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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社会:创新与创造教育

【摘要】: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三维组合,但后现代显然并没有占据显著位置。因此,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社会并非一拍即合,而是确实具有“内在紧张”[5],这既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又是现实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这是个后现代在中国的形与质剥离的问题。这也就提示我们,中国“当代社会”并未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准,当代中国社会并不等同于现代社会。这也是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探讨后现代思想对于中国当代教育的意义,必须将之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演变、社会变革、产业进化以及思维范式等深层次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考察。只有将教育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下解读,才能获得全面的信息,做出公允的判断。

首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作为大环境的“中国当代社会”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既是研究后现代教育的背景,同样也是研究的前提。“当代中国社会”与“后现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结究竟有多紧密呢?如果不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对后现代的倡导难免失之盲目。

1、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氛围

现代性的特点总体上是追求中庸(a mean)、“对称的秩序”以及平衡;[1](30~34)

而现代则是由女性自然到男性机器、有机世界观到静态、微粒的世界观的变化,[2]它所综合的各种特征包括:科学方法与科学组织,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积极健康宗教伦理与开放的宗教团体,宪政精神与合议分权的政府体系,商人气质与商业信用制度,[3]但仍然是“封闭的、非转变性的框架为假定前提”,也无法有效处理成长、发展和人或物理的相互作用等从系统或网络的角度看待的问题;[1](35)

后现代性则“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5]

由此进行简单归纳,前现代性乃是以追求一种低水平的和谐与稳定为目标;现代性强调稳定的秩序和高效率的组织结构;而后现代性则是展现出无深度,无中心,多元主义、模糊论的特点。

如果以上述标准对当代中国社会做一个评价和定位,那么就将很难发现其与后现代联系的现实性和历史性。

就现实而言,虽然中国社会在文化根性和意识形态上表现出高度统一性,但是其深层内涵却又总是矛盾性和多重性的交织。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均衡和显著的地域差异使得无法用某个特定的框架来对这个社会文化思想形态做完整地涵盖。从总体上说,中庸、保守和安定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特性之一,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特征;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同,对法律和秩序的追求,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金钱的渴望,对自身力量的发现等又明确地表现出现代社会的三大特点: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个人主体化;而在知识界,精英文化的思维范式、话语表达和某些观点也确实透露出后现代的一些端倪。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三维组合,但后现代显然并没有占据显著位置。

就历史而言,简单回顾西方后现代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将有助于了解我国的后现代问题。后现代的产生乃是对现代的深刻反省,它是对现代社会的弊病的反省。在高度发达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成为异化的力量,甚至要毁灭人类;经济的富裕,使人成为金钱的动物,丧失生活本来的意义;个性解放成为放纵欲望的借口;凭借经济和文化优势实行霸权……正是对此的反思,使得后现代提出反理性、群主体性、多元化等等激进的观点。“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词汇,但其却是牢固地建立在资本雄厚、市场丰富、生产高度发达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对一个发达的社会,而不是发展中社会所做出的反思,它所倡导的各种价值取向对于极端复杂化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是超前的,与这个特定历史阶段进程中的中国文化也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www.chuimin.cn)

因此,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社会并非一拍即合,而是确实具有“内在紧张”[5],这既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又是现实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

2.中国当代社会的“后现代现象”:后现代的“形”、“质”问题

当然,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发达地区具备了某些后现代因素赖以生存的物质土壤,表现出某些带有后现代特点的现象,例如网络便是一例。然而正如同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一样,后现代也首先是思想的后现代。由于文化的惰性和物质条件与精神发展的不同步,这些后现代现象的背后往往是非后现代甚至是非现代的思维方式。仍以网络为例,在这个以后现代面目出现的新媒体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不同观点的绝对排斥和各种粗俗不堪的论争,这些言论没有丝毫后现代多元文化尊重的特点,甚至不具备现代的理性。这在以鼓吹自由、开放和多元精神为口号的中文网络论坛上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非常普遍的。

更为危险的是,由于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否定,而现代又是对前现代的否定,通过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之后,从形式来看,后现代和前现代的某些特点似乎是重合的,这就造成某些前现代水平的思想和行为和后现代巧合地貌似。如果以此为依据判断中国具有很多后现代要素就很危险了。

因此,当代中国的确具备了某些后现代现象,但并没有出现普遍的“后现代状况”。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与西方的后现代形似而非神似,中国的后现代更多是文化精英的学术话题,而不是实存的状态。这是个后现代在中国的形与质剥离的问题。

3.“现代中”社会:中国当代社会的正确定位

“当代”以及该词语所对应的“过去”、“将来”乃是从时间维度划分的,而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则并非是一个单向度的时间概念;“过去(past)——当代(now)——将来(future)”与“前现代(pre-modern)——现代(modern)——后现代(post-modern)”这两个话语系统的实质性的差异乃是时间进程与思想范式的差异。因此,用断代史的方法单纯从时间跨越判断社会定位于前现代、现代或者是后现代都是片面的,更重要的尺度是深层次的思维范式的特征。

这也就提示我们,中国“当代社会”并未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准,当代中国社会并不等同于现代社会。而从总体上而言,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后现代所赖以萌生的现代根基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是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政府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定位是比较清醒和恰当的:即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这个时间表,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等最发达的城市将大约在2015年、2030年和2045年成为首先进入现代化的地区。因此,将当代中国社会定位于成长中的现代“杂合”型社会是比较恰当的,或者说是一个“现代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