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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的困惑:对教育改革的回答未涉及核心

【摘要】:可是,与会者们对“钱学森之问”的解答却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大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等等。上海交通大学是钱学森先生的母校,对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2010年10月28日,在钱学森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了“求解钱学森之问”的纪念大会。以上各种各样的回答,虽然不能说都是不正确的,但至少都没有涉及“钱学森之问”的核心。

我研究创造教育学30多年,对有关创新和创造的信息是比较敏感的。钱学森先生与温家宝总理的谈话是2005年7月29日,而《光明日报》是8月23日报道出来的,时差居然长达25天,这绝非是对待一位科学泰斗的重要建言的正常态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在等待国家教育当局和各大学的校长们的回应,但我彻底失望了。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和研究钱学森先生的建言,这距钱学森先生提出建言又过去了一年三个多月的时间。参加会议的有6位大学校长和多名教育家,温家宝总理说“就钱学森提出的建言请教大家”。可是,与会者们对“钱学森之问”的解答却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大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等等。这些回答完全不着边际,可以说是离题万里。

在钱学森先生逝世后不久,安徽师大传媒学院院长芮必峰等11名知识分子,以公开信的方式致函国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呼吁教育界直面“钱学森之问”,希望“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可是,呼吁归呼吁,仍然没有见到教育部对《公开信》做出积极的回应。

上海交通大学是钱学森先生的母校,对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2010年10月28日,在钱学森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了“求解钱学森之问”的纪念大会。该校领导人表示:“母校肩负着率先回答学长之问的责任。”可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没有见到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出创新教学的模式,也未能发现该校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培养创新人才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钱学森之问”牵动全国各界,求解或是破解的人士无以计数,提出的答案也是应有尽有,不妨选择数例摘录于后:

国家教育部回应:改革人才评价制度;(www.chuimin.cn)

刘人怀院士等学者撰文《试答钱学森之问》,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摆脱教育行政体制对教育的束缚;教育去产业化,摆脱市场化对教育的干扰;教育去关系化,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某院士回答:浮躁情绪是最大的敌人;

其他的回答还有:从幼儿抓起,改革中学教学,举办英才班,等等。

在2015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年会,一起求解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会者有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作家等,这是集多学科专家的一次问诊,也可能是迄今民间规格最高层次的研讨会。经济学认为“均值”高而“方差”小,难出杰出的人才;教育家认为过度行政化影响大学的创造力;哲学家认为培养杰出人才首先要加强人文教育,等等。这些回答未免太学术化了,虽然对人们有某些启发作用,但却无助于破解“钱学森之问”。

以上各种各样的回答,虽然不能说都是不正确的,但至少都没有涉及“钱学森之问”的核心。这就使我感到非常困惑,一个本来并不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能正确地回答?原因就在于迄今70岁以下的大多数人都是接受传统的应试教育,很难有“创造”的思想意识,也分不清创新与创造的本质区别。另外,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这就是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