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中国学分制首位受益者:《珞珈野火集》

中国学分制首位受益者:《珞珈野火集》

【摘要】:1980年,武汉大学率先在全国全面实行学分制,瀚涛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他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用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4年所需要的学分,提前一年半获得了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由于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所以可以说张瀚涛是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可是,武汉化工学院不同意,反复申请也不批准。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留学生们的不满。

2010年7月5日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姓梁,是武大计算机学院的教师。他说一个武大毕业生在美国大学当教授,这次是来武大讲学,明天就要离开,希望今天晚上来看望我,不知我是否方便。我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欢迎他来访。梁老师说:“那就安排在今晚8点左右,我陪他一起去看望您。”

他们非常守时,晚上8点整,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后,两个中年人已站在我的面前,我指着那个高个子说:“你是张瀚涛,虽然20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你的相貌基本没有变,我一眼就认出了你。”那个矮个子自我介绍说:“我叫梁意文,我与瀚涛既是同班同学,又同是孝感老乡。”

我以责怪的口吻说:“意文,你电话怎么也不告诉一声,说是张瀚涛来看我。”意文辩解说:“我是想给您一个惊喜,让校长好好地猜一猜,没想到校长的记忆力如此之好,一眼就认出了张瀚涛。”

提起张瀚涛,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故事的,他是武汉大学的骄傲。1980年,武汉大学率先在全国全面实行学分制,瀚涛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他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用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4年所需要的学分,提前一年半获得了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他是我校实行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由于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所以可以说张瀚涛是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在第一批提前毕业的28个毕业生中,大多数都是提前半年或一年,而张瀚涛则提前了一年半,显示了他拥有巨大的学习潜力。张瀚涛提前毕业后,成为武大很多学生的偶像,同学们以他为榜样,努力使自己成为杰出的人才,学校也以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同时,从张瀚涛的身上,我们切实体会到学分制的优点,更加增强了我们推行学分制的信心和决心。

1981年寒假,张瀚涛参加了公派出国研究生考试,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赴法国留学。1982年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了半年法语,同年夏天赴法国,在南锡大学读博士学位。1984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法国计算机第三阶段博士学位,并准备攻读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鉴于他的成绩特别优秀,他的导师建议他转到美国大学去学习,以便受到更好的教育。于是,他转到了美国纽约州的朗萨拉尔理工学院学习,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被应聘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任教,1994年获得终身教授,1998年成为正教授。在计算机研究方面,他一直从事机器证明和自动推理的研究,曾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青年研究者总统奖。近十年以来,他一直想利用计算机解决组合理论中的一个世界难题,但是直到现在仍没有获得突破。

张瀚涛到美国后,我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我鼓励他向更高的目标攀登。他在一次来信中吐露了他的苦恼,他的女朋友饶凌是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生,分配到武汉化工学院工作。他们是在1982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三好学生代表大会上认识和相恋的。在那个对外开放的年代,青年人都希望到美国去学习,他的女朋友饶凌提出到美国陪读。可是,武汉化工学院不同意,反复申请也不批准。后来他的女朋友饶凌来找我,希望给予帮助。我请她放心,我一定成全他们在美国团聚的愿望。我找到化工学院的教务长涂永仁,他是我的师兄,他表示愿意从中斡旋。最后,我们与武汉化工学院达成了协议,同意把张瀚涛的女朋友调入武大计算机系,这样不会影响武汉化工学院教师的队伍。作为对武汉化工学院的补偿,第二年武大分配两名毕业生给化工学院。此事进展得很顺利,饶凌顺利调到武大,她一天班也没有上,我们立即批准她到美国去陪读。

谈到他女朋友出国的事,张瀚涛铭记在心,他说:“校长是真心搞改革开放的,也是真正关心学生的,这使我们都很感动,绝不忘校长的栽培和关心!”(www.chuimin.cn)

一个真正的爱才者,要成人之美,而不是搞关、卡、压那一套。在我任职期间,曾经采取这种曲线的办法帮助许多留学生的配偶出国。熊豫生是化学系77级的毕业生,他后来赴美国留学,行前与他的女朋友结婚。他的女朋友叫胡洁,是武大化学系79级毕业生,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研究生。按照军队的规定,毕业后必须服务5年才能转业,而后再办理出国手续。可是他们不能等待,找到我请求帮助。我通过广州空军司令员武继元,帮助胡杰办理了转业手续,随后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然后由武大批准出国,前后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朱景仰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博士生,毕业后留所工作。他申请去美国读博后,研究所就是不同意。无奈之中他找到我,希望把他和妻子龚晓平从上海调回武大,然后再批准他们出国。像这样的例子,还有物理学系的毕业生周斌,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而女朋友华雪蕾在上海光机所工作,我也是通过这种办法调入武大,然后批准她去美国陪读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对外开放的程度并不高,出国的关卡很多。当时,有一种观点是担心人才外流,所以对留学生设卡,逾期不归者不予以换发护照,限制他们的配偶出国探亲或陪读,教育部甚至派出政治思想说教者到国外游说,动员留学生学成回国。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留学生们的不满。

我常常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喻派学生出国留学的事,我说农民要想多收获,就必须多播种。同样的,我们如果希望有更多的优秀人才,那就要多派学生出国留学,用美国人的师资和经费培养我国的人才,这有什么可怕的呢?至于留学生们暂时不回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何况美国的人才市场也有饱和的时候,相信到时候留学生们还是会回来的。

时隔20多年以后,“海归”们不是一批又一批地回国创业了吗?国家先后推出的“长江学者计划”、科学院“百人优秀人才计划”和“千人杰出人才计划”等,不是引入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回国工作吗?所以,真开放或是假开放,是真爱才或是假爱才,是衡量一个真正改革者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