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邓国与邓县考：史料揭示的真相

一、关于春秋时邓国都城及楚、秦、汉、晋、宋、齐、邓县地望的考订

邓国是春秋初期以前、上至西周(或更早些)，位于汉水以北、南阳盆地南部的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古国。关于邓国的都城所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记载都说是在当时的邓县。①后人对这一点亦无异议; 但对当时的邓县以至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则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河南邓县(旧邓州); 另外的说法都认为在今湖北襄樊市以北的汉水北岸，但具体的记述又不一致，有襄樊市西北、东北、北面等三说。

以下我们就对这些说法逐一进行考察。

(一)河南邓县(旧邓州)说之不能成立

主张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之说的，可以举顾祖禹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和乾隆《邓州志》、嘉庆《南阳府志》作为代表。近人著作中主此说者亦颇不乏人，但却未见提出什么有力的论据。《读史方舆纪要》虽在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总论中说是“春秋时邓侯国”，但在后文分条论述邓州的山川城邑沿革时，却毫未提到邓国和汉晋的邓县; 而在卷79，湖广五，襄阳府“邓城”条中虽然说是“府东北二十里，本春秋邓国地”，但所引史事则包括有关秦汉时邓县的材料，却又未指实就是汉晋时邓县。乾隆《邓州志》和嘉庆《南阳府志》在“沿革”部分把春秋时邓国和战国秦汉直到晋宋时的邓县都列入邓州范围，但在“古迹”部分又只举出穰县等，而全未提到古代的邓县。②《邓州志》在“沿革表”的汉代州县一栏中，列举了邓、穰、涅阳、朝阳、棘阳、淯阳、冠军七县之后，却又加注说: “旧志皆邓境内。今按: 各史志，惟穰、涅阳、冠军确系今邓地无疑。余尚俟考。”(见卷1，页4下)这些都足以说明邓州之说亦无确据。近人著作中主此说者，也未见有任何认真的考释。

其实今河南邓县从战国以来直到明初，1000多年间，一直是穰县所在。北魏至隋初曾在这里设荆州。隋灭后梁、取江陵以后，荆州移至江陵，始于穰县设邓州。至明初，废穰县，这里才专称邓州。民国以后，废除府、州，于是邓州始改称邓县，以迄于今。这一沿革情况前人是有明确记载的。③穰县既一直在这里，则战国至汉晋与穰县并存的邓县自不可能也在此。古代记载直到唐宋，也还未见有把穰县(邓州)同古代邓国联系起来的。④然则是否可把古邓国和汉晋六朝邓县定在今邓县(邓州)南境? 这也不可能，因为南境是汉晋至刘宋时的朝阳县地，县城就在今鄂豫两省交界处的湖北境内，⑤无法在这里再安下一个邓县。

据上所考，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旧邓州)之说，是站不住的。

(二)古邓国(楚、秦、汉、魏、晋、宋、齐邓县)在今湖北襄樊市北的不同说法

认为古邓国(宋齐以前邓县)在汉水北岸今湖北襄樊市附近的记载，比上述河南邓州说要多得多，也早得多。现存史料对于古邓国(邓县)在汉水北岸的具体位置，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说在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一说在襄樊东北，唐白河下游西北岸，还有一些记载则只笼统说在襄樊北。

这三种说法，以襄樊西北说为最早，刘宋时人盛弘之所作《荆州记》(成书于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云:

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吴离之国，为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余里，有榖城伯绥之国。(原书已佚，此据《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页929，卷129，居处部二十，“城上”所引)。

这是今存史料中有关古邓国及邓县地望最早的较明确记载。下至清代，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邓城”条云: “县西北二十里。春秋时邓国地。”又“鄾城”条云: “在邓城南七里。”同治《襄阳县志》(第2册)卷1，古迹，“邓城”条云: “县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基尚存，高丈余，濠淤成田。”又“鄾城”条云: “在邓城东南十余里。”与《襄阳府志》所记大致相同。特别是《襄阳县志》描述较具体，应是当地人根据实地调查所得。这同现在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位置、特征也基本相符。

襄樊东北说，在今存史料中，最早见于今本《水经注·淯水篇》(卷31)云:

［经］: (淯水)南过邓县东。［注］: 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淯水右合浊水，俗谓之弱沟。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南流，迳邓县故城南。习凿齿《襄阳记》曰: 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又东，迳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迳邓塞东，又迳鄾城东……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鄾人夺其币，即是邑也。司马彪以为邓之鄾聚矣。［经］: (淯水)南入于沔。

从这段记载看，显然是把古代邓国和汉魏邓县连同古代的鄾城，都定在今襄樊市东北的唐白河西岸了。下至唐宋，以及明清，这个东北说一直相当流行。例如《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临汉县”条云:

临汉县，本汉邓县地，即古樊城……县城南临汉水……故邓城，在(临汉)县城东北二十三里，春秋邓国也。

《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条云:

汉邓县地，即古樊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以襄州为襄阳府，徙临汉县于东，古邓地。乃改为邓城县。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淯水篇》(卷31)按语云:

秦置邓县，属南阳郡。两汉、魏因。晋属义阳郡。宋为京兆郡治。齐因。梁废。今在襄阳东北二十里。

以上是东北说的一些较明显记载。

还有一些记载只说在襄樊北面，例如唐初的司马贞《史记索隐》于注释《屈原贾生列传》(卷84)中魏国闻楚悉师攻秦，战于蓝田，遂出兵“袭楚至邓”句云: “按: 此邓在汉水之北，故邓侯城也。”又，《括地志》云: “故邓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二十里。春秋之邓国。”⑥安养县，唐天宝以后改名临汉县，故地在今襄樊市之樊城，已见上引《元和郡县图志》。

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条原注云: “(襄州襄阳县)北二十三里。”⑦下文云: “汉邓县地……古邓地。”并云鄾城也在县南境。⑧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湖北省襄阳府古迹: “邓县故城”条，也说是“在襄阳县北。春秋时邓国”。

这个襄樊北面之说，与东北说及西北说都可大致相通，可能也就是调和前二说的产物。因此，问题关键还在于东北说与西北说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

(三)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是古邓国及宋齐以前邓县所在

邓城遗址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北十余里。⑨据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973年春的实地访查，古城墙基还很完整，城址略呈方形，周长6.3里弱(3137.6米，合清里5.4里强)。城内及城外(特别是北面)有大量汉代以至战国、春秋时的器物残片，说明这一古城的历史悠久和居民众多。据当地群众说，邓城虽然久已不是个城镇了，但至今在周围几百里内仍很有名。祖辈传说:邓城比襄阳还要古老。

这个邓城遗址，从方位和遗迹看，显然，就是上述同治《襄阳县志》所记位于襄阳西北20里，“城基尚存，高丈余”的“邓城”。联系到遗址也叫“邓城”，它的文化遗存的时限以及民间传说的内容，特别是联系到上引《荆州记》中指明“邓侯吴(吾)离之国”就是当时(刘宋前期)的邓县(亦称邓城)，而《宋书·州郡志》(卷37，雍州“新野太守”条总论; 及京兆太守“邓县令”条)也明确指出当时的邓县是“汉旧县”。这些都足以说明邓城遗址应即春秋时邓国、战国秦汉直到刘宋时的邓县。

于此还可举出以下三条有力旁证。

1.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卷5)，裴松之注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云:

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萧统所编《文选》卷37诸葛孔明《出师表》，唐李善注引《荆州图副》亦云:

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

隆中山在今襄阳城西二三十里，北过汉水不远就是邓城遗址。这同上引《汉晋春秋》和《荆州图副》所记邓县(邓城)南与隆中的诸葛亮宅隔沔相望的位置正合(里数过近，可能有脱误)，从而证实了当时邓县当在襄阳西北方的今邓城遗址。

2. 《宋书》卷37，州郡三，雍州京兆太守属县有邓县，云是“汉旧县”，而在“京兆太守”条总序则指明: “(宋孝武帝)大明‘土断’，割襄阳(郡)西界为实土。”邓县当时虽然属于京兆侨郡，但它是汉以来的旧县，因而是有实土的。据“京兆太守”条所记，当时京兆郡属县中只有邓县不是侨县。可以想见: 同郡的其他诸侨县必然寄治在邓县附近。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土断”之后，划给京兆郡的实土是在襄阳郡的西境。这也就反映出: 当时邓县必然也邻近襄阳西境才能与其他侨县的新得实土连成一片。这样邓县自当在襄阳西北，而不可能偏在东北方。

3. 《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襄阳县“万山”条云:

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邓县分界处。古谚曰: 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

这说明在襄阳城西不远(包括汉水南岸的万山以西)就是邓县县境，而隆中也正在这里。因而《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与上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说“隆中”属邓县，又正相合。《元和郡县图志》这段记载与前文所引本书的另一段说“故邓城”在当时临汉县(今樊城)东北22里，即古邓国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但这段记载的内容较具体，并引古谚语为证，又有上述充分旁证，较之另一段的笼统说法，自更为可信。邓县治所位于汉水以北，这是古今皆无异辞的。上引《荆州图副》并进而指明邓县就在沔水北岸不远，与隆中诸葛故居隔沔相望。这就又证明邓县必在今襄樊市西北方，正当邓城遗址所在。

综上所考，西北说在文物古迹方面和较古的文献记载方面，都能得到有力的印证。因此，似可肯定: 古代邓国和战国秦汉以至宋齐时的邓县故址当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在战国秦汉时，这里曾是个较大城镇。但从汉末三国时起，就屡次成为长期分裂战乱局面下南北交争的前沿城镇，居民应已大减，只成为新兴的军事重镇襄阳城的外围据点之一而已。从邓城遗址中，汉代器物大量存在的情况来看，也反映出了这一古城从三国以后已趋衰落的迹象。

(四)襄樊东北说的试解——当是晋及唐宋时的邓城县

我们在考定古邓国及宋齐以前的邓县在今襄樊市西北之后，对于东北说也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熬，而应进一步探索其渊源所自，以便从正反两方面更圆满地说明问题。

《晋书·地理志》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晋志》(卷15)荆州义阳郡有邓县，原注云: “故邓侯国。”同卷荆州襄阳郡又有邓城县和鄾县。当时的义阳郡共有12个属县，东起随县经随枣走廊，西至南阳盆地南部，包括新野、穰县(今河南邓县)、朝阳和邓县等。襄阳郡则在义阳郡西南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有两个以“邓”为名的县。鄾县，据《左传》桓公九年杜预注所记，是位于汉水北岸邓国南鄙的鄾邑故址。古今于此，皆无异词。此县与邓城县同属襄阳郡，又都在沔北，自必相近。《晋志》又指明义阳郡的邓县是“故邓侯国”，则鄾县自必又在这个邓县的南邻。邓城县与邓县既都与鄾县邻近，则彼此亦当相近。邓县既如上考，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则此晋代邓城县就只能在鄾县东北方。鄾县自晋时一度设县后，即未再见有设县的记载; 邓城县在宋、齐两《州郡志》和《隋书·地理志》中亦皆未见，可知这期间亦未设县。直到中唐时期，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始又重设邓城县于今樊城以东偏北的古邓城(已详上引)。这个“古邓城”位置与上考晋邓城县的方位正合。⑩北宋沿袭之。南宋初，废为邓城镇。以后未再设县。

于此还可举出有力旁证: 《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泌河”条云: “泌河在县东北一百一十里，流经县界与白河合。”又“泌白水”条云: “泌白水在县东北九十七里，是泌、白相合河口。”泌河即今泌阳河，为南阳盆地中今唐河的主要支流，与唐河合流于今唐河县北之后，转西南流，为今唐河主流。依我国历史上不同河流汇合后其名称可以“互受通称”的惯例，唐河亦可称泌河，从而，今唐河与白河在湖北省襄樊市东北近河南省界处合流后，既可称“唐白河”(现在的通称)，亦可称“泌白河”。泌河(唐河)、泌白河(唐白河)都在今襄樊东北方而又分别位于当时邓城县北及县境，则此邓城县自必在今襄樊市的东北方。至于里数似过多，可能是由于这一带的古里小于今里，或由于以水程(曲折率大)计里之故。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作一些分析的，是如何看待上引《水经注·淯水篇》有关邓县的记载。《淯水篇》的经文(反映汉魏时地理)说邓县在淯水下游(今唐白河)西岸。从大体看，与本文所考的襄樊西北说可以相合，因为经文是大处着眼，而邓城遗址也是位于今唐白河以西的(虽然中间还隔一条较小的“清河”)。《淯水篇》的这段注文说发源于朝阳县的浊水，是东南流，经过“邓县故城”(《水经注》成书时，邓县当已废，故称“故城”)南，又东流，经过邓塞(邓城东南的小山)北，与淯水(流过邓塞东)会合。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1认为这条浊水即今之清河，因为清河上源也在今襄阳西北境及豫陕边界地带，东南流，过清河店，转南流，在樊城东北入汉(咸丰十一年唐白河下游改道前，是在新打洪，亦称“新大洪”，位于今清河下游西岸近汉处，入唐白河)。看来，杨守敬就是依据《水经注·淯水篇》，对照有关的方志与当时地图，而定邓县故城以至邓国于襄阳东北20里处。

今按: 杨《疏》误。首先，上引《水经注·淯水篇》明言: 浊水是东南流，经过邓县故城东南。现在的清河则流经邓城遗址以北的丘陵地北面，东流转南，经丘陵地东面，进入樊城以北的汉北平原，根本不可能流经邓县故城(邓城遗址)南。其次，上引《水经注》说浊水东入淯水(大致同今唐白河)，邓塞则在浊水南、淯水西，是邓城东南的一座低丘。如依杨《疏》，以今之清河当古之浊水，则二水流向又全不合(清河下游是南流，古浊水自邓县故城以下，皆东流); 其与邓塞之间以及邓县故城与邓塞之间的相对方位亦皆与《水经注》所记不合。在清河下游找不到既能在唐白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以前的)下游西(北)岸，又在清河南岸(这里基本上为东西岸)，同时又位于邓城遗址东南的邓塞位置。最后，从地名的角度考察，杨《疏》也说不通。水以清、浊命名，反映着含沙量的多少。清、浊特点相反，以清河释浊水，岂非背道而驰? 历史上一些河流由于上游开荒，植被受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以致由清转浊，则有之; 古代以浊水为名，到近世却以清河见称，水由浊转清，似违常理(这要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才有可能)。看来，这倒可以反证清河不能是古之浊水。

据同治《襄阳县志》所记，流经邓城遗址南，有一条小河，名七里河，由西北来，过邓城遗址后，东流至洪家沟。咸丰十一年以前，于此入唐白河。其北面就是清河入唐白河处。咸丰十一年唐白河改道于东面的龙坑(今张湾西南)入汉之后，清河遂沿唐白河故道南流并汇合七里河于洪家沟，而七里河始成为清河的支流。由于七里河与樊城的市区相距一般为七里左右，故得此名。从现在的地图上可看出，七里河已经过人工改造，截湾取直之后，尚存若干故道遗迹。邓城遗址以下，称为大吕沟，东至洪家沟南，入清河。

这条七里河与邓城遗址的相对方位(在遗址南)、流向(东流)及所入(咸丰十一年以前的唐白河故道，古淯水)都与上引《水经注·淯水篇》所记浊水相合。杨《疏》想要凭这段《水经注》证邓县故城在襄阳东北，结果，经我们考订之后，却只能证明邓县故城还是在襄樊西北的邓城遗址; 而邓塞则当在今洪家沟南，正是在七里河(古浊水)入古淯水(唐白河故道)处的南岸，亦即今清河下游西岸处，其位置也正在邓城遗址东南方。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曾提出了一个以《水经注》为主的调和说法。它在上引襄阳府古迹“邓县故城”条内，于笼统肯定古邓国、汉晋邓县在襄阳县北，并列举邓县与邓城的沿革(对邓城一直联系到唐宋的邓城县)之后，又加上一段按语说:

按: 《晋志》有邓县，属义阳郡; 又有邓城(县)，属襄阳郡。疑汉晋之邓县尚在新野、襄阳之间。自晋分置邓城，宋齐以后，当即邓城地为邓县。唐以后，遂属襄州。是唐之邓城未必古之邓国也。

今按: 这一说法把《荆州记》所说的邓县(亦称邓城)与唐宋邓城县牵合为一，是站不住的，因为唐宋时邓城县并不在襄樊西北，而在东北。还不仅此，《荆州记》所说的邓县(邓城)是和现在的邓城遗址地望相符的。邓城遗址的大量文化遗存，表明这个古城的兴盛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或稍迟)，这同《荆州记》所说的邓县时代，大致尚可连得上。如果唐宋的邓城县也设在这里达三四百年之久，岂能在遗址的文化遗存中毫无反映? 这也说明唐宋邓城县不会是在今邓城遗址。

总之，根据文献记载及以上的考释，在襄樊东北方、汉水北岸，大致不出今唐白河下游以西，清河以东的官厅、金华寺一带，应有个晋及唐宋时邓城县的故址。唐宋以后，不少记载误把这个邓城县当做春秋邓国都城及汉晋宋齐时邓县治所，因而就与邓城遗址的位置合不上了。

二、古邓国境土所至——兼论鄾、樊、郾不是邓国附近的小国

过去有一些记载认为，在襄樊以北的汉水北岸，还有与邓国非常邻近的三个小国，即: 鄾、樊和郾(亦写作鄢、)。果真如此，则邓国的境土就只能是非常狭小的; 而四国都城相去如此之近，也是很难讲得通的。为要弄清邓国境土的大致范围，有必要先把鄾、樊、郾的有关史料重新作一番审查考定，看看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一)襄樊以北的鄾、樊、郾都不是先秦古国(www.chuimin.cn)

1. 鄾是邓之边邑，不是另一封国

前文对鄾的地望已作了解释。今存史料中最早说鄾是春秋时“鄾子之国”的，是《荆州记》(已见上引)、《水经注》(卷37)等南北朝时著作。此后一系列记载大都沿袭此说。

但魏晋以前，更早的文献记载，就现在所知，并无“鄾子之国”的说法; 相反，只有反映出鄾是邓国属邑的明显材料，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左传·桓公九年》所记直接与鄾、邓相关的一段史事，原文云: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率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1)提到鄾人，指明是“邓南鄙鄾人”;(2)鄾人杀了楚、巴使者，抢了财币之后，楚王派薳章向邓国抗议，而不是向鄾抗议; (3)楚巴联兵围鄾，邓师立即来救。这些都反映出鄾应是邓国属邑，而不是另一小国。

此外，还有三条有力印证: 其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6下，“邑”部)关于“鄾”字的原注，明确指出是“邓国地也”。其二，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卷6)在“邓地”部分，举了邓、鄾二地。这说明杜预也认为鄾是邓地，而非另一小国。其三，前引《晋书·地理志》荆州义阳郡“邓”县下注云: “故邓侯国”，而在襄阳郡“鄾”县下，就未说是“故鄾子之国”。看来“鄾子之国”的说法是在六朝以后才渐盛行的; 在此以前，更接近于春秋当时的较古记载，则不但无此说，而且还有相反的明确叙述。因此，鄾是邓国属邑之说，应较可信。

2. 西周仲山甫受封之樊不在今湖北樊城，当在豫北之沁阳县

认为今湖北襄樊市的樊城是西周大贵族仲山甫的封国之说，也始于南北朝。《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总论中提到: “《荆州图副》、郭仲产(刘宋时人)、挚虞(西晋人)等所记，俱云: 樊，本仲山甫之国。”《水经注·沔水篇》(卷28)提到樊城时，也说“仲山甫所封也”。唐人著作如李贤《后汉书·樊宏传》(卷62)的注释和《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临汉县”条，也都把仲山甫的封国定在樊城(当时为安养县，后改临汉县)。《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襄阳县“樊城”条、乾隆及光绪年间的《襄阳府志》卷5，古迹，“樊城”条、同治《襄阳县志》(第1册)卷1，地理志，沿革附封爵，“樊侯仲山甫”条，也都沿袭《水经注》之说。

仲山甫是西周宣王(公元前828—前782年在位)时有名的大贵族。《国语》的《周语》和《晋语》中有好几段记载仲山甫言论的材料，特别是《晋语》中的一段，记述周襄王把阳樊等地送给晋文公，阳樊人不服，说这里是“樊仲之官守焉”。韦昭注云: “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于樊。”《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对于樊的地望有更具体的解释，说是“一名阳樊。野王县西南，有阳城”。据《晋书·地理志》，野王县属司州河内郡。原注云: “太行山在(县)西北。”亦即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沁阳县(旧名河内县)。《左传》这一段史事是记述当时周桓王用12个城邑的田地换取郑国的另一些田地，樊也是其中之一。这12个城邑的地望，杜预一一作了注释，都在今豫北，与樊地临近。这就更足以证明仲山甫所封之樊，是在豫北，而不是襄樊之樊。王符《潜夫论·志姓氏》(卷9)和《史记·晋世家》(卷39)的裴骃《集解》引服虔曰，以至宋元之际王应麟所著《诗地理考》卷4，也都认为是在阳樊。清人也有不同意《水经注》等的说法的(如全祖望)。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5，爵姓存灭表)也主阳樊之说。《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于襄阳府古迹，“樊城”条下，也未提仲山甫封于樊城之说。

据上所考，阳樊之说，记载较古，并同有关仲山甫的史事直接相连，较之后起的樊城之说，自更可信。樊城在东汉后期始见于记载，汉末，三国以后作为襄阳的外围据点，才逐渐著称于时。而把樊城作为西周以来古樊国之说，则出现于六朝时。其出于后人的附会，亦可想见。

3. 郾(鄢)国当在今宜城县境，不在樊城北

今存古记载中，认为今襄樊以北不远处有古郾国的，只有唐初的《括地志》一条孤证。《史记·礼书》(卷23)张守节《正义》于“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句下注云: “鄢音郾。《括地志》云: 古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邓之南鄙也。”《史记·秦本纪》(卷5)“(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与楚王会于鄢”句下，《正义》又引同一段《括地志》，但小有出入，称之为“故偃城”。唐初安养县即今樊城。这个偃城如果位于今樊城北三里，那就与邓、鄾极为逼近。古代地广人稀，南方尤然。列国之间，到春秋晚期，即使在中原较先进地区(如宋、郑两国之间)都还有不小的“隙地”。郾如果是一个小国，岂能与邓国如此迫近? 如果鄾、樊也是小国的话，则四国之间相去各不过数里。就更加说不通了。而且在今宜城县境的汉宜城县就是古代的鄢国及楚鄢都所在，《汉书·地理志》及《晋书·地理志》都有明文记载，似亦不大可能在不远的汉水北岸、密迩邓国之处，又有一个鄢国。张守节以此郾城当楚之鄢都，应亦是附会之词。

樊城以北，确有个古偃城，见于《三国志·魏志·徐晃传》(卷17)，但并无证据可以说它就是古偃子之国。唐宋其他记载也都未提过这个“偃子之国”。清人著作中，只《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襄阳县“偃城”条提到，并引了《括地志》所记，但未加评论;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古迹，“偃城”条和光绪《襄阳府志》卷5，舆地志五，古迹，“偃城”条则提到偃城，而未联系郾子之国。总之，这个位于樊城北三里的古“偃子之国”既是孤证，又不合情理，因此也是不足凭信的。

(二)邓国境土

根据上文对鄾、樊、郾(鄢)的考定，可知今襄樊市北的汉水北岸，邓城遗址周围一带，只有一个古代邓国。这个邓国的境土所至，现已不可确考，但我们仍可从一些有关材料，作大致的推定。在邓国东面偏南，今襄樊市东北、唐白河(古淯水，又称宛水)下游西北岸，去汉水北岸不远处，有邓城和邓塞。西面则邻近襄阳以西、谷城县北的榖城，即前引盛弘之《荆州记》所谓“邓城西百余里，有榖城，伯绥之国”。南面是临近汉水的鄾邑，为邓之“南鄙”。北境所至，不很清楚。今清河店以北有邓桃湖，附近有邓湖镇，同治《襄阳县志》(第1册)卷1，地理志，乡镇，“邓桃湖”条云: “距城四十五里，三面高岗，南有深壑，为(去)邓州要路。”湖、镇皆以“邓”为名。当有渊源，或与古邓国有关? 再联系到隋初在穰县(今河南邓县)设邓州，顾名思义，古邓国北境可能已到达今河南新野县及邓县一带，所以才得到“邓州”之名。在邓国以北，就是西周王朝分封的许多诸侯国所谓“汉阳诸姬”和姜姓的申、吕等地了。总括看来，古代邓国境土大致包括南阳盆地南部今襄阳县境的汉水以北和新野、邓县以南地带。

三、古代邓国、邓县的历史概况

关于古代邓国的历史，现在保存下来的文献材料很少，主要是《左传》中的几条，都未直接反映邓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邓国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经济文化水平。

《左传·昭公九年》曾记载一个东周王朝的贵族詹桓伯在与晋国办交涉时，回忆西周盛时，向四方发展所至，说: “……巴、濮、楚、邓，吾南土也。”邓国既是西周的“南土”，说明当时已与西周王朝有了政治联系，成为西周的属国，从而也就必然建立了初步的经济文化联系。邓国与中原的政治联系也反映在春秋初期的另一事件中，即《左传》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所记榖伯绥和邓侯吾离曾于本年来到鲁国访问。邓与榖是邻国，距离鲁国(今山东曲阜)很远，则邓侯与榖伯到鲁国之前，必已经过并访问了一系列其他中原诸侯国。邓国与中原先进地区既已有这样的政治联系，必然也相应地存在着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邓国虽比中原各国要落后些，以致邓侯吾离到鲁国时，还受到鲁国贵族的轻视，但邓国当时的经济文化水平估计也不会太落后，否则这种远途联系就不大可能了。

前引《左传》桓公九年巴、楚联兵伐邓之役，也反映出邓国当时是个已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诸侯国。首先，巴国为了要与邓国建交，而派遣专使到楚国，请楚国介绍。这说明邓国对巴国已有吸引力。古代诸侯国统治阶级人员间的交往，都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目的。如无利可图，自不会多此一举。邓国当时在这一带地区必已是个有一定水平的较重要国家，才能吸引巴国遣使来要求建交。其次，这一战役发生在邓侯访问中原的后二年，在楚国第一次打败汉东大国随国的后一年。战事相当激烈。经过三次进退，楚人才打败邓师。从这一战役的前因后果和全过程来看，邓国在当时也还有一定的实力，所以才敢同楚国较量一下。这种实力必然有其凭借，从而也可间接反映出邓国人民在当时必然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

《左传》曾两次记载楚武王夫人邓曼的言论，描述她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方面，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水平(见桓公十三年“楚屈暇伐罗”之役; 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随，卒于军之役)。邓曼是生长在邓国社会中的贵族妇女，她所能达到的思想、文化水平，自亦不能脱离整个邓国劳动群众建立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文化基础来理解。

邓国所达到的经济文化水平，自然与所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分不开。而邓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有利于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位于汉水北岸的襄樊平原上，在江汉地区的古老列国中，最接近中原，和中原的交通联系最方便; 处于东通随枣走廊，西上汉水，南下江汉平原，北向中原的枢纽地位。所以当楚国兴起，开始向南阳盆地扩展，进而东北向经营中原之时，邓国就成了楚国首先要合并的对象。《左传》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的一段记载就反映了这个趋势，原文云: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侯曰: “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 “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脐。”……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这一段史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楚国向北扩展，进攻南阳盆地北部的重要国家申国时，要先过邓国。这说明邓国地理位置的冲要。二是邓国的贵族已经预感到楚国早晚要灭邓国，而随后的事实果然也证明了这点。

楚灭邓后，邓国故都就成为楚之属邑，而邓的文化也就与楚文化合流，从而丰富了楚文化的内容。下至战国，邓一直是楚国境内较著名的城镇。例如《史记·秦本纪》(卷5)所记: “(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以邓与楚之鄢都并列。攻取二城之后，并迁徙一部分秦国罪犯到那里去。这都说明邓县在当时楚国境内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应是和过去邓国留下的悠久经济、文化基础分不开的。对比之下，襄阳在春秋、战国时，还只是“楚之北津戍”，开始成为汉水上连接南北的一个重要渡口。到西汉时才有襄阳县。到东汉末，樊城才见于史传。三国以下，至东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南北对峙，襄阳形势险要，渐成一方重镇，终于取代了邓县在这一地区的历史地位，而邓县转而与樊城并称“樊、邓”，成为襄阳城的外围据点。南北之间每有战事，邓县(亦称邓城)常是双方争夺拉锯之处，特别是公元498年北魏孝文帝大军南攻，大败齐军于邓城。齐军损失很大，邓城受到破坏，自必不小。此后当已渐趋荒废，终于形成现在的邓城遗址。而襄樊东北的晋邓城县则于唐代中期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又重新设立，下至南宋初年(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废县为镇止，又持续设县300余年。后人遂误以此邓城县为古代邓国与邓县。幸有邓城遗址在，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使我们得以联系较古的文献记载，矫正唐宋以来的误解，复原了古代邓国与汉晋宋齐邓县的本来位置。

四、展望与申论

我们期待着考古界对邓城遗址的正式发掘。相信届时定能向我们提供更多新发现的实物资料，使得作为楚文化前身之一的邓国文物和作为楚文化组成部分的春秋、战国时楚邓县文物，以及汉魏以下邓县文物，前后的发展、演变过程，特别是楚、邓之间在文化上相互影响、融合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的空白点，都能得到充实，从而进一步丰富我们迄今还了解很少的邓国历史与文化知识。

最后，还应指出: 随着古代邓国地望的确定，也可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提供一条重要线索。据上引《左传》桓公九年所记楚、巴与邓的关系，楚国当位于巴、邓之间，与两国都有交往，所以巴国想要与邓国建交，才来请楚国介绍。楚国当时都城尚在丹阳，这是大家公认的。巴国当在今陕西东南部、大巴山以北、汉水上游一带，前人对此已有考释。邓国都城所在，按照本文所考，既当在樊城西北的邓城遗址，则位于巴邓之间的楚丹阳，恐只能在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旧淅川县城附近)的丹水之阳，才讲得通。请看下图(图3)，即可概见。当然，楚丹阳究竟在哪里，迄今看法不一，尚须结合考古方面日益增多的材料，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更为确切的结果。本文所考，只能为淅川之说增添一条值得重视的有力论据而已。

图3 巴、楚、邓、鄾位置示意图

注释:

① 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南阳郡“邓”县原注及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杜预《春秋释例》卷6，邓地，“桓七年邓”条。

② 参阅《邓州志》(乾隆二十年刊本)卷1“沿革表”及卷8古迹，“胜迹”部分; 《南阳府志》(嘉庆二十年刊本)卷1，《舆地志》，沿革，“邓州”部分; 古迹，“邓州”部分。

③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65，河南省南阳府，建置沿革，“邓州”条; 卷166，古迹，“穰县故城”条［按: 本文所引《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内容经核对，都与《四部丛刊》影印本《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基本相同，下不另注］; 《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穰县城”条。

④ 参阅《水经注·湍水篇》(卷29)，《水经注·淯水篇》(卷31);《元和郡县图志》卷21，“邓州”总论及“穰县”条; 《太平寰宇记》卷142，“邓州”总论及“穰县”条。

⑤ 关于汉晋刘宋时朝阳县，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南阳郡“朝阳”县; 《续汉书·郡国志》(殿本《后汉书》卷32)荆州南阳郡“朝阳”县; 《晋书》卷15，《地理志》，荆州义阳郡“朝阳”县，《宋书》卷37，雍州“顺阳太守”条及“朝阳令”条。关于古朝阳城地望，参阅同治《襄阳县志》(民国石印本第2册)卷1，《地理志》，古迹，“朝阳城”条; 光绪《襄阳府志》卷5，《舆地志五》，古迹，“朝阳城”条。据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调查报告，在今襄阳县西北90里，靠近河南省边界的石桥公社史李大队李百户湾北，仍有朝阳城遗址在，与上引襄阳县志、府志所记合。

⑥ 见《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⑦ 按: 《太平寰宇记》(光绪金陵书局本)说邓城在襄阳北13里，但《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古迹，“邓县故城”条引《寰宇记》则云邓城县在襄州北23里。光绪《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邓城故城”条据《通志》(按: 当是嘉庆《湖北通志》)引《太平寰宇记》，以及民国《湖北通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页667卷18，《舆地志十八》，古迹四，襄阳县“邓城”条引《太平寰宇记》，都说是“在襄州北二十三里”。据此，局本《太平寰宇记》当脱“二”字。

⑧ 《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鄾城”条云: “即古鄾子之国。邓之南鄙”。但《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襄阳县“邓城”条附“鄾城”引《太平寰宇记》云: “鄾城在邓城南八里。”与今本异。

⑨ 乾隆《襄阳府志》及同治《襄阳县志》都说邓城在襄阳县城西北20里。我们于1973年去邓城调查时，当地人说，邓城去樊城8里。据大比例尺地图估算，两地直线距离约为今里12里。今里略小于清里(1公里=1.7321清里)。12今里约合10.4清里。樊、邓之间基本上是平地，道里曲折率不大。因此估计为10余里。

⑩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山南道，襄州“邓城”县条云:“故樊城也……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贞元二十一年，移县古邓城置，乃改临汉为邓城县。”30余年后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条则云: “即古樊城……贞元二十一年……徙临汉县于东，古邓地，乃改为邓城县。”北宋时的《元丰九域志》卷1和《舆地广记》卷8皆在京西南路，襄州(襄阳郡)邓城县下领有樊城镇，亦足证邓城县治确已不在樊城。汉水过樊城后，即东北流，然后南转，则此邓城县自当在樊城东北。上引《太平寰宇记》“邓城县”下原注亦云: “襄州北(二)十三里，境内有宛水(即今唐白河)。”则此邓城县显然不会在襄樊西北(宛水只流经襄樊东北)，这与《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临汉县“古邓城”条所记基本相合，同上文所考晋邓城县地望亦相一致。

参阅同治《襄阳县志》(第2册)卷1，《地理志》，乡镇，东北乡“新打洪”(“洪”字原书误写作“淇”字)、“龙坑”两条，并参阅今襄樊一带大比例尺地图。

参阅同治《襄阳县志》(第1册)卷1，《地理志》，山川，“七里河”条; “白河”条。

参阅《晋书》卷14，《地理志》，司州河内郡“野王”县; 《读史方舆纪要》卷49，《河南四》，怀庆府河内县“野王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190，河南省怀庆府古迹，“野王故城”条。

参阅《水经注》(长沙王氏合校本)卷28，赵一清校注引全祖望曰。

参阅《水经注·沔水篇》(卷28)引《汉晋春秋》。

参阅《三国志·吴志》卷1《孙坚传》。

参阅《左传·哀公十二年》所记。

关于邓塞，参阅《水经注·淯水篇》(卷31); 《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临汉县“邓塞故城”条; 及《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270，襄阳府古迹，“邓塞城”条。

参阅《左传》桓公七年杜预注; 《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榖城县“榖城”条; 《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目同注6，“榖城”条。

参阅《水经注·沔水篇》(卷28); 《续汉书·郡国志四》(殿本《后汉书》卷32)荆州南郡“襄阳”县下，刘昭补注引《荆州记》。

襄阳县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卷28上，属南郡。

参阅童书业《古巴国辨》，见《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版，121～122页。

[1] 本文曾发表于《江汉论坛》1980年第8期(页89～96)。这次又作了修订，并补充了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