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担当的意义及要求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我国现在没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这样敢于创造和开辟的校长。与此同时，对大学校长的任命也渗进了形式主义的思想。在我看来，一个大学校长的担当就是事不避难，“敢”字当头，敢作敢为。

一个大学校长是一校之主，他肩负着传承大学的精神，营造独立、自由、民主的学风，设计大学的特色和发展远景的重任。国内外大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办学风格，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和学术水准。因此，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育家。

什么是一流的教育家呢？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陶行知先生在《教育周刊》上撰文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恐怕我国现在绝大多数大学的校长，都不符合一流教育家的要求。我国现在没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这样敢于创造和开辟的校长。

我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至今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在此期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从1919到1949年，前后总共30年。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他们切身体验到西方大学的“真经”，自觉地传播西方大学独立、自治、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他们虽然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但并不再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心无旁骛地履行一个大学校长的全部职责。他们堪为学者化的职业校长，其杰出代表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

第二个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前后大致有38年。这个时期大学的校长，基本上是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青年领袖，他们投笔从戎，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中受到了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先后被派到高等教育战线担任大学领导工作，从教育实践中成为革命化的职业教育家。他们出身知识分子，但不再从事学术工作，在大学没有自己的一己私利，能够顾全大局。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一心扑在学校的工作上，故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他们的杰出代表有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北京大学的陆平，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山东大学的成仿吾，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兰州大学的辛安亭等。

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大约有20多年的时间。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拐点，追求“高、大、全”的形式主义主导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出现了大倒退，只强调发展而舍弃了改革。与此同时，对大学校长的任命也渗进了形式主义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任命了一批学者担任大学校长，凡是有院士的学校，校长非院士莫属，如果没有院士，也要选拔一个拥有指导博士生的教授担任校长，于是出现了美其名曰“双肩挑”的“校长模式”。这些校长一心挂两头，自然非常辛苦，用陶行知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类“命分式”的校长（即不专心致志），是很难领导好学校的。

比较以上三个时期的大学校长，无疑第三个时期的校长是最弱的，像民国时期那样杰出的大学校长，在目前2000多所大学中竟然找不出一个，这是非常需要反省的。他们的弱势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虽然是某个学科方面的著名学者，但却不懂教育学，也没有兴趣和精力钻研教育理论，因此他们提不出自己的教育理念，也很难深谙教育规律。这大概是我国当今大学没有特色和问题丛生的原因。第二，没有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不善于联系群众，也不懂“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既不善于决策也不擅长管理，这是滋生大学“官本位”的主要原因。第三，“双肩挑”致使他们不能心无旁骛地履行大学校长之职。现在大学规模很大，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社会，不专心致志是决然搞不好的。实际上，大多数的校长并不能做到公平的双肩挑，自己的学术研究才是他们心中的重头，有些校长甚至利用职权营建自己的学术山头。

第三时期的大学校长，少有成为教育家的，这与我国大学校长任期制有关。现在像玩走马灯一样任免校长，既不利于他们钻研教育理论，也不能使他们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这种完全按照政府公务员的任期任免校长，违背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这样做的不良后果是，许多大学校长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即使他们有心专注于教育的研究，但由于任期的结束，他们不得不告别热爱的教育舞台。

细细想来，一个国家真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一定要有敢于担当的大学校长，他们既是大学的灵魂式的人物，又应当成为国家智囊人物中的一部分。

什么叫担当？《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常用于艰巨的任务。”作为个人来说，一定要勇于承担艰巨的任务。你能够承担多大的责任，就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对于用人部门来说，一个人能担什么样的责，就委以什么样的任，这就是知人善任。比如改革大学校长遴选的办法，把遴选、监督和罢免权下放给大学的教授委员会。他们最了解情况，知道该选举什么样的人当校长，一旦校长不胜任或是贪腐或渎职，就启动罢免的程序。有了这样的机制，校长必须对选举人负责，这样就能够促进他们不断地学习和提高，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担当。(www.chuimin.cn)

在我看来，一个大学校长的担当就是事不避难，“敢”字当头，敢作敢为。具体来说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一定要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学校是人生的重要驿站，如果在学校不能培育学生说真话、立诚信和求真理的品格，那么到社会上就很难养成这种风气。一个大学校长的言行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品行，一个有担当的校长，要能够做到只认得真理，而不晓于利害，也不畏惧刀俎，永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第二，敢于改革，始终站立于改革的潮头。改革是破旧立新，破旧必然冲击旧的观念，也必然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总是有阻力的，如果没有敢于率先“吃螃蟹”的精神，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一个有担当的校长，必须身先士卒，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者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大学改革裹足不前，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人前怕狼后怕虎的思想有关。

第三，敢于反对错误的潮流，坚持正确的方向。中国历来有“刮风”的习惯，这是中国人趋同思维的反映。20多年来，我国高教界刮起了一股冒进、浮夸、造假的不正之风，例如“大跃进”式的扩招，全国本科教学假评估，大专学校升格等，居然没有大学校长站出来抵制这股歪风，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大学校长的集体失职。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就坚持10年不扩招；北京大学全校各系都改成了学院，唯有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坚持不改，依然叫中文系；北京师大新上任的董奇校长宣布“四不搞”：即不申报研究课题，不招收新的研究生，不申报教学和科学研究奖，不申报院士。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些人太少，他们的正确行动并没有遏制住错误的思潮。

第四，敢于起用和保护有争议的优秀人才。爱才谁都会说，可是大多数人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甚至不乏叶公好龙似的人物。古往今来，大凡杰出的人才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所以他们往往成为有争议的人物。本来，争议只是一个中性词，但有些领导人一听说争议就搁置或抛弃不用，生怕自己承担责任。起用杰出的人才，关键是要不拘一格，而埋没人才也就在这个“格”上。现在大学包括民办大学，都把博士学位作为录用的门槛，实际上这完全是为了评估统计的需要，这样也助长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当年陈寅恪、华罗庚、钱穆、陈景润等都会被拒之门外。同样的，如果按照这个所谓的“格”，像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仅高中一年级、坐牢10年），国际著名建筑学家张在元（仅仅是讲师），国际著名数理生态学家李百炼（大专），都不可能调入武汉大学，这就会使得这些国际知名的学者被埋没。

第五，敢于承担错误。人无完人，无论是改革或是创新，都可能会招致失败。一个有担当的大学校长，既要敢作敢为，又要敢于负责。做对了，绝不骄傲居功；做错了，绝不文过饰非，而是严于解剖自己，从错误中总结教训，以便更好地前进。话虽然如此之说，但我们却很少见到敢于面对错误的校长。如果一个人有了错误不能面对，文过饰非又可能导致新的错误，这绝非是一个有担当的校长应该抱有的态度。

大学校长为什么应当是有担当的人呢？这是由大学的性质与使命决定的，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说：“是大学改造社会，而不是社会改造大学，这是大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几位风骨凛然的大学校长。他们是：英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约翰·纽曼，他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任职长达40年，完成了在查尔斯河畔建设世界伟大学校的宏愿；芝加哥大学创始人威廉·哈珀，10岁上大学，是公认的天才、神童，35岁出任校长，被认为是教育革命者，在该校留下了大量的哈珀遗产；日本的福泽谕吉，私立庆应义大学首任校长，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六大思想家之一；德国的威廉·洪堡，被称为教育改革的播火者，开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纪元；以色列的哈伊姆·魏茨曼，早于以色列建国前15年创建了希伯来大学，担任了首任校长，与此同时创建了魏茨曼科学研究院，为以色列的教育与科学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首任总统，也有人称他是以色列的国父。这六人都是有担当的校长，如果没有他们，也许世界或者某个国家的历史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个有担当的大学校长，应当有非凡的视阈，包括观察事物敏锐的眼光，判断事物深刻的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胆识。这些都是成为有担当大学校长必要的素质。但是，一个有担当的大学校长，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只能是从教育改革的实践中产生的。我国不乏这样潜在的有远视的人才，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营造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氛围，通过公开和平等的竞争，才能将有才华、挚爱教育和勇于担当的人选拔到大学校长的岗位上来。这既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要的条件，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所在。

（本文发表于《领导科学论坛》2014年第2期）

大学校长担当的意义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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