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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节目形态演变:一综述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电视研究得到了真正的发展。总体而言,中国的电视节目学研究已经具备规模,除了成果数量的支撑之外,在研究类别方面也较为全面,既有关于电视节目类型、形态等宏观问题的理论著作,也有对电视节目个案、流行节目类型的微观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目前中国电视节目学的研究主要囿于应用理论,鲜有触及电视传播基本理论的成果。

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介的研究都由两个重要方面组成:媒介经营与节目内容。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广播电视学的研究还有十分巨大的成长空间。长期以来,电视理论研究前瞻性不足的弊病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在节目生产方面,许多理论成果是落后于电视实践的。仅以电视节目分类这一基本问题为例,目前通行的广播电视学教材中大部分沿用着将电视节目分成新闻、娱乐、教育、服务这四个类别的“四分法”。而实际上,电视实践中出现的许多节目早已无法根据这一分类方式简单划分。

中国电视研究的起点与电视事业的诞生基本同步,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电视研究主要是技术研究,仅有少量关于电视节目内容的文章发表于中国第一本电视研究的学术期刊《广播业务》上。这些文章的撰写者主要是电视从业人员,他们遵循艺术和新闻理论的研究范式,对自身所创作的电视节目内容进行经验总结和业务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电视研究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除技术研究之外,概论类、中外电视史类、电视艺术、电视文学、主持人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展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也正式步入市场化的新阶段。在全社会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电视学术领域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国内电视研究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形成,分别是:以原理探索为目标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实践总结为目标的应用理论研究;以规范管理和长远发展为目标的决策理论研究;以历史梳理和明鉴未来为目标的电视史学研究。”[1]

从成果数量的角度来看,节目研究是电视学研究体系中十分庞大的一支。学者梁波在其专著《理论电视学》中按照不同的研究类目,对1958至2013年我国电视学研究专著作了分布统计,具体情况见下表:

国内电视著作类目分布统计表[2](www.chuimin.cn)

由表中数据可见,从1958年至2013年,关于电视节目研究的论著在数量上经历了跳跃式发展的过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增量是前一个统计时段的4至5倍。可以说,中国的电视节目研究在1992年以后步入真正形成体系的成熟期,不仅出现了大量关于具体节目个案及具体节目类型的研究文章,也出现了从宏观上将整个电视节目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代表作品有1996年杨伟光的《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2006年徐舫州的《电视节目类型学》,2007年张海潮的《中国电视节目分类体系》,2009年殷俊的《电视栏目学导论》等。

与其他类目做横向比较,节目研究的成果在数量上仅次于业务研究与技术研究,位列第三。而实际上,节目研究与业务、美学、批评、传播等类目的关联度非常高,这些类目在相当程度上都与节目研究相关。除著作以外,关于电视节目研究的论文成果也十分丰厚。在中国知网以“电视节目”为“篇名”检索词进行检索,自2009年以来,每年的期刊论文数量都在1 100篇以上,其中2015年超过2 000篇。

近几年,中国电视节目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下列课题:首先是新技术、新媒介环境对传统电视行业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由此引发对电视节目在新形势下发展方向的思考,代表作有2010年王兰柱的专著《中国电视节目创新与收视》等;其次,电视传播的价值追求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真人秀泛娱乐化的背景下,如何在电视节目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研究重点,代表成果有:李超2014年4月发表在《当代电视》杂志的论文《〈记住乡愁〉:中国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等;此外,媒介融合问题也是研究的新方向,代表作有2011年胡正荣的《媒介融合时代的电视新闻创新》等。

总体而言,中国的电视节目学研究已经具备规模,除了成果数量的支撑之外,在研究类别方面也较为全面,既有关于电视节目类型、形态等宏观问题的理论著作,也有对电视节目个案、流行节目类型的微观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遗憾的是,目前电视节目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在理论深度上还有所欠缺,对个案或流行节目样式的探讨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例。尽管也有不少关于电视节目分类、形态等基本命题的著作,但其间存在着讨论停留于表面,没有深入到对节目形态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进行理论探索的遗憾。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目前中国电视节目学的研究主要囿于应用理论,鲜有触及电视传播基本理论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