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案：民权主义、邦国主权、君臣义

2023-1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项孟子民权主义之根据（甲）人类平等之原则孟子之人类平等主张，根据于人之本能，因本能为人之所共有，而又相同者。故余尝称孟子之主义为民众福利主义，诚有功于民众也。第二项邦国之主权在民夫以主权属于君主者，则邦国为君主所有；以主权属于贵族者，则邦国为贵族所有；以主权属于人民者，则邦国为人民所有。第三项民有对君不服从之义凡言君主一尊者，人民对于君主只以服从为正义，而以叛逆为不道。

第一项　孟子民权主义之根据

（甲）人类平等之原则　孟子之人类平等主张，根据于人之本能，因本能为人之所共有，而又相同者。但是种本能，亦不外良知良能与种种善端，为其性善论之张本也。

孟子以为人之本性，既然相同，圣人与我即系同类，自无根本上之差别。故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滕文公上》)

然实际上能“养浩然之气”而为大丈夫者，甚属鲜少。此并非无是种本能，实不为也。曹交问孟子曰：

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告子下》）

孟子说有。曹交便以没有才能，不能为，对之。孟子便曰:

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夫人岂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告子下》）

孟子对于齐宣王亦曰：

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梁惠王上》）

不为不能实是为善不为善之大关键。孟子又引颜渊之言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

此足以证明彼主张人类只有后天成就智愚，并无先天之贤不肖。进而言之，即恶人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为善者，一旦为恶，亦就沦在地狱。故曰：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

西子是失其本性，故遭人之厌恶。恶人是返其本性，故受上帝之容受。社会上绝无本能不平等之人类，可见个人为重要者易言之，无论为尧为舜为桀为纣，人格均系在水平线上。是以治者与被治者之阶级，君子与小人之差别，并非先天上即有此现象，乃是彼辈自出世后，养得不同之故。此为人类平等学说之渊源，亦民权主义之根据也。

（乙）君贵民轻之弊害　孟子为民权主义之鼻祖，倡民贵君轻之论，尝以舜禹之受禅，实迫于民视民听，桀纣残贼，谓之一夫，而不可谓之君，提倡民权，为孔子所未及焉。

战国时代，君行暴政，人民憔悴，其真相，唯孟子观察之最深，亦敢发公平之论。彼尝曰：

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此沉痛之言，已可见孟子之心矣。读《孟子》一书，通篇语辞，不外替人民说话，亦不外为人民谋幸福。故余尝称孟子之主义为民众福利主义，诚有功于民众也。其批评当时战争之惨祸曰：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

又曰：

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

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万章下》）

由此可见一斑矣。此外如“夺民时”“罔民”等事，数见不鲜。虽然，当时各国之君所以敢为暴虐而无所顾虑者，何耶？此盖由于君权过重，民位过卑，君主皆以人民为不足畏也。孟子深知当时症结之所在，故其政治论中多有提倡民权之论，以救当时之弊焉。

第二项　邦国之主权在民

夫以主权属于君主者，则邦国为君主所有；以主权属于贵族者，则邦国为贵族所有；以主权属于人民者，则邦国为人民所有。邦国为人民所有者，然后人民得以之与人，取之于人。今孟子谓民能以天下与人，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是邦国民有，而主权在民也。法人卢梭亦谓邦国之主权不在于一人，而在于众人，与孟子之意相近。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

（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孟子）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梁惠王上》)

又万章与孟子讨论尧舜之授受：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天与之，人与之。”（《万章上》）

孟子自谓天者，以民为代表者也，故其引《泰誓》之言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孟子谓民能以天下与人之说也。吾国古昔皆以能以天下与人者，惟有天耳，所以国家兴亡，皆曰天命。如禹王也，则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桀之亡也，则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之王也，则曰：“夏王有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纣之亡也，则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此种“得天者兴，失天者亡”之论，至周犹是，盖以邦国之主权在天，惟天乃能处分之耳。但古昔以邦国之于主权在天，则以有天下者，在“享之心”。孟子以邦国之主权在民，则以有天下者，在“得民心”。此亦吾国政治思想之一大变迁也。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

又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由是可知孟子视人民在一国中所处地位之重要矣。故当时齐宣王胜燕之后，问孟子以燕之可取不可取，孟子答以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盖孟子之意，以为兵强力厚者，虽可一时夺取人国，然而国权在民，苟非民悦而与之，固不可强占而有也。

第三项　民有对君不服从之义

凡言君主一尊者，人民对于君主只以服从为正义，而以叛逆为不道。故夏桀，暴君也；成汤放之，卒至自惭其德，而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商纣，残主也；周武伐之，夷齐叩马而谏曰：“以臣伐君，可乎？”孟子则不然，如：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梁惠王下》）

夫穆公以人民“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之极大问题，问孟子如何处置，而孟子乃答以此是人民复仇之举，不足为罪。可见孟子以人民之不服从长上，非不可也。推而言之，虽君主之不服从亦无不可。不唯民如此，臣亦有然。如曰：(www.chuimin.cn)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

表明臣不是定须服从君者。君要臣服从，须得己先为善。己若不以礼待臣，此即如“食而弗爱，豕之交也，爱而不敬，兽之畜也”。稍明理之人，绝不能容受之。囚臣之所以为臣，本不在结好于君，但孟子言为臣之职分尚不尽此，更分卿为异姓之卿及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君有大过，便害于民，百姓虽无异言，然贵戚之卿以宗庙为重，民命为贵，决然易君，何等利害。异姓之卿避而去之，且视君为寇雠，虽君死亦不服。要而言之，君与臣皆为民。桀纣虐民，孟子便许汤武征服。太甲不知为民，孟子便许伊尹放逐。岂如后之为臣者，仅知发“天王圣明，臣罪不诛”之言，将百姓置于脑后而不管乎？

但君之才能，尚有不及之时，仁人在位，即不能不询及刍荛，好成就彼之职分上之事业。孟子曰：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公孙丑下》）

贤者谒君，在行其保民之道，所以不用礼聘，便不去。恐自往求见，道反不能行。至于君主召之，则非为民求贤可知，所以贤者便不来。

古之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尽心上》）

贤者素来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观念，一旦出位，总想“以道殉身”“泽加于民”，并非为君主做功狗而来。“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注重在民，显然易见。是以君之弗保民，则失其为君。臣不保民，则失其为臣。贤士弗保民，则不足为贤士。民之珍贵，可想而知矣。

又孟子以国内之有君、民、臣三者，由于或劳心，或劳力，或任重，或任轻，随能而异之分功而已。彼此互相需要，互相倚助，人君亦同在此水平线上而已。若有不尽其责者，即为失职。若有不敬乎人者，即为轻慢。失职之人，即有罪于社会。所以谓桀纣为匹夫，而汤武非弑君也。轻慢之人，人亦得轻慢之。所以告滕文公必恭俭而礼下也。

第四项　政事以民为归

孟子以得天下在得民心，得民心在于“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是即孟子所据以施政之纲要也。故孟子所言仁政：

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所言王政：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

所言不忍人之政：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皆以为民也。

第五项　用人以民意为准

孟子以国家用人之贤否，其关系于民，至重且大，故曰：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

但欲得仁者，去不仁者，其道如何？孟子以为依民意为准，则可矣。如曰：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梁惠王下》）

孟子此论与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者，大不同矣。

第六项　君为须顺乎民意

孟子以为君主所行所为，须顺乎民意，才得民心。如反乎民意，失民心，则亦失其政耳。此与卢梭所谓国家主权，必属之人民，政府不过实行人民主权所规定者之机关而已之意相同。孟子曰：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梁惠王下》）

文王能与人民合作，能顺从民意，故能受百姓爱戴也。

第七项　君主以保民为职分

孟子由其民贵之学说，建设其最伟大之保民政策。唯保民政策，须由君主执行，且君主所以能为君主，即在保民，不能保民，贼仁残义，即失其为君之资格。况民较君为贵，君主所为，便当以保民为唯一之目的。故：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滕文公上》）

民事奈何？从消极的方面说，先要不扰民。所谓：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从积极的方面说，更要保民。保民奈何？孟子以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保民政策之实施，首在处理人民之生产经济。其唯一之希望，在使人民无冻馁之患，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无有不仁。此则保民政策之极致也，由当时之政治现状与社会状况论之，斯固最良之政治计划。即以今日眼光评论之，亦一富有价值之政治学说也。

以上数端，为孟子受当日时势之影响，而提倡之民权。然果如其言以为国政，则虽以君主世袭亦不过。如今英国为虚君政体而已，实权则在人民也。梁任公谓：“孟学所言诸政，今日泰西各国所行者，庶几近之。惜乎，孟学之绝也。”诚哉言乎。

孟子学案：民权主义、邦国主权、君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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