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及古荆山补证，揭示古代荆楚地理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两年前我与徐德宽同志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中，曾列举4条论据以证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楚国政治中心丹阳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水与淅水会流处附近。《新探》中称“楚都丹阳”是泛指其通常涵义，指楚国当时的政治中心而言。此后的地志以至近世地图大都沿用此说，遂成为目前的流行说法。上引王粲《登楼赋》所说“蔽荆山之高岑”，亦足为证。

两年前我与徐德宽同志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已收入本书，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曾列举4条论据以证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楚国政治中心丹阳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水与淅水会流处附近。今年年初，刘和惠同志在《楚丹阳考辨》（见《江汉论坛》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刘文”）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我所知，也不仅是刘同志一位的见解，而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因此，拟就此问题继续作一些补充性的论证与考辨，以就教于刘和惠等同志。

一、丹阳能否称为楚都？

刘文中有专节论述“丹阳未称都”，其主要论据是：“检索《史记》和先秦文献，无丹阳称都的记载……丹阳称都，首于北魏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说：‘丹阳，楚子熊绎始封之所都也。’”对此，我的看法是：这只能证明今存颇为有限的先秦文献中未见有丹阳被称为“楚都”的明确记载，似不能因此就断定早期楚国君主所居之丹阳不能称楚都。《新探》中称“楚都丹阳”是泛指其通常涵义，指楚国当时的政治中心而言。这种泛指的涵义，从魏晋以来已屡见不鲜。《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新校点本）裴骃《集解》引皇甫谧曰，就说过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是”（页12）；“帝喾都亳，今河南（郡）偃师是”（页13）；又云：“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页44）张守节《正义》亦引《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页15）这些传说中的古帝王实皆为部落联盟首领，其所居地，魏晋时人已皆称之为“都”，则后此多年已经成国的楚国君主所居之地，依此义，称之为“都”，似无不可。刘文也承认：周文王晚年都丰，武王都镐，《史记·齐太公世家》记齐太公“都营丘”；平王东迁后，“大小诸侯所居之地也均称都”，并引《史记·晋世家》所记东周初期晋昭侯元年封曲沃桓叔时，称“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之都邑也”为证；还引用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就更证明了先秦文献中已确言春秋初期列国皆有“都”，并已成为当时的体制。我们于此还可补充一条有力证据：《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大夫祭仲对郑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凡此皆可证当时不仅国君所居与宗庙所在之邑称“都”，大夫所居，有宗庙处，亦得称“都”；不过，筑城的规模有限制：大的“都”城周长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小型的“都”各不得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与九分之一而已。据此可知国“都”之称，在春秋初期已定在“先王之制”中，则其渊源自必更早，至少在西周时期当已确定。当时通例既已如此，楚君所居的丹阳称之为“都”，应该说是不成为问题的。

二、再论古荆山的地望问题

我在《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已收入本书）一文中曾考定汉魏六朝直至清初，一系列地理名著中所记荆山（主峰）地望都是在今南漳县西北80里左右处。此说流行了近2000年，直到清乾隆《襄阳府志》，才把荆山地望改到今南漳县西南的漳河源三景庄附近，理由是：漳水源出荆山，古今无异辞，荆山如在南漳西北，就距今沮漳河流域的漳水源过远，而且隔了一重大山（今荆山山脉），因此只能在县西南。此后的地志以至近世地图大都沿用此说，遂成为目前的流行说法。其实这是不对的。问题出在误将先秦至齐梁的古沮、漳和此后至今的沮漳河流域的沮河、漳河混淆为一。我在上述考定古沮、漳源流一文中已有详证，指出齐梁以前的古沮、漳实为今南漳、宜城县境之蛮河流域；古漳水上游即今蛮河的北面主要支流清凉河（亦名王家河），下游在宜城平原上则屡有变化，特别是唐宋以后长渠、木渠的兴建，使古漳水下游水道变化更大。这个古漳水（今清凉河）的上源之一就在今南漳县西北八九十里老龙洞附近的山峰，今名将军石，海拔1046米。从地形图以及我们的实地调查所见，此山的东、北、南三面诸山都低矮得多（海拔都在五六百米以下），只是西（偏北）面稍远处始有更高的山。所以从东南方的平原远望，此山是较近的一座最突出的主峰，与古荆山位置正合，其形貌也同汉末王粲《登楼赋》所说“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尔雅·释山》：“山小而高，岑；山大而高，嵩。”），以及《元和郡县图志》所描述的“荆山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三面险绝，唯东南一隅才通人径”的景色相符。①

刘文认为楚之荆山“就是今天位于南漳、保康一带的荆山……丹阳距荆山应不会太远……不过荆山的范围很大。据记载，古代荆山是‘三面险绝，唯东南一隅才通人径’。其北麓神衣架一带直到现在尚是人迹罕至之地……荆山南麓至长江一大片地方，有河流，有平原地带，相比之下，地理位置优越得多，有条件成为楚人创业的基地。看来丹阳在荆山北面的可能性很小，在荆山南面的可能性则较大”。这一段话明显地反映出刘文对古荆山地望也同流行说法一样，认为是在南漳县西南的，而且还作了新的发挥，主要是把古代荆山理解为今之荆山山脉，因而就以上引《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荆山的后二句为据，来证明“荆山的范围很大”，以便于更灵活地理解楚丹阳地望；又进而把荆山山脉向西延伸，连神衣架一带也视为“荆山北麓”。这样，荆山在今南漳西南之说，就更可增强论据了。

我们认为刘文的上述论辩恐难成立。首先，古记载中谈到的荆麓境内之荆山是专指当时的一座名山，是一条山脉中的一个主峰，而不是泛指一条山脉。这只要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文献中记载这个荆山的地望都是具体指明在某郡某县的某一方位，就可看出。如果荆山是泛指荆山山脉，岂能这样定位？我们还可举出其他更清楚的证据：《水经注·漳水篇》云：“虽群峰竞举，而荆山独秀。”这里荆山显然是作为群峰之一来描述的。上引王粲《登楼赋》所说“蔽荆山之高岑”，亦足为证。这种小而高的山，必然是基座不大、坡度较陡的一个险峻的主峰。如果是泛指山脉，怎能以“高岑”来形容这个荆山？同样道理，上引《元和郡县图志》所描述的“三面险绝，唯东南一隅才通人径”的荆山，也只能是指一座主峰。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在这两句之前还有一句被刘文略去的“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如是泛指荆山山脉，也不能如此定位。所以欲以上述《元和郡县图志》的两句话作为“荆山的范围很大”的证据之一，是讲不通的。

其次，《元和郡县图志》明言荆山在南漳西北，刘文却略去未提，转而企图用后二句作为加强其古荆山在南漳西南的证据，这怎么行呢？全面、如实地理解《元和郡县图志》关于荆山的这三句记载，其含义只能是：1．当时的荆山（主峰）在县西北而非西南；2．荆山（不是指整个山脉）很陡峭，只有东南方有一条小径较便于登上。看来刘文当是误解了《元和郡县图志》的原意，因为事实上该书关于荆山的记载不但不能加强刘文的证据，反而足以否定之。这里还可进一步指出：由唐宋以至明清，还有一系列地理名著都明确记载着荆山在今南漳西北。刘文既主县西南说，理应对之进行分析鉴定，加以批驳；能确证其误，乃能确立自己所支持的“南系说”，但刘文避而未谈。这就不能不从根本上削弱了全文的论据。

第三，刘文把神农架一带视为荆山北麓，那就更难成立了。从现在的任何地形图都可看到：神农架位于今荆山山脉西南，属于大巴山脉的东段。②即使按流行说法，荆山山脉也不包括神农架一带。看来刘文很可能是把今鄂西的神农架林区政府所在地（在林区东北境的松柏镇），与“大神农架”（在林区西南境，海拔3052米，是鄂西山区最高峰）一带的山脉混同了。

三、丹淅附近，古有荆山

楚国初期是小国，其境内的荆山必与当时的楚都丹阳邻近，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刘文也说：“楚在周初……它的地盘是很有限的，局限于荆山下一隅。”古荆山地望如能按流行说法南移，并扩大范围，包括整个荆山山脉，则刘文支持的“南系说”所最感困难的丹阳与荆山不相邻近的问题，就可能有所缓解。刘文也不同意丹阳在今秭归之说，而认为当在今沮漳河流域，从而与南漳西南之今荆山可以靠近，何况这样一来，还可使得丹淅说（刘文称之为“北系说”）之丹阳与荆山间拉长了距离，至少又多隔了一重大山，因而也就增加了丹淅说解释丹阳与荆山相邻近的困难。反之，如果古荆山在今南漳西北之说可以成立，则其与“南系说”的丹阳也就多隔一重大山，从而也要使“南系说”在解释丹阳与荆山应相邻近时更增困难。

总之，古荆山究竟在哪里？对于考定楚都丹阳的位置，确是关键之一。

但是也应看到，确定了古荆山位置在今南漳西北虽与丹淅距离比南系诸说要近便得多，但即使以直线距离计，也仍有114公里左右，而且中隔汉水，仍不能算是彼此邻近（特别是按古代的交通条件来衡量）。楚国在当时的境土并不大，还只是“土不过同”、“封或百里，或五十里”的局面。③如果建都于丹淅之丹阳而南逾汉水及两岸的山区丘陵去开辟荆山一带的山林，那就同早期楚国的立国形势不大相合了。

我们在《新探》中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为求解决这一难点，《新探》曾试图在丹江上中游今陕西省东南部的商县至丹凤县（旧名龙驹寨）一带的丹水之阳探索最早的楚丹阳所在，因为这一带直到清代的地志中，仍有好几条以“楚水”、“荆川”为名的河流和好几处“楚山”（都是不同的楚水发源地），其中有几处楚山、楚水在六朝时就已见于记载，则其得名自必更早。“荆”、“楚”二名可以互通，春秋已然，则楚山自亦可称荆山。结合古文献中所记楚鬻熊事周文王，熊绎受封于周成王以及周公奔楚等史事，可知西周初期之周楚关系曾较密切，彼此相距当不甚远，交通也不很困难，因而才可能有那样的交往关系。据此推断，则西周初期熊绎所居丹阳极有可能就在与关中的西周王畿仅隔秦岭（这里的蓝关至蓝田县通道，较易逾越）的商县盆地——楚山脚下的丹水之阳。这样，熊绎所居的丹阳和所开发的荆山山林地区，就非常邻近，从而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讲得通了。

西周中期以后，周楚关系显著疏远，以至还发生过战争和周夷王时熊渠径自称王的局势。这时周楚之间的交通已不像过去那样近便了。西周末至春秋初期的楚丹阳在丹淅附近，考已见《新探》。估计其始迁之时间，大致当在西周中期。下至春秋初楚都迁郢之前，丹淅之丹阳作为楚都，历时200余年。

商县说如能成立，我们对今南漳西北之荆山与丹淅之丹阳不相邻近的问题，就可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即：《左传》、《史记》仅云熊绎居丹阳并开发荆山，因而在周初丹阳在今商县时与荆山必然邻近。后来楚丹阳已南移至丹、淅下游地区，地理形势已变，就不一定还是如此了。

但这样的解释仍不免单薄，而且还有其他漏洞。古人在迁徙到新居地时，往往将所习用的旧地名也相应地移到新址。地名随人搬家的规律性现象，几乎随处都有，至今犹然。依此，则荆山作为楚境名山，其名称例应随迁，加给丹淅附近一座与原荆山条件相当的山。这座新的荆山如在南漳西北，对于当时境土还处于“土不过同”状况的楚国来说，就嫌远了些，仍不免费解。

近读《山海经·中山经》，在“中次十一经”中看到以下的记载：

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淯……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几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卷5）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翼望山被称为“荆山之首”，则这一带的山脉必曾有以“荆山”为名的一座山。翼望山又是湍水发源之处。《水经注》所记湍水源与《山海经》相符而更详，其卷29《湍水篇》云：

湍水出弘农界翼望山……东南流……湍水又迳穰县为六门陂……汉末毁废……湍水又径穰县故城北，又东南……至（新野）县西北，东为邓氏陂……东入于淯。

穰县即今河南邓县（旧邓州），新野县在今新野县南，淯水即今唐白河流域的主流——白河。古今对此的认识都基本一致，④而《水经注》更明言湍水源出翼望山，则《山海经》与《水经注》中的湍水，显然即今之湍河，为白河西面的重要支流。(www.chuimin.cn)

作为湍河发源地翼望山（荆山之首）位置，是否能依据今湍河主源所在（在今内乡县北境）来简单地加以推定呢？从现在的地形图看，湍河最远的源头在伏牛山脉南麓，位于主峰老君山东南数十里处。《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南阳府山川中有“秋林夏馆山”，说是“在内乡县北一百五十里，泉石甚胜，湍水出焉”，方位与今地图之湍河主源大致相符，并称《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翼望山即此。⑤《水道提纲》说是发源于老君山。⑥对照地图，知其不然。老君山是淅水发源地，湍河在淅水东，不可能也发源于此，《大清一统志》就没有把老君山定为湍河源，而指明此山还在内乡县北300里处。⑦《读史方舆纪要》说是发源于熊耳山的枪杆岭，⑧这更不可能，因为熊耳山脉还在伏牛山脉以北，在此二山脉之间，是流往洛阳的伊水诸源所在，也容不下湍河源与翼望山。

较早的《元和郡县图志》则说翼望山在当时的临湍县西北20里，而临湍县是位于邓州城（今邓县）西北85里（皆唐里，稍小于今里），⑨则翼望山东南至邓州约为105里，其位置就到不了今内乡县北境的伏牛山脉南麓，而只能在邓州西北境。《大清一统志》（乾隆本）记临湍县故城在邓州城西北80里，并云：“临湍城今名南古城，其南有张村城，去临湍十里。”也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临湍方位差不多。《元和郡县图志》于“临湍县”下云：“本汉冠军县地。”又于县内“冠军故城”条云：“在县南四十里。”汉代冠军县是分当时的宛（今南阳市、县）、穰（今邓县）二县的一部分而设立的，位置必在二县之间。今河南省分县地图上在邓县西北张村与文渠之间，还有“冠军”镇，位置亦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张村，”它位于邓县西北33公里的公路边。据上引《大清一统志》（乾隆本）所记载，张村北十里的南古城即唐天宝以后的临湍县城，则当在今河南邓县西北76里处的湍河西岸。翼望山在唐临湍县西北20里，则应位于今邓县西北90余里、与内乡县交界的山区，据《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南阳府山川部分所记，在邓州与内乡县交界地带有覆釜山（在邓州西北80里，俗呼吐雾山，早见于《魏书·地形志》，云在南阳郡新城县，即临湍县前身）、永青山（在邓州西北90里）、峰山（在邓州西北，山左有济漯泉，北为界山）、白崖山（在邓州西北，“自山而西，群山连亘以达于武关”）、灵山（在内乡县南20里，一名云山，南接邓州界），等等。作为荆山之首，又位于唐代临湍县西北20里、湍水上源之一所出的翼望山，当不出这一带。既称“荆山之首”，上述的附近诸山中必有一较近丹淅之主峰称为荆山。尽管目前还不能具体确定是今天的哪座山，但必在今邓县与内乡县间、湍河以西，不长的交界地带。这应是比南漳西北的古荆山还要古一些的荆山。它同丹淅的楚都丹阳之得名，应是同步、配套的。丹淅附近既有荆山，西周末至春秋初的楚都丹阳在丹淅地区的论据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综观古代荆楚地区的荆山地望，先后可得5处：1．在今陕西丹江上游的商县附近，这很可能是西周初期熊绎曾于此活动的最早的荆山所在；2．在今河南淅川县东、湍河以西的邓县与内乡县交界处，这是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楚都丹阳迁至丹、淅地区后的荆山所在，位于当时的丹阳东，直距不足44里处；3．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北的第一座大山——将军石，这是春秋、战国直到清初的荆山所在，其得名，当在春秋初期楚都自丹阳迁郢之后，东去楚郢都（当在今宜城县南的楚皇城遗址）200里左右；4．在今安徽淮河中游南岸的怀远县西南，这很可能是战国后期楚顷襄王东迁以后，荆山之名亦随楚人东移的结果；5．在今南漳西南，即今地图上荆山山脉的龙潭顶（今漳河源所在的三景庄北），这是乾隆《襄阳府志》以后确定下来的，成为目前的流行说法。

荆山是古代楚国境内名山之一，与楚都相近，随楚都之迁徙而相应地移位，前两个较古的荆山地望当与楚都丹阳的位置有联系。第三、四两个荆山之得名，似与楚都自丹阳迁郢与自郢东迁淮域有关。最后一个荆山之得名，则出于历史的误会，误把古、今漳水混为一谈，以致移花接木，把汉魏六朝时关于古漳水源出荆山的一系列记载，套用于今之漳河。在不能分辨古今漳水的地望区别时，这一误解就成了很有道理的解释，从而导致了荆山名称的最后移位，并且使楚都丹阳的地望，也因之产生了混乱的解释。

注释：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克陵同志等曾于1984年4月间去南漳西北的将军石一带实地考察过，并与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作了核对，证明与《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南漳县“荆山”条及汉末王粲《登楼赋》（见《文选》卷11）所描述的荆山都相符。

② 据《湖北省分县地图册》（省测绘局编，1979年版）101～102图，“神农架林区”的说明云：“本区属于大巴山余脉的巫山山脉……最高是神农架主峰，海拔为3052米。”《辞海·地理分册（中国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页318，山脉，湖北省“大神农架”条云：“……是大巴山东段主峰，海拔3053米。”

③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楚大夫沈尹戍云：“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

④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穰县城”及“新野故城”两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南阳府古迹，“穰县故城”、“新野故城”两条；又卷165，南阳府山川，“淯水”条。

⑤ 见《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南阳府山川，“秋林夏馆山”条。泉按：《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引《元和郡县图志》，说是翼望山在临湍县西北200里，实误。今存《元和郡县图志》诸本皆作“县西北二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本卷记本州（邓州）西北150里还有菊潭县，西北240里还有内乡县，各在临湍西北数十里、百余里处。翼望山如去临湍200里，就还在菊潭、内乡二县以北或西北，岂能归入“临湍县”下？故知《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必误，今不取。

⑥ 参阅齐召南《水道提纲》卷13，入江巨川，“汉水”部分关于湍水的原注。

⑦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南阳府山川，“老君山”条。

⑧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内乡县“淯水”条附“湍水”及熊耳山条。

⑨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邓州临湍县“翼望山”条。

⑩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南阳府古迹，“新城故城”条及按语。

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南阳县“冠军”县原注；《水经注·湍水篇》（卷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