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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演变

【摘要】:以《实话实说》的开播为标志,从1996年到2002年是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诞生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崭新的形态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迅速地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和追捧。“谈话”的独特性质决定了电视谈话节目对主持人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电视谈话节目最早起源于西方,称为“Talk Show”,引进中国后被翻译为“脱口秀”。在中国,这种节目形态最早为观众所熟悉缘于中央电视台1996年开播的《实话实说》栏目。这档在中国电视节目史上十分重要的栏目,不仅使主持人崔永元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更引领了一批节目的模仿,使得谈话观念成为中国电视节目形态中重要的一种,开启了中国电视的谈话时代。

(一)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类别与特征

有学者认为“‘脱口秀’的意思是指‘脱口而出的谈话表演’。这种脱口而出、现场即兴发挥的特点正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的魅力所在”[22]。还有学者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间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等的口头传播引入荧屏,并将这种传播方式本身直接作为节目的内容元素和形式元素的社教类电视节目形态”[23]。第一种解释,强调了电视谈话节目的特征是“现场即兴”;第二种解释则更为详尽地阐释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机制,认为其将人际传播的口头传播形式引进电视节目。当然,今天的电视谈话节目内容已经超越了新闻话题,扩展到娱乐、经济等其他领域,但第二种解释对电视谈话节目发生机制的理解还是较为准确的。

从最初以社会热点、新闻话题为主要题材的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走红到今天,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已经走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其间谈话节目的类别在不断拓展,节目形态也日渐丰富。电视谈话节目分类的标准有很多,可以根据受众类型不同分为女性谈话节目、老年谈话节目等;可以根据嘉宾身份性质分为明星谈话节目和素人谈话节目等。在这些不同的标准中,最重要的分类方式应当是按谈话内容的不同将其分成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娱乐类谈话节目、情感故事类谈话节目等。

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以新闻事实为谈话题材,一般而言会邀请新闻当事人或有关专家学者作为谈话嘉宾,为观众提供关于新闻事实的思考与评论,这类节目的典型形态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江苏卫视的《时代问答》等,谈话嘉宾往往会对近期发生的社会热点新闻或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进行解读,为观众提供具有深度的观点与见解。娱乐类谈话节目则以娱乐圈的热点话题为主,或者邀请娱乐明星作为嘉宾,讨论一些轻松愉快的生活话题,这类节目的典型形态如《超级访问》《康熙来了》等。而情感故事类谈话节目则以“故事”为主,谈话嘉宾既可以是普通人,又可以是名人,通过嘉宾的讲述使观众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和逸闻趣事,这类节目的典型形态如《鲁豫有约》《艺术人生》等。

无论是哪种题材的谈话节目,其节目形态都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第一,电视谈话节目的节目主体由“话题”构成,主要的呈现形式是嘉宾的言论。节目策划者事先拟定一个或多个话题,嘉宾与主持人围绕这些话题进行讨论或讲述,一般而言,谈话节目的主要发言者是嘉宾,主持人起到串联、提问或总结的作用。第二,电视谈话节目的形式还原了人际传播中的对话和讨论,是具有现场感和亲和力的一种节目方式。当然,电视谈话节目不是生活中真实谈话的忠实记录,应该说他只是营造出了一种谈话的氛围,嘉宾与主持人的谈话是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的,通过后期剪辑,谈话内容是精彩片段的呈现。第三,谈话节目的言论具有即兴感、灵动性,一般而言,电视谈话节目只有大体的话题设置,没有事先安排的脚本,因此嘉宾的言论具有偶发性和现场感,言论的精彩与生动正是电视谈话节目的魅力所在。

(二)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困境与创新

自产生后的二十余年以来,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起伏。以《实话实说》的开播为标志,从1996年到2002年是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诞生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崭新的形态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迅速地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和追捧。电视观众第一次在电视荧幕上感受到了真实自然的交流,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都能充分地讲述各自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电视谈话节目对制作的要求并不高,节目成本也较易控制,因此《实话实说》的走红招来了很多模仿者,根据统计,“至2001年5月我国电视谈话类节目已有179个”[24]。而在2002年之后,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速度明显减缓,新鲜的节目形态在这一时期已经司空见惯,由于没有更多的创新元素的加入,许多曾经创造了高收视率的节目如《实话实说》《艺术人生》等陷入了自我重复,收视率与口碑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最为典型的便是《实话实说》在经历了主持人几次更迭之后,于2009年停播,而《艺术人生》原本以真情打动观众的长处,也遭受了过度煽情的负面评价。尽管当下的电视荧屏仍有相当数量的电视谈话节目存在,但电视谈话时代已被真人秀时代所取代,电视谈话节目的高峰已经成为过去。

总结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衰,其走下坡路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谈话内容日趋同质化。如果说更换主持人是《实话实说》走向下坡的表层原因的话,那么话题的贫乏与平淡则是栏目衰亡的最本质原因。与《实话实说》类似,其他谈话类节目收视低迷的原因本质上也是由话题的局限和谈话内容的雷同导致的。尤其在一些情感故事类谈话节目中,嘉宾讲述的故事都大同小异,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同一组嘉宾往来于不同电视台的不同谈话节目中。

其次,节目形式的一成不变也是导致观众审美疲劳的重要原因。谈话节目的基本模式是人与人的对话,由于节目模式较简单,一般来说谈话节目的演播室现场布置都十分类似。雷同的话题加上类似的形式,收视效果不言而喻。(www.chuimin.cn)

最后,缺乏具有个性的节目主持人也是谈话节目衰退的原因。谈话节目的灵魂在于人,而在节目所有的参与者中,主持人的作用无疑是最关键的。“谈话”的独特性质决定了电视谈话节目对主持人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如果说其他类别节目的主持人可以通过台下的准备来应对节目录制时的各种状况的话,那么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则更倚重于深厚的内涵积累和机智的临场应变。在谈话过程中,节目主持人是话题的引导者,节奏的把控者,他既负有激发嘉宾表达欲的职责,又要在恰当的时候给予恰当的回应或打断,为谈话内容的详略把关。

面对这些困境,一些新近的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意识到了必须有所突破,在节目的内容及形式方面作出了相关调整与探索,为我们思考电视谈话节目的突围提供了讨论范本。

首先,在谈话议题的设置方面,一些谈话节目注意到了话题的时代性和贴近性。如节目内容有相当多涉及了现实民生,对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做出了批判和讽刺,这些切中百姓心理情绪的话题自然能吸引观众的关注,引发观众的共鸣。

其次,一些谈话节目注意到了形式的更新,在谈话形式之外融合了“真人秀”等其他受观众欢迎的元素。“谈话节目强调真实,真人秀节目突出纪实性,真实是二者在内容要求上的相同之处。在表现形式上,谈话节目突出‘谈’,真人秀侧重‘秀’,形式服从于内容,‘秀’完全可以融于‘谈’中。”[25]由于谈话元素和真人秀元素内在的契合,因此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加入一些真人秀片段,既丰富了节目的形式,使节目更生动、更具观赏性,也拓展了谈话节目的展示空间。如辽宁卫视的《有请主角儿》便很好地将真人秀与谈话做了结合。

(三)关于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思考

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电视节目的形态,更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文化现象,从文化学视角考察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衰同样富有意味。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电视节目的传播模式基本属于“我播你看”。观众被认为是被动接受的一方,传播者具有一种天然的教化者和精英的立场,电视传播活动多多少少都具有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电视的主角是领导人和专家、明星,普通人只作为配角或背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话实说》的出现使观众耳目一新,这种新鲜的感受不仅来自于节目形态的新鲜,更在于节目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是观众十分渴望但却长久以来缺失于电视传播环节的一种关怀。“《实话实说》不仅提供了一个让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美,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26]在《实话实说》的舞台上,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位“其貌不扬”的主持人,他以平民的姿态和身份与各位嘉宾做平等的交流,时而自嘲,时而打趣一下嘉宾,就仿佛是邻家大哥与街坊聊天的场景。《实话实说》的嘉宾选择,主要也由平民构成,与之前电视言论类节目给人的“官方论坛”“专家论坛”的感觉截然不同,《实话实说》营造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自由平等的氛围,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公共空间。

谈话节目的话题演变折射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实话实说》的话题选择中,涉及了很多关乎民众生活的内容,如网恋话题,《婚姻法》的修订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等,包含了特定时代伦理道德以及主流价值观的展示。可以说,这档节目肩负了引领正确舆论导向,引导主流价值观的职责。在《实话实说》之后,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更多具有娱乐价值的话题成为电视谈话节目的主要内容。如2001年播出的娱乐访谈节目《超级访问》,嘉宾一般来自于文艺界,话题也十分轻松幽默,观众在观看这个节目时几乎可以从头笑到尾。

此外,谈话观念不仅存在于电视谈话节目中,还成为此后各种电视节目形态兼容的一种形式。以大型婚恋节目《非诚勿扰》为例,尽管这是一档电视婚恋真人秀,但显而易见节目中主持人孟非,点评嘉宾乃至男女参与者的精彩言论和即兴反应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甚至在很多时候,节目吸引观众的卖点便是参与者引人注目的言论所制造的话题,如有一位女选手说:“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这样极具争议的言论引发了全社会对婚姻实质、金钱观、爱情观等问题的热烈讨论。这样“三观不正”的言论在过去是不可能在电视媒体上出现的,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这位选手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十分坦然地说出自己的感情观与婚姻观,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