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恨晚-我与朱清时校长的谈话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如约，我于下午3点30分到达酒店，而朱校长已在酒店门前等候。接着，我讲了一个故事，以表达我对朱校长执掌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景仰。我们的谈话已进行了两个小时，但意犹未尽。为此，建议成立三大独立的机构以制约教育部集权。

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只有51年，地处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安徽省合肥市，但它在出人才和出成果方面，却是所有的百年老校都不能比拟的。原因何在呢？以我之见，主要是三点：选拔有治学思想的校长，树立严谨治学的学风，发扬“不要命”的做学问的精神。

在50年办学的历史中，共经历了7任校长，首任校长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兼任的，长达20年的时间，其次是朱清时院士任校长10年。2008年是全国大学领导班子换届的高峰，朱清时校长虽然只有62岁，但也被换了下来。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卸下了校长的重担，朱校长无疑是获得了解放，他有机会到处讲学。他应武汉大学和长江大学的邀请，于2009年5月下旬来鄂讲学，行前通过科大和武大校长办公室取得联系，希望5月24日下午能够会见我，后来又改为27日下午。他于24日到达武汉，晚上在武大老图书馆的《珞珈讲坛》做了演讲，25日和26日两天在长江大学演讲和参观，27日上午返回武汉，下榻在弘毅大酒店。

朱校长本意是要到家里拜访我，但我觉得家里的条件不太安静，不便谈话和讨论问题。于是，武大校办副主任邬明建和秘书胡西维建议把我们会面的地点安排在弘毅大酒店二楼小会议室。如约，我于下午3点30分到达酒店，而朱校长已在酒店门前等候。他首先表示：“早就慕刘校长的大名，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会见你，向你求教高教改革的有关问题。”我接着说：“我们虽然不曾谋面，但我一直敬仰朱校长的大名和政绩，真是相见恨晚。”他插话说：“我也有相见恨晚之感！”

我们的谈话是在无拘无束的氛围中进行的。朱校长手上拿了一份5月21日的《参考消息》，其中有新加坡郑永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他指着这篇文章说：“中国教育问题太多了，我拜读了你关于《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离开校长职务21年了，社会没有忘记你，学生们没有忘记你，你仍然活跃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舞台上，实在是难得，精神令人感佩！”

接着，我讲了一个故事，以表达我对朱校长执掌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景仰。2006年4月，四川《成都商报》的记者采访我，向我提了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他问道：“刘校长，如果再让你出任校长，你将选择哪所大学？”我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坚持说：“我作假设问，你就作假设答好吧？”于是，我信口答道：“我将选择中国科技大学。”他问：“为什么？”我回答道：“第一，我记得《新周刊》的一个记者经过多年的调查，他用一句话给10所大学的风气做了概括，中国科技大学被称为‘不要命的大学’。由此可见，科技大学的学风最好，不浮夸、不赶时髦、不合校、不贪大求全。科大有一个恒数——1860，10年不扩招一个学生，真是难能可贵。第二，安徽人杰地灵，人文底蕴深厚，古今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军事家、开国皇帝，文人武将不计其数，如老子、庄子、管仲、项羽、曹操、周瑜、朱元璋、包拯、李鸿章、戚继光、陈独秀、胡适、杨振宁等。第三，合肥位于中国的心脏地带，古称‘淮右首都，吴楚要冲’。它既没有像政治中心北京那样浓厚的政治氛围，又没有像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那样的商业气息，是最适宜做学问的地方。”记者听后说了一句话：“言之有理，真是高见！”

朱校长听后也表示赞同，这正是他选择科技大学的重要原因，而且退休后依然不离开合肥，并表示今后不再承担研究课题，不再招收研究生。我对朱校长的思想、作风表示敬佩，我说把你换下来是个错误，是按照党政干部任期换届造成的，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我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美国是12.2年，哈佛大学是22年，即使再让你干两届，那时你的任期也只有18年，年龄也只有70岁，仍然还没有达到哈佛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更不用说任哈佛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他卸任时已是75岁的高龄了。因此，大学校长不应当按照党政干部任期换届，不应当规定任期，只要治校有方，获得学校教授们的拥护，就可以继续任职下去，直至年老体衰退休为止。朱校长说：“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在中国行不通啊！”

我们的谈话已进行了两个小时，但意犹未尽。于是，邬建明副主任安排我们共进晚餐，边用餐边谈话。席间，朱校长又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刘校长，中国高教问题这么多，你看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我说：“朱校长，你太客气了，我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看法，不过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可怕的是我国教育部始终不敢也不愿正视我国高教存在的问题。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愿抛一孔之见，似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这时朱校长拿出了笔记本，准备记下我的意见。我断断续续地谈了五点建议：

1.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教育一次大发展或是大破坏，一般都要进行整顿或调整，如1962年制定的《教育部关于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就是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的冒进和浮夸进行的整顿。因此，建议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一个新的《高教六十条》，据此对我国近十年高教大发展中的冒进错误进行整顿，以使我国高等教育尽快走上正轨。(www.chuimin.cn)

2.坚决从教育部放权改起，发挥大学独立办学的积极性。为此，建议成立三大独立的机构以制约教育部集权。这三大机构，一是国家独立的考试院，负责调查研究和组织全国的高校入学考试（每年1到2次），只颁发考试成绩证书，不划录取分数线，划线和录取权交给大学，教育部只有监督权；二是独立的教育评审委员会，负责对大学办学的质量、教师的水平、学风进行客观评估；三是成立独立的教育拨款委员会，制定各级各类学校拨款的标准，以立法形式公布，依法拨款，杜绝任何人为因素和贿赂、公关等不良风气。

3.必须尽快改革大学校长任命的体制，把遴选大学校长的权利交给大学教授委员会，按照职业校长的条件选任校长，坚决摒弃按照党政干部的选拔和任期的一套做法。

4.制定大学功能定位的管理办法，明确各类大学的性质和任务。各类大学应各就各位，不允许相互串位，不允许相互攀比，特别是普通大学不能向研究型大学靠，因为研究型大学只能是少数的。

5.必须整顿大学的学风，治乱世必用重典，下决心处理一些造假、抄袭、剽窃的学校、院系和个人。凡是抄袭、剽窃者，永远清除出高等学校，终身不得任教职，不允许误人子弟。

朱校长点头赞成这些意见，他说：“只是执行起来困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我说是呀，看来出路还是要大力进行改革，只要坚持下去，终究是会走出困境的。当然，改革需要有带头人，我们真切地盼望在我国大学出现一批真正的改革者。

临告别时，我将刚刚出版的《创造教育书系》5本书赠送给朱校长，他说：“你对教育研究的执着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你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我现在头上也没有乌纱帽了，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他把名片送给了我，希望我到中国科技大学讲学，介绍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改革的经验。我对朱校长表示了感谢，说恐怕机会不多了，因为年龄大了，出门多有不便之处，但我不会停止研究和思考，希望今后多联系和交流。

相见恨晚-我与朱清时校长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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