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茶马古道的发展及茶马贸易状况

2023-1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5]川茶马古道随茶马交易的发展而发展，茶马贸易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的经营与管理。731年，唐玄宗下令允许在赤岭进行茶马交易。因雅、黎是川藏交通要道，又是川西的茶贸中心，于是朝廷规定：交换马匹所用的茶叶只能用名山的茶，在名山上设置“茶马司”，经管此地茶马交易。其中，汉源、雅安、天全成了川西地区最大的茶马贸易市场。随着战事减少，对马匹的需求也相应下降，朝廷不重视茶马互市。

“茶马古道之名由茶马互市而起，它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特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5]川茶马古道随茶马交易的发展而发展，茶马贸易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的经营与管理。

（一）唐代茶马贸易的兴起

茶叶于唐代正式入藏，约公元632年—704年。初期，唐朝和吐蕃因领土常常发生争执和战乱，两方贸易关系未能正常发展，限制了茶叶的输入。茶叶虽然很早就进入吐蕃，但是输入量很少，只能供给贵族、僧侣，他们把茶视为一种保健品。

《封氏见闻录》记载：唐代僧侣坐禅时候，不吃晚饭又少睡眠，只有饮茶才能让身心愉悦，于是到处争相效仿。这一时期的吐蕃受唐朝文化影响较深，所以茶叶传入吐蕃之初，饮茶之风便在僧侣中迅速流行。一直到赞普朗达玛“灭佛”事件发生，许多僧侣无奈还俗后把饮茶带到民间并快速传播开来，此后饮茶成为藏民族的一种社会风俗，雅安茶叶也应需扩大了种植规模，输入吐蕃的茶叶量也日益增多。赤松德赞掌权期间，西藏开始用大量的马畜与汉区交换茶叶，茶马贸易兴起。

为了加强茶贸经营管理，唐拟定经管茶马交易政策。一是设置“茶马互市”。731年，唐玄宗下令允许在赤岭进行茶马交易。二是实行茶税。“茶税开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8]。三是制定“榷茶制”^[2]防止私茶发展，垄断茶叶贸易。这些管理政策的实施为雅安茶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

唐末，大唐与吐蕃关系和缓，进入相对敦睦时期，官道商道畅通无阻，川藏茶马古道真正形成了。“其路线是：由成都、临邛（邛崍）出发，经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经旄牛县（汉源），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即莋都，为西汉沈黎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市新都桥、塔公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6]

（二）宋元时期茶马贸易的初步发展

宋代，内地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仅在四川就已经产茶约3 000万斤，北宋政府高度重视茶马贸易，西藏与内地真正建立起茶马贸易制度。

北宋建立后，与之对峙政权（辽、金、西夏）相继崛起，在这样的军事危机下，宋朝需要大量的战马、军费。《宋史·兵志十二》记载：“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为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9]表明当时茶马交易场所主要以西北地区为主。茶叶赋税是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交易经管。宋朝继承发扬了唐朝的“榷茶制”，实行严格的茶叶垄断制度，不得随意买卖，规定从西藏出来的藏商到了碉门或黎州就不得越过此界再向东到雅安、名山一带的产茶区了，而汉商也不得过界以西。964年，政府在各地设置茶叶专买专卖的管理机构，负责茶叶买办和制定惩罚非法买卖的条律。川西地区虽然不是茶马贸易的主要场地，但因其茶叶生产大大发展，所以在黎、雅都设了茶马互市口岸，以便于专门供需康区茶叶和获取巨大利润。

西夏崛起后，与北宋战争不断，北宋失去西北马源，急需战马，政府将互市重心转移至西南地区。朝廷在成都府路管区眉、彭、绵、汉、雅等地设了二十个买马场，其中，雅州地区因处于产茶区，其境内三个买马场（雅州买马场、灵关镇买马场、碉门寨买马场）的地位很高。因雅、黎是川藏交通要道，又是川西的茶贸中心，于是朝廷规定：交换马匹所用的茶叶只能用名山的茶，在名山上设置“茶马司”，经管此地茶马交易。

由于“榷茶制”下政府将茶叶低买高卖，严重损害茶农生产积极性和茶商的利益。南宋时期，成都府路转运使判官赵开列举出榷茶制的五大要害并上奏朝廷，提出废除“榷茶制”实行“引茶制”^[3]。

元代的马政制度，以茶换马的要求有所降低，茶叶基本上就地销售。因茶叶贸易伴有高额的茶税，元朝政府仍然重视向西藏输入茶叶，朝廷在碉门等地设立“西番茶提举司”进行互市，不再局限简单的茶马交换。与此同时，朝廷将茶马贸易的主要路线定为进藏的官道，并开始大力开辟，广修驿站，使得川藏茶马古道的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延伸。(www.chuimin.cn)

（三）明代茶马贸易的繁荣

茶马贸易到明朝已经发展到繁荣阶段，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内容、方式上都产生了重大变化。

明太祖看到“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1]。便将此作为治藏的策略，借茶马贸易的发展加强对当地的管理。

明朝在南宋茶引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情况又有所发展。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了防止驻守边疆官员假公济私，朝廷制定了“金牌信符”^[4]。为保证茶引制有效进行，洪武四年（1371）在秦、洮、河、雅四州设立了“茶马司”来专门经管茶马交易，执行法令和政策，并且管理茶场及相关的机构，后又在黎州和碉门两个地方增设了买马场，负责与康、藏的茶马贸易。

明代，碉门（天全）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以雅安为起点的茶马古道得以正式开通，从雅州至打箭炉段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荥经，途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茶’；一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称为‘小路茶’。”[7]“小茶路”加强了对周边地区的联系，缩短了茶路距离，确保了茶路通畅，茶马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中，汉源、雅安、天全成了川西地区最大的茶马贸易市场。“据统计，从1409—1601年的192年中，仅四川、陕西等地行销甘、清、藏的茶叶分别为30万至80万斤。”[11]这表明当时的茶马贸易繁荣昌隆。

（四）清朝和民国茶马贸易的衰败

清王朝入关后，先后在北方各地建立了马场和牧场，清朝的马匹供需有了保障。随着战事减少，对马匹的需求也相应下降，朝廷不重视茶马互市。随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西藏对棉、绢、布、粮和日用百货的需求日益增加，茶叶市场也随之扩大，纯粹的茶马市场也慢慢在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丧失原来的地位。乾隆时期，官营“茶马贸易”将近停止。

为了获得巨额的茶贸税收，朝廷将四川茶马交易经管制度进行改革。乾隆时期，将“引茶制”改为官商共同经营的“引岸制”^[5]，变官茶为商茶，取消对西藏茶叶输入量的限制，将四川出产的茶叶划分三个口岸，其一将雅安地区茶叶经康定销往西藏，因以雅安为中心的产茶区位于川南部，又称为“南路边茶”；二是把灌县、崇州、大邑生产的茶叶输往松潘等地，为“西路边茶”；三是将剩余地区生产的茶叶销往内地，是为“引腹”。南路边茶就这样连续不绝地运向西藏。

虽然官营“茶马贸易”停止，但是汉区和西藏之间的商业贸易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民间商贸的繁荣打破了原来纯粹的茶马贸易，使得“以茶易马”向更广的领域拓展。内地将大批的茶叶和生活用品、布匹、绸缎、瓷器等商品输入西藏换取皮革、名贵药材、黄金等。“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 000斤、虫草30 000斤、羊毛5 500 000斤、毪子60 000多根等，共值400余万两。”[12]频繁的商贸来往让汉藏两地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和互为依赖、互为支持的关系，两边互换的商品数量也超越了之前的水平和规模，这使得汉藏两地的经济交往更加牢固。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和川藏纠纷不断，政府不得不渐渐淡出藏汉的茶马贸易，贸易的规模也有所萎缩。茶马贸易在民间仍然保持着活跃，南路的茶号还有五六十家，年产量仍保持在800万斤左右。

从唐至民国时期，随着历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茶贸管理的完善，茶马贸易由兴起、发展、繁荣再到衰落，川藏茶马古道的路线也得以发展和完竣。

川藏茶马古道的发展及茶马贸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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