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改革家诸子共襄盛举

2023-1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大约与商鞅同时，法家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出现了申不害和慎到两位代表人物。比慎到稍晚而同为稷下先生的荀子则认为慎到重法、申子贵势。商君相秦，申子相韩，虽同为执政，然秦、韩强弱不同，凭借各异，故二人之功业亦不可同日而语。吴起早于商鞅，他的事迹相信出生于卫国的商鞅定早有所闻。则无论尉缭为何时之人，他对商鞅的学说是钦慕的。概言之，战国兵家的三大代表人物，与商鞅皆有一定渊源关系。

自商鞅走上历史舞台之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渐次形成。“自商鞅、申不害，下及惠施、庄周、孟轲、宋钘、许行、陈仲，为先秦学术烂漫壮盛之期。时事之大者，为秦孝公变法，梁惠王、齐威王相王，遂及秦宋，而至五国相王。诸侯莫不称王，而周室为赘瘤。齐兴稷下，游仕奋起，盖战国之主要期也。”[48]

1.法家的勃兴

同战国诸子相较，法家的思想言论最切近时代脉搏，因此他们常常受到当世君主的重用，其治国之道广为应用。大约与商鞅同时，法家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出现了申不害和慎到两位代表人物。一般以为，战国前期法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言术、慎到贵势，这其实只是韩非的一面之词。比慎到稍晚而同为稷下先生的荀子则认为慎到重法、申子贵势。如《荀子·解蔽篇》即云：“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荀子·非十二子》还以“尚法而无法”批评慎子。由此可见，商鞅并非只言“法”、申不害不仅仅论“术”、慎到也不止重“势”而不及其余。“法”“术”“势”作为特定的学术话语在韩非之前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因此，对前期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不能囿于韩非一家之言。

在商鞅变法前后，申不害也在韩国推行改革。申不害（约前400—前337），郑国京人。韩昭侯八年任用他为相，“内修政孝，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49]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子“著书两篇，号曰《申子》”。《汉书·艺文志》载《申子》六篇。《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可见，《申子》一书在汉代篇章有不同的分法。[50]

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而尤重谈“术”，主张君王“示天下无为”，把术藏于胸中，以驾驭臣下。如《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51]此段论法术之别，最为明白。要而言之：“则法者，所以治民；术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者也。”[52]简单地说，法就是成文的国法，是官吏据以统治民众的条规；术就是手段，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亦即所谓“君人南面之术”。

此外，申子还主张君主“无为”的政治思想，认为“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53]由此可见，申不害强调的是法外之无为，即不主张在规律外寻求任何尝试或改变。

商君相秦，申子相韩，虽同为执政，然秦、韩强弱不同，凭借各异，故二人之功业亦不可同日而语。商君言“法”，申子言“术”，政策虽异，但同为战国前期之法家。韩非虽为法家之集大成者，其学取申、商之长，但终未获执政之机，故其学说未得践行。

和商鞅、申子等主政改革派不同，慎到更致力于法家学说的深入思考，属于其中的理论派。慎到（约前350—前275），战国时赵人。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将道家学说向法家理论方向发展。齐宣王时慎到在稷下学宫讲学，并曾任上大夫。楚襄王为太子而质于齐，曾聘慎到为傅。齐闵王时期穷兵黩武，不听劝谏，于是稷下先生四散离齐，慎到也在此时离开至楚，后来又返回齐国。[54]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慎到，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汉书·艺文志》法家类有《慎子》。韩非以为慎到贵势，慎到所说的“势”指政权、权位。他认为国君只有凭借权势，才能做到“令则行，禁则止”，“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55]慎到尊君，但并不主张君主专制独裁，他认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56]

事实上，“法”在慎到的思想中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从今本《慎子》佚文来看，慎到强调“法”比“势”更多。[57]如慎子有言：“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58]“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59]“为人君者”，“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60]“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61]

慎到所强调的“势”论在《商君书》中亦有体现，但二者究竟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相反，还不宜妄下结论。只能说慎到更强调“势”，但是未见得《商君书》的作者就意识不到“势”的重要性。

2.异军突起的兵家

战国时期的兵家以吴起、孙膑、尉缭为代表。其中卫人吴起（前440—前381）擅长用兵，《韩非子·五蠹篇》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62]《史记·吴起列传》也记载他“好用兵”，仕鲁、魏、楚均立下赫赫战功。吴起早于商鞅，他的事迹相信出生于卫国的商鞅定早有所闻。

齐人孙膑（前380—前320），乃兵家翘楚孙武之后代，约与商鞅、孟轲同时。公元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孙膑采取著名的“围魏救赵”策略，商鞅此时已在秦国主持变法，作为当政者定然知晓此事。正是借助魏国战败的契机，商鞅建议秦孝公于次年进攻魏国，一举夺回河西地。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唐代以前散失。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膑兵法》仅保留其中的十五篇。

尉缭，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曾与惠王谈论富国强兵之道；一说为大梁人尉缭，曾于始皇元年来秦游说，著有《尉缭子》一书。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则无论尉缭为何时之人，他对商鞅的学说是钦慕的。关于尉缭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讨论，兹不赘述。

概言之，战国兵家的三大代表人物，与商鞅皆有一定渊源关系。反言之，此亦表明商鞅本人受兵家思想影响很深，《商君书》中有关于军事方面的篇章亦属应然之事。

3.墨子后学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内部发生分化。《韩非子·显学篇》谓：“墨离为三。”《庄子·天下篇》则云：“倍谲不同，相谓别墨”，然“俱诵墨经”，“以巨子为圣人”。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变法，都在积极探寻治国良策，广泛搜罗各种人才，以图称霸天下。在这种形势下，有着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精于辩术、善于谋划，并具有不畏艰险、勇于献身特点的墨家，便受到各国普遍的尊重和欢迎。于是墨家队伍也不断壮大，其鼎盛时，“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63]，成为影响巨大的学派之一。墨者在秦也得到当权者的任用，并对秦国的政治产生影响。秦惠王时“腹[64]为墨者巨子，居秦”，并受到秦王的尊重。腹居秦时，执“墨者之法”自杀其子，而秦王不之罪。[65]由此可见其势力之一斑。除巨子腹外，秦惠王尝亲秦之墨者唐姑果，当时东方之墨者谢子听闻秦国重墨，于是也打算西见惠王。唐姑果献谗言中伤谢子，导致谢子未能仕秦。[66]另外，见诸文献记载的尚有墨者田鸠，他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后至楚，楚王与之将军之节以如秦，因见惠王。[67]前文业已指出，墨家能在秦地兴盛，与其擅长攻守之术有关，然而更主要的是墨家学说中有可以直接为统治者采纳的因素。

墨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及议题对商鞅影响很大，《商君书》中不时显露出来这一特色。对此，目前学界尚重视不够。这或许与论者多将《商君书》视为战国晚期秦商鞅后学所作有关，因为这种认识的一个着力点在于将全书的成书时间往后拖，即多从商鞅去世之后开始分析。于是论者多用孟子、荀卿、韩非等人的思想言论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评判该书各篇的成书，这一做法事实上已经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

4.大儒孟子

大约与商鞅同时，大儒孟子（前390—前305）也活跃于齐、魏等国的庙堂之间。当时“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68]孟子以继承孔子学说为己任，强调“仁义”并主张实行“仁政”，而其时的七大雄国——秦、楚、齐、燕、韩、赵、魏则只讲富国强兵。孟子曾云：“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69]这些言论很难令胸怀统一天下野心的雄主们满意，故孟子虽周游列国，但他的不见用也是必然的。太史公说他“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70]，可谓正中其学说之要害。

孟子散游诸侯，他的踪迹遍布当时的齐、宋、邹、滕、鲁、魏等国，晚年曾在齐国担任卿相，但不久由于宣王未听其言而离齐归隐。孟子虽游历半生，也曾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71]的浩大声威，但终其一生未曾遇到能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圣王。孟子以人性、人心、道德等诠释一切社会现象，其理论始终停留于理论阐释、道德说教的层面，忽略了隐藏在现象背后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物质因素，因而未能上升到实践操作和制度建设层面，其学说也缺乏实施的基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孟子思想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的时势不相宜。因此，不待商鞅及其后学对之抨击，时君世主对空言仁义的儒家学说已经不感兴趣了。在战国政坛上大行其道的主要还是以严刑峻法著称的法家人物，而在当时真正能与法家争锋匹敌的则是墨家后学。故论者每每以《商君书》中反对所谓六虱、仁义等即断言这是针对孟子而发，看来是失之偏颇的。孟子本人未曾西至秦，他的学说影响主要还在中原地区。

综上所述，与秦国的商鞅变法同时，诸侯纷言变法，法家学说在各国相继付诸实施。韩有申不害为相；齐用邹忌改革内政，起用孙膑、田忌。擅长攻守之术的兵家及墨者后学大受欢迎，在秦国也颇具声威。

[1]目前所见仅有晁福林《商鞅史事考》一文对此有专门论述，参见《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晁文从商鞅、孝公及战国时期的王权观念三方面分析认为孝公欲傳位商鞅一说有合理之处，然尚有余意未尽，这里拟做进一步补充。

[2]《战国策》原文作“行之八年”，姚宏云：“一本‘八’下有‘十’字。”即认为此处当为“行之十八年”。清人王念孙曰：一本是也。《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卫鞅入秦；三年，说孝公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计自为左庶长至孝公卒时，已有二十年。又《商君传》：“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隐》曰：“案《战国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与此文不同者，盖连其未作相之年说耳。”据此，则《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详见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载《战国策校释两种》，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页。

[3]〔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77页。

[4]〔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此书所用底本为清嘉庆年间黄丕烈刊刻的姚宏本，即士礼居丛书本。同时该书在注解中又汇集了四部丛刊影印的元至正年间刊刻的鲍彪注吴师道校本，即鲍彪本。

[5]如清人黄丕烈在所撰《战国策札记》中曾云：“《战国策》经鲍彪殽乱，非复高诱原本，而剡川姚宏较正本，博采《春秋后语》诸书，吴正傅（即吴师道）驳正鲍注，最后得此本，叹其绝佳。”见〔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04页。又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列举《战国策》各传世本时即明确指出：“鲍彪注本多窜改，不如此两本（即姚宏的两种校正续注本）。”见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6]〔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5页。

[7]〔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8]〔清〕朱骏声编著：《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48页。

[9]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33页。

[10]〔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8页。

[11]〔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9页。

[12]〔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9—410页。

[1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1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45页。

[1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7页。

[1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1页。

[17]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3页。

[18]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00页。

[19]如《仪礼·觐礼》“四傳摈”，郑玄注谓：“古文傳作傅。”《周礼·夏官·训方氏》“诵四方之傳道”郑玄注：“故书傳为傅。”《庄子·山木》“从其强梁，随其曲傅”中的“傅”，陆德明《释文》云：“傅音附。司马云：‘曲附己者随之。’本或作傳。”《战国策·齐策五》“车舍人不休傅”，黄丕烈按：“傅，今本作傳。”《韩非子·说疑》“若夫转法易位，全众傅国”，俞樾《诸子平议》按语云：“傅作傳。”上述几例中，与“傳”通用的“傅”，含义或近似于“傳”，指传递、传播等，或指附着、依附，而与“傳位”“师傅”等含义相去甚远。

[20]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158页。

[21]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2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23]参阅拙稿：《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24]〔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5—1206页。(www.chuimin.cn)

[25]〔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22页。

[26]〔汉〕司马迁撰：《史记·燕召公世家》，〔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56页。

[27]〔汉〕司马迁撰：《史记·燕召公世家》，〔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57页。

[28]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9页。

[29]据《史记·秦本纪》，孝公二十四年（前338），秦惠王即位，次年改元。而商鞅在孝公去世后不久即被杀害，由此可知孝公傳位商鞅之年应在公元前338年或孝公二十三年即前337年。

[30]〔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28页。

[31]〔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4页。

[32]〔汉〕司马迁撰：《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09页。

[33]〔清〕赵翼撰：《陔余丛考》卷36《寡人》，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83页。

[34]〔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9页。

[35]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43页。

[36]〔汉〕司马迁撰：《史记·春申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97页。

[37]〔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38]按：秦惠文王称王是其即位后第十四年发生的事，这里径称其为王是为了行文方便计。惠文王初即位时称惠文君，见〔汉〕司马迁撰：《史记·秦本纪》，〔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5页。

[39]〔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01页。

[40]晁福林：《商鞅史事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28页。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商鞅为何带着自己的私属和老母去魏国而非卫国避难呢？首先，从他在魏相门下任中庶子时与公子卬关系甚好可以判定商鞅在魏国还有其他旧交可投靠，他很可能还希望在魏国东山再起；其次，魏与秦接壤，距离最近，也是逃亡的首选。而商鞅带着私属和老母离开秦国，可见他是抱有去秦不再复返的决心。他的母邦卫国早已沦为一个弱小的附庸国，因此，商鞅再回到卫国不会有大的作为，去魏国实属必然。

[41]《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有学者考证指出“郑”当为韩国，见晁福林：《商鞅史事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31页。

[42]顾广圻曰：“藏本、今本‘明’上有‘臣’字。”此外，迂评本、凌本亦有“臣”字。见〔战国〕韩非：《韩非子新校注》，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56页。

[43]顾广圻认为：“当作‘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乾道本‘利’作‘科’，讹。”当据顾说改。见〔战国〕韩非：《韩非子新校注》，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57页。

[44]俞樾曰：“先王”，当作“先生”，即谓堂谿公也。见《韩非子新校注》，第957页。

[45]〔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17《问田》，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96页。

[46]〔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47]〔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1页。

[4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第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23页。

[49]〔汉　〕司马迁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6页。

[50]《申子》一书《汉志》仅言六篇而未详其目，据《群书治要》知其中有《大体篇》，其余可考者有《君臣》和《三符》两篇。魏晋隋唐时期此书仍见载于史志，宋代《太平御览》《孔子集语》等书皆有引《申子》之文。南宋时逐渐散佚，元明以降，此书失传。清代辑佚《申子》有马国翰和严可均两家。马氏所辑之《申子》刊于《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法家类》，是目前所见较为详尽的作品，不足在于错字较多，且漏收唐代《群书治要》的引文；严氏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4也辑有《申子》佚文，可与马氏所辑互补，其缺点是将《群书治要》引文割裂开来。民国学者王时润所辑《申子佚文》一卷，作为《商君书斠诠》的附录之一，较以上各家最为详尽。详见张觉：《〈商君书〉、〈申子〉、〈慎子〉流传考略》，《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第83页。

[51]〔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17《定法》，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97页。

[5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53]〔唐〕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卷36引《申子·大体篇》佚文，曹光甫校点，台北：世界书局，2011年，第478页。

[54]详见李学勤：《谈楚简〈慎子〉》，《中国文化》2007年第2期；李锐：《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55]〔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17《难势》，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88页。

[56]《慎子·威德》。《慎子》书早佚，元明以降通行的版本有三种：其一为一卷五篇本，所存篇目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与宋代残本同。其二为一卷七篇本，主要由清人据唐《群书类要》辑出《知忠》《君臣》二篇，并旧有者为七篇。其中严可均四录堂本未刊行，目前通行之七篇本为钱熙祚所校之守山阁丛书本。钱氏据唐宋类书补充明本之不足及讹误，又依各书所引辑成《慎子佚文》附于后，实为《慎子》之最佳校本。1935年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即取钱校本予以重刊。其三为内外篇本，明万历年间吴兴慎懋赏编辑校刊，此本乃慎氏据《慎子》残本及各书所引《慎子》之文编制而成，其间真伪混杂，可略备参考。见张觉：《〈商君书〉、〈申子〉、〈慎子〉流传考略》，《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第84—85页。本文所引《慎子》主要参考钱熙祚校本。

[57]如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就曾指出，“‘法’在慎到的佚文中居于主导地位，且荀子（似乎不知道《商子》）最初把‘法’和慎到联系起来，并称申不害为‘势’的倡导者”。见〔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9页。

[58]钱熙祚校：《慎子·威德》，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页。

[59]钱熙祚校：《慎子·君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页。

[60]钱熙祚校：《慎子·君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页。

[61]钱熙祚校：《慎子·逸文》，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9—13页。

[62]〔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19《五蠹》，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2页。

[63]〔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卷2《当染》，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8页。

[64]据钱穆考证，墨者巨子腹生卒年为公元前385—前315，与商鞅同时。由于商鞅得到秦孝公的倚重和信任，故直到秦惠王时腹才得以礼遇。虽然此时他已垂垂老矣，但墨者已然在秦国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