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梅镇教授百年诞辰：学问在渡尽劫波中的成果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也就是在这一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七律诗《题三义塔》，其中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的诗句。我借用这句诗的构架为题，写一篇回忆我与姚梅镇先生交往的一些逸事，借以纪念先生百年华诞。在法律系恢复之初，姚梅镇教授担任了副系主任和国际法研究所的副所长，是韩德培先生的得力副手。同时，姚梅镇教授勤奋治学的精神，在武汉大学也是有口皆碑的。

我出生于1933年，对记忆在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特别的兴趣，如希特勒上台，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就职和实行新政，爱因斯坦逃离德国，美国化学家卡罗瑟斯发明了尼龙，日本青年作家小林多喜二殉难，等等。也就是在这一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七律诗《题三义塔》，其中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的诗句。我借用这句诗的构架为题，写一篇回忆我与姚梅镇先生交往的一些逸事，借以纪念先生百年华诞。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与姚梅镇先生同住在一区（即珞珈山18栋），上下班有时同行，偶尔也互相交谈彼此的情况。他的夫人叫贾知先，是化学系药品仓库的管理员，负责发放化学药品和玻璃器皿，我经常与她打交道。由于这层关系，使我了解姚先生的情况又多了一条渠道。

姚梅镇先生出身寒微，幼年丧父，靠姚氏宗祠的资助读完了中学。他于1940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学院，靠奖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以后，又因为出类拔萃而留校任教，从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晋升上来。可是，当他42岁正值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袭来，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经历了耕田、放牛、养猪、种菜等种种农活的磨炼。1961年右派纠正后，武大法律系已被撤销，虽然从事过短暂的学术资料工作，但“文化大革命”浩劫又来了，他被群众组织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再一次送到沙样农场劳动改造，吃尽了苦头。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姚先生与其他受到迫害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才得到真正的解放。

1979年初，我辞去了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的职务，本意是想回校重操旧业，从事我心仪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不料，当我回到学校以后，国家教育部旋即又任命我为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1981年又任命为常务副书记和校长。那时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我敏锐地预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时代即将到来，国家需要大批法律人才。于是，我向学校党委提议恢复我校被撤销的法律系，但党委常委中多数人反对恢复，认为法律系曾经是右派分子的“黑窝子”，仅仅依靠几个曾经的右派分子能够办好法律系吗？他们将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我据理力争，特别是得到党委书记纪辉同志的坚决支持。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他斩钉截铁地说：“恢复法律系的问题不要再争了，我作为一把手表个态，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就算决定了，如果将来有问题，唯我是问就是了。”就这样，一个撤销了20多年的法律系，仅仅凭着当年留下的7个“右派分子”（俗称“七君子”），在全国重新打出武汉大学法律系的牌子，这可是武汉大学历史上一块耀眼的金字招牌啊！

1979年5月上旬，我在办公室召开了恢复法律系的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陈明义、兰远庆（后二人是做党务工作的），并任命韩德培为筹备组组长，马克昌和陈明义为副组长。我在会议上讲：“法律系曾经是武汉大学的金字招牌，历史证明1958年撤销法律系是错误的。法律系这块水晶虽然被打破了，好在晶核尚存，那就是德高望重的韩德培教授。相信只要韩德培教授登高一呼，全国法学界的优秀人才都会聚集到他的旗帜下，要不了多久这颗晶核就会生长出一个硕大的、光彩夺目的晶体！”

恢复法律系时，七君子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54岁，他们的平均年龄已接近61岁，都已到退休年龄了。因此，时不待我，在韩德培先生的建议下，筹建工作快马加鞭，1980年本科生和研究生同时招生。次年，国际法研究所和国际法律系也相继创办，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工作，很快我校法律系引起了全国的瞩目，杰出法学人才迅速聚集到珞珈山，优秀学子也纷纷报考武大法律系。

在法律系恢复之初，姚梅镇教授担任了副系主任和国际法研究所的副所长，是韩德培先生的得力副手。姚先生对武大法律系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我国国际经济法的奠基人，他创立了我国国际投资法的学科体系，他的35万字的《国际投资法》也应时出版，成为我国引进投资的及时雨。同时，姚梅镇教授勤奋治学的精神，在武汉大学也是有口皆碑的。我曾经问过姚先生：你耽误20多年，何以能够迅速做出这么多的成果呢？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自己喜爱的事，即使身陷困境，他也是不会放弃的。”真是这样的，姚先生一边劳动，闲余时间还在翻译国外的法学著作。他的夫人贾知先也告诉我说：“老头子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都是看书，翻译外文资料。这正是：渡尽劫波学问在，书到用时方觉贵。”(www.chuimin.cn)

姚先生是土生土长研究国际法的著名教授，与那些留学欧美的学者相比，更显得难能可贵。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姚先生能够有机会出去看看，兴许对他的学术研究有帮助。机会终于来了，1986年春我校收到了香港树仁学院钟期荣院长的邀请，我知道钟院长是法学教授，是我校1944年法学院的毕业生。于是，在组建访问香港代表团时，特意请姚先生参加，他与钟院长既是法学院先后的同学，又是湖南老乡。代表团共4人，除了我与姚先生以外，还有校长办公室主任牛太臣和总务长夏都昆。这次访问是从7月14日到7月22日，姚先生与钟院长见面时，都显得十分激动，他们旁若无人地用湖南话交流起来。姚先生1940年毕业时，钟院长刚考入武汉大学，他们相互都有些印象，只是时隔40多年，彼此都不相识了。

香港树仁学院是钟院长与其先生胡鸿列大律师共同于1971年创办的，为了造就一方人才，他们几乎是倾其家产兴学。他们都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既是同学又是夫妻，一个当院长，一个做总监，配合默契。为此，胡先生获得了太平绅士、勋爵和香港紫荆勋章等诸多荣誉。

我们首先参观了树仁学院的教学与设施，与师生进行了广泛的座谈。姚先生自然少不了要“吃小灶”，他与钟院长和该校法律系的师生做了详细地交流，获得了十分满意的收获。接下来，我们一行在胡鸿烈大律师的陪同下，参观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学院等高校。此外，还游览了香港的名胜景观，观光了香江斑斓的夜景。我们此行获得了丰收，与树仁学院等校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开辟了我校汉港教育交流的肇端。

姚先生教学认认真真，培养研究生兢兢业业，为人师表一丝不苟。我知道，1987年有一个图书馆学系的毕业生报考他的研究生，该生叫刘勇，他是在毕业3年后慕名报考姚先生国际经济法的研究生。他知道国际经济法是热门，竞争很激烈，录取门槛很高。当年共有3人报考，其中有两人都是学法律的，而他是学图书馆专业的，有传言说法律以外专业的几乎是不可能录取的。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姚教授写了一封信，除了谈自己欲报考“国际投资法”研究生的感想外，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信寄出一周后，刘勇收到了姚教授的亲笔回信，篇幅甚至比他的信还要长，信中详细回答了刘勇的疑问。姚先生说：“你应当安心备考，不必分心，在录取标准中，公平公正是第一位的，绝不会顾及考生的背景与出身。”录取榜公布了，果然刘勇被录取了，他亲身感受到姚先生严谨的学风。

1991年2月底，虽然立春已过了十多天，但天气仍然料峭，学校还没有开学。一天上午，我在路上碰到姚先生拄着拐棍一跛一跛地行走，我上前搀扶着送他回家。我不解地问道：“姚先生莫不是摔过跤，为何使用拐杖？”他回答说：“唉，真是祸从天降！我春节前准备到学院与博士生讨论他的论文修改问题，谁知我刚一出门，就被扑上来的一条黄狗狠狠地把右小腿咬了一口，裤腿被撕破，鲜血直流。为了防止狂犬病，当时就到校医院打了狂犬疫苗，治疗了一个多月，打了5支狂犬疫苗，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行走。”我听后大吃一惊，竟有这样的事，狗也太猖狂了，竟然到家门口伤人，学校应该把野狗除恶务尽，保障教师和学生们的安全。从这件事看出姚先生的敬业精神，他完全可以叫研究生到家里来讨论论文修改，不必亲自去找研究生，像这样的教授的学风，现在已不多见了。

说来也有些蹊跷，此后姚先生的健康状况日趋衰弱，沉疴也一并发作。1993年5月14日，姚先生终因病不治而逝世，享年78岁。我参加了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为武汉大学失去了一位国际经济法的名师而痛惜！先生一生勤勉，坎坷多难，但欣慰的是先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让后学能够从中受益，将先生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

姚梅镇教授百年诞辰：学问在渡尽劫波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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