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节目：娱乐真人秀时代到来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纵观当下世界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真人秀的地位独占鳌头，几乎所有的现象级娱乐节目都是真人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其他电视娱乐节目也具有游戏性，但就规则设定的灵活，游戏方式的多变而言，没有能超出真人秀这种形态的。当然，过度商业化也给电视真人秀带来不少负面的伦理争议。

在西方，真人秀节目被称为“Reality TV”。这种节目形式流传到国内后，学界一般认同尹鸿教授提出的看法，即“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是对自愿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的记录和加工”^[14]。在真人秀节目出现之前，电视节目可以分为真实性节目和虚构性节目，这两类节目之间可谓泾渭分明。而真人秀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具有独特的魅力。从本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算起，发展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与一般节目形态往往流行三到五年不同的是，电视真人秀在当下仍然是炙手可热的娱乐形态，并且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收视高潮。当下的娱乐节目，几乎都离不开“真人秀”的元素，这种节目形态之所以能成为电视娱乐界的常青树，与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密不可分。

（一）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传播学思考

《幸存者》《老大哥》等节目大获成功后，善于模仿的电视界立刻刮起了真人秀旋风。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旋风一刮就是近二十年，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纵观当下世界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真人秀的地位独占鳌头，几乎所有的现象级娱乐节目都是真人秀。有学者认为“真人秀节目营造了一种民主、真实的参与气氛，使观众们乐此不疲”^[15]。有学者认为“电视真人秀节目囊括不同题材，运用尽可能丰富的表现手法，吸引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和观看者，成为一种显赫的‘超节目’”^[16]。这些学者们都从各自的视角阐释了电视真人秀凭借独特魅力长盛不衰的原因。

第一，电视真人秀表达手段丰富，兼具真实与虚构的双重魅力。一般来说，非虚构类的电视节目包括新闻、访谈、纪录片等形态，将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直接播出或经过剪辑后播出；虚构类节目则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等文娱节目等，是电视将演员按照事先设定的台本进行表演的情景进行录像播出的形式。这两个类别的节目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前者具有真实性和纪实性，后者则体现了创作性和表演性。

在真人秀节目中，尽管由于镜头的存在，人物的表现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表演性，但所有参与者并不是以“角色”的身份参与节目，而是以自己的身份“本色”示人。当然，参与者们的表现与镜头背后的现实生活又不是完全一致的，当他们置身于节目设定的规定的情境中，被安排去完成某种确定的目标，他们的行为受到规则和情境的限制，这种“本色”的表现因此又具有某种表演性。在情节和悬念设置方面，也体现了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结合。由于规则和情境是事先安排的，因此推进情节发展的基础是假定的，但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又充满着偶发性和不可预知性，其开放的结局也体现了过程的真实性。而在表现手法方面，真人秀的基本形态是纪录片式的，往往采用多机位、全方位的跟拍来记录选手的行为，捕捉细节和情绪的起伏。许多西方的真人秀节目甚至会24小时跟拍选手，乃至其最隐秘的在厕所及浴室的行为都会被加以展示。从这个角度来说，真人秀节目的纪实性是很强的。然而，这种记录与真正的纪录片又是不一样的，真人秀节目强调通过后期的剪辑对前期素材进行戏剧化的处理，真人秀节目的剪辑手法借鉴了很多虚构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对比、夸张、交叉、闪回等蒙太奇手法来突出矛盾，形成高潮，加入动画、特技也十分常见。真人秀的节目节奏明显快于非虚构作品，观赏性更强。尹鸿教授在其论文中对真人秀节目虚实相生的独特审美特点做了清晰明确的阐释，具体要点见下表：

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17]

第二，电视真人秀的情境充满变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众的游戏心理。“游戏”是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概念，1938年，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将游戏定义为“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18]。作为人类文明中的本质属性，游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伴相生。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选手们进行的正是自愿按照节目设置的规则，“借助各种器物，通过身体运动和心智活动模仿并探索周围世界而获得快乐体验的社会性活动”^[1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其他电视娱乐节目也具有游戏性，但就规则设定的灵活，游戏方式的多变而言，没有能超出真人秀这种形态的。在真人秀节目兴起的近二十年中，至少产生了才艺选秀类、野外生存类、职场竞争类、益智游戏类、婚恋情感类、角色交换类等不同类型的节目，每一种类别又因各个节目环节设定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具体形态。

第三，电视真人秀满足了受众的“窥视”心理，是一场媒介商业化狂欢。“窥视”心理是人的本能，但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下，人们的这种心理本能被压制和管束着，当人们进行“偷窥”行为时，内心是承受不安与负疚的。而电视真人秀堂而皇之的将选手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暴露于镜头下供观众观赏，观众满足“偷窥”心理的同时又摆脱了道德的束缚。“在消费社会，电视节目的生产主要是用来满足消费者需求，赢取更多的观众。”^[20]在真人秀提供的秀场上，节目策划者营造各种利于“窥视”的情境，节目参与者知晓并自愿被“窥视”，观众最大限度地释放了自己的“窥视”欲望，最终形成了一场商业化的媒介狂欢。当然，过度商业化也给电视真人秀带来不少负面的伦理争议。电影《楚门的世界》表达了对影视文化中“窥视”他人，“消费”他人现象的批评与反思。在现实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设置中，也屡屡有各种失范的现象发生，如在西方大热的《乌托邦》《老大哥》等节目中，选手们最隐私的生活细节，甚至身体亲密接触的情节都被记录并播出，从长远来说，这些一味追求盈利而无视人类基本伦理底线的做法无疑具有极其消极的社会影响，值得我们警醒。

（二）中国电视真人秀的发展状况(www.chuimin.cn)

由于国情和文化的差异，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真人秀大潮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21世纪初，广东电视台制作了我国的第一档电视真人秀《生存大挑战》。此后，湖南经视制作了《完美假期》，浙江卫视制作了《夺宝奇兵》等节目，但这些节目在当时不但没有获得成功，甚至有些引发了争议，有些被广电总局叫停。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调整后，2004年拷贝自《美国偶像》的《超级女声》成为我国电视真人秀历史上第一档大获全胜的节目，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开启了电视选秀时代。

正如此前同样由湖南经视制作的《完美假期》备受争议有其必然性一样，《超级女声》的成功也并非偶然。此前我国的电视真人秀以国外的野外生存类节目为模仿对象，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还是存在着技术呈现不到位、受众接受不畅等问题。而《超级女声》的原版是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将其中“海选”不设门槛，评委点评犀利热辣的特点吸收进来。从2004年5月开始直到9月总决赛，这档历时4个多月的节目经过“海选”、进阶阶段的铺垫与积累，最终在总决赛时达到了收视高潮。

在“海选”阶段，栏目除在武汉赛区设定了选手年龄的下限是16周岁以外，在长沙、南京、成都赛区都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是热爱唱歌，乐于参与的女性，都可以凭户口簿前来报名，节目组不要求选手提供自己的背景信息，也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样的赛制安排吸引了近五万女性选手报名，她们在没有话筒，没有伴奏以及没有其他任何辅助设备的情况下在一块略显简陋的宣传牌前向三位评委演唱一段落歌曲。大部分选手的演唱是无法完整完成的，因为“毒舌”的评委往往在听了没几句之后便会按铃示意停止，并进行批评甚至是讽刺。与传统的歌唱比赛不同，在《超级女声》的海选舞台上，观众并非怀着一种“审美”的心态欣赏选手的表现，选手们素颜清唱，这里没有太多美女，甚至没有太多动人的声音，有的只是原生态的朴素和自然，无论什么唱法，无论什么风格，无论什么水平，每一个参赛选手都怀着热情在这个甚至称不上是正经舞台的一方小小的空间里坦然的展示自我。南京电视台十八频道，原本是南京本土一个弱势频道，正因为其是《超级女声》南京赛区海选的播出平台，才迅速成为众人关注的热门频道。栏目在“海选”阶段呈现出的异质性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也暗合了21世纪初国人彰显自我、解构权威的时代心理。

经过“海选”后，在节目的进阶阶段，由观众短信投票决定选手从50进20，再进10，直至最后每个赛区选出3强，再参加在长沙举行的年度总决赛。在总决赛阶段，观众的短信投票仍然是决定选手排名的重要因素，这些选手原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成为从海选的简陋场景进入流光溢彩演播厅的电视明星，推进和决定她们命运的重要环节是每一位观众的意见，可以说观众在享受比赛的同时更享受的是“民意决定明星”的存在感和话语权。

《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引来了无数跟随者，一时之间“草根选秀”类节目遍布大江南北。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都是当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节目。2007年，广东电视台正式开办了我国的第一个真人秀频道，观众可以通过这个频道全天候地观赏到这一风靡世界的节目样态。此后，我国电视真人秀的题材进一步拓宽，西方电视真人秀的热门题材基本都有了国内版，除了才艺选秀之外，还涉及了职场、野外生存、亲子、婚恋等题材。参加节目的选手也包含了“草根”“明星”“草根＋明星”等多种身份。真人秀节目从数量和影响力上来说都成为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形态，甚至有泛滥成灾的倾向。目前，我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大量同质化的节目引发了无序竞争，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超女”火爆后，在几年内就有20余档类似的节目出现。使得像《超级女声》这样制作已经非常成熟的节目无法按照一般规律走完由盛而衰的正常周期，而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迅速淹没。这种对文化产业资源的消耗也同时消耗了观众的审美新鲜感，在海量选秀节目充斥电视荧屏时，观众的收视兴趣已经很难被调动。

第二，无序竞争进一步引发了节目为博取高收视而不惜降低文化品格、庸俗炒作、一味依赖明星等问题。竞争的加剧使得真人秀节目在内容上无法体现创意与策划的独特优势，许多节目只得打明星牌，比拼的不再是节目环节设计的精妙和内涵的独特性，而是谁请到的明星更大牌，更具话题性，有些甚至为了配合节目的宣传，可以炒作明星私生活制造话题。为了请到大牌明星，真人秀节目纷纷开出高价，节目制作费用中大部分用来支付明星报酬。如此一来，一方面明星参加节目的报酬比其正常拍摄影视作品的片酬高出许多。出于利益考虑，许多明星热衷于参加各档真人秀节目，明星资源已被消耗枯竭；另一方面，节目成本是固定的，明星拿去大头后，节目其他环节的费用自然降低了，节目质量也随之降低，许多生活化的真实细节被无聊搞笑的喧哗狂欢所取代，真情实感被造作煽情而取代，这样的乱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负面批评，也遭到了广电总局“限真令”的整治。

第三，过度依赖模式引进的真人秀节目导致了我国电视节目原创力的不足。尽管在电视行业，模式拷贝是一个常见的做法，我国的其他节目形态也曾经借鉴过西方电视的样式，但像真人秀那样大规模拷贝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尤其是那些创下高收视率的现象级节目，无一不在模式引进之列。实际上，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真人秀节目中的文化内涵并不都适宜国内的传播情况。如在西方备受欢迎并且风行多年的《幸存者》，其节目内涵中核心的部分就在于揭露人性的弱点，展示人们在利益面前，如何各怀鬼胎，处心积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黑暗面。而这些内容都与我国的传统伦理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娱乐趣味、道德标准、人性深度的表达和调用方面都会受到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的制约和规定。”^[21]因此，单纯依靠模式引进只能在短期内使我国的电视节目迅速繁荣，从长远角度却是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的。从根本上说，我国对西方电视真人秀的模仿不应该停留在单纯的模式购买阶段，而应从制作理念和传播观念的角度吸收其创意能力的精华，借鉴其成熟的产业运作模式，用来表达适宜中国文化环境的内涵。

中国电视节目：娱乐真人秀时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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