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家的影响力

2023-1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既然“孝公欲傅商君”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孝公欲傳（位）商君”说又何以服人？反之，若理解为“孝公欲傳商君”，既符合“傳”的用法，句义也晓畅明了。因此，鲍彪本“孝公欲傳商君”要比姚宏本“孝公欲傅商君”更为合理，姚本“‘傳’，或作‘傅’也”的说法应属形近而产生的传抄错误。

从情理上分析，姚本的“任命商君为傅”说完全讲得通。任命商鞅作傅，辅佐继任的惠王为政这一做法无论从商鞅本人的威望，还是孝公的本意来看都合乎常理。由于变法取得的巨大成功，商鞅的威望在秦国群臣中几乎无人能及；作为太子的辅政重臣，他自是不二人选。孝公本人也很想自己一手促成的霸业能得以延续，由商鞅辅佐太子继续推行法治也符合孝公的本意。因此，商鞅其实是没有理由拒绝的。但是《秦策一》下文紧接着却说商鞅“辞不受”。商鞅究竟为何“辞不受”？这一点是孝公命商鞅为傅辅佐太子一说最令人费解之处。

就个人胆识而言，商鞅不会不敢接受孝公的临终托命，去当太子的师傅。商鞅变法所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整个变法过程自始至终反对的言论、举动从未停止过。据《商君书·更法篇》记载，变法还未付诸实践，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变法的过程中，又遇到太子师傅唆使太子犯法的故意破坏行为。最终商鞅秉公执法，对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分别施以劓刑和黥刑。商鞅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名士赵良曾借机劝商鞅急流勇退，甚至还直言不讳地提醒商鞅：由于变法而招致积怨太多、四面树敌，“亡可翘足而待”。其实，商鞅本人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早有思想准备。他每次外出前，都要经过严密护卫，“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6]为了确保变法的持续性，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意见，依然勇敢地同以太子为首的反对势力做斗争，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从他主持变法时不畏权贵之气度来看，商鞅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孝公这样的临终托命，正可为商鞅缓和与太子的矛盾提供绝好的机会，而且他还可以继续推行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变法事业。他又如何会轻易放弃呢？

既然“孝公欲傅商君”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孝公欲傳（位）商君”说又何以服人？我们认为孝公欲傳位商鞅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未能付诸实践罢了；而且只有作如此理解才能更好地解释商鞅之死。兹辨析如下：

其一，从“傳”“傅”二字的字义及用法来看，传世《战国策》注解本的分歧似应以鲍彪注本的“傳位”说（同姚宏本第一说）更为合理。

傳，《说文》：“遽也。从人専声。”而《说文》辵部曰：“遽，傳也。”故傳、遽二字互训。又因傳、遽二字有“以车马给使也”“驿也”“舍也”等义，故段玉裁注谓“则凡辗转引申之称皆曰傳，而傳注、流傳皆是也”。[7]同时，又由于“禪”通“嬗”，实为“傳”，[8]因此，“傳”又有“禪”之义。如《淮南子·精神训》“故举天下而傳之于舜”，高诱注云：“傳，禪。”[9]由此，我们判断《战国策》“孝公欲傳商鞅”一句，姚宏本的“傳，犹禪也”确乎出自高诱原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云：“尧欲傳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由后文可知，这里的“傳”亦禪也，指傳位。不仅如此，“傳”“禪”同字，《战国策·赵策四》“昔者尧见舜于草茅之中……阴移而授天下傳。”姚宏本云：“刘（按，指刘向）去‘傳’字。”黄丕烈《札记》按：“‘傳’、‘禪’同字。”[10]此外，“傳”，授也。《吕氏春秋·不屈篇》“愿得傳国”，高诱注：“傳，授。”[11]

傅，《说文》：“相也，从人尃声。”而“尃”通“敷”，分布也。《说文》：“尃，布也。”故从尃得声之傅亦假为敷。此外，“傅”还与“附”“付”“覆”通假，有“辅”“迫”“至”等含义。[12]“傅”作名词用时，意为“太傅”“师傅”。如《左传·襄公十六年》“羊舌肹为傅”，《礼记·内则》“十年，出就外傅”。这两处的傅均为名词，指太傅，为三公之一。又如《荀子·大略》“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举鲁孟孙氏令秦巴西为其子傅的故事，云：“居三月，复召以为其子傅。其御曰：‘囊将罪之，今召以为子傅，何也？’”后两例中的“傅”也是名词，指师傅。

在文献中“傅”也作动词，其后直接接宾语。如《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欲使阳处父傅讙也而教诲之”[13]、《国语·晋语七》晋悼公“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14]、《国语·楚语上》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15]，再如《孟子·滕文公下》“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16]上举数例中的“傅”皆为动词，意即“做……的师傅”，句式皆为“使……傅……”，“傅”后接的是教授的对象。“傅”作动词用时，含义也略有差别，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郑伯傅王。”杜注曰：“傅，相也。”[17]这里的“傅”作“相”解，非谓郑伯作周襄王的师傅，而是指郑文公担任傧相，在周天子策命晋文公重耳时，辅助礼仪。

从上述的例证可以看出，作“禪”“授”解的“傳”字在古汉语中一般都是动宾结构，“傳”后的宾语或为“天下”“国”，或为要“傳”的对象——某人。而作“师傅”解的“傅”字多为名词。“傅”作动词，或用作使动用法，无论含义如何，后都直接接宾语，而绝少有省略宾语的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傅”“傳”二字在本义、引申义上均无相通之处。从声韵上来看，“傅”为非母鱼部字，而“傳”为澄母元部字，这两者无论声部、韵母都相隔甚远，读音也无法通假。但是在字形上，“傅”所从的声旁“尃”古字写法却与“傳”所从的声旁“専”形混同[18]，因此，“傅”“傳”的相通其实是形近而讹，而在文献中，“傳”“傅”二字因形近讹误而互相通用的例子不胜枚举。[19]

概言之，如按姚宏本“‘傳’，或作‘傅’也”的说法，“孝公欲傅商君”一句需要调整语序为“孝公欲商君傅”，并增补直接宾语（太子），意思才能完整。而考察“傅”的用例后，我们发现“傅”作动词时省略宾语的用法极为鲜见。反之，若理解为“孝公欲傳商君”，既符合“傳”的用法，句义也晓畅明了。因此，鲍彪本“孝公欲傳商君”要比姚宏本“孝公欲傅商君”更为合理，姚本“‘傳’，或作‘傅’也”的说法应属形近而产生的传抄错误。因此，千百年来学界对这一说法并不看重。

其二，禅让思潮的兴起为孝公行禅让奠定了舆论基础。(www.chuimin.cn)

禅让在战国时期曾经是盛极一时的社会思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一定影响。在战国前期尚贤学说的基础上，随着思想界尚贤呼声的急剧高涨，尚贤的极致即把最高统治权让与贤能者的禅让学说也应运而生。近年出土的战国简帛材料中，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等篇均集中讨论禅让。《唐虞之道》开篇即言：“唐虞之道，禅而不傳。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傳……仁之至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20]上博简《容成氏》认为从上古帝王到尧舜禹皆推行“不授其子而授贤”[21]的禅让之道，《子羔》亦云：“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受也。”[22]在同一时期，儒、墨、道、法等主要的学术派别均对禅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推动了禅让思潮的发展。[23]特别是在战国政坛上“事口舌、取尊荣”的纵横家们，他们的游说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禅让思潮的影响，并促使其向现实的政治实践迈进。战国中后期，受禅让思潮的影响，在现实政治当中确实出现了几次君主欲主动禅让臣下的事例。如《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篇记载魏惠王曾两次欲让位于其相惠施，惠施坚辞。“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24]其叙事方式与《秦策一》非常相似：都是国君让国，臣下不受。又如《战国策·魏策二》载魏国谋士犀首曾与张仪谋划劝谏魏王让位于张仪，其文曰：“犀首欲穷之，谓张仪曰：‘请令王让先生以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衍请因令王致万户邑于先生。’张仪说，因令史举数见犀首。”[25]这里的记载已非常露骨地点出借尧舜禅让传说来沽名钓誉的术士策略。

唯一一次实现君主和平让位的事件即燕王哙的禅让。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术士鹿毛寿劝燕王哙仿效尧禅让许由之举让国位于其相子之，于是燕王哙“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结果子之当仁不让，“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只好假戏真做，“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26]这场闹剧发生在燕王哙三年（前318），但很快就引起太子平与将军市被的率众反叛，燕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27]不仅如此，燕国还遭受齐、中山等国的进攻。自燕国禅位事件后，禅让学说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责难和摒弃。如明确主张伐燕的孟子就曾批评燕国的禅让是一种不用王命、不顾逆顺的“私受”行为。[28]因此，我们推测早于燕国禅让二十余年的秦孝公欲传位商鞅[29]一事，很可能也是受了这股社会思潮的影响。

其三，从孝公的为人而言，此举其实颇具深意。

不可否认，与战国时的诸侯国君相比，秦孝公不愧为一代雄主。而究其为人，则是一位推崇霸道的君主，与其他诸侯并无二致。孝公即位之初，有感于“诸侯卑秦”的耻辱，求贤若渴。这才有商鞅的西入秦之举。但商鞅得孝公重用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波折。商鞅曾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游说孝公，对远古圣王之道和儒家的王道，孝公并无兴趣，唯独对富国强兵的霸道却听得非常入神，“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30]由此观之，这样一位野心勃勃、一心想称霸的国君不会具有太高的道德操守。变法之初，商鞅曾因太子犯法而处置了太子的师傅。在变法的过程中，又“日绳秦之贵公子”。其实商鞅与他们素无怨仇，之所以如此大开杀戒，乃是为了确立法的威信，加强秦孝公的权力。对商鞅的这些举动，秦孝公也应该是支持的。为了政治目的，他能够暂时舍弃骨肉亲情。但随着变法的成功，商鞅无论在秦国还是诸侯国之间皆威望空前，孝公对此不会不有所顾忌。对于这个自己一手提拔并放手让他去变法的政治帮手，孝公既信任又有所戒备。他早知商鞅与太子存有芥蒂，太子的威望远不及商鞅，这二人在他身后能否联手延续他的霸业？商鞅有无取而代之之意？凡此种种，都让孝公心存疑虑。因此，孝公在临终之际假意要传位商鞅，极有可能只是故作姿态，一则试探商鞅，同时还可借当时流行的禅让思潮为自己留下圣明的美誉。

其四，商鞅本人有相当浓厚的权力欲和很高的威望。《史记·商君列传》中名士赵良劝谏商鞅时说：“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31]此句中的“南面而称寡人”一语，这里有必要稍加辨析。

按，“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后来引申泛指帝王或大臣的统治为“南面”。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秦国将伐蒲，蒲守派胡衍去游说秦将樗里子，胡衍不辱使命后，蒲守赏赐他金三百斤，并许诺：“秦兵苟退，请必言子于卫君，使子为南面。”[32]这里的“南面”类似于《论语·雍也》“雍也，可使南面”，指的应当是众官吏之长。“寡人”指寡德之人，也非君主之专称；古代王侯或士大夫自谦之词。如《左传·隐公三年》“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这里自称寡人的是宋穆公。而唐以后唯皇帝得称寡人。[33]

“南面”和“寡人”二词虽不专指君主，但二者连言在先秦文献当中还应视为行国君之权。如《战国策·齐策四》载颜斶说齐宣王之语曰：“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34]《庄子·盗跖》：“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35]《韩非子》有《南面篇》，讲的是为人君之道。春申君黄歇担任楚相二十多年，“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他担任楚相如日中天而权力甚大的时候，曾经有人劝他“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36]商鞅获封为商君，在孝公晚年其权力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凡此皆可证，“南面而称寡人”即表明商鞅曾经有僭越君权的举动。虽然还没有材料能直接证明他一定是称王了，但他出现僭越君主的行为也不算意外。名士赵良还直言不讳地批评商鞅，“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意指商鞅贪图权势。

对于孝公的“主动让贤”，尽管商鞅最终“辞不受”，但在孝公去世后，他仍然未能避免惨遭杀戮的下场。商鞅主持变法二十余年，在秦国已经拥有很高的声望。孝公去世不久，惠王继位。有人进谏说：“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37]秦惠王杀掉商鞅固然是听信了谗言，但商鞅的个人威望对其君位构成的威胁应是惠王的最大心病。因此，功高盖主应是商鞅之死的最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推测孝公临终前有传位商鞅之举，而并非让商鞅做太子的师傅。孝公欲传位商鞅，而在禅让之风盛行的战国前期，弑君夺权之事虽早有先河，但尚未有国君真正传位于臣下的先例。这是孝公敢于做出“欲傳商君”这样超乎寻常的试探之举的深层原因，而深谙为臣之道的商鞅及时推辞则实属应然之事。

商鞅：改革家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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