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第一次变法的起始年代。其次,商鞅第二次颁布变法令的时间。[5]总之,商鞅变法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变法令的发布始于秦孝公三年,其后明确记载颁布新法令的还有孝公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等。可以说,秦孝公在位的二十四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和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的。......
2023-11-22
孝公去世后,太子立,是为秦惠王[38]。关于商鞅的被诬和被诛经过,《史记·商君列传》有较为完整的记载:秦惠王继位后,公子虔之徒诬告商鞅谋反,惠王遂下令缉拿商鞅。
商鞅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到秦国边境,想投宿馆驿,却被主人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进入魏国时,不仅被拒绝入境,还被逼迫返秦。无奈之下,商鞅被迫潜逃至他个人名下的封地,发商、於十五邑邑兵,连同其私徒属,北进击郑地。后来,秦惠王派兵攻打商鞅及其造反的私徒属并取得成功,商鞅本人则被诛杀于渑池。
对于《史记》的说法,已有学者指出其中的缺漏和讹误。《战国策·秦策一》谓“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鞅告归”。而商鞅告老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在《吕氏春秋·无义篇》有更为详细的补充,“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公子卬一事)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39]而此举是商鞅败北的一个开端。[40]襄疵为魏邺令,而邺是由秦入魏的要冲。此时商鞅在秦权位尚尊,故得以长驱直入魏国的邺地。遭邺令拒绝后,不得已而返秦。当此之时,秦惠王在贵族们的多方煽动之下下令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关下,被舍人以“无验”为由拒绝入住。商鞅再次逃亡到魏国,此时商鞅已从炙手可热的“商君”变成“秦之贼”,魏国不仅不敢接纳他,还担心秦国的报复而将他驱逐回秦国。[41]
英雄末路,这位在秦国政坛上叱咤数十载的风云人物,竟然落得作茧自缚的可悲结局。战国末年,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前期法家人物的悲惨结局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与堂谿公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www.chuimin.cn)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42]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43],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44]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45]
在韩非看来,吴起、商鞅等人所选择的“立法术,设度数”之举,是“利民萌、便众庶之道”,是真正的“仁智之行”;而只顾个人安危的“全遂之道”则是可耻的“贪鄙之为”。可以说,在商鞅身上,集中体现了坚持公正、公平而勇于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商鞅变法是一场艰巨而持久的斗争,为了确保变法措施的持续贯彻,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意见,依然勇敢地坚持同反对势力做斗争,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俗语曰:狡兔三窟。但醉心于改革实践的商鞅“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46],完全不给自己留退路,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商鞅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生前,即已看到变法所带来的可喜成果,“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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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即秦孝公十八年,商鞅于秦国颁行标准量器一事。这是商鞅变法中关于统一度量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变法的重要年代。《秦本纪》《魏世家》《商君列传》《六国年表》均谓商鞅虏魏公子卬之役在马陵之战次年。见晁福林:《商鞅史事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23—124页。故这里我们以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为准,认为商鞅击魏及虏魏公子卬一事应在前341年。......
202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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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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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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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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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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