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育：绅士文化影响与创新方法

1.绅士文化下的教育特性

在绅士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英国教育基本上就是绅士教育。首先在教育思想上，古典的自由教育占绝对统治地位。伴随意大利文艺复兴在欧洲的持续发酵，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吹到英国。16世纪，英国本土的教育家也开始探讨人文主义教育。而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1531年出版的《行政官之书》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将“人文主义在学校和大学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了”。随后，通过劳伦斯·汉弗莱的《论贵族》、罗杰·阿斯卡姆的《教师》、詹姆士·克莱兰德的《年轻贵族的学校》、亨利·皮卡姆的《完美绅士》等，绅士教育的理念就在英国树立起来了。（注：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227-232.）17世纪，约翰·米尔顿的《教育论》和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将绅士教育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在18、19世纪，万斯塞缪·诺克斯（Vicesmius Knox）、萨缪尔·斯迈尔（SamuelSmiles）、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纽曼（John Henry Newman）等都继续捍卫着绅士教育的理想，并试图在科技教育的潮流中保守和复兴绅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而无论是斯迈尔、阿诺德，还是纽曼或其他人，他们的教育目的都是相同的，即培养绅士。而在他们的绅士的理想模型中，强调的无非是道德法则、荣誉法则和责任法则。教育因此就是道德和性格训练，于是教学内容和课程就是自由学科，如希腊语、拉丁文、文学、哲学、历史、地理、体育，等等。（注：英国绅士教育的自由学科来源有二：一是传统的古典学科，如文法、修辞、天文、音乐等。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教会对学校的控制削弱了，但学校的主要学科、教材和课程并没有多大变化，传统的古典学科仍继承下来（参见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M].229-230.）；一是近代人文学科，哲学、历史、地理、语言乃至自然科学等。这主要是因为文艺复兴对新贵族的强大影响。）泰恩曾指出，英国公学和大学“其重要的东西总是伦理、道德、心智训练、人的性向。”（注：Youssef Cassis，Business Elit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122，130，138-139，133，137.）而那些为从事工商业所需的自然科学和实用学科却始终被排除在外。绅士教育是坚决抵制实用知识的，即使是自由知识，也只能为知识而知识，任何把知识当作手段的功利性目的和运用都是不能容忍的。

结果，英国的学校也就仅是以培养绅士为目的进行自由教育的公学和大学受到重视。英国在世俗化的进程中，教会对学校的控制权力被削弱了，但国家并没有将教育管理和领导起来，而是贵族从僧侣手中接过了教育权。英国上层精英的子弟多在家庭中接受初等教育，然后就进入中等学校，为大学作预备。而无论是中等教育的公学、文法学校和私立学校，还是大学，都是由私人和团体捐赠和开办的。而进入这些公学和大学的也都是上层精英的子弟。在早期是贵族和乡绅，在工业革命后，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和专业阶层为了跻身上层社会，也开始把子弟送到公学和大学。而公学和大学在上层精英的支持下自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与此相应的则是英国国民教育学校长期无人重视，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前政府也始终没有承担起职责，结果国民教育制度迟迟没有建立，科技教育也进展迟缓。到19世纪中期，德国、法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善，教授和研究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高等学校也蓬勃发展，而英国培养绅士的公学制度反因科技教育的刺激和宗教教育的消退而达到极盛，牛津、剑桥等古老大学也仍然以保守传统为宗旨。

如果说，17世纪末的洛克的绅士教育更多的还是面向近代的进取色彩，带着资产阶级出世初期的勃勃生气和现实性，那么，19世纪中后期的纽曼的大学理想就只能说是面对时代变革的保守情怀，带着没落阶级古原登高凝望晚霞时思及日在中天的怀旧和落寞。如果说，16、17世纪绅士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培养具有丰富人文知识的贵族和乡绅，以与教士相分离；那么，19世纪的阿诺德和纽曼的动机则在于阻止现代科技教育进入学校，尤其是公学和大学，其根本目的则在于以此维持上层阶级的特权地位。

2.通向绅士之路的学校教育

正是上层阶级的特权地位导致了英国新兴的商人和工业专业人士也在其个人和家庭事业成功之后转而向绅士发展。商人和企业家（以下简称商人或工商业者）对工业发展有直接的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考察商人的教育态度和行为对于分析教育于经济兴衰的影响是最有说服力的。英国近代新兴的工商阶层是在工业革命由社会下层通过财富不断崛起的。工商阶层的成功来源于在经济活动中对技术的应用和不断更新，按说如果他们想要在经济上有更大的成就，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当使其子弟学习和掌握近代技术和管理，也就是说接受科技教育。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所论，由于英国的文化的社会传统，单纯的财富并不能带来社会的优越地位，没有贵族血流的新兴商人为了与绅士比肩，乃尽量模仿绅士的一切内在和外在特征、行为方式。我们看到，许多商人在获得财富后常购买土地，或转而为官，走上传统绅士之路。当资本家成为拥有土地的绅士，资本的主动进取性就沉没在土地的被动保守性中，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也就在对土地偏爱中日渐褪色了。（注：Mar-tin J·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P.14.）

教育更是新兴阶级通向绅士之路的桥梁。在19世纪公学和大学中，不但有贵族精英的子弟，而且还有商人家庭出身的子弟。正如1867年一位牛津的指导教师观察到：“现在，富裕的制造商和商人很愿意将其子弟送到最好的自由学校。”（注：C·S·Parker，O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Education，in F·W·Farrar，ed.，Essays on a Liberal Educa-tion，1867，p.78.）瓦特、布尔顿（Boulton）原本都想让他们的事业继承人既在“自由学科”，又在数学、科学、工程和外语方面具有牢固的基础。但最终，他们还是把儿子送到伊顿。许多著名的商人都把子弟送到公学和大学，即使第一代商人没有这样做，第二代、第三代还是会这样做。（注：Youssef Cassis，Business Elit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122，130，138-139，133，137.）

进入到公学和大学的作用在于，一是训练一个绅士所必备的各种品质和行为方式，一是获得一种身份，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而后者更是工商阶层的用心所在，可以以此完成通过积累利润还未竟的家庭使命，最终实现家庭跨越社会鸿沟的飞跃。法国的泰恩1862年在访问了伊顿、哈若、拉格比之后，写到：“自从阿诺德时代以来，英国公学的教育目标就是将学生转化为基督教绅士。”最后，泰恩认识到，大学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俱乐部，“一所英国大学在许多方面就是贵族、乡绅或至少是富人的年轻子弟的俱乐部”（注：Youssef Cassis，Business Elit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122，130，138-139，133，137.）。确实如此，英国的公学和大学与其说是教养绅士的学校，还不如说就是提供绅士资格的俱乐部。通过了公学和大学的教育程序，一个人就成为绅士俱乐部的成员，个人及其家庭也就进入了上层社会。商人把子弟送到公学和大学就在于对绅士和改变家族社会地位的渴望。

然而，在商人进入公学和大学后，不少人就在不再继续从事工商业，而是转入政界，或专做悠游闲暇的地主绅士。这些成功的商人的转型就使英国社会丧失了相当一部分工商业精英，这批精英的流失对英国的工商业发展无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此外，一部分接收了公学和大学教育的商人弟子如果再转入到工商业中，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公学和大学的教育仅是道德和性格训练，这已深植于学校的教育目标、课程、实践和态度中。商人的子侄后代受此教育获得了令人尊敬的品德和文雅得体的行为方式，但他们却没有应对工业资本主义竞争的必要的装备，甚至15、16世纪早期绅士的那种冒险、决断等可能与现代经济竞争相关的品格也因此消磨掉了。他们再也不具有其前辈们的工业资本主义精神和性格。其次，他们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教育和训练。如果他们从事工商业，其欠缺是明显的。这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有负面的作用。(www.chuimin.cn)

其实，整个英国社会都迷漫着浓郁的绅士化的气氛。不仅工商业者，英国近代新兴的专业阶层同样受到绅士化的影响，当19世纪中期，专业人员被准许与贵族一起接受教育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塑造成贵族的样子。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像在英国那样，专业人员如此自然而普遍地与贵族拥有相同的思想观念。相反，他们却远离了工商阶层及其价值观。结果，在英国专业阶层应有的进取、开放、专业化、高效率等精神，就没有像在美国社会那样获得长足的发展。反而在专业化过程中，许多才智之士离开了工商业。（注：Martin J.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P.14.）

总之，在19世纪，公学和大学是重铸英国社会上层的熔炉。通过公学和大学的陶冶，整个上层社会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经历和经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思想和气质。在这种共同的教育背景下，贵族、乡绅、商人和专业阶层就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精英文化。而这种价值观和文化是坚决拒绝工业化及由之而来的社会革命的。

3.绅士文化下的科技教育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科技和科技教育方面当然不会是一片空白，相反，英国的科学技术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科技教育的提倡也很早就有了。但绅士文化却最终遏制了科技和科技教育的发展。

绅士文化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纯粹理论，轻实践技艺。因为绅士是不从事体力劳动，过着闲暇生活的阶级，他们无需职业技能的训练，只作纯粹科学的理智训练。所以，作为技艺性的技术教育始终进入不了公学和大学。英国技术教育的失败在于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态度。科学作为对事物性质的抽象研究一直在英国受到青睐，英国绅士们常将对纯粹科学的研究作为闲暇的业余爱好来追求。但科学却很难制度化为公学和大学的课程和教学，始终是这些“有教养的业余爱好者”的个人趣味。所以，17世纪的皇家学会不过是有科学业余爱好的贵族和绅士的俱乐部，而与技术的脱离使得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绅士们所看不起的从事实际工作和体力劳动的手工艺者（practical man），“领导技术革命的英国工程师首先是实际操作者。”（注：Keinth Evans，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75，P.240.）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加强了英国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需要的不是教育而是训练，在工场等工作场所获得实际的经验和技艺。到1911年理查森仍然坚持“技术教育仅能确信是一种技能的教学……我认为没有比工场更好的学校。你可以在那里获得最好的工匠的经验和技艺……你处在最能激发技能的氛围中……你通过做来学。”（注：Youssef Cassis，Business Elit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122，130，138-139，133，137.）虽然17世纪英国曾产生了像胡克、玻义耳那样的科学家，但直到20世纪后，实验科学才重被绅士接受为合适的职业。

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英国的科技教育长时期在教育体制之外发展，现代学科难以进入公学和大学。即使在19世纪后期，受多方面的压力，一些科学课程和试验室在公学和大学出现，但科技教育仍无效应。（注：参见Martin J.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Pp.17-18.单中惠.赫胥黎与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A].科学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0-11.）19世纪中期，英国发生了关于科技教育的激烈争论，但就是那些强烈主张科技教育的人，如赫胥黎、普鲁诺（I·K·Brunel）、蒲莱法（Playfair）等，连到他们自身时，却很少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反而都将自己的子弟送到公学和大学，（注：Martin J.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P.14.）一无例外地匍匐在传统之下。等到大多数英国人和英国政府醒悟过来时，却发现德国、美国的科技教育和工业、经济都已走在了其前面，即使如此，绅士文化和教育的传统仍阻碍着英国彻底的教育改革。

回顾近现代历史，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也是最早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然而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现代大学、现代学制、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现代教育的因素却没有一项是英国首先创立的，英国工业、经济和整体国力的衰落也许早就由其教育命中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