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临别赠言及珞珈野火集书名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009年2月22日晚上，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给我打电话说：“校长，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教育部19日已任命我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近日交代工作后就准备去北京。我想与校长约个时间，去与校长告别，更重要的是向校长请教。”既然黄进是诚恳地拜访我，那我也应当认真地接待他。黄进即将履任新职，我特地准备了三篇资料赠送给他，兴许对他有所帮助。上午9时，黄进准时到达，我给他沏了茶，边饮茶边谈话。

2009年2月22日晚上，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给我打电话说：“校长，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教育部19日已任命我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近日交代工作后就准备去北京。我想与校长约个时间，去与校长告别，更重要的是向校长请教。”

“首先祝贺你荣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你现在交接事务繁多，我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好吧，我明天上午9时去拜访您。”

既然黄进是诚恳地拜访我，那我也应当认真地接待他。黄进即将履任新职，我特地准备了三篇资料赠送给他，兴许对他有所帮助。这三篇资料一是陶行知先生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二是陶行知先生的《整个校长》，三是我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的《怎样领导好一所大学》。我早上8时到复印社去复印这两篇文章，不料复印社到8时半才开门，我只好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

上午9时，黄进准时到达，我给他沏了茶，边饮茶边谈话。黄进说：“我是您任内培养的学生，你和韩德培先生是我最崇敬的两位师长，你们的恩德我终身不忘。我今天下午去医院向韩先生辞行，再一次聆听了他的教诲。”

我问道：“你去中国政法大学，有些什么打算？”

“对这所大学，只是有些表面的认识，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打算，待到校调查研究以后，再与领导班子商量。”

有鉴于此，我只好先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你去政法大学，既有优势也有你的不足。你的优势有：一是你经过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洗礼，沐浴了武大改革的黄金时代的氛围。在武大任副校长6年，有不少的经验积累。二是作为一个法学家领导一个法科大学，是内行领导学校，可以发挥你的专业知识的作用。如果说一个科学院士领导一个综合大学，他的专业知识对于领导大学可能用处不大，而你就不同了。三是你在武大、全国教育界和法学界的口碑很好，这是你做好工作的群众和舆论基础。但是，你也有自己的不足，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你对政法大学不甚了解，一切都需要从头摸索，没有一年半载是不能进入状态的，因此你应当从基础工作做起，扎扎实实地进行；二是你的魄力不大，胆识也有限，这对于一把手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一般来说，有个性的校长，才能办出有个性的大学；有创意的校长，才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

接着，我对他的工作又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要成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以教育家的思想治校。教育家并不神秘，但要成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例如要有自己独特教育理念，要有自己教育代表著作，要有自己的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要培育出大批杰出的人才。从做好现在的工作来说，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法学家。为此，你可能在专业方面要做出某些牺牲，专业与校长的工作，以校长的工作为重点。你现在51岁，如果工作顺利的话，你可以连任三届校长，前后总共12年，是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

“第二，一定要抓改革，以改革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改革办出政法大学的特色。改革不是一句华丽的辞藻，而是要身体力行，重在改革实践。现在，叶公好龙式的人物较多，真正锐意改革者并不多。改革需要‘两识’，即卓识和胆识，前者是知道如何改和怎么改，而后者是要敢于改，知难而进，要有排除万难的决心。当前，全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势并不是很好，改革的阻力还很大，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www.chuimin.cn)

“第三，人才始终是校长必须关注的第一要务。爱才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不能只是吃现成饭，不慕名人，要真正发掘有潜力的顶尖人才。在这一方面，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拉拉分校是一个榜样，该校校长杨祖佑任职10年，共培养出了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都是他亲自发现和支持而获得的，的确难能可贵。

“第四，倾听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是校长不可推诿的责任。不能把群众找校长当成麻烦，应当把他们当作动力。随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使矛盾解决于萌芽之中。同时，群众中有好的建议，可以供我们做决策参考，这就是善于运用外脑的意思。”

黄进问：“校长，您80年代抓的教学制度改革，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那么，现在应该从哪些方面抓起呢？”

我回答说：“其实，高教领域的改革课题很多，如课程体系的改革，通识教育的改革，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改革等。在这些方面，你作为一个内行，完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黄进又问：“校长，作为更高层次的改革，应该怎样抓呢？”

我回答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我认为，大学更高层次的改革是，实施创造教育，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这是我最想做但又无法进行的一个试验课题，因为我没有实施的舞台。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先生当着温家宝总理的面提出：‘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可是教育界没有人读懂他的建议。我曾经设计了实施创造教育的模式，也没有人响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在一个系或一个专业进行试点，如果获得了成功，然后再普遍推广。如果你抓住了这项改革，那么政法大学很快就能走在全国大学的前面了，对于提升政法大学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建议黄进读一些西方教育的原著，如法国卢梭的《爱弥儿》，德国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德国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西班牙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等。我深感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理论的落后，论教育的起源，我国要早于欧洲，可是我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影响后代的教育理论著作。老子、孔子可以说是教育的始祖，但他们也仅仅只是提出一些有益的教学方法，而没有形成像卢梭那样的自然主义教育观，这个教育观已成了欧美教育的基石。我国的应试教育之所以改变不了，原因也就在于这一点。因此，要想做好校长的领导工作，必须读一些教育经典著作，还是那句老话：“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最后，黄进很激动地说：“校长，听了您的谈话，真是受益匪浅。我记住了校长的教诲，一定努力工作，不让校长失望！”

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临别赠言及珞珈野火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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