。后世因袭此说，以及汉川县改称汉川县及迁址情况，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6，《湖广二》，汉阳府汉阳县“大别山”条; 汉川县“小别山”及“汉川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1，汉阳府山川，“大别山”及“小别山”条; 又古迹，“汉川故城”条。

较有影响的著作如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即以《明史·地理志》此段为主要依据，见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25～26，水系图说，汉水系; 页28，河道变迁，“汉水”。

首先找到《寰宇通志》这条重要材料的是喻宗汉同志。俞君并已在所作《湖北省汉阳县的建制沿革及地望变迁》一文中有专节(“关于明代成化初年汉水下游改道的一点看法”)，作了较系统的论证(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学文稿》第1辑， 1983年版)。不应掠美，谨此申明。另请参阅拙作《历史地理在方志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的“关于汉水下游改道与汉口镇初步形成的问题”(见《湖北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页8～9)。

参阅洪亮吉《大别山考释》，转引自民国《湖北通志》，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影印本第1册，页369～370，卷6，《舆地志六》，山川一，“大别山”条注;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第三下，“过三澨，至于大别”句下注及疏。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内方山”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章山”条。

参阅崔述《夏考信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页2～4，关于《禹贡导山》二条，论述导山部分皆指山脉而言; 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页34～35，“内方至于大别”句的注释(二)。

见《续汉书·郡国志》荆州江夏郡“竟陵……有章山，本内内方”句下，刘昭补注引《荆州记》。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7，黄州麻城县“龟头山”条; 《读史方舆纪要》卷76，《湖广二》，黄州府麻城县“龟峰山”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3，黄州府山川“龟峰山”条。泉按: 今本《水经注·江水篇》(卷35)于邾县［今黄冈县附近，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3，黄州府古迹，“邾县故城”条］上游，有举水，出龟头山，南入江处，谓之举口，南对举洲，下文云:“《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楚阵于柏举。”与前文之举口、举洲有何关系? 并无交代，疑是后人羼入。《水经注》久经后人窜乱，多非本来面目，疑此亦是一例。

参阅《尚书·禹贡》孔《传》; 《史记》卷2《夏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曰; 《水经注》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三澨”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京山县，“澨水”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澨水”条。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宜城县”条; 《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宜城县“鄢城”条附“城”。拙作《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对古县地望有详考，治所当在今襄阳县欧庙附近。请参阅本书该文。

参阅《水经注》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三澨”条; 《史记》卷2《夏本纪》，司马贞《索隐》引《水经》。

见《禹贡锥指》卷14上，页17上～20上“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条。另请参阅《说文解字》卷11上，《水部》，“澨”字;《尔雅》卷下，《释丘第十》，“厓岸”，“坟，大防”(郭璞注: “谓堤”)。《水经注·淯水篇》(卷31)(“澨……水侧之”)。

参阅《春秋大事表》卷8下，山川，楚、水道，“清发”条;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卷11。按: 《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对清发地望均无记载。

今本《水经注·涢水篇》(卷31)记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张昌“作乱”于安陆县南石岩山下，后与晋荆州刺史刘弘(镇襄阳)部将皮初战于清水，“昌败，追斩于江涘”。下云: “即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败楚于柏举，从之，及于清发。盖涢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泉按: 《晋书》卷4《惠帝纪》，太安二年记张昌败死处为“清水”，与《水经注》所记合。但《晋书》卷66《刘弘传》及卷100《张昌传》则云，张昌最后败死处为“下儁山”。下儁为县名，当时属长沙郡，山当在县境，与安陆(属江夏郡)石岩山相去较远，则此清水不当在安陆可知。《水经注》“涢水兼清水之目”之说误，其引据《左传》吴楚清发之战，自亦不能为安陆之涢水。《读史方舆纪要》与《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多引《水经注》为据，而对清发地望皆无记述，盖非无因，疑此句亦后人羼入。今不取。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山川，“清河”条;同治《襄阳县志》第1册，卷1，页24上～下，《地理志》，山川“清河”条; 及田宗汉《湖北汉水图说，汉水说略》清水部分。一般较详细的襄阳县图亦皆有此河。

《左传·定公五年》记楚昭王复国后，曾“使由于城麇。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可证。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沮水;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8，荆州府山川，“沮水”条; 《春秋大事表》卷8，页11下～12上，山川，楚，“雎水”。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7，安州安陆县“云梦泽”条; 《春秋大事表》卷8，山川，楚，“云梦”。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7，“安州”条; 《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德安府安陆县“郧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7，德安府古迹，“郧城”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德安府“随州”条。

通行本《左传》于“竟陵县”后无“西”字，此据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宋刊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卷27，页11上。《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55末阮元校勘记亦指出: 宋刻淳熙本，纂图本皆有此“西”字。

上引宋本杜预《集解》明言臼水流经竟陵县西，则只能如《集解》所记西南流，始得入汉。如果西流，只能经竟陵县北或南，不可能过县西，今据补。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聊屈山”条;乾隆及同治刊本《钟祥县志》卷1及卷3，山川，“聊屈山”条亦同。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臼水”条。

见《楚文化新探》论文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请参阅本书《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

《左传》定公五年杜预注，《水经注·沔水篇》(卷28)，臼水条，都是以臼水入汉处，释成臼地望。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承天(安陆)府钟祥县“丰乐水”条; 同治《钟祥县志》卷3，页11上～下山川，“丰乐河”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长林废县”及“编县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编县故城”条。按: 清代荆门州北境与钟祥西北境之间，县界犬牙相错(参阅民国《湖北通志》卷1，页86～87“钟祥县图”; 页128～129“荆门州图”)。民国以后，有所调整，荆门之乐乡关、双河、斑竹铺等划归钟祥，钟祥之姚河、象河等地则划归荆门，故云流行说法之编县故地在今荆门、钟祥间。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蓝水城”条; 《隋志》卷31，《地理志》，竟陵郡“蓝水”县原注。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蓝水废县”。

拙作《古云梦泽故址新探》(此稿曾于1979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第二部分有关于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当在今钟祥西北境的详细考释，《汉志》南郡编县设有云梦官亦可印证当时编县近此云梦泽。此文将发表于《古云梦泽研究》论文集中。

参阅童书业《春秋楚郢都辨疑》，见《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页97。

参阅《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析”县原注及刘昭补注; 《水经注·丹水篇》(卷20); 《左传》哀公四年杜预注“少习”; 《读史方舆纪要》卷52，《陕西一》，总序，“武关”条; 及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692。

参阅《水经注·淯水篇》(卷31)末，“浊水”条。《太平寰宇记》卷142，邓州穰县“湍水”条引《南雍州记》; 又，南阳县，废菊潭县，“浊水”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79年版)第52图，河南省图; 结合道光《泌阳县志》卷1，《疆域志》，村镇，“牛蹄保”、“高邑保”、所辖村镇，及卷2，《山川志》，境内诸山，“狮子口”条所记，并参考今河南省有关地区的详细地形图，可看出: 在泌阳东北有通往遂平县板桥水库及沙河店的道路。泌阳正东，经高邑，王店街大路庄，有通往确山的道路。泌阳县东南，经马谷田堡子，入唐河县之黄岗、毛集，有通往信阳县邢集、明港的道路。吴师东退所经公壻之谿，以及当初攻入楚境所经之“城口”三隘，大致不出这一带。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南阳县“申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南阳府古迹，“申城”条。

《史记》卷31《吴世家》; 卷40《楚世家》; 卷66《伍子胥列传》，都谈到吴王阖庐在听说夫王率部归吴自立以后，就从楚国撤兵东归平乱。《左传》定公五年则未明确提到这一点。

请参阅本书《古郢都江陵故址新探》一文及《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一文。

[1] 本文初稿作于1944年春季，是在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的毕业论文，由徐中舒教授指导。1955—1956年，作过两次修订补充。1984年春夏间第四次修订稿中作了较多的增订与改写。这次定稿又作了一些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