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秦国官制与以吏为师

2023-1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探讨秦国的“以吏为师”之制或许有助于我们窥见其间的若干消息。商鞅虽死，其法未败，而秦国素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秦孝公用商鞅之道，以刑法为教。孝公去世，惠文王即位之初，“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舍“以吏为师”之制无他！战国末年的韩非也主张教导民众应“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出土的简牍材料证实，秦国的官吏有教民法令的职责，秦国的学僮进用为吏也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和考核选拔。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师传家法。或父传之子，或师传之弟，口授笔录，代代相传。与这种主流的学术传承方式相比，商鞅之学的“师承家法”在古代特别是战国时期则显得晦暗不明。前述商鞅门人、弟子或私徒属，大多名不见经传。见诸文献的“为商君学”者尉缭，是通过何种方式研习商鞅的思想，也无以为考。那么商鞅之学在其身后究竟是如何得以传承的呢？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日炽，摆脱血缘宗族的士阶层异常活跃，如纵横游说之士散游各国，学术思想的传播已不限于父子、师徒之间。战国初年，鲁缪公、魏文侯皆以礼贤下士而闻名，列国卿相养士之风也随之大盛，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徒。而最著名者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自齐威王草创至齐宣王时代达到全盛阶段，成为名噪一时的“学术中心”，四方游士纷至沓来，“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8]“各著书言治乱之事”[9]。稷下学宫汇集儒、墨、道、法、名、农、阴阳五行等各家学派代表，百家争鸣，诸子学说相互激荡交融，蔚为大观。除资政干禄和学术争鸣外，稷下学宫还兼具授徒讲学功能。

商鞅在世主政秦国时，亦必有私徒属聚集在其周围，或草创政令，或出谋划策，互相切磋。但当商鞅以谋反之名遭车裂之后，商鞅本人身死族灭，其私徒属幸免者自当逃亡于诸侯之间。商鞅之法留于秦，而商鞅之学则可能随其私徒属而传播于各国，稷下学宫中自当不乏议论商君学说者。那么，保留于秦国本土的商鞅之学是否就湮没无闻了呢？探讨秦国的“以吏为师”之制或许有助于我们窥见其间的若干消息。

商鞅虽死，其法未败，而秦国素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秦孝公用商鞅之道，以刑法为教。孝公去世，惠文王即位之初，“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10]在以愚民为国策的秦国，妇人、婴儿所能言之“法”，只能理解为商鞅的法令，而不大可能是讨论商鞅思想的《商君书》。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宣传教育，秦国的妇孺又何以知晓商君之法？舍“以吏为师”之制无他！

战国末年的韩非也主张教导民众应“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篇》云：“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11]韩非之说应非原创，当是受了商鞅的影响。因为在成书偏晚的《商君书·定分篇》[12]中，也明确提出“为法令置官也置吏”，“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这样“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13]同样的主张出现在关系密切的两本书中，恐怕不仅仅是巧合。

将“以吏为师”之制发挥到极致则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丞相李斯有鉴于“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故“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14]显然，这里的“以吏为师”所教之内容已经扩大到医药、卜筮、种树之学，不限于法令。其目的在于蠲除私学《诗》《书》百家语，而医药、卜筮之学自当在吏本身所学范围之内，否则何以教民？

出土的简牍材料证实，秦国的官吏有教民法令的职责，秦国的学僮进用为吏也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和考核选拔。如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载，墓主人令史喜在秦国担任小吏，同墓出土有《语书》和《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喜负有教民及学僮学习法律的责任。又如《秦律十八种》之《内史杂》曰：“令赦史毋从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15]律文明确规定，只有“史之子”才有资格在学室学习，其余人等违反者一概视为犯罪。这里的学室，应是一种学校。古时以文书为职务的史每每世代相传，要从小受读写文字的教育。许慎《〈说文解字〉叙》引汉《尉律》云：“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按，《尉律》为汉廷尉所守之律，该律规定学僮年十七以上才可参加选拔为吏的考试。而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墓主喜的相关经历也足以证明汉代《尉律》实源自秦律，许慎之说不妄。如《编年记》云：“今元年，喜傅”；三年“八月，喜揄史”。[16]即始皇元年喜年十七，三年八月即十九岁被进用为从事文书的小吏——史。

《商君书·定分篇》也明确记载：“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17]即是说主管法令的官吏若迁转或死亡，就马上安排接替者学习、诵读法令所说之条文，并为他做出规定，使其在规定的时日内通晓法令条文，如不符合规定，将制定相应的法令治罪。

综上所述，作为史之子的学僮首先要在学室接受识字教育，年十七之后进用为吏必须通过考试方可，其基本条件是必须诵读籀文九千字。作为后备力量，从小吏成长为主法令之官吏，还须熟悉精通法令条文，并再次接受考核。此外，医药、卜筮、种树之学亦在吏的学习范围之内。

有学者质疑秦国本土能产生“商学派”，认为秦国的教育政策仅足以训练足够数量的法律工作人员，而很难发展出对法律政策作理论探讨的学者群。由秦简《内史杂》“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18]的规定可知，秦国的教育世袭仅局限于中层或以上的官吏，平民及下级官员的子弟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再从同墓出土的其他简文内容来看，秦国的中下层官吏得到的教育是专业而技术性的法律条文。现存秦律中，完全没有像《商君书》一样，有法律原则及政策的探讨。另外，从秦国极少输出游士的事实看来，秦国的政治、思想和外交人才都比较枯竭，不得不向外搜求。因此秦国恐怕很难存在商鞅学派。[19]

其实上述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赵高与李斯密谋篡改始皇遗诏时曾云，“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20]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21]赵高之言难免有自夸之嫌，但他由于精通文书律令而被选入宫中，作为王子胡亥的师傅教习法律政令。由此可知，法律政令也是太子学习的内容，并非仅限于中下层官吏。可想而知，秦国的上层官员和贵族子弟也应接受类似的教育。教导目不识丁的民众学习法令，只要教会他们明白法令赏罚的标准即可。而要教育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官吏或贵族子弟乃至太子学习法令，恐怕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作为秦政和秦律指导思想的商鞅学说也应在其中。

总之，“以吏为师”之制，迅速养成了一批能够贯彻秦政、法律令的官吏阶层，是秦保持国富兵强的重要条件，也是商鞅的学说和思想得以传承的重要力量。他们有执行国家政策、政令的义务，也有学习和继承商鞅思想的责任。儒家学派的弟子是“学而优则仕”，他们大多是普通的士。而商鞅学派的弟子们则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吏。商鞅之后在秦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政者，他们大多数也可被视为商鞅思想的传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诸子。典型者如李斯，他本与韩非跟随荀卿学习儒学，但入秦后，却摇身一变，服膺商君学说，俨然一法家“巨子”。

[1]持此说者大有人在，如祝瑞开对尸佼思想的论述，详见其撰《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141页；林剑鸣对商鞅思想的分析，详见《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页；郑良树直接指出商鞅“习杂家（指尸佼）之言”，详见《商鞅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6—87页。

[2]〔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尸子》，〔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1页。

[3]〔汉〕司马迁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9页。

[4]〔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尸子》，〔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1页。

[5]〔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子》，〔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2页。(www.chuimin.cn)

[6]〔明〕宋濂：《诸子辨》，顾颉刚标点，北京：朴社，1926年，第27页。

[7]分别见华陆综：《尉缭子注释·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何法周：《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载《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7—86页。也有论者以《尉缭子》主张用兵以仁义为本，“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由此断言其成书于战国晚期。见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按：此说实拘泥于“尉缭为商君学”的窠臼，而《汉志》将《尉缭子》列为杂家本身就说明其思想杂采诸子，未见得主张与商鞅完全一致。而仁义学说也并非孟子才提出，墨子实最早将仁义并举。

[8]〔汉〕司马迁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95页。

[9]〔汉〕司马迁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6页。

[10]〔汉〕刘向集录：《战国策·秦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11]〔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19《五蠹》，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2页。

[12]关于《定分篇》的成书，参看拙著：《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上编第4章第7节的讨论，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16—223页。

[13]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6页。

[14]见〔汉〕司马迁撰：《史记·李斯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46页。按，此段文字还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文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由此可见，“法令”二字在有的《史记》版本中是没有的。这样理解其实更符合古代“学在官府”和法家一贯主张的“听吏从教”的宗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已注意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记载的差别，还指出《通鉴·秦纪》作“若有欲学法令者”。见：〔汉〕司马迁撰：《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6，〔日〕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06—107页。

[1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6页。

[17]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0—141页。

[1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06—107页。

[19]冯树勋：《从商君书辑定年代看古籍整理的几项要素》，《书目季刊》2004年第38卷第3期，第73页。

[20]《史记·张丞相列传》张守节《正义》曰：“古用简牍，书有错谬，以刀削之，故号曰‘刀笔吏’。”见〔汉〕司马迁撰：《史记·张丞相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78页。

[21]〔汉〕司马迁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49—2550页。

商鞅：改革秦国官制与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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