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创新之发动机-珞珈野火集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英国牛津大学前校长科林·卢卡斯曾深刻地指出：“大学可以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大学要成为创新的发动机，需要创新校园文化环境的滋养，需要培育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我们不无遗憾地说，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称为“创新的发动机”。创新校园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使大学成为“创新的发动机”的必要条件。美国管理学家米切尔·拉伯夫曾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奖励，因为奖励是对创新的认同、肯定和支持。

教育与文化息息相关。从广义上看，教育属于大文化范畴，而校园文化则是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之一，是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所谓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学生为主体，以课余的文体活动、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文化。我国历来有“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重视学校的硬件条件而忽视软件条件，认为硬件看得见、摸得着，是物质性能够起作用的东西，误以为软件是虚无缥缈的，似乎无足轻重。有鉴于此，我就特别强调校园文化的建设，它是文化力在办学中的表现。从本质上说，文化的价值在于推陈出新，如《礼记·大学》的名句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造，这也是我强调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之所在。

英国牛津大学前校长科林·卢卡斯曾深刻地指出：“大学可以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在谈到中西教育差别时，他指出：“提出挑战性的质疑，恰恰是聪明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大学要成为创新的发动机，需要创新校园文化环境的滋养，需要培育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他说：“哈佛大学给予学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由的公共发展空间。”而且，他自问自答地说：“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产生最好的研究和教育？在哈佛，创新的空间随处可见。”他所指的空间，就是校园文化环境，是充满创新气息的大学精神。

我们不无遗憾地说，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称为“创新的发动机”。目前，我国在几乎所有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设立的单项大奖仍然是零纪录，如菲尔兹奖（数学）、图灵奖（计算机）、沃尔夫奖（物理、化学）、爱因斯坦奖（物理）、推维茨奖（医学）、维特勒森奖（地质学）、泰勒奖（环境生态学）、普利策奖（新闻）、格莱美奖（音乐、美术），等等。这绝非疏忽或是不公，而是我国学术界创造性缺失的表现。

对于中国人缺失创造力的问题，国际各界早有尖锐的评价，只是我们充耳不闻罢了。例如，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评论说：“中国人的思维受铁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丧失了自己飞翔的能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更适合在明确的指令下繁荣，精英负责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利于鼓励个人的创造力。”他进一步分析说：“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永远不能产生像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物。”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缺失评判精神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影响很深，许多人无形中接受了“和为贵”和“求同存异”的传统思想。其次，不少人读书蜻蜓点水，不求甚解，也提不出新的见解。再次，中国人思维的特点之一是同向思维，也就是趋同思维，他们信奉“附和哲学”。从创造学上说，没有异见，就不可能有创造发明。(www.chuimin.cn)

创新校园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使大学成为“创新的发动机”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怎样营造创新校园文化呢？首先，在大学开设创造学方面的系列课程。自20世纪30年代，创造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诞生，可是，创造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才传入我国，而且由于传统思想的阻挠，在实施创造教育方面困难重重。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仅有2%，而成功的不到1%，与美国大学生20%～23%的创业率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其次，普遍开展多学科的讨论会，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学生社团多得像雨后春笋，其中，有一个叫“快乐学院”的社团，是那时武大创新校园文化的一个缩影。这个社团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讨论会，参与的学生也是一批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每次聚集都带来新见解，又随时准备批驳别人的观点。他们的宗旨是，为了不一致才走到一起，以获得新知为最大的快乐。我是这个“快乐学院”的顾问，他们经常一人主讲，其他人群起攻之，使主讲人下不了台。但是，他们彼此没有隔阂。

第三，设立创新奖，激励每一个创新者。创新奖应面向学校每一个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因为在营造创新校园文化方面永远没有旁观者。美国管理学家米切尔·拉伯夫曾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奖励，因为奖励是对创新的认同、肯定和支持。

（本文发表于2014年10月12日《齐鲁晚报》文化人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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