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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美国人保尔的故事|武汉大学任教故事

【摘要】:大概是5月初,我接到来自上海的一个美国人的电话,他的中国话说得比较流利。我与保尔的故事,自然是要从他在武汉大学任教说起。在与外事处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保尔要求见校长,我同意接见他。当年我与他谈话时,了解到他来中国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研究德国文学,因为他有厌学的思想才辍学到中国任教的。随后,我又询问外事处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同意保尔的要求。出于对我的信任,保尔希望听取我的建议。

大概是5月初,我接到来自上海的一个美国人的电话,他的中国话说得比较流利。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保尔,80年代曾经在武汉大学英语,您与我的一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希望专程到武汉来看望我,我表示欢迎。接电话以后,我一直回忆不起来,我的一次谈话,怎么会改变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呢?所以,我也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两次打电话说要来,但都由于临时计划有变,所以一直没有见到他。

6月5日,我又接到保尔的电话,他询问我周末是否在武汉,如果在的话,他将来武汉见我。我表示周末肯定在学校,欢迎他来访。他说:“好!我于7日乘飞机到武汉,住在水利学校附近的楚源大酒店,这一次肯定不会再有变化了。”

我们约定6月7日下午3时在楚源大酒店的大厅会面。我乘出租车准时到达,保尔已在大厅等候,不用介绍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身份了。我们在咖啡厅靠窗旁的双人座位落座,我要了一壶碧螺春绿茶,我们边饮茶边谈话。保尔递上了他的名片,他的英文名字是Paul Ross,中文名字叫保尔。他解释说,保尔·柯察金是苏联卫国战争时的英雄,对50年代中国青年人影响很大,他也很崇拜保尔的英雄行为,所以就用保尔作为他的中文名字。

保尔现在是上海Alcatel·Lucent电讯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已经工作3年多了,这是一家美国与法国合资的公司。保尔颇具语言天才,他能够流利地讲中文、法文和德文。我问他:“你在哪里学的中文?”他说:“我没有在正规的大学里学过中文,是自学的,主要是个人感兴趣。”

我与保尔的故事,自然是要从他在武汉大学任教说起。他介绍说,1985至1986学年,他应聘到武汉大学英文系任教,教授本科生的英语。学校安排所有的外国教师住在外国专家楼,但是他却不愿住在专家楼,要求与中国学生住在一起。可是学校外事处不同意。外事处解释说,外国专家楼有暖气空调,有专门的西餐厅,而普通中国学生宿舍条件差,不能让外国人居住。在与外事处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保尔要求见校长,我同意接见他。正是这次谈话,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用他的话说是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回忆,使我想起了那次谈话的情况,甚至回忆起他当时的相貌——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的美国人。当年我与他谈话时,了解到他来中国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研究德国文学,因为他有厌学的思想才辍学到中国任教的。我询问他为什么不愿住外国专家楼,而愿意与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他说:“我本是一个研究生,愿意与中国学生在一起,不愿把我看成是外国专家。这样我就可以体验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可以学习中文,与他们交朋友。”随后,我又询问外事处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同意保尔的要求。他们的解释是:第一是内外有别,外国人不能与中国人混杂住在一起,担心泄密或发生其他问题;第二是不便管理,如果外国人生活或是安全出了问题,他们负不起责任;第三不能让外国人了解到我们落后的一面,如乱、脏、差等现象。但是,我认为外事处的人太多虑了,既然改革开放,那我们就要真正地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再说,是保尔自己要求住到中国学生宿舍的,没有什么秘密可泄,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最后,我耐心地说服了外事处的负责人,同意了保尔的要求,把他安排在枫园5栋5层的一个单人房间,在研究生食堂就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程度还不算太大,我们能够这样做,无论在外国专家或是中国学生中,引起的反响都是好的。(www.chuimin.cn)

在谈话时,我了解到保尔是辍学来中国任教的,于是我建议他应该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要珍惜在这所著名大学学习的机会。在谈话结束时,我把《长歌行》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名句赠给了他。他被我的开明和真诚所感动,认为我是一位开明的校长,此事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保尔接受了我的建议,一年以后,他回到美国,恢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学习,获得了该校德国文学硕士学位。保尔回忆说:“在继续研究生学习期间,我还掌握了德文和法文,扩大了我的知识范围,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保尔离开武汉大学以后,至今已经22年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也令我十分感慨。这说明,真情是不分国界的,是跨越年龄的。我们的谈话很投机,还谈到了他认识的大卫·佩里先生,谈到了我退休后的研究工作,也谈到了我对中国当前教育的看法。保尔已经成家,妻子在新泽西一家银行工作,有一个女儿。他说最近老板告诉他,公司在美国的一个研究所有一个职位,问他是否愿意回美国。出于对我的信任,保尔希望听取我的建议。我对他说:“你在上海已经工作3年多了,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交了不少朋友,又能讲中文,能够继续在上海工作,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毕竟你的夫人和女儿都在美国,而且研究所的职位很不错,似可以考虑你们老板的建议。不过,你不妨听听你夫人的建议,也许是很重要的,她将帮助你做出最后的决定。”

我们谈话将近两个小时,彼此都感到十分愉快。我向他赠送了《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作为纪念,他向我赠送了一支制作和包装都很精致的“毕加索”圆珠笔。谈话结束后,他陪我散步到东湖边,我们合影留念,然后握手告别。

我祝他回上海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