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御前辩论揭示新国策

2023-1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初来乍到，对孝公的治国理念并不了解，商鞅的游说可谓一波三折。于是双方在秦孝公面前展开了一场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御前辩论。奉劝孝公不要迟疑，早日颁布变法的命令。杜挚接替甘龙再次劝谏孝公，“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因此，秦国的史官应该会记录下商鞅等人在孝公面前展开的这场对秦国国运影响深远的大辩论。御前辩论一事最初极有可能出自秦国史官之手，并保存在秦国的档案中。

作为一个外来宾客，商鞅在秦国毫无根基。为了争取面见秦孝公的机会，他颇费了一番功夫。最终接近孝公的宠臣景监，通过其举荐才得以被召见。由于初来乍到，对孝公的治国理念并不了解，商鞅的游说可谓一波三折。第一次讲远古帝王之道，“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事后，孝公怒斥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第二次讲三代圣王之道，孝公虽然没有听进去，但对商鞅渐生好感。第三次游说，商鞅着重阐述强国之霸道，最终君臣相谈甚欢，商鞅因此得到孝公的赏识。后来，景监与商鞅讨论三次游说改变主题的缘由，商鞅解释说，因为秦孝公认为上古帝王之道过于久远，贤明君主，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就能名扬天下，怎么能默默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大业呢？

孝公三年（前359），商鞅开始在秦国酝酿变法改革，首当其冲的对手，是以甘龙、杜挚等为首的秦国旧贵族们。于是双方在秦孝公面前展开了一场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御前辩论。关于这段史事，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时所用文字与《商君书·更法篇》的内容近乎雷同，后来刘向在《新序》一书中多次列举商鞅的变法主张，其中《善谋篇》更是抄录《更法篇》全文，只在首尾处稍有改易。《更法篇》是现存本《商君书》的首篇，其中所记御前辩论的内容，很可能是秦国史官的实录 [9]。

这场辩论由秦孝公主持，商鞅与众臣参与。

孝公首先发问，“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10]，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孝公作为一国之君，不忘社稷之本，想要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担心天下人会批评他，因此征求群臣的意见。

公孙鞅接过话题，“臣闻之，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奉劝孝公不要迟疑，早日颁布变法的命令。后又引用俗语及辅佐晋文公变法的郭偃等人的言论，支持孝公的变法主张，“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反对派旧贵族甘龙率先出来应战，他搬出圣人和智者的做法加以反对，“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圣人不会更换民众来教导，智者也不会改弦更张来治理天下。“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现在如果要变法，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治国之道，改变礼制来教导民众，恐怕天下人会因此议论国君，希望孝公能认真考虑此事。甘龙之言，既反驳了商鞅，又重申了孝公的担忧。

商鞅不甘示弱，径直批评甘龙所言是“世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而皆成为天下王者；春秋五霸的法度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因此，劝孝公坚定变法，不用迟疑。

杜挚接替甘龙再次劝谏孝公，“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他主张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器具。效法古人不会有过错，遵循古礼也不会有奸邪。希望孝公能好好考虑，不要轻易变法。

而商鞅则紧紧抓住杜挚“法古”“循礼”等字眼反唇相讥，“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又援引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及汤武之兴、夏殷之灭的故事，论证“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也”的道理。最终孝公听从了商鞅的建议，决心变法。

从全篇对商鞅与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记载来看，《更法篇》不仅记载生动形象，言论符合人物身份及个性，而且双方措辞既针锋相对，又连贯、紧凑。若非亲临其境，很难有如此细致而形象的描述。而秦国的史官之制在献公、孝公时代日臻成熟，记录御前辩论当属史官分内之事。《史记·秦本纪》记载：“（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11]而根据学者对《史记·秦本纪》史料来源的考察，自文公十三年设立“史”官以后，秦国的“史”开始有纪年的记事。但这些记录基本是以祭祀、征伐为中心的记事，而到了战国初年特别是秦献公、孝公时代，则变成了大事记形式的记录，几乎每年都有记事，而且连孝公的命令文书也大段引用。[12]本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13]的古训，像孝公欲行变法这样的重大决策，由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人在御前辩论，恐怕不会没有史官旁听、记录。因此，秦国的史官应该会记录下商鞅等人在孝公面前展开的这场对秦国国运影响深远的大辩论。

御前辩论一事最初极有可能出自秦国史官之手，并保存在秦国的档案中。后人（疑为商鞅后学）在搜集编纂商鞅言论时将之编入《商君书》。司马迁在写《商君列传》时也看到了这些材料，并直接引用，所以《商君列传》御前辩论部分才与《更法篇》惊人地相似。而后人（疑为商鞅后学）这种改编的痕迹从《更法篇》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其一，篇末的“于是遂出《垦草令》”是最为明显的内证。贯穿《更法篇》的一个主题即要不要变法而治，商鞅主张要变法，甘龙、杜挚等人反对，孝公最终支持商鞅的变法主张。文末“于是遂出《垦草令》”一句和全篇文气、主题明显脱节，当是后人为使商鞅著作保持前后连贯性而增加的，因为紧随《更法篇》之后的就是《垦令篇》。

其二，篇中关键人物的称谓也暗藏些许线索。《更法篇》开篇即称“孝公”之谥，文中又两次出现“孝公”的称谓。如果我们抛开“伪书”说的成见，后人编纂前人著作时对已故国君改称谥号是极为自然的事。不过，这种改动并不彻底。篇中第二段又称孝公为“君”，商鞅、甘龙、杜挚三人在辩论中也无一例外地都称孝公为“君”，如“君亟定变法之虑”“臣恐天下之议君”“君无疑矣”“君其图之”等等，这些都提示我们《更法篇》最初应是称孝公为“君”的。对于商鞅的名号，《更法篇》反倒一仍史官记录之旧，一律作“公孙鞅”。作为战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商鞅在秦国之履历众人皆知。在与甘龙等人辩论之前，变法尚未开始，时人称他作卫鞅或公孙鞅是符合实际的。商鞅的名号是由于他获封商、於之地后所得，其事远在孝公十八年之后。或许因为这个缘故，改编者不便随意更改，才保留了原样未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御前辩论环节商鞅反复重申要变法的理由，但是对如何变法却几乎只字未提，这或许由于当时甘龙、杜挚等反对意见较大，秦孝公特别安排他们和商鞅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目的仍在于说服反对派，尽管事实上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奏效。孝公最终下令实行变法时，商鞅才正式提出关于变法的各项措施。(www.chuimin.cn)

[1]关于商鞅的生卒年代，本文主要参考钱穆的观点，见钱穆：《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载《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95页。全文其他诸子的生卒年代如无特别指出，亦参考此书，余不赘引。

[2]〔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27页。

[3]《史记·卫康叔世家》云“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见〔汉〕司马迁撰：《史记·卫康叔世家》，〔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03页。按：卫昭公在位仅6年，其后历怀公（在位11年）、慎公（在位42年）、声公（在位11年）至成公十六年，卫贬号为侯。

[4]详见《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古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0页。

[5]刘卓异：《子南劲取卫考》，《殷都学刊》2018年第1期，第46—47页。

[6]〔日〕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80页。

[7]〔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27页。

[8]〔汉〕司马迁撰：《史记·秦本纪》，〔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2页。

[9]一般认为司马迁写《史记·商君列传》御前辩论一段时主要参考了《商君书·更法篇》，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两者的取材可能同出一源，即皆源自秦国史官记录。详见拙著：《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69—81页。

[10]此处的隶定参照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页。

[11]〔汉〕司马迁撰：《史记·秦本纪》，〔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9页。

[12]〔日〕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第2编第1章，曹峰、〔日〕广濑薰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0—256页。

[13]〔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