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孝公欲傅商君”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孝公欲傳(位)商君”说又何以服人?反之,若理解为“孝公欲傳商君”,既符合“傳”的用法,句义也晓畅明了。因此,鲍彪本“孝公欲傳商君”要比姚宏本“孝公欲傅商君”更为合理,姚本“‘傳’,或作‘傅’也”的说法应属形近而产生的传抄错误。......
2023-11-22
春秋战国之际,正是中国上古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当时的学术领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墨翟为首的墨家竞争风流为主要面貌。对此,战国秦汉时人记忆尤深。
《吕氏春秋·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12]《淮南子》亦云:“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3]“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14]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提出“仁”的学说,并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开启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著名的子学时代。战国初年,以子夏、曾子为首的七十子后学,继续宣扬儒家学说。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战国初年取霸中原的魏国在文侯、武侯时代,尊崇儒士,文侯尤以礼贤著称,他尊奉子夏为师。在儒家学说气息十分浓厚的环境影响下,曾在魏国任中庶子的商鞅难免要受到影响。《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曾以帝、王、霸三道游说孝公,“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15]
由此可见,尽管商鞅与孝公并未施行三代帝王兴起之道,而是采纳了能快速强国的霸道,但商鞅仍然认为,推行霸道之君主,其德行要逊于行帝道者。另外,商鞅在秦国位极人臣之际仍非常尊敬持儒家言的名士赵良。凡此种种皆可证儒家学说对商鞅影响之大。
需要指出的是,正统儒家思想在秦国影响不大,荀子曾以无儒为“秦国之短”,[16]其实恰恰反映了儒者在秦国不受重视的事实。(www.chuimin.cn)
与此同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翟(前480—前390)认为,儒家学说“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7]因此,他从非儒入手而自创墨家学说。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主张。墨子曾仕于宋,以“善守御,为节用”[18]著称。墨子也讲仁义忠孝,对于儒家典籍记诵娴熟,在言谈时常常征引《诗》《书》及各国《春秋》。[19]
因此,从对古代文化的继承来讲,孔、墨二人皆为博学多闻之士,甚至战国末年的韩非亦曾盛赞“博习辩智如孔、墨”。[20]墨子曾西使卫,而且其学说在卫国颇具影响力。据《墨子·耕柱篇》载,墨子使其弟子管黔滶游说卫人高石子,卫君因此对高石子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高石子于是离卫投奔墨子门下。由此可见,在商鞅成长的卫国已然有墨者的身影。
墨子的尚贤尚同等主张,既包含着体现时代进步的积极思想,但同时也具有便于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因素。如他所谓“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的尚同主张,很容易为主张中央集权的法家人物商鞅所接受。墨子贵义,他所推崇的“利天下”思想对商鞅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郭沫若曾说墨子的主张告密连坐(《尚同》中及下),“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兼爱》下)或“富贵以道(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尚同》下)的办法,“后来为商鞅、申不害、韩非之流的法家所极端扩大了”[21],确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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