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荆楚地理：江与长江的命名与地貌变迁

《地名知识》1980年第3期刊登了孙仲明、赵苇航同志合写的《长江与扬子江名称初考》一文(以下简称《初考》)，对于我国的最大河流——长江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河段的名称及其变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这对于当前着手编著地名辞典，探究地名渊源、沿革的工作，是有益的。但其中仍有需要商榷和补充之处。谨提出以下几点，供孙、赵二位同志及广大读者参考。如有不当，并希指正。

一、古文献中的“江”不专指今长江

《初考》一开头就说: “长江古称‘江’。在我国古代，‘江’……是个专门名词，特指长江。”这是目前流行的说法，但并不符合史实。例如: 《初考》中提到的古“四渎”之“江”，直到汉武帝末年《史记》成书时，就不是指长江，而是指流经今山东省东南部及江苏东北部的古沂水(今沂河，当时下游入海)。此外，淮河、汉水以及汉水支流之一、流经湖北省南漳县及宜城平原南部的今蛮河，于古也都有“江”称。因此，在古文献中遇到“江”字，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必指今长江，而应作具体分析，看是指的现在哪条河流。关于这一点，我在上一篇《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中已有论证，这里就不重复了。

二、“长江”之称，最迟始于东汉，上游是今汉水

《初考》说: “六朝以后，才出现‘长江’这一名称，来代表整个干流。”就我所知，不仅六朝，至迟在东汉已有“长江”之称，而且当时的“长江”在今湖北省境内的一段，并不全同于今之长江，因而不能代表整个干流，也不能代表今湖北省境内的全部长江干流。《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云:

其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 “……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 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卷9)

同卷《鲁肃传》云:

肃对曰: “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 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高帝之业也。”

又同卷《吕蒙传》云:

蒙又密陈计策曰: “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①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曹)操? 何赖于(关)羽……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

这三条史料都告诉我们: “长江”之名，在东汉末、三国初期已在使用，则其得名，自当更早，至迟也在东汉时。还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段史料中提到的“长江”，其上游都是指汉水，这同西晋初年陆机(陆逊之孙)所著《辨亡论》中描述“赤壁之战”前曹操水陆大军沿汉水南下的情景，也可以相证。《辨亡论》上篇云:

……魏氏尝借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 锐骑千旅，虎步原隰……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见萧统《文选》卷53，或《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末，裴松之注引)

据《水经注·淯水篇》(卷31)及《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州襄阳县“邓塞故城”条，邓塞当在今襄樊市东北，唐白河下游近汉水处。由邓塞浮舟，“下汉阴之众”，则曹操水军主力显然是沿汉水而下。汉水亦称“江”，已见上文所考。上引《周瑜传》所说，曹操统率刘表的水师，“悉浮以沿江”。结合上引《辨亡论》所述，此“江”应即汉水。《鲁肃传》记鲁肃劝孙权“剿除黄祖，进伐刘表”。黄祖当时是刘表部下的江夏太守，据守夏口; 刘表则以荆州刺史坐镇襄阳。鲁肃为孙权策划先取夏口，再进军襄阳，是溯汉水而上，而鲁肃却说是: “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则此“长江”上游显然包括夏口至襄阳间的汉水。若再结合《鲁肃传》的后文所谓: “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来加以比观，则此“水流顺北，外带江汉”与“竟长江所极”应是一回事，从而更可看出: 此所谓“长江”，其上游实为汉水。《吕蒙传》记述吕蒙建议孙权夺取荆州的军事部署，其中“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之“江”亦是指汉水。这从《吴志·蒋钦传》(卷10)所记: “(孙)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可以得到印证。吕蒙自己则拟凭借蒋钦水军在汉水上的支援，而“前据襄阳”，随后他又建议孙权夺取关羽的荆州，从而“全据长江”。以此军事部署，并结合上述周瑜、鲁肃二传及《辨亡论》所记，可知吕蒙所谓“前据襄阳”、“全据长江”与鲁肃所说: “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所指实同。换言之，其所谓“长江”的上游也都指襄阳以下的汉水。

这样看来，三国时人所说的“长江”水道，并不全同于今之长江。当时人心目中的长江，其上游似不包括今长江的“荆江”河段，而是指的汉水(当然，这也不排斥今“荆江”河段在当时也称“江”或“长江”)。因此，似不能一看到古文献中的“长江”，就简单地与今之长江中下游主干道画等号。

三、唐、北宋之“蜀江”即南宋迄今之“荆江”

关于长江在不同河段的名称，《初考》已列举不少。这里再就现在的“荆江”河段在历史时期的名称问题，作一些补充。

今存隋唐至北宋记载中对现在的荆江河段都称为“蜀江”，而且比今之荆江河段(宜都县枝城至湖南岳阳市城陵矶)还长些。《隋书·崔仲方传》云:

……上书论取陈之策曰: ……今唯须武昌已下……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卷60)

《元和郡县图志》沔州汉阳县“鲁山”条云:

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卷27)

［案: 又“涪州”总序云:

武德元年立为涪州，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故为名。

又“涪州”总序引《四夷县道记》云:

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来，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鸡鸣峡，上有枳城，即汉枳城也。］

孙光宪(五代时人)《北梦琐言》云:

湘水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卷7“洞庭湖诗”条)

《太平寰宇记》荆州枝江县末条云:

蜀江，在县南九里。(卷146)

又，同卷松滋县“蜀江”条云:

在县北一里，源自宜都县来。

又，夔州奉节县“滟预堆”条云:

周回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卷148)

《宋史·五行志》云: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七月，复州(按: 州境在今湖北天门、沔阳一带)蜀、汉江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七月……复州蜀、汉江水涨。(卷61)(www.chuimin.cn)

这些材料都反映出: 上起三峡以西的奉节县，下至今武汉市的汉阳区龟山边，这一大段包括今荆江河段的长江，在隋唐至北宋初期，除了被通称为“大江”之外，又叫“蜀江”。却未见“荆江”之称。

“荆江”之名也出现了。但却非指今之荆江河段。唐代诗人肖颖士所作《登宜城故城赋》，前有序云:

丙申岁(按: 是唐玄宗天宝十五年，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避地襄阳，见召掌节度书记。陪幕府源公赴江陵作。

原赋开头几句是:

升彼墟兮，遐眺荆江，迩瞩樊沔，颓沲以隐……历墉而讯诸，乃楚鄢之遗城。(见《全唐文》卷322，亦见《湖北通志》，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影印精装本，页677，卷18，《舆地志十八》，古迹四，“宜城故城”原注引; 篇名则为《登故宜城赋》)

这里提到的“荆江”，在襄阳南，靠近宜城故城，可以“迩瞩樊沔”，显然是指汉水中游河段。

［案: 《汉魏百三家集·庾开府集》滕王宇文逌《庾开府集序》:“……即于荆江骤置文物，复为梁后主萧绎御史中丞……”

鲍照《吴歌》: “人言荆江狭，荆江定自阔。五两了无闻，风声哪得达。”(《汉魏百三家集·鲍参军集》之《吴歌三首》)另《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现在的“荆江”河段名称之见于今存记载，始于南宋时。《舆地纪胜》卷69，荆湖北路，岳州景物上，“西水”条引《岳州志》云:

荆江，六七月间，其暴涨，则逆流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南至青草，旬日乃复。亦谓西水……

又，同卷景物下，“洞庭湖”条引《风土记》云:

鼎、澧、沅、湘合诸蛮黔南之水，汇于洞庭，至巴陵，与荆江合。

《宋史·五行志》云:

(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五月，荆江溢，鄂州大水……江陵、常德、德安府、复、岳、澧州、汉阳军水。(卷6“水”上)

阴历五月只能是长江涨水之时(汉水还要迟些，多在七八月间)，所以这里所说“荆江”必是长江的荆江河段。上文列举遭水灾各府州大都在长江两岸，亦足为证。

自此以后，下至明清，“荆江”之名及河段范围就完全确定下来，以迄于今; 而“蜀江”之称，从南宋以后就很少见了，只在《元史·顺帝本纪》(卷42)还有过一次记载: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五月，蜀江..大溢，浸汉阳城....。民大饥。”这反映出这一名称已成残留状况。明清以后，终于湮灭无闻; 而宜都县枝城以上，则“川江”之名也取代了“蜀江”。

四、两处古“九江”地名探源

关于古代长江哪一段与“九江”有关的问题。《初考》只提到: “江西九江市附近支流纵横，故称九江。《禹贡》有‘九江孔殷’，指的就是这段河道。”似应对其他不同的说法也有个交待为好。

过去对《禹贡》“九江”地望的解释，大致有二说。其一即《初考》沿袭之说，主要以《史记·河渠书》(卷29)末“太史公曰: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及《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寻阳县原注: “《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的记载，作为基本依据。汉晋直到唐代，学者多依此说。其中又可细分为今九江市以北(古浔阳，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和九江市以南(鄱阳湖周围诸水)两种互有出入的见解。《初考》的提法盖亦不出此范围。

另一种解释则盛于宋代。根据《禹贡》本身所记“九江孔殷”在“荆州”域内，而今之江西九江市及其对岸(古寻阳)一带则属古“扬州”范围，疑其地域不合，于义难通; 进而据《山海经·中次二经》所记“洞

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 及《水经注》卷40末“《禹贡》山水泽地所在”所记“九江在长沙下雋县西北”等较古记载，而认为“九江”当在今长江中游，是洞庭湖周围诸水的总称。一时名儒如朱熹、蔡沈等多主此说。②

到清代，则两说并立，各不相下。较著者，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总序》，“洞庭湖”条)、胡渭《禹贡锥指》(卷7，荆州部分，释“九江孔殷”)都继承宋人之说。胡渭书中并总结前人各种解释，力驳汉唐之说，进一步补充了宋人论据。由于他是当时公认的《禹贡》权威，因而影响颇广。但后于此的著作，如乾、嘉间成书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则坚持汉唐旧说。近人顾颉刚亦主寻阳之说而又有新解。③1978年成书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页4～5，历史地名，“九江”条，列举以上两说(析而为三)，而倾向于寻阳之说。

江西九江市之说还可联系到秦之九江郡。《水经注·淮水篇》云:

淮水……又东北流，迳寿春县故城西。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庐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

庐江郡即寻阳所在。豫章于汉时设郡，境土包括今江西全省，秦人把这一带统称为九江郡，当有所本。看来至迟在战国晚期，这一带必已有“九江”之称。但另一方面，据上引《山海经》及《水经》所记，则荆楚内地之有“九江”而且为时较早，似亦难予否定。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推想: 很可能《禹贡》时期的“九江”原在上游的古荆楚内地洞庭湖区及江汉平原一带(据大量的钻孔资料，这一带不存在“跨江南北”的大云梦泽，而是以河湖交错沉积相为主的古代河道纵横之处，④正与“九江”含义相符。文献材料的考订，也得出同样的看法，对此，将另文详述)。以后秦兵拔郢，楚人大批东迁，就也把“九江”这个地名带到了东方，安在寻阳以南、诸水汇集的长江南岸(包括鄱阳湖区)地貌相似之处，从而形成了异地同名现象的又一个例子，就像淮河流域也出现了“郢”(寿春)、“荆山”、“马头”等故楚地名一样。日久之后，后起的地名日彰，而故地的原名则已趋湮灭，终于使后人误把今之同名地，当作古时的原址，造成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后果。这种屡见不鲜的、带规律性的情况，就是导致后人弄错古代同名之地确切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我们搞地名沿革变迁时，最需留意的问题之一。“九江”位置之出现二说，且各有所据，其根源或即在此?

但这还只是推想。这一问题现在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尚须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如“云土梦”、“敷浅原”、“东陵”、“洞庭”、“彭蠡”、“衡山”、“澧”、“沅”、“下雋”等的地望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定与探索，才能更有把握地确定《禹贡》“九江”的位置。这方面今后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努力。

注释:

① 按: 此“白帝”并非位于今四川奉节县之蜀汉白帝城，而当在三峡以东，孙吴境内。《三国志·吴志》卷13，《陆逊传》附《子抗传》所记: “(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都督西陵，自关羽(濑)至白帝”，亦可印证。

② 参阅蔡沈《书经集传》(世界书局《四书五经》本)页28～29《夏书·禹贡》“九江孔殷”注; 傅寅《禹贡说断》(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页57～59，卷2，“九江孔殷”句后引诸家之说。

③ 参阅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顾颉刚注释《禹贡》，页20～21，注［3］; 页23，注［8］; 页35～36，注［2］; 页41～42，注［1］、［2］。

④ 参阅蔡述明、官子和《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古云梦泽问题讨论之二》，见《海洋与湖沼》第13卷，第2期(1982年2月)。

[1] 本文曾发表于《地名知识》1981年第2、3期。这次修订，删去了第一部分中关于古文献中的“江”不专指长江的具体论证，以免与上一篇内容重复。此外还删去了一个可有不同解释而又牵涉较广的次要例证。其他亦略作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