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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即文章-珞珈野火集

【摘要】:我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句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正是他做学问的成功之道。正是由于我怀有这个想法,所以当学校拟任命他为研究生院副院长时,我明确向他表示不太赞成他出任这个职务。

(代序)

早在一年以前,陈家宽博士就向我提及他准备出版一本教育论文集,并希望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作序。近日,家宽又打来电话说,他的《大学教育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理论探索与案例分析》一书即将出版,希望我尽快把“序言”写出寄给他。随后,他即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和这本文集的简介、篇目和出版物目录。看后令我十分惊讶,在他迄今为止30多年的经历中,出版专著、译著6部,共发表了340余篇论文,内容涵盖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生物多样性保护、河口湿地生态学和资源生物学等。另外,他的论著还广泛涉及高等教育学(包括重点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和教资培养等)、科学发展战略与管理,以及人才社会学等多方面的问题。平均算来,他每年发表论文10多篇,特别是近三年以来,是他研究成果多产的时期,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国外重要学术刊物上每年都要发表三四十篇论文。因此,用横跨多学科高产的科学家来形容他,绝非是夸张之词。

为什么作者能够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呢?我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句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正是他做学问的成功之道。前句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家讲的,只有悉心和透彻地观察客观事物,才能做到有所发现和有所发明;后句是对人文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家讲的,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反复思考与提炼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本质问题,才能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30多年以来,他正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领域里刻苦钻研,勤于观察,认真思考,创造性地进行实验与研究,所以才写出如此丰硕的论著!

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绝大多数的杰出科学家都具有渊博的学识,除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以外,往往在其他相关学科也有重要建树。在国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化学家林纳斯·鲍林(Linus pouling,1901-1994),他是20世纪科学怪杰,量子化学大师,揭开物质结构奥秘的巨匠,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除了结构化学以外,他的兴趣还广泛涉及生物化学、药物化学、教育、科学管理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等。他一生出版了11本学术专著,发表了500多篇文章,于1954年和1962年先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与和平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人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人。

在国内,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1911-2009),他是我国火箭之父,此外,他在力学控制论系统工程、识别论、脑科学、教育学、科学学、思维科学、方法论、聪明学、人才学等领域亦有重要的建树。他获得了包括两弹一星奖在内的许多奖励和荣誉,出版了7部专著和300多篇论文,是迄今我国国内尚无人超越的伟大科学家。

其实,家宽正是努力走着科学前贤大师们走过的道路,这也是每个有才华和有作为的科学家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人的才华是相通的,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他们既可以在专业学术领域里做出重大成就,也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里做出贡献。从整体上看,我国科技队伍中,要么是书生型的,要么是知识面十分狭窄的人,这是我国当今难出学术大师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我国科学研究缺乏原创力的主要原因。为了振兴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创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造就杰出的创造性人才,我国需要一大批既有科学研究成就,又要对教育和科学发展战略具有研究能力的学者,他们将是我国大学和科学领导部门最佳领导者的候选人。

我与家宽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忘年交的朋友。我认为,人与人相近、相知、相亲,完全是由于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处世待人之道和个性所决定的。我之所以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有着共同点。家宽是我任校长时毕业的优秀学生之一,他品德高尚,尊师重道,敢于说真话,对腐败和官僚主义勇于揭露和批评;他热心为社会服务,无论是兼任武汉大学青年科协会会长还是生物学系副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都做得非常出色,在研究生和教师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学术上,他的理论基础坚实、观察与研究能力强并富有创造能力,而且思维敏捷口才出众,因此在教学或科学研究中都是非常优秀的。(www.chuimin.cn)

家宽是一位德、才、学、识兼备的不可多得的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确实是大学校长最合适的人选之一。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甚至做好了准备,如果哪一天正常换届,我一定会鼎力推荐他为武汉大学校长。可惜,我们都没有等到这一天,我不仅没有机会推荐他,连我自己也被无端地免职了。

正是由于我怀有这个想法,所以当学校拟任命他为研究生院副院长时,我明确向他表示不太赞成他出任这个职务。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主导学科,我希望他继续当生物学系副主任,待做出一番成就后,将来可以逐步擢升为校长。而研究生院副院长,充其量是个配角,是很难有大作为的,几乎是不可能从这个位子上晋升为校长的。但是,在“以人划线”的年代,由于我突然被免职,家宽不仅没有被委以重用,反而连他热爱的植物学重点学科植物分类学方向也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失望之下,他不得不做出一个难以割舍的痛苦决定:离开武汉大学,调回他的母校——复旦大学。

古人曰:“祸兮,福之所倚”。家宽到了复旦大学,简直就像如鱼得水。他立即受到了学校的重视,请他主持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工作,组建了一个拥有国际学术视野的研究团队,争取到生态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多项国家和上海市重大、重点项目,每年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40余篇论文,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对作者获得的成就,我感到无限欣慰。但是,在高兴之余,我仍不免有一丝遗憾,因为他至今未能被选拔到大学校长的岗位上以发挥其才华。一本40万字的《大学教育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其中包括了他的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发展战略思想。例如,在教育观上,他认为:“爱护学生要超过爱护自己的子女”,“培养出的研究生能够超过自己的导师才算是合格的导师”,“只有超过导师的研究生才算得上优秀的研究生”,“关心青年教师成长的才是有眼光的科学家”;在科学观上,他认为:“不断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解决人的世界观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学术带头人应该是科学的组织家和战略家”……这一切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也充分反映出他具有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所需要的全面素质。可惜,正如韩愈在《马说》中发出的感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当然,对于家宽来说,他并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但可惜的是我国大学少了一个可能成为优秀大学校长的教育家。

我历来主张说真话,怎么想就怎样写。以上赘语,是借《大学教育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出版之际,我有感而发。是以为序。

(该书于2007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