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教育观的形成：《珞珈野火集》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教育家，亦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只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造成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在长期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我的教育理念——创造教育观。回顾起来，我的创造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应当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创造教育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

每一种教育形态都有支持它的教育理念，而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也就会造就与这种理念相符合的人才。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教育，德国赫尔巴特的三段式教育，美国杜威的实用教育，英国贵族学校的天才教育，中国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等等。所以，教育理念是很重要的，它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有一位叫马尔库塞的西方学者曾高度评价观念的作用，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们能够改变人，而人能够变革世界。”

什么是教育理念呢？所谓理念，就是观念或观点，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理念是思想意识形态，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大脑中留下的概括形象。教育理念是从教育实践中产生的，这种理念一旦上升到理论，它又对教育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实际上，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在其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无非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有人说，中国没有教育家，也有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教育家（指孔子和蔡元培，半个指陶行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散布教育家神秘论。教育家并不神秘，应当说每一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是教育家，一个拥有自己教育理念和论著的学校领导者也是教育家。我国是一个大国，在各类学校受教育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有着广阔的教育实践天地，应当产生许多教育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教育理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教育家，亦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只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造成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很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形成不同风格的学校，也难以产生不同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当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作有根据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崇尚教育改革，力图探索办学的新模式。我自学了国内外许多教育家的论著，希望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但我又不囿于他们的思想。在教学改革中，我注意研究新情况，尝试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我先后从事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24年，其间我撰写了“创造教育书系”（5种），参加编写的著作多达20种，发表的论文近300篇。在长期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我的教育理念——创造教育观。

这个教育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应当说，一个观念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又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回顾起来，我的创造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少年时梦想的延伸。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偶然读了一本关于诺贝尔发明无烟炸药的故事书。我深深地为他的创造精神所感染，决心向他学习，立志做一个发明家，把一生献给人类最美好的事业。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欲望更加强烈，我无时不在做着发明家的梦。为此，在学习中，我尝试着自学，成立业余科研小组，努力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那时教学方法完全是满堂灌，要求的只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我对那种教学方法越来越不满意，但又无能为力。那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创造教育，但却很想尝试一下另类教学，这就是我最早的关于创造教育的朦胧意识。(www.chuimin.cn)

其次，在苏联留学期间，我尝到了独立自主学习的甜头。我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中途辍学。虽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是那种自由的学习方式却使我难以忘怀。按照苏联授予学位的规定，我们需要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但是，导师既不给我们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更为出奇的是连考试时间也不做规定，学生认为准备好了，可以通知导师进行考试（口试）。这样，我就有很大的主动权，采取备考与科学研究并举的方法，以备考促科研，以科研带动备考，最有效地利用了时间。在科学研究上，导师十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从科研选题到研究方案设计，都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导师的作用是启发和引导，他们十分乐意听到学生不同的意见，鼓励开展争鸣。那时，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仍是西式的，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更接近欧美教育。这是我最早接触的西式教育，它使我体验到了与我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并使我产生了要改革我国教育的想法。

第三，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从大量实践中我看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促使我下定决心进行教育改革，大力推行创造教育。本来，我被任命为校长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是被赶着鸭子上架的。我自少年时代起，就梦想当一个发明家，可是当了校长以后，使我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再从事发明创造已不现实，于是我不得不转换角色，把我的发明梦想转化为另一个梦想，即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应当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创造教育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促使我下定决心的还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学生，他们是我进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77级学生王小村，他本是历史系学生，但是他对历史毫无兴趣，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为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兴趣，尊重他们的选择权，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的确，他对生物学很感兴趣，在学习期间，他到野外考察，开展科学研究，写出了数篇论文。由于他不重视课堂学习，特别是不愿死记硬背，所以到毕业时，他有两门主课考试不及格，经补考仍然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他只能获得结业证书，不能发给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但是，他并不服气，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并对我说：“校长，你是主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不是我能力的表现？试问全校有几个学生能达到我这样的水平？因此，不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是不合理的。我希望校长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准予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我的确被他说服了，我的理念不允许我剥夺他应该得到的权利。这是我任职期间唯一的破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他又给我出了—个更大的难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所属的肿瘤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符合他的特点的。但是，两年以后，他又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说：“这是我两年的研究成果，没有给校长丢脸。但是肿瘤研究所对我不合适，我希望调到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单位。为此，我希望校长能把我调回到母校工作，以便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这的确是个难题，当年他毕业时是破例发的毕业文凭，现在要调回来，谈何容易？说实在的，我内心里是很欣赏他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对王小村持反对意见。为此，我三番五次地做生物系领导的工作，但他们始终不同意把他调回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得行使否决权，最后还是把他调回来了。我对生物系的领导说：“让我们观察他五年，如果他是个人才，那是学校的幸事。如果他成不了才，请你们拿我是问。”令人欣慰的是，两年以后，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14届肿瘤学术会议上一炮打响，他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他被聘为英国皇家生物化学学会会员，同时他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研究。有谁能想到，一个连学士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破例的话），更未能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居然被邀请到美国著名大学去做博士后研究，难道这不是对他水平的认可吗？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创造性的人才成长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他们，而且还要敢于保护他们。当然，像这样的人才不只王小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应当说他们是在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的成功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实施创造教育的决心。此时，我对创造教育不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已经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且形成了我较为系统的创造教育观念。

（本文发表于《学校文化》2010年第2期）

创造教育观的形成：《珞珈野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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