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探索楚国早期故都丹阳地望

丹阳是古代楚国初兴之地。据《世本·居篇》（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及《史记·楚世家》（卷40）所记，早在商周之际，楚鬻熊已居丹阳，并服属于周文王；到西周初年，成王时，鬻熊的后人熊绎始受封为楚子，仍居丹阳。下至春秋初年迁郢为止，“丹阳”作为楚国早期都城名称，前后共达300余年。①因此，搞清楚丹阳地望，对于探索楚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进而研究楚国的历史发展和楚文化的传播，是必要的入手之处。

一、楚熊绎所居丹阳应与当时的荆山邻近

有关早期楚国地理的记载，除了丹阳之外，还有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对话时，回忆西周初年楚人早期生活状况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这说明楚国初受封时，熊绎曾率领楚人在荆山一带进行过艰苦的开发活动，生产与生活水平还很低下。楚国当时的境土也很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卷14）所谓：“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史记·楚世家》所谓：“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当时楚国还是个很小的国。直到春秋初年楚国开始强盛时，其疆域仍是“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②）。荆山与丹阳既然都在早期楚国的狭小境土内，则二者地望应相邻近。楚又称荆，除了这二字的辞义可以相通之外，当亦与境内的荆山有关。所以，探索楚国早期的故都丹阳所在，必应联系古荆山的地望，二者结合，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看法。

二、关于楚丹阳地望的几种流行说法

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究竟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三种流行说法：

（1）秭归说。认为楚丹阳城当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此说在今存古籍中最早的依据是《水经注·江水篇》（卷34），说是在当时的秭归县东，江水北岸有“丹阳城”。这座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唐以来，信此说的不少。③

（2）枝江说。认为楚丹阳故都当在今湖北枝江县境。此说在今存古籍中最早的依据是《史记·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颖容（东汉人）《（春秋）三传例》，及裴骃《集解》引徐广（晋、宋人）曰，以及《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唐初人）《正义》引宋仲子（即注释《世本》之宋衷，汉末三国时人）所云。《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枝江县原注也提到县境“有丹阳聚”。流行说法认为汉魏至齐梁的枝江县就在今枝江县境，因而形成了现在的枝江说。近年来，在当阳县南境的季家湖（旧属枝江县，在草埠湖农场附近）发现了较大的古城遗址后，就更为加强了枝江说的声势。④

（3）淅川说（亦称丹淅说）。认为楚丹阳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江与淅水（又称均水）会流处的丹水之阳（北岸）。其最早的依据是《史记》关于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秦大败楚师于丹阳，乘胜取楚汉中地的记载，⑤反映出战国时这里仍称丹阳。司马贞《索隐》（见《史记》卷45《韩世家》）于此“丹阳”下注云：“楚故都，今均州也。”《史记·屈原列传》（卷84）记此次战役，则称“大破楚师于丹、淅”。《索隐》释云：“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汉）弘农（郡），所谓丹阳、淅是也。”清人宋翔凤在所著《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见《过庭录》卷4）中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楚丹阳即在丹、淅二水会流处，故又称“丹淅说”。近世持此说者渐多。⑥

此外，还有认为楚丹阳故都在长江下游苏皖一带的安徽当涂说，其最早依据为《汉书·地理志》（卷28上）丹阳郡“丹阳”县原注：“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近人亦有持此说者，但不甚流行，这里就不多谈了。

三、对秭归说之商榷

关于这一说法的论据较为薄弱，已有一些学者从考古与历史以至地理等方面指出了。此说的问题在于这一“丹阳”城遗址的位置与时限，同有关的文献记载往往合不上；有关的文献之间，彼此也常有矛盾；而今秭归一带的地理形势，也显然不适于建都及作为向外发展的发祥地。⑦这些，我们基本上都同意，就不再重复了。以下只着重从地理方面再作一些补充。

秭归位于三峡地区。峡区峰峦连绵，两岸悬崖峭壁，山谷高深，形势险峻。虽然秭归附近河谷稍开阔（如香溪河谷），河谷纵剖面呈U形，但也是山高平地少。加之地形的影响，日照时间短，云雾弥漫，且多暴雨，雨后河水猛涨，水势汹涌，其侵蚀、搬运作用很强。⑧这样的地理环境很不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如恩格斯所说，“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⑨。不能设想，在二三千年以前，这种交通不方便，又不利于人类居住和农业发展的险恶地理环境，竟能是楚国早期兴起的发祥地丹阳的所在！笔者之一（徐德宽）于1981年5月曾去三峡地区进行过地貌考察，对秭归一带的自然环境又增加了一些具体了解，从而更坚定了上述看法。

这里还应澄清一下有关古代荆山的自然地理问题。刘彬徽同志在所著《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中，在肯定早期楚丹阳城位于今秭归县东的前提下，为求统一解释熊绎“居丹阳”与“辟在荆山”两条原始材料，使之不发生矛盾，而提出：“秭归即处于巫山与荆山之间，应仍属荆山之范围，因此，‘辟在荆山’可以说指的是僻处于荆山西部的秭归之丹阳”（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页46）。这种说法，我们认为很难讲得通。从地理位置来看，三峡一带包括秭归附近，皆属今巫山山脉范围。荆山山脉还在北面的沮、漳河上源以北保康、南漳县境，二者是无法混为一谈，统称为荆山的。中国古代的山名一般都是一座山一个名称，极少以一座山的名称概括一条山脉。《禹贡》的“导山”部分和《山海经》的“山经”部分，都是明证。熊绎所居的“荆山”，显然也是一座特定的山名，而决非泛指今荆山山脉。那么，是否在今秭归附近曾有过一座在熊绎建立楚国的前后，被称为“荆山”，后来由于地名随人搬家才将“荆山”名称转移到北面的今荆山了呢？只有这样设想，才能勉强讲得通。但这一设想却找不到任何证据，任何史料中亦皆未见有此迹象。其次，从地貌学的角度来看，今巫山山脉是在中生代末（距今七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时褶皱隆起的一系列东北—西南走向的“背斜”构造带。在这个大背斜构造中，又包含一系列次一级的背斜（地层凸起）和“向斜”（地层凹陷）构造。长江切过背斜，形成狭谷；又切过向斜，形成宽谷。秭归即处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的宽谷上。因此，从地质构造来看，也应属巫山山脉的范围。而荆山山脉则是秦岭、大巴山向东延伸部分，在地质构造上同巫山山脉是两个系统。第三，刘文认为“西距秭归城7．5里，位于长江北岸”的鲢鱼山遗址，“与《水经注》所记丹阳城位置大体相符（距县城七里）”。这是可以说得通的；文中还指出长江三峡中的宽谷地带，包括秭归附近，“经过一些考古调查与试掘，则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人烟稀少，古文化空白之地”。并举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的调查材料，特别是秭归鲢鱼山遗址的材料为证。这也是可以同意的。但刘文进而认为：“大约在西周甚或更早的时候起，作为长江流域古老民族之一的楚族，已在三峡地区（包括秭归在内）活动，所以留下了楚文化遗存和有可能属楚的早期城址。位于秭归东部，长江北岸的丹阳城，目前虽尚未探明，但楚国把其初都建于此地，决非偶然。楚人自称也是在险恶的环境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这一论述就值得商榷了。说“楚族”于西周甚至更早时已在三峡地区活动，有什么确证呢？“楚族”究竟包括多大范围的居民？周初熊绎始建楚国时境土还很小，已见前述，三峡一带的当时居民与熊绎的楚国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能否叫“楚族”，都还值得探讨。刘文仅凭所引的一些调查材料及其初步鉴定，就说：“楚国把其初都建于此地，决非偶然。”似难令人信服。特别是结合荆山的地理位置以及从地貌学的观点来看，秭归附近的山脉不应属于荆山，就更显然了。

另一个相关问题也不能不于此略作涉及，就是西周后期由楚分出另建的夔国地望问题。夔亦作“归”。《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秭归县原注、《史记·楚世家》（卷40）的裴骃《集解》引服虔（东汉人）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预注、《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秭归本归国”下的刘昭补注，以及上引《水经注·江水篇》，都说夔国也在秭归县境，后人也就据以肯定楚人早在西周后期即已分布在今秭归一带。这其实也是唐以后形成的一个误解。隋唐以后的秭归县与今秭归县在地望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先秦、汉、晋以至齐梁时的秭归城是否已在长江三峡地区的今秭归县境，还是个很大的疑问。秭归在西汉时属南郡，六朝时属建平郡。三国时期吴蜀“夷陵之战”中，吴将陆逊曾于秭归歼灭蜀军主力，因此《三国志》中也一再称此战役为“秭归之败”。试想：秭归如在今址，吴军怎能逆长江急流而上，或沿长江江岸峡谷西进，到今秭归周围那块小平原上展开那样大规模的歼灭战？这在军事上也很难讲得通。《宋书·夷蛮传》（卷97）记“荆、雍州蛮”部分说：“（蛮）所在多深险……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这里把由汉代武陵郡分出的天门郡，列为“江北诸郡”之一，则旧属汉代南郡（在武陵郡北）的秭归县自应还在天门郡境以北，从而更不可能在三峡地区，而只能位于更北方。关于六朝时天门郡与南平郡（也是由武陵郡分出的）位置，据《水经注·澧水篇》（卷37）所记，是分别位于澧水上中游。结合《宋书·州郡志》（卷37，荆州部分有关郡县）及前此或稍后一些较可靠的古记载中涉及的有关地名方位以及关于汉魏、六朝云梦泽及其周围的相关县邑位置的考定，特别是关于华容位置当在今钟祥县西北境并邻近南平郡江安县（参阅《宋书·州郡志》荆州“南平内史”条）的考释，就可看出《水经注》所记澧水不是今湖南著名的澧水，而应是今湖北荆门、钟祥二县间的汉水支流浰河流域。上述诸点，涉及的问题很复杂，牵动面很广，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将来拟另文详考，只因其与古代秭归定位有关，故略述梗概如上。如果上考尚能自立的话，则先秦至齐梁的古秭归地望，将不出今南漳县东南境蛮河南岸的较大支流柳河（亦名柘峪河、安家河）上游河谷平原中的刘猴集（在今宜城县境西南端，旧属荆门县）一带或稍南处。这样，楚都丹阳在今秭归县东之说，就同六朝及前此的有关秭归的古文献材料根本挂不上钩了；而且由于同样的理由，古夔（归）国故址，以至屈原故里和王昭君家乡的今址，恐也不能如唐以后的流行说法，定在今秭归县境，而当向汉魏至齐梁时的古秭归县境（今南漳县东南境）寻究了。

四、对枝江说的质疑

季家湖古城遗址的发现，虽然使枝江说一时称盛，但并未能提供楚丹阳故都必然在此的确证。因其时限，据鉴定，不出东周，同文献记载中楚建都丹阳的上限（西周）不合；而且枝江一带是一望平原，去荆山更远，也与史事记载不能相符。为求解决这些矛盾，刘文就参照唐代以来杜佑《通典·州郡十三》（卷183）“归州秭归”县原注所谓“……楚熊绎初都丹阳，今县东南故城是也，后移枝江，亦曰丹阳”的说法，结合季家湖古城的上限偏晚的材料，提出了楚丹阳城先在秭归东，后迁枝江季家湖之说。但秭归说之难于成立，已见上考；枝江说在地理沿革上也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即上引汉晋时人所说的楚丹阳所在的枝江县地望其实并不在今枝江县境及当阳季家湖一带，而当在今宜城、钟祥二县间的蛮河（古沮、漳）入汉处附近。对此，本书内的《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一文中有详考，这里就不重复了。

因此，现在的枝江说也不能再以汉晋时人关于楚丹阳在当时枝江县境的记载，作为基础，而季家湖古城遗址也就无从结合古文献记载来与古枝江县相印证了。

五、淅川（丹淅）说基本符合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楚丹阳地望

杨宽先生在所著《西周时代的楚国》一文中（见《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杨文”）曾驳吕思勉、童书业两先生所主张的淅川说，认为：“此说绝不可信。”并举出了两点理由：1．“今西峡以西的丹阳，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文献，是个地区名称，不是都邑名称，它之所以称为丹阳，是因为在丹水之阳……因为这个地区介于丹水、淅水之间，所以又称丹淅。先秦文献上，始终没有在这个地区出现过丹阳都邑的记载……既然此地没有称为丹阳的都邑存在，那么，宋翔凤以为楚最早国都丹阳在此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2．杨文认为“这个丹阳地区……是东南方面出入西周时镐京的交通要道，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当西周强盛的时期，绝不可能允许楚国在此建都”。这两条理由，我们认为都值得商榷。

先说第二点。杨文这条理由，实际上有个前提，就是设想楚国早期就已是个有较大影响的强国，因而如果在丹淅一带建都，会使周朝不安，所以周人“绝不可能”允许楚都在此。事实并不是这样。前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楚世家》以及《左传》昭公二年所记，都很清楚地反映出楚国当时国小势微，杨先生也引用了的《国语·晋语》记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会上，楚国连“与盟”的资格都没有，只在会场外“守燎”，地位之低可见。如果楚国当时就已相当强，周朝岂能如此对待它？它又岂能甘心忍受这样的待遇？当时的形势是列国林立，西周的王畿以外，原有的小国比西周分封出去的国要多得多。当时还很微小的楚人在今丹江河谷建都立国（而且周围也远不止一个楚国），服属于周，这怎能妨碍西周王朝对当地局势的控制，以至于“绝不可能允许楚国在此建都”呢？所以这一前提看来只是主观的设想，与上引《左传》、《史记》所记并不符合，因而其相应的推断，也就难以为凭了。

对于杨文的第一点理由，我们的看法是：仅就秦、楚“丹阳之战”有关丹阳战场的叙述而论，杨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杨文却由此进而断定“此地没有称为丹阳的都邑存在”，那就未免以偏概全了。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就现有的先秦文献材料来看，尚无关于楚丹阳城的直接记载，但仅仅因为未见有记载，就断言此地不存在丹阳城，试问有何确据？

相反，我们倒是从古文献记载中看到足以反映出楚故都丹阳在淅川县境的迹象，比其他诸说还要多一些，材料也较早（大部分是先秦的），而且较为可靠。请看以下例证：

1．《左传》哀公十七年记楚国君臣议论任人唯贤的历史经验时，举出的范例之一是：“观丁父、鄀俘也。（楚）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鄀国是当时一个小国。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和相应的杜预注，秦晋联兵伐鄀，鄀别邑商密的守军受骗降秦，秦遂覆败援鄀之楚师于商密。杜预注云：“鄀本在商密，为秦、楚界上小国。”而商密则位于汉晋、六朝时的丹水县境 大致在今河南淅川县（原名“上集”）境的老城（旧淅川城）以北。据此，鄀国地望当在今老灌河（淅水，古均水）以东、内乡县西境、淅川县（上集）东境、北至西峡县（古析邑）一带。春秋初期楚武王时（公元前741—前690年），特别是败随、称王（公元前704年）以前，还是境土不大的初兴之国。其伐鄀，俘虏观丁父，还在“克州、蓼，服随、唐”之前，自必早于公元前704年。这时的楚国与鄀国必相邻近，才能攻鄀得俘，引为己用。这就反映出：楚国当时所都之丹阳不可能远在长江边的秭归或枝江，而应在鄀国西邻，今淅川县境的丹淅之间，亦即战国时秦楚丹阳之战的所在。这里既位于丹水之阳（北岸），又在《水经注·丹水篇》所记丹崖山之阳（山在丹水南岸），所以无论从丹水看或从丹崖山来看，这里称为“丹阳”都是名副其实的。城址虽尚未找到，但其地望，当不出此范围。

2．《左传·桓公九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记巴国欲与邓国建交，请楚国介绍，说明楚当在巴邓之间。楚巴使者走到邓国南部边界的鄾邑（在今襄樊市西，邓城遗址以南的汉水北岸），被鄾人劫杀，因而引起了楚、巴与邓之间的战争。巴国当在今陕西东南境、大巴山以北，而非在今四川重庆一带，前人于此已基本论定，邓国都城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而非河南邓县，这一点也已基本上无问题。则位于巴、邓之间的楚国，及其都城丹阳又只能在今淅川县境的丹水之阳，才说得通。关于这点，童书业先生先已简要地提出来了（见《春秋左传研究》页230，“春秋初楚都”条）。

3．从濮的地望以及西周至春秋时楚国与濮的关系，也可看出楚丹阳故都当在今淅川县境。濮，又称“百濮”，其地望，前人解释纷纭，我们不拟于此一一评述，仅先依据较古的原始材料，归纳出以下的看法：（1）《国语·郑语》记西周晚期宣王时楚国内乱，国君之子叔熊（《史记·楚世家》亦记此事，作叔堪）逃到濮。后来，在东周初年，“楚蚡冒始启濮”（《国语·郑语》）。此皆楚都丹阳时的史事，足证濮去楚丹阳必不甚远。（2）《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伐随，追随人屈服之后，“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就进一步反映出：濮不但近楚，亦应近随。随国当在今湖北随州市西北的溠水东岸，则位于楚随之间的濮地当在今枣阳县境的滚河流域。（3）南阳盆地与随枣走廊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一条重要交通线，两汉的南阳郡境就包括随枣走廊，向东一直延伸到随县（今随州市）。《左传》庄公四年记楚武王伐随，卒于军。楚人秘不发丧，继续“除道，梁溠，营军临随”，终于迫使随人求和。楚人攻随而在溠水上架桥，说明楚人是由西往东，通过随枣走廊进军的。这就为楚前此伐随得胜后，回师即开辟位居今枣阳县境的濮地而据有之的史事，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旁证。（4）《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记楚国这年大闹饥荒。戎人乘机攻楚南境，庸人率群蛮攻楚西境，“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可见麇地当近濮。且在楚东（北面是楚之申、息二县）。《左传》定公四年、五年（公元前506年、前505年），吴师攻楚入郢之役及吴退兵回国之时，都曾在麇地作战。分析当时的作战形势与行军路线，麇也应在随枣走廊西端以外，今襄阳东境的滚河下游及汉水东北岸一带（请参阅本书《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一文）。这又可证濮当在麇的东邻即枣阳县境。综上诸证，可知濮当位于随、楚之间，近楚丹阳，则楚都丹阳又只能位于南阳盆地以西的今淅川县境，才说得通。

4．《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记东周贵族詹桓伯回忆西周兴盛时的四境所至云：“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在陕东南，邓在襄樊北，濮在枣阳境，都位于汉水中游地带。楚与三国并列，地望亦应相近，何得独自远处长江边之秭归或枝江？这也可作为楚都丹阳当在淅川县境的又一条旁证。

以上四方面的先秦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是可信的材料，从中清理出的有关史实，却都与淅川说基本相符，可以互证；而同秭归、枝江二说（或先秭归，后枝江说）则无法相容，只能对之起否证作用。

从淅川县的自然环境看，也使我们感到这里是适于作为楚国这样一个终于发展成为大国的早期发祥地的。笔者之一（徐德宽）曾于1979年10月、1980年3月两次前往淅川作实地调查，使我们增加了一些对地理景观方面的感性认识。

淅川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陕、鄂两省交界。县境内群山环抱，丹、淅、淇、滔四条主要河流纵贯全境，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属秦岭东延部分。李官桥盆地（现已淹没于丹江水库中）、淅川—荆紫关盆地一向是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冬不严寒，夏不酷热，属暖温带气候，常年降水量为800毫米，且多集中于夏季。这样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和居民的繁衍生息。从远古时代，这里就已有人类活动，古文化遗存很丰富。已经发掘或试掘的，有丹江沿岸的黄栋树、下王岗、马岭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下寺的楚墓、龙城古城址，等等。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在这里的丹水及丹山之阳发展起来，是具备着较优越的地理条件的。

近人也有依据新发现的、位于淅川县南的下寺楚墓群出土文物中有楚康王时的铜器铭文，结合附近的龙城古城遗址，联系《左传》、《史记》、《水经注》等古文献中有关记载及后人一些阐释，重新对淅川说加以肯定，并进而主张楚丹阳自熊绎以来，并不在“丹淅之会”，而很可能在丹淅会流后的丹江下游龙城遗址。今按：龙城遗址现在已淹没在丹江水库中，每年只在水库放水灌溉时才露出水面。发掘工作迄今尚未闻进行。现已出土的楚文物时限都较后（最早不过春秋中期），与楚都丹阳的时限（西周至春秋初）还联不上，因而在考古方面取得确证，尚需有所待。但无论如何，出土的大量楚国文化遗存已告诉我们：这里在楚都迁郢之后的春秋中期，也仍是楚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六、西周早期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

上考淅川（丹淅）说的论据，主要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史事，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的楚丹阳地望。但在此以前，即本文开头所述从商周之际到西周初期与中期的楚丹阳是否也在这里？对此，前人大都笼统地认为就在同一地，但并无直接证据。因此我们感到尚需进一步作些探讨。

首先，《史记·楚世家》所记商周之际楚鬻熊“子事（周）文王”、为“文王之师”等记载（特别是后者），近人虽有不同的解释，但反映出当时楚人与周王朝之间已建立了良好的政治联系。这一点，诸家皆无分歧。随后，周成王初即位时，西周内争，周公曾奔楚。熊绎之受封为楚子，也在成王时，《楚世家》特别提到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1977年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周原出土的周初甲骨文亦言楚事，并有“楚子来告”的记录。像这样的交往关系，在上古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彼此必应较为邻近，才说得通。

丹江流域与关中平原联系最为近便的地带，是位于今陕西商县（旧称商州）附近的丹江上游河谷平原，由这里往西北，溯丹江上源，经蓝关，越过秦岭（这一带山势较平缓，是古来交通要道之一），就到达关中平原的蓝田县境；更往西北不远就是西周初年的都城丰—镐（在今西安市西）。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州一带有着一系列以“楚”、“荆”为名的山水，在现存史料中，上起魏晋，下迄清代，都有记载。

魏晋之际的学者皇甫谧在所著《帝王世纪》和《高士传》中都提到西汉初年著名的“商山四皓”故事，说商山亦称楚山，在上雒（亦作“洛”）县境（今陕西商县），县北二里的高车山上并有四皓庙及祠。这是今存古文献中关于楚山在今陕西商县境的最早记载。

后此的《水经注·丹水篇》则有更具体的如下记载：

［经］：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注］：丹水东南流，与清池水合。水源东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经］：东南过其县南。［注］：……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两源合舍于四皓庙东。又东，迳高车岭南，翼带众流，北转入丹水。岭上有四皓庙……［经］：又东南，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卷20）

引文中的经文，反映汉魏时地理；注文反映宋、齐、梁时地理。唐人的记载如《括地志》、《史记正义》等也认定楚山就是商山，但对于山的位置却更改为在当时的商洛（雒）县南不远，即今丹凤县（龙驹寨）西北约20里的商洛镇（在今商县东南约85里）南，丹江对岸（南岸）处。秦汉至南北朝时（至少是秦汉）的商县就在镇东南、丹凤县东五里的古城遗址（说详后文）。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始改名商洛县。唐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县址迁到古城以西十余里的今商洛镇。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则兼引二说，在卷141商州的“上洛县”和“商洛县”两部分，分别把两县的两个楚山都说成又名商山。此外又加上一个总的按语说：“此郡地带楚山，丹水出焉。”后文还补充一条：“丹水在（上洛）县南一里，出楚山。”形成了矛盾纷纭、地名重出的现象。

清人的地理著作把上述的纷纭说法，清理出了个头绪。《大清一统志》（乾隆本）明确指出：商州（今商县）境内的楚山有三，楚水有二，第一个楚山即《水经注》所说的楚山，在今商县西南70里处，又名秦望山。发源于此山的楚水，又名乳水，东流，转东北，于州城南入丹江。另一个楚山即商山，亦即唐人所说的楚山，在商州东南八九十里处的商洛县（今商洛镇）南不远。第三个楚山在商州南五里，是另一条楚水所出。北流，入乳水。乾隆《商州志》引过去的《州志》，概括指出：“自乳水之南，山皆曰楚山；自刘峪口以下，丹水之南，山亦皆曰楚山。”刘峪口，据《商州志》所记，在州南（偏西）20里外。两条楚水，上文已经兼及，它们实为楚水之二源。其西源即今之乳水，东源则北流，入乳水。“盖楚水之别源。”这里尚未包括上述《太平寰宇记》所引丹水亦出楚山那一条。总之，这一带古来以“楚”为名的山水很有几处，都集中在丹江上游的西面、今商县西北、西南，以至东南的商洛镇一带。

还不仅此，在楚山、楚水的东北方，丹江上流北部（偏东）诸源中，又有“荆水”。《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商州山川“清池水”条云：“在州西。今名荆水。”并举出《水经注·丹水篇》中所记清池水（作为丹水东北源之一）西南流入丹水的记载，以为印证；然后又引《（商）州志》所记：“州北，荆水有二源：曰大荆川、西荆川。南流，合为一。东南迳州西北上板桥，与泉水会，谓之水道河。又南，迳州西二十里，合于丹水。”后文并列举与荆水相会的几条支流——泉水、岔河口、桃岔河，十九河等，都在荆水以东，自西往东，并行，南入荆水。这反映出在商州以北（稍偏西），丹江上游的另一主源及其支流中，又存在着以“荆”命名之水——荆水及其两源大荆川，及西荆川。荆水于州西20里，南入丹江；楚水（乳水）于州南（偏东）5里处，东北入丹江。则荆、楚二水下游入丹江处，相去不过25里，通过丹江相连接。商州城则正位于这一段丹江的河湾之中，正在“丹水之阳”（北岸）。

丹江主源之一的黑龙峪水位于荆、楚（乳）二水之间，发源于秦岭的蓝关（在蓝田县南）以东的黑龙峪（在商州西北约90里）。其支流少于荆、楚二水，但源头稍长，又是自商州越秦岭到关中平原蓝田县境的主要通道，因此通常被视为丹江正源，而据上引《太平寰宇记》所记，则其发源之山（黑龙峪）亦有“楚山”之称。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今商县附近，丹江上游这一带，竟有这么多以“荆”、“楚”为名的山和水（请参阅本文后图9）；而且楚山、楚水早在魏晋六朝时即已见于记载，其历史渊源之久，亦可想见，“荆”、“楚”二字古通用，则楚山自亦可称为荆山。而这里的楚（荆）山之旁，正是商州所在的“丹水之阳”河谷平原。这同商末周初时境土狭小，地位不高的楚子之国，以及熊绎“居丹阳”而又“辟在荆山”的早期情景，从地望到地名亦皆能相合。

这里还可补充一条有力旁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曾发表商洛地区考古调查组所写的《丹江上游考古调查简报》和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合写的《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王宜涛执笔）二文。《调查简报》告诉我们：这里的古文化遗存很丰富，从早期新石器文化一直到商周的遗址都有，说明这一带的开发较早，历史基础较深厚。由汉至唐的古记载中，先后说过：“太华之阳”（秦岭的华山以南）有古代商国，相传是帝喾之子卨（契）的居地，位于汉晋南北朝的商县和周隋唐宋的商洛县境，即今丹凤县境，亦即战国时秦相商鞅的封地。近年，在今丹凤县西五里老君河与丹江交会处的东面，发现了汉代古城遗址，今名“古城”。《调查简报》认为这就是汉代商县［案：今商州市］故城所在。结合上引文献记载来看，似可肯定。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紫荆遗址。它就在今商县东南约7公里的丹江南岸。据上引《发掘简报》所记，其文化堆积较厚（1．2～2．3米），文化层共分五期。第一期相当于磁山—裴李岗文化，第二、三期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第四期为龙山文化，主要是客省庄二期（即所谓陕西龙山文化）类型。第五期是西周文化。遗址上这样多的文化层，说明其历史悠久。从出土器物所属的文化类型判断，这一带的居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已通过丹江上源的秦岭山口（蓝关一带）同关中平原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亦受到很大影响。下至西周，更为显然；而且重心有逐渐沿丹江河谷向下游移动的趋势。上述丹凤县古城遗址的当年居民似有可能就是紫荆遗址当年居民的后继者。把这两个遗址的文化遗存同文献材料中有关古代商国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即使远古的传说未尽可信（例如：说这里是商代始祖契的封地），但这里曾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商国存在，则并非无据。商国既在今丹凤县境，而更早的紫荆遗址则位于上游的丹水之阳，其下限止于西周。这样，与西周临近并有颇多交往的早期楚国就只能而且也正好可以位于紫荆遗址以上的古商国北面、今商县（旧商州）一带的丹水上游，正是上文所述曾以“楚”、“荆”命名的一系列山水萃聚之所，今商县（商州）城位置正在丹水之阳，周围是一片山明水秀、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小盆地，是丹江上游河谷平原中面积较大、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附近的紫荆遗址既是当时的一个有深厚历史基础的重要居民点，则整个盆地（主要在北岸）自亦不会例外。这里，荆（楚）山脚下的“丹水之阳”，作为楚国早期熊绎立国之处，是很有可能的。

楚国从何时起徙都于丹江下游今淅川县境的丹阳？史无明文。估计大致在周夷王时，楚熊渠强大称王，攻伐庸国，分封三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以前不久。所谓“江上楚蛮之地”，应即《史记·周本纪》（卷5）所记“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之“江”，当指汉水，因汉水古亦称“江”。熊渠三子之封地——勾亶、鄂、越章，流行说法认为都在今长江沿岸，勾亶在今江陵，鄂在今鄂城，越章则在下游。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三地之间，相去如此之远，彼此间怎能建立必要的政治联系？上古的交通条件，特别是结合当时航运难胜长江风涛的情况下，似难有此可能。而在当时长江两岸地广人稀，开发水平远逊中原的条件下，熊渠诸子恐亦难分散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建立各自的封国。

《史记·楚世家》明言熊渠三子所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则彼此相去应不很远，距楚都丹阳亦应较近。按我们的看法，鄂似当如唐人所释，为汉代的南阳郡西鄂县（在今河南南阳市北）。越章应即豫章（越、豫双声，一音之转），亦即《左传》定公四年吴师攻楚入郢之役，“自豫章与楚夹汉”之豫章，亦即《水经注·淯水篇》（卷31）所记淯水下游（今白河）左（东）岸、近汉水之豫章大陂一带。勾亶，据《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引张莹（晋人）曰：“今江陵也。”晋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县南境，考另详后文（请参阅本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这样的话，熊渠三子的封地就正好分布在今淅川县境的楚丹阳东面，从南阳盆地到襄宜平原的外围线上，略如下图（图7）：这就更可加强西周后期楚都丹阳在今淅川县境的论据。

以上所考，对于楚国早期熊绎“居丹阳”而又“辟在荆山”的那一最初阶段的丹阳与荆山地望，提出了新解。这个“商县说”并不能取代淅川说，而只是对淅川说作了局部的订正和补充。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互相结合的。当然这个商县说也还只是初步探索。进一步的证实，还有待于考古界提供有关陕西商洛地区的新的调查与发掘材料。已发表于《文物与考古》的《丹江上游考古调查简报》和《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使我们得到鼓舞，并寄予希望，而本文也多少可以相应地向考古界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

7 熊渠三子据地（鄂、越章、勾亶）及楚丹阳、庸、荆山（丹阳东）(www.chuimin.cn)

结 语

本文提出了我们对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地望的看法（参阅本文后附图9）。迄今为止，不论哪一种关于楚丹阳地望的说法，都还未得到考古方面的确证。这是有待于今后继续努力的。

从文献材料看，淅川说的论据大都是较早的、通常被认为可信的古籍如《左传》、《国语》、《史记》等原始材料，而且大都是结合当时的有关史事反映出的，因而可靠性也就更大些。但这些原始材料的内容却只能反映出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楚都丹阳当在今淅川境，并不能说明西周初期熊绎所居、与荆山邻近的丹阳也在淅川。

本文提出的商县说，可以补淅川说之不足。这里是逾秦岭、蓝关，通往关中平原、西周王都的大道，正符合西周初年周、楚交往较密的史事。今陕西商县附近的丹江上游有那么多以“楚”、“荆”命名的山水，必有其历史渊源；而商县城又正位于丹水之阳（北岸），凡此，似皆可提供熊绎所居的早期楚丹阳宜当在此的线索。此外就很难找到各方面都讲得通的说法了。

至于楚都何时由今商县迁往淅川县境，目前尚难确言，从《史记·楚世家》所记楚熊渠称王以及随后的楚国史事，可以看出至迟在周夷王时，熊渠称王前后，楚都当已在今淅川县境的丹阳。《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定召陵之盟前，管仲曾以“（周）昭王南征而不复”责问楚国。而楚屈完的答复却是：“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杜预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史记·齐太公世家》（卷32）所记亦略同。这既反映出当时中原人（至少是齐国人）久已认为周昭王时楚人势力已到达汉水中游沿岸地，至少已临近这一带；同时也反映出楚人当时即使已曾到达汉水滨，也尚未能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带，使之成为自己的境土，故不能承担“昭王南征而不复”的政治责任，据此，楚人之沿丹江河谷下徙以及商国的衰亡，或当在周昭王屡次南征之时？此后，下至周夷王以前，数十年间，楚人终于在丹江下游今淅川县境的“丹淅之会”建立了新都。按照中外历史上地名随人迁徙的惯例，于是“丹阳”之名也就移至下游新址。

如果上考勉可自立的话，则楚都丹阳当有两处，分在丹水上下游；而楚人的迁徙乃由北向南（偏东）沿丹江河谷而下。这与秭归—枝江说之认为楚国是由西向东，沿长江而下的迁徙路线适成对照。究竟哪一说符合实际？这就必须进一步同其他一些相关的山川城邑联系起来观察分析，才能求得较妥善的答案，其中尤其重要的相关问题是楚郢都究竟在哪里？流行说法认为楚郢都不成问题地是在长江边今江陵城北的纪南城遗址，因而很自然地倾向于枝江说或秭归说，或先秭归后枝江说，因为从地理角度看，秭归、枝江都在长江边，位于江陵的上游，长江是连接三地的交通动脉。古人迁徙虽比后世频繁，但仍有其规律，都有一定的经济或政治上的现实目的和交通条件，决不会乱搬一阵，更不会无缘无故地远迁。楚丹阳城如在今秭归、枝江，则沿长江逐步下徙，就成为理所当然、合乎规律的行动。俞伟超同志曾结合此说，提出了一个对我们很有启发的问题。他在《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于指出楚文王、成王时大力向北发展的史实之后，对淅川说提出了疑问：“如果丹阳是在‘丹淅之会’，楚国怎么会从‘丹淅之会’通过大洪山西侧迁都江陵（按：指今江陵纪南城遗址），再回过头去征伐那一带呢？”（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页22）。这问得很有道理，但却是建基于一个值得商榷的前提，即：江陵纪南城遗址是楚郢都。果真如此，淅川说确是很难合得上，只有秭归、枝江二说才能配套。但正是这个前提，我们认为需要重新加以探讨。特别是淅川说得到商县说的补充之后，论据有所增强，就更使我们不得不提出相反的疑问：纪南城遗址（虽也应是战国时楚都之一）到底是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春秋至战国时的楚郢都？我们认为，在汉水中游西岸、今宜城县南15里郑集公社的楚皇城遗址应是楚郢都所在（考详本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由今丹江下游淅川县境的楚丹阳顺流入汉水，迁都到楚皇城遗址，这在交通上是近便的，同商县—淅川说也可配套。现在无论从历史文献上看，还是从地理角度看，秭归、枝江两说本身的论据都较薄弱。此二说现在主要的依靠，就是纪南城遗址即楚郢都这一根深蒂固的流行说法。因此，对纪南城遗址和楚皇城遗址作对比分析，看看究竟哪一处是建都400余年、贯穿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就不能不随着楚丹阳故址所在的进一步探索而提到日程上。我们相信：随着有关的考古工作的进展，以及对古文献材料的全面掌握和进一步的鉴定、核实，并加强与考古材料的印证，楚丹阳以至郢都的地望问题，迟早将获得符合科学要求的正确答案。

注释：

① 如按流行说法，楚早期都丹阳历史为400余年。今从荣孟源《试谈西周纪年》所考（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定为300余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言未满一圻。”后文云：“今土数圻……”杜预注：“方千里为圻。”

③ 参阅《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或贺次君《括地志辑较》（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196，归州“巴东县”及“秭归县”条；《太平寰宇记》卷148，归州“夔子城”条引《郡国志》；《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3，湖北省宜昌府古迹，“丹阳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归州“丹阳城”条。

④ 参阅黄盛璋、纽仲勋《楚的起源和疆域发展》，见《地理知识》1979年第1期；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页20～22，“楚文化发展的简单旅程”部分；高应勤、程耀庭《谈丹阳》，宗德先《楚熊绎所居丹阳在枝江说》，以上二篇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⑤ 参阅《史记》卷5《秦本纪》；卷40《楚世家》；卷45《韩世家》。

⑥ 参阅童书业《楚郢都辨疑》，见《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91～92，或《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230，“（109）春秋初楚都”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上册，页352，卷3，第127条，“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末段；冯永轩《说楚都》，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页14～15。

⑦ 参阅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页20；顾铁符《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页72；裴明相《楚都丹阳试探》，见《文物》1980年第10期，页72；冯永轩《说楚都》，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页14；高应勤、程耀庭《谈丹阳》，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页24。

⑧ 参阅景才瑞《巫山》，见《江山多娇》，页254。

⑨ 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八《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

⑩ 详考另见石泉《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江南之梦）地望新探——附“赤壁之战”地理考辨》，已收入蔡述明、石泉《古云梦泽研究》的论文集中，即将出版。初稿曾以《古云梦泽故址新探》为题，于1979年在西安举行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提出。

商密地望，古记载中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就是汉晋时丹水县，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注，及杜预《春秋释例》卷6，《土地名》，鄀地，“商密”条；有的则认为在丹水县境的密阳乡，而非在县城，见《汉书》卷28上，弘农郡“丹水”县原注，及《水经注·丹水篇》（卷20）。《水经注》又进而认为商密即春秋之楚“三户”地；而据《左传》哀公四年杜注，三户在当时的丹水县北，则商密或在此？总之，无论哪一说，都不出丹水县境。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6，河南省南阳府古迹，“丹水故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内乡县“丹水城”条。

参阅本书《古邓国、邓县考》一文。

参阅童书业《古巴国辨》，见《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21～122，或《春秋左传研究》页241～243，“（114）春秋巴国所在”。

参阅本书《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

参阅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编《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6，第二章，《流域轮廓》，第一节，《自然特色》；及散见于书中的各有关项目。

参阅裴明相《楚都丹阳试探》，见《文物》1980年10期。

参阅《江汉论坛》1983年6、9两期，1984年1、8两期中，沈长云与张正明关于“鬻熊为文王师”的“师”字究作何解的四篇辩论文章。

关于周公奔楚的史事，请参阅《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一段；《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卷88《蒙恬列传》。

参阅《文物》1979年第10期，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

“商山四皓”事见《史记》卷55《留侯世家》；《汉书》卷40《张良传》。皇甫谧原著二书皆已佚。本文所引述，见于《太平寰宇记》卷141，商州上洛县“楚山”、“高车山”，及商洛县“商洛山”条引。其《帝王世纪》一书，《续汉书·郡国志一》总序中刘昭补注曾有大段引录，书名则作《帝王世记》。上引《太平寰宇记》“楚山”条引，作《帝王纪》。今从《晋书》卷51，皇甫谧传，作《帝王世纪》。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陕西省商州古迹，“上洛故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54，《陕西三》，商州“上洛废县”条。

《括地志辑校》，页202，商州“商洛县”条云：“商阪亦曰楚山，在商州商洛县南一里。”（转引自王应麟《玉海》卷9，“韩，商阪”条。）《史记》卷69《苏秦列传》云：“苏秦……说韩宣王曰：‘韩……西有宜阳、商阪之塞。’”张守节《正义》云：“……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县南一里，亦曰楚山，武关在焉。”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商州古迹，“商洛故城”条；又关隘，“商洛镇”条，“龙驹寨”条；《读史方舆纪要》卷54，《陕西三》，商州“商洛废县”条。乾隆《直隶商州总志》卷5，建置第三下，关梁（附镇、寨、桥、路、村落）云：“龙驹寨在（商）州东一百五里……”；又云：“商洛镇，在州东八十五里。”则商洛镇（古商洛县）当在龙驹塞（今丹凤县）西北约20里（清里）处。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1，商州“商洛县”条。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1，商州上洛县“地势”、“楚山”、“高车山”、“丹水”、“楚水”诸条；及商洛县“商洛山”条。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商州山川，“楚山”、“乳水”二条乾隆《直隶商州总志》（以下简称乾隆《商州志》）卷2，页6上，疆域第二中，山川，“秦望山”条；页14下，“丹水”条，乳水部分。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商州山川，“商山”条；乾隆《商州志》卷2，页8下，“商山”条。

见注所引《大清一统志》（乾隆本）“乳水”条末；《商州志》丹水条，“乳水”部分。

乾隆《商州志》卷2，页17下，疆域第二中，山川，商州“流峪水”条云：“流峪水（流，一作‘刘’）在州南二十里。源出流岭南石底，为大流峪水。又宽平铺以下之水，亦从流峪口...出，合流，北入丹水（《州志》）。”（括号内是原注）据此可知刘（流）峪口当在今商县南20里外。

见《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商州山川，“乳水”条末附“楚水”；《商州志》卷2，页17上～下，山川，“乳水”条末，楚水部分；又同卷，页14下，丹水条按语中云：“乳水（即《水经注》之楚水）……又东，过高车岭南，径州南...，右受楚...水；又东北，入于丹水。”这也可证楚水东源是北入乳水。

见《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2，商州山川，“清池水”条；参阅乾隆《商州志》卷2，页14上，丹水条按语“水道河”（即《水经》之清池水）部分。

《商州志》卷1，页33上，疆域第二上，商州八景“丹水环城”条云：“州河曰丹水。自（州）治西北隅出湾，环城南，抵东北隅，复折而东南。有襟带州城之势。”

参阅《史记》卷3殷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曰；《正义》引《括地志》（参见《括地志辑校》页201，商州“商洛县”条）；卷5《秦本纪》，孝公二十二年《正义》；卷68《商君列传》，《集解》引徐广曰，及《正义》所记；《汉书》卷28上，《地理志》，弘农郡“商县”原注；《续汉书·郡国志一》司隶，京兆尹，“商”县，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水经注·丹水篇》（卷20）。

乾隆《商州志》卷8，页12上，“典礼，附论风俗”云：“商州……山明水秀……民间生计，农事而外，担柴、烧炭、锯板、割漆、采药、植果、猎取禽兽，皆可度日。故虽不殷富，而饥寒交迫者亦少。”又卷13，页6下，《艺文第九》，《明都宪原公祠碑记》云：“商于襄汉之间，多崇山峻谷，沃壤良田，四外贫窘于衣食计者，每每流聚依栖焉。”这些描述反映了清代前期商州一带的地理状况，也有助于我们多少推知上古时期这一带（例如紫荆遗址、古城遗址）的当年居民生活的自然条件。

《史记》卷40《楚世家》“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句下，《正义》引刘伯庄（唐初人）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又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20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关于南阳郡西鄂县在今南阳市北，参阅《水经注·淯水篇》（卷31）；《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西鄂城”条。

图8 关于楚都丹阳地望及相关地名示意图（一）秭归说与枝江说

图9 关于楚都丹阳地望及相关地名示意图（二）本文新解：淅川—商县说

[1] 本文系与徐德宽同志合作写成，发表于《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这次又作了一些修订、补充，并删去了一些已详见于本书其他论文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