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古城竟陵遗址的新发现

引 言

竟陵是湖北省汉水流域的一个相当著名的古城。这个城在战国时就已有了。①以后历代相沿，直到隋唐，一直是个常见于历史记载的地名。秦时，为南郡属县；汉魏时，属江夏郡；晋宋齐梁时，为竟陵郡属县。到梁末，这一带被西魏吞并后，情况又发生了较大变化。②

这个古城究竟在今何处？从唐代以后，一直有着不一致的解释。而竟陵城的故址如果被摆错了地方，就会使汉水中游地区（也是湖北省在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许多古代山川城邑的位置都因而受到牵动，从而造成一系列互相矛盾、真伪难辨的问题。因此根据较可靠的原始材料，重新考定古竟陵城的故址所在，将能为恢复汉水中游古代地理的本来面目，进而认识这一带地区在古代的开发层次，安下一块基石。

一、前人关于古竟陵城故址的两种说法

关于古竟陵城的故址所在，从唐至清，一直有两种说法。唐初的李贤《后汉书注》对于竟陵就作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在《后汉书》（卷41）刘玄传注云：“（竟陵）县名，属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长寿县南。”而在卷105《刘焉传》注则云：“竟陵，今复州县。”唐代的郢州长寿县在今钟祥县附近或稍北处；③复州竟陵县则在今天门县境。④两地相距还有二三百里路。⑤李贤为何作此自相矛盾的两种解释？他也未加说明。以后张守节在《史记·白起列传》（卷37）的《正义》中，对战国时竟陵故址的注释则云：“故城在郢州长寿县南百五十里。今复州亦是其地也。”其意显然是想调和郢州、复州两说，把二者统一起来。

此后不久，唐代地方区划发生了“竟陵郡”名称搬家的情况。《隋书·地理志下》（卷31）记隋炀帝时的竟陵郡（原名郢州）治所在长寿县，其八个属县中不包括当时的竟陵县；而竟陵县却是当时沔阳郡（原复州）的五个属县之一。100多年后，到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开始改复州（原沔阳郡）为竟陵郡，而把郢州（原竟陵郡）改名富水郡。此后由唐至宋，“竟陵郡”的名称就由郢州搬到了复州，与当时的竟陵县位置合一了。把这一地名变化同古竟陵城在长寿县境的较早记载联系起来看，岂不正反映出隋唐时郢州说与复州说的消长，以及从唐代中期起复州说渐占上风的情况，从而才会使唐朝政府相应地作出了这一地名搬家的决定？

半个多世纪后成书的杜佑《通典》仍保持唐初《后汉书注》两说并存、自相矛盾的提法。在卷183，《州郡十三》，富水郡（郢州）“长寿”县下原注云：“汉竟陵县故城在今县南。晋宋以来，为长寿县。”而在同卷竟陵郡（复州）“竟陵”县下原注则云：“汉旧县。”

稍后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开始转而强调复州竟陵县是古竟陵城所在；但同时也仍保存着郢州长寿县境有竟陵故城的记载，并且承认长寿县也是古竟陵县境。《元和郡县图志》卷21复州（竟陵郡）下记云：

……《史记》：白起拔郢，东至竟陵，即此是也……在汉即江夏郡之竟陵县地也。晋惠帝分江夏郡，立竟陵郡。周武帝改置复州……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州理在沔阳县。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移理竟陵县……西北至郢州陆路二百五十里，水路三百里……竟陵县（郭下），汉旧县也，属江夏郡。旧县在今郢州长寿县界，竟陵大城是也。（着重号是引者所加。下同）

又同卷郢州“长寿县”下记云：

本汉竟陵县地。宋分置长寿县，理石城，即今县理是也。属竟陵郡。汉水去县十步。

此后由宋至明，著名地理著作如《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和《大明一统志》等都基本上沿袭了《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法，肯定唐代复州之竟陵县（五代以后，改称景陵县）是汉竟陵县，而对郢州（明之安陆府）长寿县（明钟祥县）的竟陵故城则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⑥

到清代，地理名著如《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乾隆本）等以及有关的地方志如《钟祥县志》等，就又进而不再提钟祥（长寿）县境有竟陵故城的话了；只在肯定古竟陵城在天门（清代由景陵县改称）县境的同时，也承认钟祥县是古竟陵县境而已。⑦清人的见解终于成为近世的流行说法。但清人说法彼此之间也仍有出入。《读史方舆纪要》说是在景陵（今天门）县西南境；⑧《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和民国初年成书的《湖北通志》（下止清末）说是在天门县西北。⑨此外，清末的沿革地理学者杨守敬在其《历代舆地图》中则将古竟陵城画在汉水右岸的潜江县西，但在他的《水经注疏》内则又说古竟陵是在今钟祥县南，形成自相矛盾。最近新问世的名著《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把古竟陵城（从战国到六朝）定在今潜江县西（偏北）。但未知所据。

综上所述，可看出：古竟陵究竟在今钟祥县境，还是在天门、潜江之间，前人尚未真正解决。由唐至清，复州（天门、潜江）说渐占优势，但对郢州（钟祥）说所依据的材料也只是存而不论或避而不谈而已，认真地分析与批驳此说，则尚未见。

复州说有一条被认为是有力的论据，即《史记》与《战国策》关于秦将白起拔郢，东至竟陵的记载（参阅注①所引）。这一论据的前提是肯定楚郢都在长江边今江陵附近。这样，在郢都以东的竟陵当然就以在今江陵以东的复州竟陵说为胜，而位于今江陵东北方（偏北）的郢州长寿说就显得方位不合了。

但这一前提本身就成问题。关键在于战国时楚之郢都究竟是否在长江边今江陵县北的今“纪南城”遗址。对此，将另有一系列专文加以论证［请参阅本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等文］，此暂不赘。这里，让我们首先从直接有关古竟陵城本身的其他较可靠材料入手，对于这一古城遗址所在，重新作一番探索。

二、唐代复州竟陵县是北周时由霄城县改称的，不是齐，梁以前的古竟陵县

齐、梁以前的古竟陵城究竟应在唐之复州，还是郢州？换言之，究竟应在今天门、潜江一带，还是在今钟祥县境？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唐以后的记载是不够的，需要返本探源，从更接近于当时的材料下手，看看这些较古的记载与哪一说更能印证。

《隋书·地理志》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隋志》（卷31）沔阳郡“竟陵”县下原注云：“旧曰霄城，置竟陵郡。后周改曰竟陵。开皇初，置复州。”据此，这个在今天门县境的复州竟陵县是北周时由霄城县改称的。霄城，《宋书·州郡志三》（卷37）作“宵城”，为当时郢州竟陵郡的属县。东晋时已设立。在上引《宋志》及《南齐书·州郡志下》（卷15，郢州竟陵郡）中，霄城与竟陵、长寿（二志皆作“苌寿”）都是当时竟陵郡的属县。这样看来，晋、宋、齐时的霄城县与同时期的竟陵县显然不是一地。那么，后来在北周时由霄城改称的竟陵（亦即隋唐之复州竟陵县）当然也就不能是晋、宋、齐时的竟陵县了。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上引《宋书·州郡志三》指明当时的竟陵县是“汉旧县，属江夏（郡）”（见卷37、郢州竟陵太守“竟陂侯相”条）。《宋志》的体例是：“自汉至宋，郡县无移改者，则注云‘汉旧’；其有回徙，随源甄别”。这样，中唐以后从《元和郡县图志》到清人所谓复州竟陵是汉旧县的流行说法，就与较古的《宋书·州郡志》不能相合。

我们都知道，从梁末侯景之乱以后，竟陵一带曾屡经战乱，数次易手，破坏很大。以后历经西魏、周、隋，郡县的建置与省并也很频繁，有不少城邑故址都已不可确考，所以梁陈以前的《宋书·州郡志》说当时竟陵县是汉旧县，应比后此的唐人所说由霄城改称的竟陵县是汉旧县，较为可信，何况《宋书·州郡志》又是一部“用力至勤，故其书翔实精密”的、质量较高的著作？

据上所考，似可肯定：齐梁以前的古竟陵县并非如现在流行说法认为的那样，在今天门、潜江间（潜江之说还牵涉到如何看待《水经注·沔水篇》的扬水、臼水等有关段落，考详后）；那只是由晋宋以后的霄城县改称的北周、隋、唐的复州竟陵县城。五代的后晋时、因避晋高祖石敬塘的讳而改称景陵县。历宋至明，到清代雍正年间，始又因避免与康熙帝的陵墓（也叫“景陵”）名称重复而改称天门县，以至于今。

三、今本《水经注》内有关古竟陵城址的一些记载及其考订

由唐至明，关于古竟陵城故址在长寿（钟祥）境内的记载，除了《元和郡县图志》只说在县界，未指明方位、《太平寰宇记》语意不明之外，大都说是在今钟祥县南境。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尚需结合唐以前的有关古记载来进行核对，才能得出较确切的结论。

郦道元《水经注》提供了一些有关齐梁以前古竟陵城的珍贵资料，今本卷28《沔水篇》云：

……沔水又东南，与扬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又东北……扬水又北，迳竟陵县西，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扬水也。巾水出县东百九十里，西迳巾城。城下置巾水戍……巾水又西，迳竟陵县北，西注扬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郧国也。郧公辛所治，所谓郧乡矣。昔白起拔郢，东至竟陵，即此也。秦以为县，王莽之守平矣。城旁有甘鱼坡。《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者也。扬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

我们都知道现在流传的《水经注》版本，是一部已经有残佚、错简，并为后人误据后世地理情况进行整理加工，以致受到颇多窜乱之书。许多地方已非本来面目。因此在引用时，必须先与其他较可靠的材料相核对，进行必要的考订，然后才能凭信。上引这一段《水经注》也是一例。例如：关于扬水的流向就大成问题。随便找一本地形图就可看到，现在的江陵附近地区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江陵以北的水道都是东南流。而这里的今本《水经注》所记扬水流向却是由长江边的江陵往东北流，一直流到当时的竟陵附近入沔水。这在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扬水由江陵附近流入沔水，这是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一致的，应可信。问题则在于水流方向。在这一段今本《水经注》中，记扬水流向，称“又东北”者五次，“又东”二次，“又北”四次，“北”字凡九见！看来这正是后人（多半是唐人）依据后代的地理知识（以为古江陵在长江边，同时也还承认古竟陵城在当时长寿县境，再加上对这一带的地形又不大清楚）而窜改或“订补”了《水经注》的一条例证。

上引《水经注·沔水篇》中另一个说不通之处，而又与竟陵直接相关的，是关于巾水西注扬水的记载。扬水是由江陵附近流入汉水的河流，因而必在汉水以西；而巾水是发源于竟陵以东一二百里（古里，应比今里小）处，是一条由东往西流的水道。按照地形，它只能在汉水以东。因而巾水就只能西注汉水，决不可能越过汉水而更西注扬水。那么，是否《水经注》所记巾水的流向有误？不然，因为还有明显的材料证明巾水所经的古竟陵城是在汉水以东。《左传》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杜预注“成臼”云：

江夏（郡）竟陵县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汉。

《水经注·（卷28）沔水篇》也有关于臼水的如下记载：

沔水又东南，与臼水合。水出竟陵县东北聊屈山，一名卢屈山。西流，注于沔。鲁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济于成臼，谓是水者也。

这两段记载基本相符，只在水流方向上稍有出入。今本《水经注》讹误较多，未必是本来面目；杜注则明言臼水流经竟陵县西，则只有西南流，才可能如此。如果西流，就只能过竟陵县之南或北，而不可能经县西了。故当据杜注订正之。

发源于竟陵县东北的臼水，既是西南流过竟陵县西，入于汉水，那么，很显然，竟陵城就只能在汉水以东。这也就证明：发源于竟陵以东，往西流，经过竟陵县北的巾水必然也在汉水以东。因此，可以断言：巾水决不能西注扬水，今本《水经注》所记“西注扬水”的“扬”字，必然有误。

那么，巾水究竟注于哪条水呢？

上引《左传》杜注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告诉了我们：巾水和臼水都邻近竟陵县，巾水是西流过县南，而臼水则西南流过县西。据此，巾水必然在当时的竟陵以西不远处与臼水合流，而竟陵只能位于二水合流前的巾水以南与合流后的臼水以东的河湾处。略如下图（图4）：

图4 古巾水、臼水在竟陵附近合流入汉水图

由此看来，上引《水经注》所说巾水“西注扬水”当为“西注臼水”之误。而“水西有古竟陵大城”亦当指西南流、合巾水以后的臼水以西。于此还可举出一条有力旁证：上引《水经注》扬水条云，古竟陵大城旁有甘鱼陂，并引了《左传》昭公十三年的有关史事，而这段《左传》中的杜预注云：“竟陵城西北有甘鱼陂。”这也就反映出古竟陵大城必然也在汉晋竟陵县以西，从而正好与竟陵城隔臼水（在竟陵城西）相望。这样《水经注》内关于巾水、竟陵的费解之处也就迎刃而解，并与地形及上引《左传》杜注所记，都能相合了。

这里也就可以澄清古竟陵在潜江县境之说。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和《水经注疏》的熊会贞疏，把竟陵定在汉水以西的今潜江县西，其主要依据就是上引今本《水经注》关于扬水及巾水的记载。由于相信巾水是入扬水，于是就把巾水也定在汉水以西，因而也就把古竟陵定在今潜江县西了。殊不知潜江一带地形西高东低，根本不可能有像巾水那样西流的水道；而且，如果把竟陵定在这里，则除了适合上引那一段经过窜乱的《水经注》之外，就与上引《左传》杜预注和《水经注》关于臼水与竟陵的记载，以及与唐以后关于古竟陵在郢州长寿县境的说法，甚至与复州（今天门）说（这一说法也认为古竟陵在汉水以东）全都发生了矛盾。杨守敬之所以在《水经注疏》中又提出与潜江说自相矛盾的古竟陵在今钟祥南境之说，恐亦由于感到潜江说很难符合于其他所有关于竟陵城的古记载之故吧？

四、古竟陵城故址不在长寿（今钟祥）县南，而应在今钟祥县北境、汉水以东的丰乐镇附近

要确定古竟陵城址所在，关键在于弄清与竟陵密切相关的古代臼水与巾水地望。

天门（复州）说之不能成立，已见上考。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今钟祥（旧郢州长寿）县境有没有与古臼水及巾水源流相当的水道。

首先，让我们按照唐人的竟陵故城在郢州长寿县南的说法，在今钟祥县南境找一下。据清人记载，这里有一条“臼水”，又名臼成河。其发源地也叫聊屈山，在县东70里，上源西南流，在长滩埠附近会合北来的寨子河，南流入臼水（臼成河），以下则“随地易名”。据说过去是西南流，至臼口（今旧口镇）附近入汉水的，但自汉江东岸兴筑大堤以后，即已湮塞，现在的水道则于旧口镇以东与汉水并行南流，转东，入天门县境的三汊河（即天门河），东流入涢水及汉水。

从名称看，这很像是指六朝时的古臼水，而且旧（臼）口又正位于钟祥县南60里，与唐人所定古竟陵城位置亦近；清人志书中也大都把这条水与上引《左传》杜注及《水经注》关于臼水的记载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条臼水（臼成河）及其主要支流寨子河与古臼水、巾水并不相符。首先，如果这条臼成河是古臼水的话，则寨子河自应相当于古巾水，但这样一来，此二水的相对方位就恰与古臼水、巾水的位置相颠倒，自东而西的古巾水与自北而南的寨子河之间尤其无法相合。如果以寨子河当古臼水，而以臼成河当古巾水，则相对方位虽勉强可通，但与其所谓聊屈山又发生了矛盾，因为聊屈山并非巾水发源地，而只能是在臼水的上源所在。其次，这一带的地形是北高南低，而东南方尤低，水流都是由北向南，转东，似难有西南流至臼口入汉之途。上引清人之说，也只是片言只句，语意笼统，很可能是依据唐人关于竟陵城在长寿（钟祥）南境之说而作的推断，似难为据。第三，唐人地理著作如《通典》（卷183复州、郢州）、《元和郡县图志》（卷21复州、郢州）都未提到臼水、巾水。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也只在卷144，复州景陵（今天门）县下提到巾戍山，并引录《水经注》为据，可知其认为巾水在今天门县境，并非今之寨子河或臼成河。由南宋至明，地理著作如《舆地纪胜》和《大明一统志》中虽有了关于臼水的记载，但都说是在京山县境，而彼此说法又不一致，与清人说法更自不同。直到清初，《读史方舆纪要》提到臼水时，除了按清人流行说法，认为是在“（安陆）府（按：府城即钟祥县）东三十里”（按：此未云70里。关于聊屈山地望，云在府东50里，亦与后来清人之说有出入），并引《水经注》关于臼水的记载，又于联系臼口及楚昭王涉于成臼等史事之外，还引了当时所见《志》书云：“臼水旧流入汉川县，入沌水。意臼水不一处也。今故道已湮。”从这一系列纷纭不一的记载，也可看出，自宋、明以至清代，人们对古臼水、巾水究竟在今何处，并不清楚；把现在的臼成河当成古之臼水，是晚至明末清初才形成的，看来当是后人据古竟陵城在长寿县南境的说法配附上去的产物。

但是，随之就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因为就在此后不久，清人对古竟陵城故址的说法又有了变动。天门（复州）说取代了钟祥（郢州长寿）说，于是在天门县境又出现了根据复州说而配附的“巾水”与“扬水”。但这个位于汉水下游北岸的“巾水”与“扬水”不但与《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及上引《水经注·沔水篇》所记全无似处，而且与上述以臼成河当作古臼水之说也是格格不入的，适足以证明这类配附说法之不足信而已。

今钟祥南境既没有同古臼水、巾水源流相当的水道，则唐人的古竟陵城在长寿县南之说，也就难于成立。在县城附近稍北，西南入汉水的较大河流敖水（又称直河）及其支流枝水（又称长寿河），则与《水经注·沔水篇》所记敖水及枝水基本相符。古今于此皆无分歧。这也不可能是古臼水、巾水的所在。

这样，就只剩下钟祥北境的可能了。而这里却正有着同古臼水、巾水流向与规模相当的水道，就是在今钟祥县城北90里、汉水以东的丰乐河流域。

齐召南《水道提纲》（清乾隆时成书）云：

……（汉水）又南，经安陆府治钟祥县北境之丰乐驿西，有丰乐河自东北来注之。原注：“丰乐河，西南流百三十里，入汉。”（卷13，入江巨川三·汉水）

乾隆《钟祥县志》云：

丰乐河，县北九十里，源出大洪山西北鹅黄洞，会薰潭口、黑汊河并诸山溪涧之水入汉。中间灌溉民田甚广，岁赖以丰。故名丰乐。（卷1，页25上～下，山川）

田宗汉《湖北汉水图说》云：

丰乐河原出随州之戴紫山娥黄洞，西南流五十五里，有宜城界之龙山水，曰黑汊河，东北来，合流八里，来注（入汉水）。（光绪二十七年，汉川田氏对古楼刊本，《汉水说略》部分，页7下）

其他如《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和《湖北通志》等也有关于丰乐河的类似记载，但都较为简略，此不赘引。

同治《钟祥县志》所记丰乐河上源，则与上引诸书异，认为“薰潭口之水自长寿店而入直河，不与丰乐河合也”（见卷3，页11上～下，山川）。今按：此说是。据今地形图，可知丰乐河与黑汊河上源阻于丘陵地带，不可能东到随县界大洪山一带。在这一带发源的河流只能流入直河（敖水）北源的长寿河（枝水）。因此丰乐河（南支）上源只能在今钟祥县境内、丰乐镇东（偏北）不很远处。据我们最近实地考察，今丰乐镇（丰乐公社所在地）以西，就是黑汊河，自宜城县东南境流入，在镇南入汉水，与上引文献记载一致。在镇以东，有“丰乐大沟”，其流向自东向西（稍偏南），于镇东南方流入黑汊河；现在流量很小，但据当地群众传说，这条大沟过去流量较大，能走盐船。在北岸有个地名，叫“果园”，据云原名“搁盐”，因有盐船在此搁浅而得名。后讹为“果园”。解放后，这一带曾有部队帮助修水利，水道又有变迁。这条“丰乐大沟”就其位置来看，应即清人记载中之丰乐河。

据上所引文献记载和调查材料，结合前文关于巾水、臼水的考释来看，丰乐河的位置相当于古之巾水，黑汊河相当于古之臼水下游。此外，据上引《左传》杜注及《水经注》所记，巾水、臼水都是小河，流域基本上在古竟陵县境；今丰乐河、黑汊河也都是小河，情况也相符。据此，则位于巾水以南臼水以东的古竟陵城就应在今钟祥县城北90里的丰乐镇附近，位于今丰乐大沟（清代的丰乐河）南岸，与黑汊河合流前不远处。

据我们最近的实地调查，就在丰乐镇（丰乐公社所在地）东南三里、丰乐大沟东南、距丰乐大沟与黑汊河合流处不远的“葬王岗”（地图上有时误为“韩王岗”）周围，多年来经常有大量汉砖出土。当地居民几乎每家墙上都有。此外，战国至汉代的板瓦、筒瓦和陶井圈等的残片，也随处都有发现。当地主管文物考古的同志曾开探沟，试掘一米多深，就出土大量上述各种器物。这些文化遗物已足以反映出，在古代，至少是战国秦汉时，这里当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古城存在。而这个古城的位置与时代又正与本文所考古竟陵城址的地望相合！

这里我们还可举出另一条有力旁证。

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在叙述自己祖先的情况时，曾有如下记载：

皮子之先……晋朝名“初”者，为襄阳太守……时日休之世，以远祖襄阳太守子孙，因家襄阳之竟陵，世世为襄阳人。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抱冠冕，以至皮子。（见《皮子文薮》卷10末页，“皮子世录”，1959年，中华书局铅印本，页125～126）

孙光宪《北梦琐言》亦云：

日休，襄阳竟陵人也。业文，隐鹿门山。（卷2，“皮日休献书”条末）

孙光宪于五代初期曾久居割据荆南的南平王高氏幕府，一直住在江陵。他对荆襄一带当不生疏。这里应指出：唐宋时期的襄阳郡（又称襄州）属县中，并无竟陵，而当时的长寿县也并不属于襄阳郡，则此竟陵必然是在长寿（今钟祥）以北、襄阳郡某一属县下的地名。上引皮日休文中说他的宗族“世世为襄阳人”；“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这反映出此“竟陵”必属当时的襄阳郡，并去鹿门不很远，都是皮氏宗族分布之地。鹿门是山名，今属襄阳县，在今襄樊市东南30里的汉水东岸淳河口以南，附近有东汉以来一直有名的鹿门庙。当时唐朝的襄州襄阳郡南境属县是宜城与乐乡。乐乡在今钟祥县西北境双河公社的乐乡关一带。其东北面不很远，在汉水对岸就是丰乐河黑汊河的上游，就在今宜城县东南境内。由这里沿汉水东岸，北去鹿门，道途亦近便。皮日休的文章证实了这里确有个“竟陵”，是皮氏祖先世居之处，而这个竟陵与本文所考的古竟陵城地望基本相合。

此外，我们从当时有关竟陵城的军事地理形势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六朝时期南北双方争夺汉水中游地区时，往往是在襄阳与竟陵间进行攻防战。例如《晋书·成帝纪》（卷七）咸和七年（公元332年）有如下的记载：

夏四月，（后赵石）勒将郭敬陷襄阳……七月，（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阳拔新野、襄阳，因而戍之。（《晋书》卷66陶侃传；卷71桓宣传所记略同）(www.chuimin.cn)

又同卷成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记后赵石虎出兵进攻襄汉一带的情况云：

九月，石季龙将夔安、李农陷沔南，张貉陷邾城……夔安等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拒战，破之。

又《晋书·孝武帝纪》（卷9）太元六年十二月（公元382年1月）记云：

苻坚遣其襄阳太守阎震寇竟陵，襄阳太守桓石虔讨擒之……九年（公元384年，秦晋淝水之战次年）……夏四月己卯……使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克之。

上引史事都反映出：竟陵与襄阳彼此郡境相接。这里一个关键地名是“石城”，后赵夔安、李农等军于攻占襄阳一带的沔南地区之后，即进围石城，晋竟陵太守李阳于此拒战，击退后赵军，成为这次战事中晋人取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关于这个石城，《水经注·沔水篇》（卷28）有记载，说是：

……沔水又南，迳石城西。城因山为固。晋太傅羊祜镇荆州立。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东南与臼水合。

臼水当为今钟祥县北之丰乐河与黑汊河流域，已见上考。石城更在臼水北面，则当在今宜城县的汉水以东、河谷边缘的丘陵地带。这个作为西晋初设竟陵郡时的治所石城，到东晋前期已经转属襄阳郡。《晋书·庾亮传》（卷73）云：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以陶称为……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江陵……亮当率大众十万，据石头城，为诸军声援。乃上疏曰：“襄阳北接宛、许，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并遣诸军，罗布江沔。比及数年，戎士习练，乘衅齐进，以临河济。”

庾亮此疏上于石勒卒年，即东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七月以后。其中已提到“襄阳之石城”，这说明六年以后，咸康五年时，晋竟陵太守李阳所拒守之石城已不属竟陵郡，同时也必然邻近襄阳。则此石城位置绝不会如流行说法之定在今钟祥县附近。那是隋唐以后（经过梁陈之际这一带大动乱，已经迁址）的石城。《南齐书·州郡志》（卷15）雍州总序引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殷融所云：“襄阳、石城，疆埸之地，对接荒寇”，亦可证襄阳与此石城之邻近。如果说石城是在今钟祥县城附近，就已远在后方，无从与襄阳并称为“疆埸之地”了。《宋书·武帝纪中》（卷2）及《蒯恩传》（卷44）记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三月刘裕进攻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于江陵，据有襄阳之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率军来江陵助守，蒯恩在刘裕指挥下参加了这一战役。“江陵平定，（恩）复追鲁轨于石城。轨弃城走，恩追至襄阳，宗之奔羌（后秦姚兴）。恩与诸将追讨，至鲁阳关，乃还。”竟陵城在江陵以东（偏南），考见上文；晋宋时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县南境的胡岗遗址一带（在楚皇城遗址南六七里处）考详本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鲁轨是竟陵太守，江陵失守后，就东渡汉水退往竟陵郡北境及石城一带，被蒯恩追逼，又北退襄阳，蒯恩也继续追到襄阳，则此石城又当北去襄阳不远，位于当时的竟陵城北邻、西与江陵隔汉水相望，与上考全合。

我们还可以从梁末在汉东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来考察当时的竟陵城地望。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之乱”扩大，攻陷了建康城。次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西魏宇文泰乘梁内乱，派遣大将杨忠率军自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西段的梁境，与梁将柳仲礼在汉水中游以东，包括竟陵一带，展开了争夺战。《周书·杨忠传》（卷19）记此事云：

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其长史马岫守安陆，自率兵骑一万（自安陆）寇襄阳。初，梁竟陵郡守孙暠以其郡来附，太祖（宇文泰）命大都督符贵往镇之。及仲礼至，暠乃执贵以降。仲礼又遣其将王叔孙与暠同守。太祖怒，乃命（杨）忠帅众南伐，攻梁随郡，克之……忠进围安陆。仲礼闻随郡陷，恐安陆不守，遂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仲礼回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也。”于是选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淙头。忠亲自陷阵，擒仲礼，悉俘其众。马岫以安陆降，王叔孙斩孙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

《北史·隋本纪上》（卷11）所记杨忠的有关事迹与此略同而稍简，但《南史·柳仲礼传》（卷38《柳元景传》附）记此事则有一些出入，其原文是：

……会岳阳王詧南寇（按：萧詧时为雍州刺史，据襄阳与当时据江陵的湘东王、后为梁元帝的萧绎对立，依附于西魏宇文泰）。湘东王以仲礼为雍州刺史，袭襄阳。仲礼自率众如安陆，使司马康昭如竟陵，讨孙暠。暠执魏戍人以降。仲礼命其将王叔孙为竟陵太守，副军马岫为安陆太守。置孥于安陆，而以轻兵师于漴头，将袭襄阳。岳阳王（萧）詧告急于魏。魏遣大将杨忠援之，仲礼与战于漴头，大败，西魏于是尽得汉东。

这段《南史》所记与《周书·杨忠传》有两点不同：其一，说柳仲礼并未率军进至竟陵，而是派遣部将康昭前往，收降了郡守孙暠；其二，柳仲礼本人只是“轻兵师于漴头，将袭襄阳”。杨忠军也并未围安陆城，后来只在漴头与柳仲礼军接战而大败之。今按：《南史》所记这二点都不可信。上引《周书·杨忠传》说得很清楚：杨忠是先下随郡，然后进围安陆。柳仲礼是回师救安陆（而且是“驰归赴援”），到城西北20里的漴头，被杨忠亲自率领的、由围城部队中选调的两千精锐骑兵截击，发生遭遇战，而致全军覆没。战前，杨忠与部下诸将筹商如何应付柳仲礼回师救安陆的讲话，与相应的军事部署都写得很具体，自不能伪。《周书·文帝纪下》记此战役亦云：

……侯景……围建业，梁司州刺史柳仲礼以本朝有难，帅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孙暠举郡来附，太祖（宇文泰）使大都督符贵往镇之。及景克建业，仲礼还司州，率众来寇。暠以郡叛。太祖大怒，冬十一月，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攻克随郡。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礼率众来援安陆，杨忠逆击于漴头，大破之，擒仲礼，悉掠其众。马岫以城降。

所叙史事亦与《杨忠传》全合。《北史》与《南史》同为李延寿所作，但《北史·隋本纪上》（卷11）记杨忠事迹则与《周书》同，而稍简略；《北史·周帝纪上》（卷9）所记这一战役始末也同《周书·文帝纪下》相同而稍简。这就形成了李延寿的自相矛盾。《通鉴·梁纪》（卷162～163）太清三年十一月及简文帝大宝元年正月记此战役，亦与《周书》、《北史》相符，并有所补充，于太清三年十一月记云：“（湘东王萧）绎使司州刺史柳仲礼镇竟陵以图詧。”以上这些史料都反映出柳仲礼曾至竟陵郡城。《南史·柳仲礼传》所记，只是孤证，又很简略、含混，自不足信据。

柳仲礼率梁军自安陆郡城（今湖北安陆县）攻袭襄阳，首先到达竟陵郡城，收降守将孙暠，则竟陵郡城当在安陆至襄阳的通道上，自应位于安陆西北方、今钟祥县以北。据《南齐书·州郡志下》（卷15），郢州竟陵郡城即在竟陵县，直至齐末未改。《梁书》无州郡志，竟陵郡治所亦未见明文，但由上引柳仲礼军自安陆袭襄阳，先取竟陵郡城的史事来看，则此位于今钟祥北境之郡城，仍是继承南齐，亦即本文所考宋、齐竟陵县原址。如按过去流行说法，定竟陵城在今钟祥以至天门县境，那就偏在西南方。柳仲礼军自安陆袭击襄阳，自当走近便之途，怎能绕行这样的弯路？柳仲礼军进据竟陵之后，萧詧就向西魏告急，招来杨忠的援军，这也说明竟陵必近襄阳，只有在今钟祥北境，才比较讲得通。还可指出：杨忠这次率军攻梁，是由南阳盆地经随枣走廊南下，攻取随县，进围安陆城，抄了柳仲礼的后路，迫使柳仲礼“驰归赴援”“回师在近路”，终于在漴头发生遭遇战，全歼梁军。漴头在安陆西北20里。这就更反映出柳仲礼军自竟陵回师驰援所走的“近路”，当在安陆西北方的今钟祥北境。如果是由西南方赶回，则两军就应在安陆以南遭遇，而不应在城西北20里外的漴头决战了。

根据以上的考释，似可肯定：古竟陵城故址当在今钟祥县北约90里、汉水以东、丰乐河下游东岸的丰乐镇附近，很可能就在镇东南三里的葬王岗一带。

这样，《水经注》所记与当时竟陵城隔岸相对的古竟陵大城就应位于丰乐镇西南、合流后的丰乐河下游西岸，近汉水处。据最近的实地调查，在葬王岗西面不远、丰乐河对岸的三滩，和汉水西岸、位于葬王岗西南十几里的蒋家滩（据当地人说，此地从前也在汉水东岸，因汉水改道而变成西岸），也有大量汉砖出土。看来这里应也有古城遗址。而三滩地势比周围稍高，位置与本文所考古竟陵大城地望也能相合。

但是《水经注》说竟陵大城就是春秋时的郧国和稍后的楚郧公邑以及战国的竟陵城、秦汉的竟陵县故址，则不尽然。郧（又写作“”）国，据《左传》桓公十一年杜预注，在汉云杜县（今京山县西北）东南。楚郧公邑，据《汉书·地理志》（卷28上）是在江夏郡竟陵县的郧乡；两者都不在汉、晋以至刘宋的竟陵县城。《水经注》说竟陵大城是春秋之楚郧公邑，即汉之竟陵县郧乡、战国之竟陵城以及秦竟陵县，或有可能，但亦无确据；而它说这里就是春秋之郧（）国，及汉竟陵县所在，则是误解。

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考（参阅本文后图5），可以看出：近世流行的有关古竟陵城址在今天门（唐宋复州）之说，论据最弱。此竟陵（后改名景陵、天门）县实为北周以后由齐梁以前的霄城县改称的，《隋书·地理志》对此早有明确记载。这就足证复州（天门）之竟陵县决非齐梁以前与霄城县并立的汉晋以来古竟陵县。何况唐宋地理著作中还保存着不少关于竟陵城在长寿（今钟祥）县境的记载？

唐宋至明长期流行的、把古竟陵城定在长寿（今钟祥）县南之说，如果同汉魏六朝时有关竟陵的直接记载相核对，也难于成立。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与竟陵密切相关的臼水与巾水究竟在哪里？本文根据宋本《左传》定公五年杜预注“成臼”所云“江夏（郡）竟陵县西，有臼水”（流行本无此“西”字）的记载；并把今本《水经注·沔水篇》扬水、巾水及臼水三条所记，与汉水中下游的地形及有关地理常识相核对；再结合上引《左传》中杜预注关于臼水的记述，进行考定；结果得知：位于汉东的巾水当西入臼水，然后臼水西南流入汉水；而不可能如今本《水经注》所说的，巾水西流，入于汉水以西之扬水。《水经注》中的这一“扬”字当为“臼”字之误。古竟陵城则位于臼水东、巾水南之汉水东岸地。以此二水的流向及相对方位来衡量今钟祥（长寿）城附近及南境诸水，盖无一相合；只有县北90里、汉水东岸的丰乐河流域，其源流所向与水道规模可以相符。而在这里的丰乐镇东南3里“葬王岗”一带多年来屡次出土大量汉砖及战国秦汉遗存，亦足证这里应有相当规模的古城遗址。另外，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所写的家传（《皮子世录》）提到在这一带有个“竟陵”属于当时唐之襄阳郡（即襄州），为皮氏祖先世居之地。当时襄阳郡无竟陵县，郡之南境为宜城、乐乡二县，位于今宜城县境及钟祥县北境，正包括丰乐河流域。这也进一步证实：直到唐末，这一带虽已无竟陵县，但“竟陵”之名犹存。此外，从梁末西魏将杨忠与梁将柳仲礼两军争夺汉东地区包括竟陵一带的军事地理形势，也可反映出当时竟陵城是在今钟祥县北境（参阅本文后图6）。

现在只剩下一个需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即《史记》、《战国策》关于战国后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楚郢都后，乘胜“东至竟陵”的记载（参阅注①所引诸篇），究竟应如何解释？

按照现已流行千余年的传统说法（可以上溯至唐代），认为楚郢都及随后的江陵城在今长江北岸的江陵县附近。如然，则本文所考古竟陵城位置就过于偏北，与上引古竟陵位于郢都以东的古记载无法相合。就连唐宋时已流行的较早说法——长寿（钟祥）县南之说，也仍不免偏北；而只有论据最薄弱的天门（复州）说，才能相合。

但是，如果本文所考尚能成立，那就使我们有理由转而怀疑：楚郢都及汉魏六朝江陵城究竟是否在今江陵附近？有没有可能就在本文所考古竟陵城以西（稍偏北）、今宜城县南境的宜城平原上？我们在上文已对今本《水经注》关于扬水自江陵东北流，于竟陵附近入沔水的记载，提出了怀疑，指出其与地形不合，与白起自郢都东至竟陵的相对方位也不合。但扬水之由江陵附近流入沔水，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当为《水经注》所本，未可轻予否定。问题主要还在流向。如果以地形图校订今本《水经注》扬水条的流向，把“北”字改为“南”字（只有这样，才与地形一致），那么，东南流向的扬水起点——江陵就只能又是在今宜城县南境。

关于楚郢都在今宜城县境的说法，前人有过初步考释。我在后文《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中将作详考。解放后，位于今宜城县南境，具有丰富文化遗存的楚皇城遗址（时限上起春秋初，下至东汉）也已经引起考古界注意。此遗址并非楚鄢都、汉宜城县，对此，我也将另有专文——《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详考，此暂不赘。总之，有关古郢都、江陵的文献材料是很丰富的，新出土的有关文物资料也在不断增多。弄清楚古郢都、江陵这个古代中心城市究竟在什么地方，也是研究古代荆楚地区地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当然，流行的传统说法已有千年积累，其中错综复杂，牵涉的相关问题也很多（竟陵城故址所在，亦是其一），这是个矛盾重出，积重难返、不容易简单解决的问题。但是，值得我们进行一番认真的探索，以求恢复本来面目。

在考定古郢都、江陵故址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依靠本文所得的结论为前提；正如本文也并不依靠考古证郢都、江陵故址所得的结论为前提一样。只是在两者的结论都得出以后，彼此将更能互相印证，更加相得益彰而已。

1959年夏初稿，1980年元月修订，1984年4～5月修订三稿

注释：

① 关于战国时竟陵城的记载，参阅《史记》卷16《六国表第三》；卷73《白起列传》；卷78《春申君列传》；《战国策》卷14，《楚策一》，卷33《中山策》末附《秦策》一节内。

② 参阅《周书》卷19《杨忠传》，卷2《文帝纪下》；及李延寿《南史》卷38《柳元景传》附《柳仲礼传》。

③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湖北省安陆府古迹，“长寿废县”条说长寿即在今钟祥县城。《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石城”条则云长寿在今钟祥县西北。

④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建置沿革，“天门县”条；《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景陵县”条。

⑤ 关于郢州与复州间的距离，《元和郡县图志》卷21，复州（治竟陵）“八到”注云：“西北至郢州，陆路二百五十里，水路三百里。”《太平寰宇记》卷144，复州“四至，八到”则云：“北至郢州，私路二百五十里。”

⑥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4，郢州“长寿县”条及复州“景陵县”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76，荆湖北路，复州“州沿革”，及“县沿革”之“景陵县”条；卷84，京西南路，郢州，古迹，“竟陵故城”条；《大明一统志》（嘉靖本）卷60，湖广布政使司，安陆府建置沿革，“景陵县”条；古迹，“竟陵故城”条。

⑦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条；景陵县“竟陵故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建置沿革，“钟祥县”条，“天门县”条；又古迹，“竟陵故城”条。乾隆六十年刊本《钟祥县志》（杜光德等修）在其卷6之“古迹”部分，根本未引有关竟陵县境故城的记载。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刊本《钟祥县志》（孙福海等修）卷2“建置沿革”认为钟祥是竟陵县地，但在卷3“古迹”部分也未提到有关竟陵故城的古记载。

⑧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景陵县“竟陵故城”条。

⑨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竟陵故城”条；民国十年刊本《湖北通志》（张仲炘、杨承禧、杨守敬等修，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以下简称“民国《湖北通志》”）页663，卷17，《舆地志十七》，古迹三，天门县“竟陵故城”条。

⑩ 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把从战国直到南齐的竟陵都画在汉水西岸今潜江县城以西，参阅该书之《战国郡县图》“南4卷，西一”图（无页数）；《嬴秦郡县图》第9页；其余汉至南齐诸图皆为第49页下。另参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1957年中国科学院影印原稿本）卷28，页52下～53上，《沔水篇》，巾水条，熊会贞疏。但本书同卷同页杨守敬疏“古竟陵大城”，则又说是：“在今钟祥县南，接天门县界。”与前引诸图及熊疏自相矛盾。又按：钟祥与天门两县在民国初年以前并不接界（中隔京山县多宝湾一带。今多宝湾等地改属天门县，钟祥始与天门在这一带接界），故杨疏末句亦误。参阅民国《湖北通志》页86～89，92～93，卷1，《舆地志一》，疆域图上，钟祥、京山、天门三县图。

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图45～46，战国“楚、越”；第2册，图11～12，秦，“淮、汉以南诸郡”；图22～23，西汉，“荆州刺史部”；图49～50，东汉，“荆州刺史部”；第3册，图28～29，三国·吴，“荆州”；图53～54，西晋“荆州”；第4册，图34～35，南朝·齐，“荆州、郢州、襄州”。以上各图中的古竟陵城，都画在今潜江县西北或西（偏北）。

霄城县不见于《晋书·地理志》，可知晋初尚无此县。《宋书》卷74《鲁爽传》提到鲁宗之于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以功，封霄城县侯，又，卷46《赵伦之传》亦云宋武帝刘裕代晋，即帝位，即封伦之为霄城县侯，可知霄城县至迟在东晋末年已设。《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沔阳州“景陵县”条认为霄城是由竟陵县分立，则于史无据，只是肯定了古竟陵在复州以后的一个必然推论而已。

见《宋书》卷35，《州郡一》，篇首的总序。

语见杨守敬《刘宋州郡图》（宣统元年，鄂城刊本，为《历代舆地图》之一分册）自序。

《太平寰宇记》（卷144）云：“竟陵故城，汉为县。西四十步。”中间似有脱文，未可确考。

参阅《汉书》卷28上，南郡“临沮”县下原注。

见《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卷27，页11上。流行本和《左传正义》等于“江夏竟陵县”后无“西”字。清人阮元《春秋左传注疏》卷55校勘记云：“宋本、淳熙本，纂图本‘有’上有‘西’字。”今据宋本。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聊屈山”、“臼水”、及“寨子河”条；乾隆《钟祥县志》卷1，页15上，27上，山川，“聊屈山”、“臼水”二条（同治刊本内容略同而稍简，见卷3，页3下，13上）；民国《湖北通志》页397，卷8，《舆地志八》，山川三，钟祥县“聊屈山”条；页490，492，卷11，《舆地志十一》，山川六，钟祥县，“臼水”、“寨子河”条；页86，89，卷一，《舆地志一上》，疆域图上，钟祥县图及京山县图。

《舆地纪胜》卷84，京西南路，郢州景物上，“臼水”下原注云：“在京山县南四十里……”《大明一统志》卷60，湖广布政使司，安陆府山川，“臼河”下原注云：“在京山县一百四十里。”没有注明方向，当有脱字。两说并都提到楚昭王奔随所涉渡的成臼。但彼此所记不同，与清人所记更异。

见《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臼水”条；及“子母山”条附“聊屈山”条。

今天门县境的巾水与扬水都是发源于京山县南境，南流，入天门县境，过县西，入三汊河（即天门河）；与《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所记扬水由江陵附近流往汉水的原始材料不合；与上引《水经注》所记巾水西流过竟陵县北的流向及与竟陵之相对方位，也都不合。前人已屡次指出此二水不是古之巾水与扬水。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湖北安陆府山川，“巾水”、“扬水”两条；民国《湖北通志》页494卷11，《舆地志十一》，山川六，天门县，“巾水”、“扬水”两条；及《水经注疏》卷28，页52～53上，《沔水篇》巾水条。天门县境的“巾水”与“扬水”显然是后世认为古竟陵城在复州竟陵县的人，把当地水道改称，以相附会的。今钟祥南境的臼水当亦属此类。

参阅《水经注·沔水篇》（卷28），敖水及枝水两条；《太平寰宇记》卷144，郢州长寿县“敖水”及“敖水池”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山川，“敖水”及“枝水”条；乾隆《钟祥县志》卷1，页25下～26上，山川，“直河”条（同治刊本较简明，见卷3，页11下～12上）。泉按：《水经注》所记敖水上源“出新市县东北，又西南迳太阳山，西南流，迳新市县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与《水经注·涢水篇》（卷31）“富水”条所记之源流所经相重合。以今地形图核对，《涢水篇》是，而敖水上游流向及所经地名都有问题，不足凭信。应以《涢水篇》及今地图、《县志》所记为准。至于枝水，则《水经注》说是源出大洪山，与今直河（敖水）北源之长寿河相符。枝水流向及其流入敖水也都与今水道相符，故可据以肯定古敖水、枝水即今钟祥县城稍北之直河（敖水）、长寿河流域。

参阅《大明一统志》卷60，湖广安陆府山川，“丰乐河”条；《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丰乐水”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县府山川，“丰乐水”条；民国《湖北通志》第1册，页490，卷11，《舆地志十一》，山川六，钟祥县“丰乐河”条。

武汉大学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教研室徐德宽同志曾于1979年二三月间去钟祥县丰乐一带，与县文化馆主管文物考古工作的孟世和同志、丰乐公社文教干事潘兴太同志一道进行了一次初步的野外考察。此据徐德宽同志提供的实地调查材料。

关于鹿门山地望，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山川，“鹿门山”条；《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襄阳县“鹿门山”条。关于鹿门庙，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宜城县“鹿门庙”条。

《晋书》卷73《桓彝传》附《桓石虔传》、《桓冲传》；及卷113上，《苻坚载记上》（末段）都记有此次战役，但涉及的人物与史事过程，则互有出入，以与地理无关，今不具论。《桓石虔传》与《苻坚载记上》都提到战地在滶水西北岸及其北面的管城。流行说法据《隋书》卷31，《地理志下》，竟陵郡蓝水及川二县原注有敖水县、滶川郡及滶陂等，而认为滶水即今钟祥县城北面不远的直河［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山川，“敖水”条；《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直河”条，二者又有些出入］。今按：据《水经注·沔水篇》（卷28）所记，滶水犹在石城北（石城地望，考见正文），及汉晋宋宜城县城（当在今宜城县北约20里外，考详本书《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一文中关于古宜城及古鄢水地望部分）东南，相当于今宜城县城东（偏南）的鶯河，在县东35里之雅口入汉。即使撇开滶水的地望不论，整个的军事地理形势仍是如正文所引《晋书》卷9《孝武帝纪》所述：前秦驻襄阳之军南攻东晋之竟陵郡，被晋军击败。后来晋竟陵郡之守军北进，攻克襄阳，与其余诸史料相符。

《晋书》卷106《石季龙（虎）载记下》记此役云：“以夔安为征讨大都督，统五将，步骑七万，寇荆扬北部。石闵败王师于沔阴……（石）宣将朱保又败王师于白石……张贺度攻陷邾城。”《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南漳县“襄水”条云：“襄水出县北一百一十里白石山”，则此白石山亦在沔南，今襄樊市西南，南渠（襄水）发源地，当即朱保败晋师处。

关于流行说法之定石城在今钟祥县附近，可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石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5，安陆府古迹，“石城”条。

《周书》卷19《杨忠传》作“淙头”；但卷2《文帝纪下》，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正月记此役则作漴头。《北史》卷11《隋本纪上》（记杨忠史事）；卷9《周帝纪上》，《文帝宇文泰纪》；及《南史》卷38《柳元景传》附《柳仲礼传》亦皆作“漴头”。今据改。漴头在今安陆县西北20里，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德安府安陆县“漴头镇”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67，德安府关隘，“漴头镇”条。

《隋书》卷31，《地理志下》，沔阳郡“竟陵”县下原注云：“旧曰霄城，置竟陵郡。”近人有据以认为霄城是梁之竟陵郡治（参阅王先明、王仁湘《竟陵地理沿革考略》，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页118），并结合《南史·柳仲礼传》以驳本文据《周书·杨忠传》所考当时竟陵郡城应位于今钟祥北境丰乐河一带之说，并坚持流行说法之定汉晋以来古竟陵一向在今天门县境。今按：王文实误，《南史·柳仲礼传》之不可信，正文已有考。《隋志》体例：凡称“旧曰……”及“旧置……”皆指汉晋至宋齐时地名建制，并不包括梁、陈、北齐、北周，因此恰恰不能据《隋志》注文以定梁竟陵郡治在霄城。王文引用洪孙《补梁疆域志》卷3北新州竟陵郡霄城条所记，其中仍是仅据上引《隋志》之孤证；即令可信，则依《隋志》“旧曰”之体例，亦仅足证晋宋齐时竟陵郡或曾一度治霄城而已。《宋书·州郡志》，竟陵郡治苌寿县，《南齐书》卷15，《州郡志》，郢州竟陵郡治在竟陵县，下至齐末，梁武帝萧衍自襄阳起兵，顺流而下，经石城至竟陵郡与太守曹景宗会师后，留“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见《梁书》卷1，《武帝纪上》，齐永元三年二月所纪），可证此时竟陵郡治仍在竟陵县（即使在石城，亦近竟陵而远霄城），则王文所谓：“很明显，梁竟陵治霄城”实属曲解史料，以偏概全，根本不能成立。文中类此之例尚多，此不赘举，将另文讨论。

参见本书《云杜、绿林故址新探》一文。

《汉书》卷28上，《地理志》，南郡“临沮”县原注作“阳水”。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阳水它无所见。惟《（水经·）沔水注》有扬水，是‘扬’非‘阳’，亦与临沮无涉。吴卓信以为即阳水，非是。（郦）道元《漳水注》引《汉书·地理志》作‘阳’，不作‘扬’也……”泉按：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漳水篇》（卷32）于引《汉书·地理志》“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句下校注云：“官本曰：按：‘阳’，近刻讹作‘杨’。案：朱讹，赵改。《刊误》曰：‘杨水当作阳水。’”据此可知，较早的朱谋本是作“杨水”。据殿本《隋书》卷1末，薛寿校“扬州总管”条云：“……自汉迄六朝，凡‘扬’字见于石刻者，皆从木作‘杨’，详见王氏念孙《汉隶拾遗》。”据此，则“杨”与“扬”古通。又，《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沔水篇》中先作“阳水”，后又皆作“杨水”。“阳”与“杨”音同，亦可互通。王先谦认为《水经注》之扬水非《汉志》之阳水，实无确据；且《汉志》之阳水与《水经注》上述诸本之扬（杨、阳）水同由江陵流入沔水，地望亦同，自应是同一水道。

参阅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91～99，《春秋楚郢都辨疑》；又，《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231～234，第1卷，（110），《春秋楚郢都》。

图5 古竟陵、云杜、绿林及相关地名示意图（一）按流行说法

[1] 本文初稿写成于1959年，曾发表于《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这次又作了修订，在第四部分补充了一些新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