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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面对后现代中国教育的抉择

【摘要】:显然,上述教育主张正是遭到后现代主义所驳斥的现代主义的教育主张,然而却又是吻合当代中国教育和社会现实状况的主张。因此,教育的后现代化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惟一指向或必然归宿。也许正是在对西方后现代文明的汲取和东方本土文化的反思中,才能够真正发现一条适合当代中国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来。

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图式相对应,中国当代教育的形态也是复杂的。在文化思想和经济生活都发达的地区的确萌生了某些后现代教育思想,而在某些边远地区则处于前现代教育形态,实际上,两者都不占主导地位。而大多数地区教育的主导理念是杂糅着前现代惯性思维,以及后现代的思想的萌芽的过渡型现代教育理念,也即上面提及的“现代中”教育。

1.现代性教育:当代中国教育的取向

当代中国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其正确的走向应该是什么?为了寻求答案,再次诉求于社会,便可以明了:就经济基础而言,当代社会在努力实现工业化;就思想文化而言,摆脱愚昧、破除迷信是该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政治而言,这是建立民主,建立法律的时代。这些社会合力基本决定了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为“现代中”的社会转型到“现代”的社会贡献力量。

例如,教育要倡导理性、崇尚科学:所谓理性的教育乃是教育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学会探究,这是扫除中国百年历史所积重的蒙昧的需要;科学的教育是用科学教化民众摒弃迷信,使之相信自身,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如此等等,理应构成当代教育的基本取向和现实主题。这是五四时期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教育与文化改造诉求的延续——但至今也并不过时。

显然,上述教育主张正是遭到后现代主义所驳斥的现代主义的教育主张,然而却又是吻合当代中国教育和社会现实状况的主张。由于社会背景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微妙地置换到了发展中的中国,因而其并不落伍。相反,这些主张恰恰具备了中国教育的现实性特质,满足了社会发展的急迫呼声。

再以“主体性”与“主体性消解”这两个分属于现代性教育和后现代教育范畴的概念为例,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学习者缺乏主体性,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开展主体性教育是合乎实际的,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而此时若照搬西方后现代理论,过分宣扬“主体性的黄昏”,强调本无主体、客体之分,根本不存在主体性的诉求之类的激进观点(当然,这对消除主、客二分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就会对现实教育产生误导。

以此再来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论断,此中确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前瞻性。三个面向的排列表明教育只有立足现代化,才能够面向多元化的世界,也才能够面向美好的未来。因此,当代中国教育的最迫切,也是最现实的指向只能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用现代性教育来帮助建立现代性的社会。

2.“后现代化”和“后现代借鉴”:后现代的教育启示

中国社会整体状态决定了中国教育的现代追求。但这并不表明教育以达到现代水平为满足。教育在此进程中仍然要实现超越。适当超越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否则便没有发展,这也是社会决定教育,而教育也反作用于社会的基本规律。但教育的超越是在一定基础上以一定的速度进行有限度的超越,超越是在“适应”为基础上的“超越”。教育首先必须和谐地生存在它所处的时代中,为这个时代服务,然后才能谈及以其先行性来引导时代。这是“是者”决定“思者”的基本规律。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曾经对杜威的民主主义与经验主义奉若至宝,然而其终究因为和中国当时的国情差距过大而湮灭了,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深刻教训。(www.chuimin.cn)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与后现代主义的不适性注定了现实的教育必然是现代主义取向的教育。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具备了一定条件后,后现代化的教育将成为未来教育的必然结果呢?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教育的“后现代化”和教育的“后现代借鉴”之间的差别。

所谓“化”,是一个动词后缀,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那么教育的“后现代化”也就意味着教育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所描述的“对客观现实的存在持根本的怀疑论态度”,“不相信人类能通过理性手段达到对现实的一致的理解”,“都有激烈的相对主义倾向”,挑战“一个被科学技术彻底改造了的世界立足于某种世界的本质”和“有关进步的意识形态”。[6]

显然,这样的教育后现代化是依照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文本表述,置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实际于不顾而推行其观点的行为。对现阶段的我国而言,这些后现代教育的许多主张就好象去瞄准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靶子。它漠视了中国社会和教育现状,同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提法所造成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文化的本土适应性问题。用后现代主义来“化”中国教育探究,恰恰也违背了后现代主义自身所倡导的尊重多元选择的思想精髓。因此,教育的后现代化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惟一指向或必然归宿。

教育的后现代借鉴则与以上观念不同,它着重表明了思想层面的某些变化。后现代主义虽然不可能给中国社会或中国教育某些具体和现实的指导,但它却能引发思维范式领域的又一场启蒙运动。受束缚的教育观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受到冲击这一事件本身,意义要大于后现代主义实际所能给予的东西。后现代主义的作用于教育的实然功能更多是象征性的,然而却又是至关重要的。思维方式由禁锢转向开放,由一元转向多元,这是后现代主义所提供给教育的一个想像力的空间。中国社会虽然尚未具备后现代的全部物质基础,但思想可以先行。教育完全可以抛弃后现代的那些虚拟成分而汲取其合理内核。教育可以从后现代的观点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并将其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从后现代主义观点中得到警示,避免社会和教育发展到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那种状态。后现代思想可以提示我们绕过某些东西,也可以提示我们追寻某些东西,使得我们不要重蹈西方的现代化陷阱,在恣意发展而出现危机后再寻求对策。

3.超越后现代:探寻发展中国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对后现代主义只能够用合理成分(Reasonable part)或不合理成分(Unreasonable part)有多少来评价,而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好的”(Good)或者“坏的”(Bad)。后现代确实给予教育很多有益的提示,然而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除了向西方寻求某些可供借鉴的帮助之外,从来就无法摆脱古老传统与文明积淀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对西方后现代文明的汲取和东方本土文化的反思中,才能够真正发现一条适合当代中国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来。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当我们重拾长期被湮没在儒学中的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就可以发现其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诉求有惊人的一致——例如重视生态、重视和谐、无中心等。而“道学”遗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教学思想,如“行不言之教”和后现代教育思想衍生下的“非指导性教学”也极其微妙地吻合。这至少说明中国传统教学思想中的某些另类思维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这些教育思想本身也许正是由于其内核的真理性方能超越时空。如果我们能从中汲取某些精髓,并认真地借鉴和比较西方相应的教育教学思想,立足教育现实,那么就可能发掘出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7]

所以,发现中国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既不是对西方思想的膜拜,也不可能是复归到保守的过去。只有在现代文明和古老文化的狭缝的交汇中找寻到某个阿基米德点,使得中西教育教学的成果交融,那么中国教育才能够说已经明确了发展的真正方向。而这正是一切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