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古云杜、绿林故址全面探索

绿林是两汉之际（王莽天凤四年至地皇三年，公元17—22年）农民群众反对王莽暴政、开始发动武装起义时的著名根据地之一，也是在今存历史记载中湖北省内最古的农民起义根据地。

流行的说法一直认为这个根据地在今湖北当阳县境。此说在今存记载中，最早见于唐代前期的李贤《后汉书注》，①后世相承，沿袭至今。②近年始有认为绿林就是今大洪山脉南段的，③但未知所据，暂不申论。这里只对仍然流行的当阳说提出异议，并阐明自己对绿林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汉代云杜县地望的看法。这将不仅是弄清绿林起义根据地所在的问题，而且也将是研究古代荆楚地理，特别是对古“云梦”的位置进行新探索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下谨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订、论述。

一、绿林根据地在汉云杜县境，不在当阳

《汉书·王莽传下》（卷99下）云：

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众皆万余人。（唐初人颜师古注引西晋人晋灼曰：“本起江夏云杜县，后分，西上入南郡，屯蓝口，④故号‘下江兵’。”）

《后汉书·王常传》（卷45）云：

王常……王莽末，为弟报仇，亡命江夏。久之，与王凤、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聚众数万人。以常为偏裨，攻傍县。后与成丹、张卬别入南郡蓝口，号“下江兵”。

同书《刘玄传》（卷41）云：

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争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卬等北入南阳（郡），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七月，匡等进攻随，未能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

上引汉魏六朝的有关史料都明确地记载：绿林是在汉代江夏郡的云杜县境；还未见有哪一条唐以前的材料说是在南郡的当阳县境的。《汉书·王莽传》和《后汉书·王常传》都说得很清楚，王匡等是起兵于“云杜绿林”。《汉书》颜师古注引晋灼的话，也明明说“本起江夏云杜县，后分”。《后汉书·刘玄传》所记王匡等打败荆州牧大军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荆州牧带兵进攻绿林，王匡等就“迎击于云杜”，并乘胜攻取竟陵，又“转击云杜、安陆”，然后回到绿林。足见绿林与云杜必相邻近。这次战役涉及的县名——云杜、竟陵、安陆都在汉水以东、当时的江夏郡内，说明这次军事活动根本未过汉江，从而与汉江西面的南郡当阳县毫无关涉。因此，唐以后流行至今的绿林在当阳县境之说，也就无法合得上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后汉书·刘玄传》所记地皇三年大疾疫之后，起义军由绿林分兵出击的形势，证明绿林不在当阳。当时分兵两路：王匡等领导的“新市兵”是由绿林“北入南阳（郡）”，进攻随县（属南阳郡）；王常等领导的“下江兵”则“西入南郡”的蓝口，以后也向北，往南阳郡移动。蓝口是当时的一个聚落，属南郡编县，其位置即使按流行说法，也不出今汉水西岸的钟祥县境，⑤方位在当阳东北（中隔荆门县境）。如果绿林在当阳，则王常率领“下江兵”由此进往南郡编县的蓝口聚，岂不成为向东北方向进军？又怎能与“西入南郡”到达蓝口的原始材料相合呢？而云杜则当时属江夏郡，正在南郡以东。只有从云杜县境的绿林出发，过汉江，到达蓝口，才与“西入南郡”的行军方向完全一致。

据上所考，似可肯定：唐朝以来，从李贤开始的关于绿林地望的注释是错误的。看来他是把当阳县境的另一个绿林，⑥附会为两汉之际农民起义根据地的绿林了。

二、关于汉云杜县城故址的两种说法

绿林根据地既然应在当时的云杜县境，那么，汉代云杜城的故址所在，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较流行的传统说法是把汉云杜县定在今仙桃市与天门两县间。⑦其最早的依据也是《后汉书》李贤注。⑧以后由唐至清，也都基本上沿袭此说，只在方位上小有出入而已。⑨

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熊会贞所作《水经注疏》更从较古的记载中找出了支持上述说法的材料。其一是《水经注·沔水篇》（卷28）经文所说：“（沔水）又东南，过江夏云杜县东，夏水从西来注之。”其二是许慎《说文解字·邑部》（卷6）“郧”字下原注说郧是“汉南之国”；而《汉书·地理志》江夏郡“云杜”县下颜注引应劭（东汉末年人）之说及《左传》桓公十一年杜预注，都说郧（又写作、云）在江夏郡云杜县境。《水经注疏》把这两条古记载联系起来，于是进一步加强了汉云杜县应在汉水下游南岸、今仙桃市附近的说法，因为只有如此，东南流的沔水才能经过云杜以东。

但是，较古的记载中关于古云杜城故址还有另一个与上述流行说法相矛盾、但不大被人提起的说法，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水经注·沔水篇》（卷28）“溾水”条云：

沔水又东，与力口合。有溾水，出竟陵郡新阳县西南池河山。东流，迳新阳县南。县治云杜故城，分云杜立。溾水又东南，流注宵城县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力口。沔水又东南，涢水入焉。

新阳县始设于晋代。宋、齐及梁初，都属竟陵郡。据上引《水经注》，云杜故城显然是晋以前云杜城，而新阳县地望，《隋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都有较详细的叙述。梁以后，经过西魏、北周，地名曾改过几次，到隋代就定名为京山县，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上引《水经注》所说晋以前的云杜故城应即在今京山县境。

主张古云杜在仙桃市、天门之间的流行说法，也承认新阳就在今京山。但是对《水经注·沔水篇》“溾水”条所记新阳是云杜故城、由云杜分立这一点，却避而不谈；或表示怀疑，认为与《水经注·沔水篇》“（沔水）又东南，过江夏云杜县东”的记载不合（杨守敬《水经注疏》可以作为代表）。他们宁愿相信后者（这与上引《说文》及《后汉书》李贤注又相符），不愿相信前者。

有些地理名著，在沿袭流行说法的同时，也承认今京山以至钟祥的一部分都是汉云杜县地。这表明：这些著作的作者们一定看到诸如《水经注·沔水篇》“溾水”条这类的记载，感到不能一笔抹煞，于是就提出以仙桃市、天门说为主而又兼顾京山说的调停之论。但是，如果把他们所描述的汉云杜县境画在地图上，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长条条的政区图是很牵强的，不大合情理。［请参阅本书图5“古竟陵、云杜、绿林及相关地名示意图（一）按流行说法”］所以到清代，一些地理著作就索性不提京山、钟祥也是（或也有）云杜故地之说了。不过，清代的有关地方志如京山、钟祥县志以及《湖北通志》等，也仍然保存着一些京山、钟祥是云杜故地的记载。

三、汉云杜城故址应在今京山县境

上述关于汉云杜城故址的两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究竟哪一个对？

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弄清楚云杜、绿林故址所在，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其他与云杜、绿林有关联的可靠材料来进行考订，才能进一步判定是非，弄清真相。关于这方面，有关云杜、绿林农民起义军领袖王匡、王凤等的家乡新市故址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新市的故址就在今京山县东北境，这是古今记载都一致的。在《水经注》里，还有较详细具体的说明。《水经注·涢水篇》（卷31）“富水”条云：

（涢水）又东南流，而右会富水。水出竟陵郡新市县（东）［西］北大阳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阳，南流，而左会小富水。水出山之东，而南，迳三王城东。前汉末，为王匡、王凤、王常所屯，故谓之三王城……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富水，俗谓之大泌水也。又（西）［东］南流，迳杜城西，新市县治也。《郡国志》以为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陆立。又王匡中兴初举兵于县，号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东南流，于安陆县，左合土山水，世谓之章水。水出土山，南迳随郡平林县故城西。俗谓之将陂城，与新市接界，故中兴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号。又南流，右入富水，富水又东，入于涢。

这里所说的富水及其上游大富水，在现在的地图上仍然保持着同一名称，由今京山县东北境往东南流入应城县界（下游有变迁）。新市就在富水的左（东）岸，大致在今京山县东北60里外的宋河镇附近。小富水则于50年代以后的地图上出现了地名搬家的现象，把原来的排路河下游（大富水南面的主要支流）写作小富水了。但是，在较早的地理记载中和地图上，小富水一直是位于大富水上游东面的一条由北往南（偏东）的支流，据当地同志讲，这条河上游的小阜镇，原名“小富镇”，就是因小富水而得名的。

新市与绿林应该相距不远。这从以下的材料可以推知。

首先，《续汉书·郡国志》荆州江夏郡“南新市，侯国”下刘昭补注云：“按：本传有离乡聚，绿林。”刘昭把王莽时属于云杜县的绿林列在东汉时新设的南新市侯国（相当于县）下面，显然是认为新市（至少是包括绿林一带的那一部分新市县境）原是云杜县的一部分。这和上引《水经注·涢水篇》以及《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新市由安陆分立的说法有些出入，可能是东汉设南新市县时也划了安陆县的一部分过来。这里暂且不管新市究竟原属于安陆或云杜，或分属两县；无论如何，刘昭《补注》把绿林列在新市县下面，就说明了新市与绿林必然邻近；同时，也反映出李贤以前的齐、梁时人刘昭还没有认为绿林是在当阳县境。

其次，王匡、王凤等是新市人。他们领导破产的农民群众开辟了绿林根据地。在这里，和王匡等同乡的新市人来参加起义的看来一定特别多。所以后来起义军从绿林分两路打出去，其中一路就叫做“新市兵”。这也表明：新市一定离绿林较近，所以才可能有大批新市人来到绿林。

第三，上引《水经注》告诉我们：在大阳山（即今京山县城北90里的太阳山）以东小富水西岸的山水之间，离下游的新市城不远处，有个“三王城”。传说这就是绿林起义领袖王匡、王凤、王常屯兵的据点（也有说是三王起兵之处）。据清代诸地志记载，在这里还有城址存在，并有“三王台”。近年京山县开展地名普查工作时，又作了调查。城址已无，但仍有三座矩形大土台，顶部各三四十亩，品字形排列，建于岗丘上。当地人仍称之为“三王城”，位于三阳公社三王城大队（在三阳店稍北处）。附近居民翻耕土地时，还经常发现汉代陶片。这个三王城和绿林一定很近，才能作为与绿林成掎角之势的屯兵处所。新市既然就在三王城东南不远，那么，新市与绿林的距离也就不会差很多。

第四，上引《水经注》和《后汉书·刘玄传》还告诉我们：王匡等带领“新市兵”北入南阳郡进攻随县之后，在附近的另一支起义军“平林兵”就和“新市兵”会了师。根据上引《水经注·涢水篇》所记，平林就在新市以北与富水相邻的章水（现今地图上仍然叫章水或漳水；又名杨家河）东岸，大致在今京山县东北边境的坪坝镇（离县城90里，距宋河镇30里）附近，而不是像《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说在今随州市东北80里处。杨守敬对此已有订正，这里就不多谈了。平林既与新市接界，又去绿林不远，则绿林与新市之间必亦邻近。

根据以上四条证据，并结合前面考释，可以看出：新市和绿林都在今京山县北境（偏东）一带。那么，和绿林相去不远的汉代云杜县城当然也只能在今京山县境，而不是像流行说法那样，位于较远的仙桃市、天门间；换句话说，上引《水经注·沔水篇》“溾水”条所记在新阳县治的云杜故城，应该就是绿林起义时期的汉云杜城，而《水经注疏》引沔水篇的经文所说“（沔水）又东南，过云杜县东”，来证明汉云杜城在今仙桃市附近，就很难成立了。至少这句经文里所说的云杜决不是两汉之际的古云杜城，因为它不能与上述有关绿林起义的可靠史料相印证，而只有“溾水”一段所记的云杜故城才正与绿林起义的地理形势完全符合。这里还应指出：《水经注疏》所引《说文》关于郧是“汉南之国”的记载，也不是指今仙桃市一带的汉南，因为在这一句的后面，又有“汉中（郡）有郧关”的话。所以这个“汉南之国”应是指襄阳以上、今湖北郧县一带的汉水南岸。因此，这一句也并不能成为汉云杜城在仙桃市附近的证据。

流行说法把云杜城定在今仙桃市、天门之间，也是和他们对汉竟陵城故址的看法有关联的。竟陵是云杜的邻县。这从上引《后汉书·刘玄传》所说王匡等在云杜打败荆州牧的军队后就乘胜攻取竟陵的地理形势，也可以看出。《水经注·沔水篇》也是把竟陵列在云杜的上游不远处。流行说法认为汉竟陵城是在天门、潜江一带。这样，把云杜定在他们所认为的竟陵故址东南不远的天门、仙桃市间，也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但汉竟陵城事实上并不在天门与潜江一带，而应在今钟祥县北90里的丰乐镇附近（参阅本书《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这样一来，就更为加强了汉云杜在今京山县境的证据，同时削弱了云杜在仙桃、天门间的论据。

这里还可以举出汉云杜在今京山县境的一条有力旁证：直到清末，京山县城的西郊外还有“云杜关”。以上的一系列考释，岂不正反映出今京山县境（特别是西境）和古云杜县有关联？

汉云杜城究竟在今京山县境的哪一部分呢？

如果按流行说法，新阳县治就在今京山县城，则古云杜城即新阳县治，也就应在今京山县城了。但是我们如果比较一下《水经注》所记的溾水和现在的溾水（俗称回河，又名县河，流行说法也认为这就是《水经注》时代的溾水）发源地的记载，就会发现事情未必是如此。原因在于《水经注》所说的溾水发源地是在新阳（云杜故城）西南的池河山，而现在溾水的发源地却是在今京山县西北60里的花石岩。池河山与花石岩应是同一山在不同时代的异名，这是流行说法也同意的。据此，古云杜（以及后来的新阳）城应在今京山县城西北60里外的花石岩东北方，约相当于今直河（又名池河）上游河谷平原上的杨集（接近钟祥县界），才符合《水经注》所记的方位。这样一来，云杜与绿林之间的距离就更接近了。

四、绿林故址当在今京山县北境的太阳山

——大许家寨

据上所考，古新市在今京山县城东北约60里外的富水左（东北）岸宋河镇附近，汉云杜城大致在今京山县城西北60里外的花石岩东北的杨集附近。那么，离新市、云杜都很近，先后曾属于这两县的绿林故址所在，就较易探寻了。

上引《水经注·涢水篇》“富水”条所记三王城的位置，已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三王城作为王匡、王凤、王常等农民起义领袖率兵屯驻之处，应就是绿林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就必然邻近绿林。绿林是当时农民军驻扎了五六年之久的早期根据地，必然是个山林险要、易守难攻之处。在三王城附近有没有这种形势险要之地呢？有！就是三王城西北面不远、大富水上游东面、小富水（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以西的太阳山，今名大许家寨，海拔884．9米，是附近一带的最高峰。大小富水的部分源头出于此（最远的源头则在西北方的更高峰大洪山）。

关于太阳山的地理形势和所具备的优越条件，元末明初人马瑛所作《重修太阳寺记》的碑文中曾有如下的描述：

太阳寺居郢州京山县北九十里深山之中。山脉本终南至太岳衍派洪山枨（？）据八十里（泉按：此句语义费解，疑有脱误），即为太阳山……此寺僧弥百余……土田数百亩。其峰峦则连云万丈，悬岩（则）削临千仞。其山路迤逦百里。后有王莽洞，前有武台山，东有川冈，西（有）霍口。层巍叠嶂，古木参天，翳云蔽日，为寺据其穷谷之中。山洞有泉瀑布，下流蜿蜒绕山门，出谷口十里许，入大河……攀萝扶杖，险峭可骇。半山之中，阴岩深谷，犬吠鸡鸣，环山而居者数百家。言语浑朴，似非人世。自早迄午，由鸟道行回，方共跻其巅。少憩，纵目四望苍莽，众山皆下。东则郧、鄂、汉、沔，湖山杂沓；南则县治咫尺，山水纡徐；西则襄、邓葱郁，荆山隐峙；北则太和远隐，洪山峭立。其山巅寨址，为宋元一方避兵之所……夫环京山皆山，而此山最高；遍京山皆寺，而此寺独大。是亦天下之奇观也。（见光绪《京山县志》卷20，《艺文志》；或民国《湖北通志》页659，卷35，“太阳寺”条附注引）(www.chuimin.cn)

从以上这段记载，可看出太阳山是座险峻的大山，直到元明之际，还有“古木参天，翳云蔽日”的森林，有泉水、瀑布、田地，有几百户居民和很大的庙宇。山里曾经是附近各县人民避难之地；当时山顶还有宋元两代修建的寨址，今名大许家寨，山上可以瞰临四方，是大洪山南段的主峰之一。山地植被繁茂。至今仍是京山县内主要木材产区之一。从这座山所具备的条件来看，作为一个拥有男女“五万余口”的古代农民起义根据地是适合的。以“绿林”为名，也是完全符合当地自然景观的。

太阳山——大许家寨位于今京山县城北90里。从《水经注》的时代（公元6世纪）到近世，山名未改（“太”与“大”，古通用）。它正位于汉云杜城东北和新市西北，相去各数十里。从这里往北就是当时的南阳郡随县一带，东去汉代平林城（今坪坝）也不远；往西过汉水，就到达当时的南郡编县蓝口聚。这同王匡、王凤、王常等由绿林两路分兵，北上、西进的地理形势，都正相符。

结 语

根据本文的考订（参阅本书图6“古竟陵、云杜、绿林及相关地名示意图（二）按本文新解”），两汉之际的绿林起义根据地应在今京山县北90里的太阳山——大许家寨。其地在西汉末属江夏郡云杜县，在县东北境。东汉时，转属于新设的南新市县（侯国），县治即西汉末之新市城，在今京山县东北60里之宋河镇附近。绿林则位于新市西北数十里，今三阳店西（偏北）。三王城就在三阳店稍北处。

唐宋以来的流行说法误定绿林于当阳县境，这就不但与汉魏六朝时一系列的古记载全然不合，而且从当时绿林起义进行武装斗争的地理形势来看，也无法讲得通。

唐朝以来直至近世，不少地志把汉云杜县城定在今江汉平原中的仙桃市境，也是不对的。汉魏六朝时的不少史料皆足证云杜当在今京山县西北境。有关云杜与绿林的记载，结合新市、平林、三王城、蓝口等地望的考定，多能彼此互证，相得益彰，从而更加充实了云杜与绿林在今京山县北境的论据。

汉云杜县地望的考定，还可进一步为探索先秦至汉初（《史记》成书时）古“云梦”的位置与渊源开辟道路。盖《禹贡》中的“云土梦”实即云杜梦（“土”与“杜”，古通用）；而《左传》桓公十一年所记郧（亦作“”，“云”）国，据杜预注，又在汉晋云杜县境。国附近之“梦”（见《左传》宣公四年），与《禹贡》之“云土梦”地望相合，“云梦”名称之渊源当与此有关。本文联系绿林故址，求得汉代云杜地望，就为考定先秦至汉初的古“云梦”所在，创造了条件。而《史记·货殖列传》所记“东有云梦之饶”的楚郢都与汉江陵城位置究应在何处，也将随古“云梦地望之确定，而获得新解。

注释：

① 《后汉书》卷41《刘玄传》“藏于绿林中”句下李贤注：“……绿林山在今当阳县东北也。”唐代的当阳县就在今当阳县。诸书所记皆同。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当阳县”条，其余不赘引。

②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6，荆门军当阳县“绿林山”条；《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当阳县“绿林山”条；张仲炘、杨承禧、杨守敬等编《湖北通志》（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十年刊本，以下简称“民国《湖北通志》”）页1090，卷36，建置志十二、关隘二、当阳县“绿林砦”条；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前汉地理图》（光绪甲辰，邻苏园刊本）第50页，或《续汉郡国图》（宣统元年鄂城刊本）第50页。

③ 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图22～23，西汉，荆州刺史部，图49～50，东汉、荆州刺史部。及《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页242，历史地名，“绿林山”条。

④ 蓝口，殿本《汉书》作“蓝田”，误。正文所引《后汉书》卷45《王常传》可证。司马彪（晋初人）《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编”县原注云：“有蓝口聚。”刘昭（齐、梁时人）补注云：“下江兵所据。”亦可证“蓝田”当为“蓝口”之误。

⑤ 参阅《续汉书·郡国志》（今本《后汉书·志》）荆州南郡编县原注及刘昭（齐、梁时人）补注；《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蓝水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湖北省安陆府古迹，“蓝水废县”条。

⑥ 盛弘之《荆州记》云：“江陵县东一百里，有绿林山。茂林蓊郁，襄阳大路径由其西，所谓当阳之绿林也。”（见《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页276，第57卷，地部二十二，“林”类引录）这可能就是《后汉书》李贤注的依据。

⑦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承天府（安陆府）沔阳州景陵县“云杜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3，汉阳府古迹，“云杜故城”条。

⑧ 《后汉书》卷41《刘玄传》李贤注“云杜”云：“在今复州沔阳县西北。”按：唐沔阳县在今仙桃市（仙桃镇）西南约60里的旧沔阳州城。

⑨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复州“沔阳县”条；《太平寰宇记》卷144，复州沔阳县“云杜故城”条；《舆地纪胜》卷76，荆湖北路，复州景陵县古迹，“云杜故城”条；《大明一统志》卷60，湖广布政使司，安陆府古迹，“云杜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沔阳州景陵县“云杜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3，汉阳府古迹，“云杜故城”条。

⑩ 参阅《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原稿本）卷28《沔水篇》“（新阳）县治云杜故城”及“所谓涢乡矣”二句下的按语。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4，郢州“京山县”条；民国《湖北通志》页329，卷5，《舆地志五》，沿革二，“京山县”条。

参阅《宋书》卷37，《州郡三》，郢州竟陵太守“新阳男相”条；《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郢州“竟陵郡”；《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二，“郢州”条引《周地图记》。

参阅《隋书》卷31，《地理志下》，安陆郡“京山县”条；《太平寰宇记》卷144，郢州“京山县”条。

《通典》卷183，州郡十三，富水郡（郢州）“京山县”原注；《元和郡县图志》卷21，郢州“京山县”条；《太平寰宇记》卷144，郢州“京山县”条；《舆地纪胜》卷84，京西南路，郢州，县沿革，“京山县”条等都是如此。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郢州“京山县”条；《舆地纪胜》卷84，京西南路，郢州，县沿革，“京山县”条；《大明一统志》卷60，湖广布政使司，安陆府，建置沿革，“京山县”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及“京山县”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建置沿革，“钟祥县”及“京山县”条。

参阅《京山县志》（光绪八年刊本）卷1，舆地志，“沿革”；《钟祥县志》（乾隆六十年刊本）卷1，“沿革”（但同治六年刊本的《钟祥县志》卷2，“建置沿革”中已把钟祥为古云杜地之说，改为古竟陵县地；同时，接受了流行说法，定古云杜于沔阳州）；民国《湖北通志》页329，卷5，《舆地志五》，沿革二，“京山县”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京山县“南新市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新市故城”条；民国《湖北通志》页657，卷17，舆地志十七，古迹三，京山县“新市故城”条。

《水经注》本段所记富水发源地大阳山在新市“东.北”，应是“西.北”之误；大小富水合流后，“又西.南流”，是“又东.南流”之误。因为：（1）从这一带的地形看（任何一种较详细的地形图上都可看出），大小富水合流后，显然没有往西南流的可能，只能基本往东南流。（2）光绪《京山县志》卷1，《舆地志》，水，“宋河之水”部分对富水源流描述很详细，所记富水流向，都是东南流或东流，没有西南流之处。县志所记，大多是本地人实地考察所得，比较可信。（3）如果以上两条无误，那么大阳山（富水源）就只能在新市（富水东南流过此）西北，而不应在东北。（4）古新市故址当在今京山县城东北60里外的宋河镇附近，考详后（并参阅注）；《水经注》所记的大阳山，当即今京山县城北90里的太阳山；这两点是古今各家解释基本上一致的。因此，太阳山必然在新市西北，而非东北。

参阅光绪《京山县志》卷1，《舆地志》，宋河镇和富水流经宋家河以及富水寺东寺部分；及卷22，《古迹志》，“新市故城”条。

据当地同志谈，这次小富水地名的搬家，是20世纪50年代去该地测绘新地图的同志改的，原因不详。由于此后出版的地图都据此定名，于是“小富水”在地图上的位置就和过去不一样了。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富水”条；民国《湖北通志》页88～89，卷1，《舆地志》，疆域图上，京山县图；页492，卷11，《舆地志十一》，山川六，京山县“富水”条。 参阅《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二，郢州“富水县”条。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太阳山”条；民国《湖北通志》页400，卷8，《舆地志八》，山川，京山县“太阳山”条，余不赘举。按：“大”与“太”，古通用。

参阅光绪《京山县志》卷22，《古迹志》，胜迹，“三王城”条；民国《湖北通志》页658，卷17，《舆地志十七》，古迹三，京山县“三王城”条。

流行说法根据李贤注，一向把平林定在今随州市东北80里。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德安府随州“平林城”条；或民国《湖北通志》卷17，《舆地志十七》，古迹三，随州“平林故城”条。但这一说法与本文所引《水经注·涢水篇》“土山水（章水）”所记，显然不合。章水发源地在今随州市东南，这是流行说法也承认的（参阅民国《湖北通志》页485、488，卷11，《舆地志十一》，山川六，安陆县及随州的“章水”条）。这样，位于章水东岸的古平林城，就只能在随州市以南、安陆以西、京山东北境的坪坝一带。杨守敬对此已有订正。参阅《水经注疏》（卷31）《涢水篇》，“土山水”条的按语；及《历代舆地图》的《前汉地理图》或《续汉郡国图》（详注②）。

参阅《水经注·沔水篇》（卷28）“扬水”及“巾水”条。

《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沔阳州景陵县“竟陵故城”条，说竟陵在当时景陵（天门）西南；《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竟陵城”条，说是在今天门西北；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又定在今潜江县以西，参阅其中的《前汉地理图》、《续汉郡国图》、《三国疆域图》、《西晋地理图》等关于竟陵、云杜的方位（诸图皆见页49下）。

参阅光绪《京山县志》卷2，《建置志》，“关厢”与“街巷”；民国《湖北通志》页1076，卷35，《建置志十一》，关隘一，京山县“云杜关”条。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新阳故城”条；民国《湖北通志》页657，卷17，《舆地志十七》，古迹三，京山县“新阳故城”条。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山川，“花石岩”及“溾水”二条；民国《湖北通志》页399，卷8，《舆地志八》，山川三，京山县“花石岩”条；页494，卷11，《舆地志十一》，山川六，京山县“溾水”条；光绪《京山县志》卷1，《舆地志》，“池河山”及“县河之水”条。

直河又名池河，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敖水”条。

光绪《京山县志》卷1，《舆地志》，“县河之水”条因为相信古新阳城即今京山县城的流行说法，就怀疑《水经注》关于溾水发源于新阳县西南的记载有误。其实流行说法并没有足以肯定新阳故城就是京山县城的确据；相反，倒是《水经注》“溾水”一段记载比较具体。如果没有同时的或更古的可靠材料与之相矛盾，似应凭信，并据以确定新阳及云杜故址所在。

据今地图及光绪《京山县志》卷1所记，大富水的上源不仅出于太阳山，最远的源头在随州市大洪山（海拔1055米）的白龙池。

[1] 本文曾以《绿林故址考》为题，于1961年9月在《江汉学报》1961年第1期发表。1981年5月，依据湖北省京山县地名办公室同志们提供的关于大许家寨及三王台等实地调查材料，对第四部分作了补充。其他部分也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