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录》栏目的形态演变及其在公共新闻理论中的视角

《社会记录》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晚间10点30分首播的新闻栏目。节目开播以来，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观众的好评，主持人阿丘也从当初默默无闻的主持界新人成长为风格独特的著名主持人。《社会记录》栏目从平民视角出发，抒发百姓情怀，题材囊括“凡人小事，百姓民生”，在表现手法上大胆借鉴纪录片、戏剧、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特长和优势，并将其有机融合，形成了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呈现出别样的审美韵味。栏目的种种特点最终体现在其追求人文关怀这一鲜明的价值取向上。栏目制片人李伦曾经谈到他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时认为，“人文精神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持有对人对社会的关心情感，进而保持被这种情感驱动的好奇心，当然还有这种情感驱动的理性思维能力”。^[1]不难发现，《社会记录》自觉形成的栏目定位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公共新闻理论不谋而合。从“公共新闻理论”的视角中观照这档栏目更利于我们理解节目的本质及其在中国电视新闻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另外，《1860新闻眼》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电视界引入“公共新闻”理念的标杆栏目。学界普遍认为，这档栏目是对日趋走向低俗的民生新闻的提升，具有示范意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电视公共新闻的讨论也都围绕这一栏目展开。事实上，“公共新闻”在中国电视领域的发展不应该限于一种形态。以开播更早的《社会记录》为例，尽管栏目并未直接喊出“公共新闻”的口号，但无疑已经折射出的“公共新闻”的部分理念，对这一类栏目的关注可以为我们提供中国电视公共新闻发展的新思路。

（一）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电视实践

1988年总统大选之后，美国社会充斥着对于政治及新闻界的批评声，投票率创下新低。民众认为竞选活动已经退化为一些空泛的口号和露骨的广告。而媒介的竞选报道只热衷于捕捉竞选活动及候选人的言论和私生活，对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却缺乏深入持续的报道。这场危机引发了新闻界的反思，而反思的成果便是被认为是美国新闻学继“党派新闻学”和以寻求社会信任为特征的“现代新闻学”以来的“第三次革命性思潮”——“公共新闻”。这场主要由报纸倡导的新闻运动，旨在通过“发动公众参与、共同探讨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报道方法，对贴近公民生活、关乎公民切身利益的新闻进行报道，重新唤起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使媒体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被公认为是“公共新闻”运动学术领袖的Jay Rosen教授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2]。

产生于美国本土的公共新闻理论由于其显见的积极意义，也影响了美国以外一些国家的新闻观念发展。在中国，随着2004年蔡雯教授《“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一文的发表，“公共新闻”的概念进入国人视野，并几乎同时就有了来自实践领域的呼应，这就是2004年10月在江苏卫视开播的“1860新闻眼”栏目。它正式打出“公共新闻”的招牌：“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此前三四年时间，电视民生新闻以强调平民视角、关注民生内容、为民代言、为民服务这些与公共新闻有共通之处的姿态进入观众的视野，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新闻节目形态。但在《1860新闻眼》播出之前，成泛滥之势的民生新闻已经逐步流露出低俗化的倾向。学界在评价《1860新闻眼》的意义时往往对其寄予厚望，也不吝赞美之词，认为“从以普通市民的视角关注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解读市民经济生活的‘民生新闻’，到为公众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塑造公民的公共意识以及协调公共生活的‘公共新闻’，这是对传统社会新闻的又一次革命，是我国新闻传播理念的又一次创新实践”^[3]。诚然，《1860新闻眼》意欲对当下的民生新闻做出提升，注重社会人文关怀意识，特别是对江苏省“公推公选”活动的直播，展示了媒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其“系列新闻模式”也契合了公共新闻提倡的对问题长期关注的理念。但是，从其常态的新闻实践来看，迎合公众、追求轰动效应、肤浅化的处理新闻素材等民生新闻的弊端并未完全消除，这不免让人遗憾，“公共新闻”的概念被热炒之后并未有实质跟进。

事实上，公共新闻理论认为公共新闻的运作是建立在较高层次上的媒介自觉行为，不仅要求媒介自身的软硬件条件高度发达，更要求有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毋庸讳言，当下国内的传播环境，离这样的理想状态还有一定距离。媒介改革尚未触及核心，专业素养缺失等问题，使得媒介在谋求政治要求与公民需求的平衡时显得尴尬。因此从宏观环境来看，公共新闻在当下中国的真正勃兴尚需时日，照搬美国的公共新闻理论只可能停留在形式大于内容的阶段。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记录》虽然没有正式提出“公共新闻”的定位，但却将“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渗透到每一期节目的出发点，用符合中国观众审美习惯却不媚俗的方式进行呈现，用一种温和踏实的态度推进中国公共新闻的进程，这样的努力值得关注。

（二）《社会记录》中的公共新闻意识

Rosen教授提出的“公共新闻”包括了四点基本诉求：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媒体商业的消费者或受众；帮助本地区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眼看着它被破坏；帮助改善公共环境，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4]“发现社会的准状态，努力为观众提供参与和判断的可能”，“把新闻还给新闻当事人”，“要为生活中的人做节目，不要总为准备开始生活的人做节目”等，这是节目制片人李伦在谈及栏目出发点时的表述^[5]。不难发现，栏目在新闻意识上与公共新闻理论所倡导的新闻观念有着或隐或显的相似。可以说正是这种公共新闻意识的真正渗透，使得《社会记录》在新闻选材、处理视角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民生新闻或社会新闻的独特性。具体而言，这种公共新闻意识可以体现在“百姓故事”和“平民视角”两个层面。

从题材角度来看，《社会记录》的大部分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百姓故事”这一题材上。笔者对200期节目做了题材统计，这一类题材有159期，占了所有题材总量的近80%。在《社会记录》的舞台上，有大学未读完就开始创业的清华才子；有为命运捉弄流浪街头、以拾破烂为生的城市贫民；有奔波于战火中、用摄像机记录下珍贵历史瞬间的战地摄影师；有改革中命运一波三折的国企老板，他们的不同境遇和生动曲折的生活历程，都展示出多彩人生的平凡与不凡、卑微和高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凡人小事，《社会记录》在保持其开阔视野的同时，也有着其独特的选题标准。标准的第一层次是“新”和“奇”，如《彼岸》讲述的是一名出逃两年的抢劫犯因为偶然看到报纸的排忧热线，主动与记者接触，最后在记者的帮助下自首的故事；《责责快跑》记录了一个少年从江西南昌骑自行车到达西藏布达拉宫的特殊经历。这些奇闻轶事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在观众中间，和电视观众一样的平凡普通，但各自却有着特殊的经历。这一层次的选题标准，除了满足新闻价值中“新鲜性”的原则，也是“公共新闻”贴近公民生活原则的体现。如果说栏目对新闻事件“新”、“奇”程度的要求是所有新闻节目的共同追求，那么体现《社会记录》公共新闻意识的是这第二层标准，也就是栏目特别注重题材在“以情动人”和“引人深思”这两方面的可挖掘性。可以说栏目在提供给观众“新、奇”的表层感受之后，更主要的目的是引发观众的参与感和介入感。

如果说对题材的独特要求是《社会记录》公共新闻意识的流露，那么以平民化视角处理这些素材则是这种意识的进一步体现。事实上，视角与选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社会记录》的题材内容就是其创作人员“视角”的体现，有了某种视角，才会在浩瀚的生活海洋中发现他们认为值得报道的精华，而确定了报道内容以后，以怎样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则是节目深层策划的关键点。在央视网站一项关于《社会记录》栏目的调查问卷中，投票的1 502位观众中有58.12%表示最愿意在节目中看到独特的新闻视角，列所有选项之首。在关注平民百姓、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时，相较一般的社会新闻或民生新闻，《社会记录》更关注小人物的精神境遇。例如关于大楼清洗人的故事，节目既讲述了个人的创业美梦，又提供了全国各地洗楼人的工作背景以及几起坠楼悲剧。在讲述这些故事时，《社会记录》的关注点不在于坠楼事件本身的惊心动魄，而更着力于表现大楼清洗工的“梦想”即精神领域，也表达了栏目对这些寻梦者的殷切祝福。《社会记录》体现了对“人”的关注和尊重，其间人物性格明显。观众看过一般民生新闻以后，往往只对新闻事件留有印象，而《社会记录》镜下的人物，都展示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性。在关注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时，《社会记录》给予观众复合性的感受，这种感受来源于“平民化视角”这一努力遵循的基本原则，因为它意味着平等、亲切、对人的尊重。采取“平民化视角”，能充分显露出生活本真，鲜活地再现生活本来面貌。不是居高临下，也不是先入为主，而是平等的与观众一起探索未知世界，不再脱离生活，而是直接让生活本身来说话，让观众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积极的思考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闻栏目，《社会记录》中也不乏对名人大事的报道。但即使是关注名人，栏目仍然从“平民化视角”出发，从而从侧面揭示鲜为人知而具备亲和感的事实。栏目在处理“名人大事”的题材时，往往从以下两个角度切入。一是普通人如何看待名人。栏目往往从普通人的视野出发，勾勒出平民百姓眼里的名人形象，评价名人大事时，也首先考虑百姓的立场。在《赖昌星还能赖多久》一期中，节目从普通人很有可能产生的疑问出发，即明明他有罪，但却为何至今仍未归案，反而可以心安理得的生活在另一个国度里呢？顺着这个疑问，节目向观众介绍了由于各国法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一些程序上的问题影响到了对赖昌星的逮捕，最后阿丘的一番点评代表着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期待。“你看，从赖昌星到今天的红色通缉令，我们在不断地探索和学习着，维护我们的尊严、争取我们的权利的方法，相信理智和合作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战胜贪婪和腐败，毕竟正义是我们人类共同要捍卫的理想”。二是着重表现名人身上普通平凡的一面，即他作为和全体观众一样的人的情感和境遇。在表现大事时也善于“以小见大”，更注重普通人在大事里的悲欢离合。例如《37度2》反映的是“非典”时期，一对恋人之间的真实情感，从另一个侧面让观众理解了“非典”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得巨大。《笨小孩》是追忆已故明星柯受良的一期节目，节目向观众介绍了他较为坎坷的经历，以及特技人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社会记录》对重大事件和名人生活的展现之所以不落俗套，就在于记者能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独特的题材和视角，及时捕捉富有表现力的言语、行动、细节、场景，在后期编辑中精心选择，组织材料，使作品突破一事一物的局限。(www.chuimin.cn)

公共新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责任理论，即新闻媒体应体认自己的公共价值，强化媒体的社会公器定位，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发挥自身的公共功能。公共新闻试图让受众得以扮好公民的角色，善尽公民的责任，强化新闻工作者的“参与者”角色。《社会记录》选题和视角的出发点从根本而言正体现了一群有责任心的媒体人的良知。

（三）《社会记录》中的公共新闻报道手法

对“公共新闻”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公共新闻”事业卷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以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出现，这严重损害了“客观报道”的本质。李良荣教授也认为，公共新闻一开始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盲区——动摇了客观性原则。“整个新闻媒体是建立在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客观性原则作为新闻媒体的生命线，对它的任何非议都势必引起新闻界的强烈反弹。正是这一点，于是这公共新闻学难有大的作为。”^[6]对此，Philip Meyer教授提出，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需要更新，传统的新闻报道一般是强调结果的客观，而“公共新闻”则更加重视方法的客观，因为方法的客观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的客观，这已经被那些采用数据研究方法进行新闻报道的记者们所认识和接受。与西方客观调查式的新闻报道传统不同，《社会记录》对公共新闻报道手法“客观性”的理解十分独到，它将最能客观反映现实的“真实记录”手法与符合中国观众传奇情结的“戏剧故事”相结合，再加上个性鲜明的主持人阿丘，于是呈现出了个性化的表达策略。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而真实性在不同报道手法中的差别却极大。生活现象、事实原貌是真实的基础，即讲究“真境”。除了真境以外，还包含“真情”和“真理”等深厚层面的真实。“境”在《社会记录》中表现为视听事态、动态、人的喜怒哀乐和各种因素构成的氛围。栏目从根本上就是运用这种具有规定纪实性的影像来传递信息、表达思想、反映生活的。栏目继承了电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与经验，呈现出可贵的记录品格。《社会记录》中要说的理也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两个方面。客观现象都在说明某种道理，或隐或显或明或暗的理，然而产生于“境”和“情”的理又是纪录手法最佳的美学效果。《谁来成全爱》一期中，主持人阿丘先用简短的几句话交代老人寻找到自己的配偶后心理与生理上的变化，甚至举了几个事例加以说明，接着便介绍节目的主人公——张大爷、华大妈，由于二人老来丧偶，又性格、脾气相投，准备再成家，但双方的儿子都有自己认为合理的理由：张大爷的儿子认为父亲应该等母亲三年孝满后再考虑，况且华大妈有白内障，弄不好又给自己添负担；华大妈儿子则认为，自家楼上楼下找老伴儿的结果都不好，担心母亲会吃亏。顺着阿丘的讲述，人物的性格、命运都已为观众所掌握，尽管老人继续来往，儿子仍然反对，但观众对结局也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阿丘在节目的结尾公布了有关老人再婚情况的调查数据，又使节目上升到一个完整和趋于理性的高度。

纪录手法在还原现实生活这一点，有着其他拍摄手法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如果在20分钟的栏目时长内，过分依赖纪录手段，便往往让人感觉冗长乏味，尤其是在晚间10点05的时候，要想打消人们的睡意，仅仅依靠记录手段是不够的。《社会记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戏剧元素与纪录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观众讲述了一个个真实而又精彩跌宕的故事。《社会记录》对“故事性”的强调首先体现在结构方式的戏剧化。《社会纪录》的结构方式较之于其他新闻专题节目而言显得非常丰富。节目惯用的有以下几种结构：1.单线式，话题式，开放性，封闭性。并且几乎每一期都注重悬念的设置，讲究“起、承、转、合”。《社会记录》是封闭性叙事和敞开性叙事并用，有的节目往往把事件完整地交代给观众，采用的是封闭性的叙事结构，而另外的敞开性叙事节目中观众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也同时是事件的交流者，作品的结构与结尾不是编导给定的，而由观众自己去补充、发展、解答，这样就与观众达成了心灵的沟通。除了运用戏剧的结构形式，《社会记录》的语言较之其他新闻节目而言也极具特色，主持人的串联、评点自然亲切，让人喜闻乐见。一些话语看似信手拈来，不费力气，实际却是锐意磨砺的结果。这些评点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中国叙述文学的传统，从《史记》的“太史公曰”到“三言二拍”的首尾评说，再到《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都与这组节目在总体形貌和根本精神上一脉相承。但将文字载体转化为影像媒介，更能够明白晓畅，发人深省。2.多“问句”：一般来说，每一期《社会记录》中都有五个以上的问句，有些问句恰恰是设置悬念、承上启下的关键句点。下面是《牢笼》中的一些富有代表意义的问句：“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先给您看一个地方。铁门，铁窗，铁笼，铁锁，铁链，冷森森让人觉得可怕！铁门的下面，留有一个小小的口，那是往里送饭、往外端大小便的地方。如果把一个人关在这里边，和关进监狱有什么区别？”“儿子郑光远的这根手指曾经被生生的剁下来过，剁下它的，也正是郑光远自己。为什么？犯毒瘾了，难受，受罪？”光看这些问句，就已经勾起了人们的收视欲望，吊足了胃口，这样的经常用在“说书”中的问句形式配上主持人阿丘的特殊风格，实在是栏目在叙述语言上的亮点之一。3.多感叹：传统的新闻节目忌讳将记者的主观感情流露在报道中，新闻与抒情似乎是毫无关联的。然而在《社会记录》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主持人对一些事情发出感叹，这样的感叹更富有人情味，因为其用“平民化视角”平视生活，这样的感叹通常都不失偏颇，反而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拉近观众和栏目的距离。《社会记录》除了在结构上和语言上吸取戏剧形式的精华，还在其他一些细致入微的环节，对戏剧元素进行巧妙的借鉴。首先是道具的运用。有观众说阿丘像个“说书人”，阿丘面前的桌子也像“说书人”的桌子，有时根据节目需要，这张桌子上会摆放上一些小道具，以增添情趣。在《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一期关于情人节话题的节目中，阿丘在最后突然拿出一束玫瑰花，幽默地说自己也要去约会了。试想干巴巴地讨论了一晚上的情人节和玫瑰，但少了最后那束玫瑰道具的点缀，节目一定会失色许多。其次，在画面上附载历史资料、图表、模型、示意图和古诗词等形式，也使现场信息更具有理性的概括和知识的补充。再次，节目在情绪需要的时候经常使用音乐、音响。应该说在新闻节目中运用音乐元素也不是常见的做法，但细细分析，使用音乐并不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及其他重要原则，相反却是对新闻业务的新的尝试，在适当的时候加上音乐，更加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给人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生活在别处》讲述的是一对在网恋中迷失自我，不得不分道扬镳的夫妻的故事。在结尾处，其运用了丈夫亲自演唱的一首妻子最爱听的歌，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全片更富有韵味。

主持人是电视节目与观众之间的桥梁，是电视还原人际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主持人水平如何常常直接影响到观众对节目的接受程度。在央视网站《社会记录》的观众调查中，1 453位观众中有78.32%认为“主持人阿丘很棒”。事实上，阿丘是《社会记录》的一大亮点，阿丘的主持风格是栏目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阿丘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的讲述者，最大的任务就是将故事讲好，因此“说书人”的风格定位由此而生。“阿丘腔”“阿丘样”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独特魅力，那就是“亲和力”。阿丘在节目主持中的亲切平和、幽默风趣，有效地融洽了受众与栏目的关系，使受众在心理上与主持人形成老友般的默契，从而成为该栏目的忠实观众。主持人在言谈举止中体现出来的亲和力、智慧、个性与风格，成为向观众传递信息的最佳桥梁。其实大部分时候，阿丘的看法与他的喜怒哀乐就是我们常人的看法和喜怒哀乐，许多的思绪与情愫压在心里，被他这么一说，倒有“吐之而后快”的感觉，所以有时候看《社会记录》不免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之感。

阿丘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新闻节目还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陪着观众一起去关注，和观众一起去思考，一起去发掘事件的发展，一起得出结论，再不是用自己的思考和意识去指挥观众，用自己的“想当然”给节目定论，不是再一次地感叹社会的忧亡、人间的不公，而是客观理性地去对待，真诚踏实地去了解。

回顾西方近一个多世纪来新闻传播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公共新闻”理论及其新闻实践是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反思和纠正的一种表现，这种思考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美国大众媒介一系列实验性的新闻传播活动，目的在于探索媒介在公众生活中扮演新角色的可能性和实际效果。这种探索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社会记录》可以看做是我国电视界的参与这种探索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