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首位成功改革家，付出生命

2023-1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商鞅不但是治国之能臣，对兵法也颇为熟稔。商鞅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商鞅本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经过严密护卫，方才出行。为了其政治理想，商鞅执着地践行变法措施。商鞅是我国古史上首位获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家，是一位为改革而献出热血与生命的斗士。商鞅被处以车裂极刑的时候，也许正预示着古代改革家悲壮命运的开始。

太史公在《史记·商君列传》文末论赞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1]细考商鞅的生平，我们认为太史公所言未免对商鞅求之过甚。

首先，“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所因由嬖臣”。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风盛行，儒家代表人物如七十子后学、孟子、荀子等皆以游说诸侯为务，而游说是要讲究技巧的。孟子即时常顺应时君世主的喜好来劝谏，如为了鼓动齐宣王推行仁政、王道，孟子在游说时曾多次根据宣王好战、好乐和好勇等特点来做比喻，“王好战，请以战喻”，[2]孟子将霸道比喻为“率兽而食人”，[3]提出“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大勇”[4]等主张。《韩非子·说难篇》曾经专门论述游说的艰难，“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5]这段话指出游说的困难不仅在于分析各种情况提出合理的建议，更在于揣摩君主的心理，使进言不触犯君主之忌讳。商鞅的游说显然采取了投石问路的策略，他自幼好刑名之学，但初入秦国，对孝公并不了解，故先以流行的帝道、王道来试探。待探明孝公的真正意图后，方才详述强国之霸道，最终君臣相谈甚欢。事后景监曾与商鞅讨论过其中的缘由，商鞅回答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从商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在商鞅本人的心目中“强国之术”显然远逊于“帝王之道”。

商鞅在秦国变法取得巨大成功时，名士赵良求见，商鞅回顾与赵良的交往，“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从赵良的言谈可知他是一位推崇儒家学说的名士，商鞅一直渴望和他结交，早年曾经通过孟兰皋得见赵良，位极人臣时依然不改初衷。尽管后来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建议，但由此可见，商鞅本人并非太史公所说的“天资刻薄人也”。

而所谓“所因由嬖臣”，系指商鞅得以游说秦孝公，主要得益于结交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商鞅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游士，在秦国无亲无故，他在魏国也尚未建功立业名扬诸侯，要想面见秦王若无人引荐谈何容易？其实不独商鞅如此，魏人范雎得见秦昭王也是通过昭王身边的谒者王稽，[6]后来又通过远交近攻的战略在秦国屡建奇功，才被封为应侯。而被儒家尊奉为圣人的孔子在卫国时亦曾通过嬖臣弥子瑕得见南子。如《盐铁论·论儒篇》曰：“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7]这里的卫夫人即卫灵公夫人南子，由于南子名声不好，故孔子见南子还曾引起弟子子路的微词，孔子为此还曾与他发誓。此事还见于《淮南子·泰族训》：“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8]《吕氏春秋·贵因篇》亦曾记载此事，“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因也”。[9]尽管各书记载略有差异，但孔子通过嬖臣弥子瑕而见卫夫人应是确实之事，尽管后世儒者本着为圣人讳的原则对此百般回护，认为孔子此举乃出于诎身行道，史迁作《孔子世家》对这一经历更是只字不提。应侯范雎因王稽而得觐见并未遭到后人鄙薄，司马迁甚至还称赞他是“贤者”，若非遭遇困厄境遇，不可能奋发有为成为一代辩士。两相对比，足见太史公对商鞅的态度不可谓不苛刻！

其次，“欺魏将卬”。进入战国时代，西周春秋以来的车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步兵已经成为军队的主力。在车战时代的“不鼓不成列”“不伤二毛”等仁义概念连春秋时人都不愿坚守，更遑论受“争于气力”“诈谋见用”时代风气浸染的战国中人。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10]一书有所谓“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之语，足见时风之一斑。商鞅不但是治国之能臣，对兵法也颇为熟稔。他向秦孝公建议发动对魏国的战争也是蓄谋已久、志在必得之事，因此他采取欺诈的方式在聚会时埋伏甲士“袭虏魏将公子卬”，不过是“擒贼先擒王”的战术策略。这种策略更为战国兵家所津津乐道，不必过于苛责。然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欺瞒旧交之举显示出商鞅性格中强烈的功利性，而交友不信是深为时人所不齿的行为。商鞅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如《论衡·祸虚篇》所言，“商鞅欺旧交，擒魏公子卬，后受诛死之祸”。[11]而《吕氏春秋·无义篇》亦援引商鞅的“无义”行为作为“士自行不可不审也”[12]的前车之鉴。平心而论，太史公的批评从道德的角度讲是无可厚非的，但从事功的角度而言则应另当别论。

再则，“刑公子虔”，“不师赵良之言”。自商鞅主政以来，“日绳秦之贵公子”，“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13]商鞅与秦之贵公子素无怨仇，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确立法的威信，加强孝公的权力。其实，商鞅本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之前，就有吴起因变法而遭肢解这一前车之鉴。从他踏上“刑名法术”之路起，就注定要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也早有思想准备，商鞅每次外出，都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经过严密护卫，方才出行。为了其政治理想，商鞅执着地践行变法措施。他不避灾祸，屡次结怨于权贵，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对此，秦昭王时应侯范雎的评价似乎更为客观：“夫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将，破敌军，攘地千里。”[14]商鞅为秦国的富强可谓穷尽所能，毫无私心。

商鞅是我国古史上首位获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家，是一位为改革而献出热血与生命的斗士。与同为卫人的吴起相比，商鞅幸运地遇到了坚决支持他的秦孝公，但不幸的是，他和吴起一样结局悲惨，于秦孝公身后遭到政敌的诬陷与杀戮。商鞅被处以车裂极刑的时候，也许正预示着古代改革家悲壮命运的开始。中国古代真正的改革家，常常是坚持公平与正义的斗士，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社会前途两难选择的时候，总是大公无私地选择前者，而置后者于不顾。正如林则徐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商鞅虽推行了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运动，但却落得惨遭车裂的下场。这对于商鞅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却又是泽被后世的，其身虽死，其法未败，乃至“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15]。

[1]〔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7页。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1《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页。

[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1《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页。

[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2《梁惠王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31页。

[5]〔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4《说难》，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5—86页。(www.chuimin.cn)

[6]〔汉〕桓宽：《盐铁论·大论第五十九》（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1页。

[7]〔汉〕桓宽：《盐铁论·论儒第十一》（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3页。

[8]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09页。

[9]〔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卷15《贵因》，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5页。

[10]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1]〔汉〕王充：《论衡》（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59页。

[12]〔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卷22《无义》，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