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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鼓乐:体裁类型与形式内容全解析

【摘要】:李石根认为,法曲,始于隋,兴于唐,定型于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燕乐中有其独特风格的歌舞体裁形式。如今法曲亦未消亡,仍存活于西安鼓乐的坐乐演奏形式之中。[28]《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之一——行乐》[29]等四篇系列文章全面介绍了乐种的体裁形式。从其音乐形态和文化内涵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历史久远、内涵丰富、所属社会阶层较高的体裁,性质与历史记载的大乐基本相符。因此可以说,念词是西安鼓乐中地域性较强的一种体裁。

根据目前仍活跃在西安城乡的各民间乐社的现状,对西安鼓乐(又称长安古乐)的乐队所用乐器、乐队编制,及其不同流派传承和演奏风格特色等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李石根认为,法曲,始于隋,兴于唐,定型于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燕乐中有其独特风格的歌舞体裁形式。现在古代音乐史著作中,多以大曲代法曲,抹杀了法曲的特性。法曲名,隋唐已有之,大曲一名,唐以前的文献资料中却从未出现过。视法曲为大曲,显然是后人所为。如今法曲亦未消亡,仍存活于西安鼓乐的坐乐演奏形式之中。[27]“拍”的概念界定一直是我国传统音乐理论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作者特据源自唐、宋的西安鼓乐中关于“拍”的概念及结构、方法等规律性的现象,予以重新思考和阐释,进而为探讨传统古乐中“拍”的概念提供可资参证的依据来源。[28]

《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之一——行乐》[29]等四篇系列文章全面介绍了乐种的体裁形式。西安“古乐”有两种演奏形式:一是行乐;二是坐乐。行乐主要是在“祈雨”途中行进时演奏;坐乐主要在“斗乐”时演奏。行乐的乐队编制,各个地区乐社不尽相同,行进时依仗排列也有差异,但在西安市区之内,各乐社的行乐编制大体上是一样的,从乐队编制和曲体结构上区分,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高把子”;一种叫做“乱八仙”。“高把子”本是一种鼓的名称,因为只有行乐中的这一种演奏形式才用高把鼓,故就用该名称了。其乐队编制,除旋律乐器笙、管、笛之外,打击乐器以高把鼓为主,配以铰子、方匣子、吊锣和贡锣。行乐乐队行进时是十分壮观的,最前面是彩旗和龙旗、凤旗、七星旗,中间是高照斗子,斗子的后面是乐队。行乐的另一种演奏形式,叫做“乱八仙”。相对于有鼓扎子的高把子,由于没有鼓扎子,“乱”了一些,演奏时使用八件乐器:笙、管、笛、单面鼓、引锣、方匣子、铰子和手梆子,故名“乱八仙”。两者相比,“乱八仙”更为灵活,即兴创性较强,要求演奏者的音乐水平更高一些。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可供演唱的表演形式——“歌章”。

坐乐是西安古乐中“行乐”之外又一种主要的演奏形式。演奏坐乐时需要坐在桌子周围,所以就叫做坐乐。坐乐所演奏的是一些大型套曲,它们具有复杂而严谨的曲体结构,丰富多彩的配器手法。据艺人们谈,坐乐主要用于“斗乐”这一活动,艺人们俗称“斗乐”为“对垒”“支桌子”“摆开”等。实际上“斗乐”就是定期举行的音乐比赛,正是由于有这种定期的比赛,才使西安“古乐”能够长期保存下来并得到不断发展。古乐可以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的流派。在“行乐”中这种流派的风格区别还不甚明显,但在“坐乐”中它们的区别就十分显著了。尤其在套曲结构方而,两派泾渭分明。城市乐社使用的套曲结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八拍坐乐”;一种是“耍鼓段坐乐”。另外,人们经常说的“双云锣坐乐”,并不是曲体结构上有什么变化,而是它的配器形式与通常的坐乐不同,也就是说,还有一种以“双云锣”为领奏的演奏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作“云锣协奏”,这就是“双云锣坐乐”。“云锣协奏”可以演奏“八拍坐乐”,也可以演奏“耍鼓段坐乐”。而乡村乐社则演奏一种“打扎子坐乐”。乡村乐社的坐乐相比起城市乐社的坐乐,不仅是风味别具一格,而且从乐器使用、乐队编配、乐谱类别、曲体结构等方面来看,早已自成系统。西安古乐中的这一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乡派”,原因是它始终存在于乡村乐社之中。在西安郊县的各乡村乐社中,周至县南集贤村的东、西两个乐社,可以作为乡派乐社的代表。集贤的斗乐形式,与唐·段安节所著《乐府杂录·琵琶》中记载的长安天门街斗乐几乎完全相同。集贤是一个大村,原来也有城,城的南北中轴线是一个长街,街东叫集贤东村,街西叫集贤西村,斗乐是就在这条长街上进行的。每年正月十五,东西两村乐社各在街东街西搭一个彩棚,棚内支上桌子,桌子上摆着时鲜干果和花架、葡萄架和民间手工艺品等。正月十五下午,由联络人员通知两个乐社同时从东西两村出发,队伍前边高举着各种仪仗,沿途演奏着行乐路曲,大家进入各自的彩棚后,共同演奏一首“农家乐”(“四合四”套“金钱”),然后就开始比赛鼓拍。晚上,大家再来到彩棚燃起各色花灯,进行曲拍比赛。正月十六日,这种比赛还要进行一天,不过为了照顾全村的听众,十六日的比赛场地由长街的北十字转移到了南十字。

《西安鼓乐中的大乐》[30]一文认为,“大乐”一词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读音和含义,用于音乐领域时,基本含义是指盛大、隆重、高雅的音乐,属于宫廷音乐范畴。西安鼓乐中的大乐是由多首单曲连缀而成的大型套曲,在艺人中已失传,仅保存于乐谱之中。从其音乐形态和文化内涵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历史久远、内涵丰富、所属社会阶层较高的体裁,性质与历史记载的大乐基本相符。从独特的曲名、庞大而严谨的结构以及历史背景等因素看,它应源于宋代燕乐。在西安鼓乐趋向下层化、民间化的过程中,这种盛大、雅致的大乐也从演奏曲目中消失。(www.chuimin.cn)

《西安鼓乐中的民间宗教仪式歌曲——念词》一文[31]认为,念词是西安鼓乐乐社——原称乐器社和另一乐种的乐社——铜器社在逢庙会时的敬神活动中演唱的一种独特的泛宗教化的民间宗教仪式歌曲。在西安鼓乐中,念词(包括赞,但不包括用于宗教法事科仪中的特殊歌章)与其他诸种体裁是有所不同的。它是西安鼓乐中唯一的一种有唱词的声乐体裁,而且其他各种体裁大都是坐乐全套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行乐乐曲基本是取自其中一些体裁而配以行乐的演奏形式),而念词则非。它并不用于坐乐全套之中,不是坐乐全套的组成部分。它不属于坐乐或行乐,而是一种“站乐”。念词的音乐风格在西安鼓乐中也较为特殊,与其他体裁有所不同。其旋律具有较明显的当地西北民间音乐的色彩,这种色彩结合跌宕起伏而古朴庄重的格调,便构成了念词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因此可以说,念词是西安鼓乐中地域性较强的一种体裁。

其他相关文献还有:李石根的《唐大曲与西安鼓乐形式结构》(载于《音乐研究》,1980年第3期);李石根的《西安鼓乐的标题方法》(载于《民族民间音乐》,1990年第1期);吕洪静的《从西安鼓乐看唐宋大曲中的“入破”二字的含义》(载于《音乐天地》,1990年第4期);李世斌的《西安鼓乐——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六》(载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赵小平的《西安鼓乐的演奏形式及风格流派初探》(载于《中国音乐》,2004年第3期);燕宁的《长安古乐的歌章》(载于《中国音乐》,1987年第2期);牛玉冰的《西安地区民间鼓乐社与铜器社的念词》《歌章研究》(西安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牛玉冰的《西安地区民间鼓乐社与铜器社的念词音乐研究》(载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