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改革论-《珞珈野火集》序言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摆在我面前的《新闻教育改革论》书稿，就是张昆教授先后在两所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再次见证了校际交流的必要性。新闻媒体历来是敏感的，对“改革”二字也常常是回避的。该书共分为三编，即人才培养论、教学改革论和学科建设论，每编都有许多闪光的思想。

今年教师节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院长张昆携子张开来来访（开来是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08级学生）。张昆一开口就说：“我是行弟子之礼，以当年的学生，向自己的校长表示节日的祝贺！”张昆的名字我是记得的，只是20多年没见，如果他不是自我介绍，我真的不能辨认了。

通过交谈，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回忆了当年创办新闻系的逸事。在“文革”以前，国内仅有两所大学设有新闻学系，即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那时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堪为“稀有元素”。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导下，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要剧增，创办新的新闻系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院长朱九思同志，最早提出理工结合的理念，决心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实施这个战略的第一步，就是于1983年创办新闻学系，它是全国工科院校中的第一个新闻学系。这是有远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决策，因为九思校长是办报人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担任多家报社的总编辑，他是从办报人转换为著名教育家的成功典范。

这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所工科院校居然办起了新闻学系，而武汉大学是一所以文科为优势的综合大学，我们岂能落后于人？于是，我们也于1983年向教育部申请创办新闻学系。说来也很巧，1983年教育部在同一个文件上，批复了华中工学院和武汉大学等10所大学成立新闻学系，并于1984年招收首届本科生。但是，华中工学院还是走在了武汉大学的前面，他们早武汉大学半年举办了新闻学干训班，为本科招生和教学积累了经验。

武汉大学成立新闻学系，也是我准备开拓新兴学科，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多科综合性大学的一个步骤。为了办好新闻学系，我们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

第一，千方百计把陕西社会科学院的何微先生调入武大，作为武汉大学新闻学的学术带头人，这是一位关心我校新闻学建设的人士的建议。在全国新闻学界，素有北甘（（中国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南王（复旦大学的王中）和西北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何微）三足鼎立之说，他们堪为新闻学界的巨擘。很显然，如果我们能够邀请到何微教授的加盟，就能够迅速地提升我校新闻学系的地位。但是，在申请调动何微教授的问题上，我们遇到了重重困难。当时，何微先生已经退休，年届68岁，而且又是副省级干部，必须经过省委常委批准方可调入。我们先后多次到省人事厅和省委组织部汇报，但他们都以何微教授年龄大和级别高为由予以拒绝。最后，我亲自找到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刘奇志同志，向他说明何微先生身体硬朗，思维敏捷，每日仍能坚持18小时的工作，而且在这个年龄段，担当大任和创大业者也不胜枚举。例如，唐朝武则天68岁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称帝后在位15年。英国丘吉尔当选首相时，已年届70岁，连任两届，是二战时欧洲战区最高统帅，对确保二战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奇志同志被我说服了，加之他又是武大校友，最后同意把何微教授调入武大。这一步非常重要，使我校新闻学系迅速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第二，想方设法从社会上或新闻单位调入一批既受过良好新闻教育又有新闻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充实到我校新闻学系的教师队伍中。例如，罗以澄、胡武、苏成雪（3人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桑义林、夏琼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这项措施对于保证专业教学顺利进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决定从1984年毕业生中选几名优秀的毕业生，主要是从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和经济系选拔，以发挥我校文科的优势，体现新闻学是交叉学科的特点。张昆是历史系1980级学生，他本有志于攻读世界史的研究生，但却被选拔到新闻学系当教师。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虽然没有成为世界史的教授，却成长为一位著名的新闻学学者和领导管理者。新闻学系的领导颇有眼光，1984年张昆到新闻学系报到后，没有马上安排他的教学工作，而是动员他报考人民大学新闻学系的研究生。虽然他仓促应考，但他的专业功底比较厚实，仍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为人民大学84级研究生。

1986年学成以后他回到学校，讲授外国新闻传播史。在武汉大学工作的20年间，他的学术职称由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行政工作也由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直到院长。他学成于武汉大学，成长于武汉大学，为武大新闻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6年，他受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之邀，调到该校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从传统观点看，有人对他这一转变可能不甚理解，似乎有负于母校的栽培。其实这是开明的举措，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两所大学，都是有益的事。俗话不是说“树挪死，人挪活”吗？对于他个人来说，需要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必须去适应，需要重新学习，迎接新的挑战；对于两所大学来说，他可以起到相互交流的桥梁作用。(www.chuimin.cn)

摆在我面前的《新闻教育改革论》书稿，就是张昆教授先后在两所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再次见证了校际交流的必要性。当我看到这部著作的电子版书稿时，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眼球被“改革论”三个字抓住了。新闻媒体历来是敏感的，对“改革”二字也常常是回避的。但是，他敢为人先，奉献了一部体现改革精神的专著。该书共分为三编，即人才培养论、教学改革论和学科建设论，每编都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当我浏览了书稿，特别是进一步与张昆教授交流以后，我认为这部书稿名副其实，书中确实在诸多方面体现了改革和创新精神。

例如，在人才培养论中，他提出了新闻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应当是培养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的报道者。传媒工作者是作为社会哨兵和引领社会前行的力量，必须具备批判精神。”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批判的必要条件是评判者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一个思想贫瘠者，不可能萌生挑战传统的思想火花……”在我国大学精神虚脱的今天，他提出的这个目标，的确是大胆而开明的。在教学改革论中，他以自己讲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为试点，提出把原来的新闻事业史拓展为“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三位一体的新闻传播史体系。在新闻传播教学中，他还提出了三个转变：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由传统的“流水线培养模式”向“订单式”的模式转变，由教师以科研为中心向以教学为中心转变。在学科建设论中，他认为新闻传播学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结果。据此，他提出了“抓交叉、促融合、求创新”的学科建设方向。总之，《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是教学改革的产物，是值得推荐的一本佳作。

张昆教授能够写出这部书，绝非偶然，这是由于他心怀强烈的改革意识。正如他所说：“当前中国新闻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为什么张昆有如此强烈的改革情结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他直接经历了武汉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沐浴了那个黄金年代的改革春风。他自己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所以他又励志推进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受益，使他们成为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创新人才。

其次，张昆教授是一位思想型的学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问题，可以说他满脑子装的都是问题。例如，他曾提出：新闻传播教育应坚持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应当构建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应当怎样认识和理解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应当如何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的症结何在？如此，等等。教学和科研实践都证明，一切研究始于问题，一切新的发现始于问题，一切改革也始于问题。一个人脑子里没有了问题，思考就会停止，创造力就会枯竭。张昆教授之所以有旺盛的创造力，正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的新闻传播教育。

我很高兴地看到，张昆教授的思考没有白费，他的这部著作就是对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改革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新闻传播教育更是如此，更不用说新闻媒体了。张昆教授尚不到“天命”之年，正处于精力充沛的黄金年龄。因此，我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发扬改革精神，撰写出更富有创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读张昆教授《新闻教育改革论》书稿有感，特写了以上心得。是为序

（该书于2012年9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闻教育改革论-《珞珈野火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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