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80年回响:中国广播人民纪念文集

80年回响:中国广播人民纪念文集

【摘要】:在对话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语汇与农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教儿更比养儿难”有机地勾连了起来。为此,参与了制造“勤俭嫂”的广播从业者许而权详细阐释了何以“勤俭嫂”能够声入人心。“阿富根”“勤俭嫂”展现的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农民的形象——积极参与政治、乐于接受新事物、勇于表达、勤奋善良、有集体主义意识、乐于帮助他人等,广播的声音“再现”制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前文所述,50年代末6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全新的对农广播节目,这些栏目试图模拟劳动人民的口吻,创造一种农村日常生活的聊天环境,来吸引农民收听。

以《阿富根谈生产、谈家常》为例,这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60年代初开办的节目,用以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当时的上海农村,大家互相称呼时经常会在人名前加个“阿”字,从“阿富根”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生活在上海农村的男性农民社员。节目中还设置了一个女性社员,名叫“小妹”,代表农村女性进行发言。如同栏目名称所示,阿富根和小妹谈的话题不仅包括农业生产,还包括涵括邻里关系婆媳关系、生活小常识在内的日常生活。

在人物设定中,阿富根和小妹既有性别分工,同时也有代际差异,阿富根是“思想觉悟比较高、阅历深、见识广、农业生产经验丰富、善于说古道今的”年长农民,而小妹则是“政治敏锐、易于接受新事物、文化水平高但是社会经验较少、农业生产技术懂得不多”的年轻农民。两人通过对话的方式讲述道理,如在1962年的六一儿童节,阿富根和小妹通过如下对话讨论儿童教育问题:

“阿:听了刚刚那位女社员讲的她怎样教育自己小囡爱护队里的作物,我倒想起一句老话来啦。

小:哦?啥个老话?

阿:这句老话是从前说书人用来警告世人的,叫‘天下父母几个知,教儿更比养儿难!’意思是……

小:哦,天下父母几个知,教儿更比养儿难!(www.chuimin.cn)

阿:呶,天下父母几个知,教儿更比养儿难,这句闲话对我伲现在做父母的,做上辈人的来讲,还是着实有道理的。

小:是啊,要教好小囡成为对人民有利,成为人才这比养大他更要难得多。”

对话模拟了两个农民的闲聊,从一个女社员教育孩子爱护集体财产出发,强调了在儿童养育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将儿童培养成“对人民有利”的人。在对话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语汇与农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教儿更比养儿难”有机地勾连了起来。这也是这种新型的农民节目的巧妙形式安排,通过贴近农民本身的话语习惯与日常生活,将农村之中的社会主义新语汇和老道理勾连起来,创造出在日常生活话语中探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新话题的氛围。同时也调和了农村之中的新语汇和旧道理。

浙江台的《勤俭嫂谈家常》也呈现了类似的“虚拟农民”形象,并广受群众欢迎,从听众反馈可以得知,农民们在遇到移风易俗的问题时,经常参考“勤俭嫂”的意见并用她的观点来说服他人,可见“勤俭嫂”已经成为能够影响农民的舆论领袖。为此,参与了制造“勤俭嫂”的广播从业者许而权详细阐释了何以“勤俭嫂”能够声入人心。首先,“勤俭嫂”的原型是一位女性农民劳动模范,即借鉴了一个新中国成立初典型的先进女性形象来塑造“勤俭嫂”这个艺术形象。“勤俭嫂”的人设十分丰满生动,她“出身贫农,从小讨过饭,做过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翻了身,觉悟高,听党的话,勤俭持家,勤俭办社有成绩,出了名,当了劳动模范,见过毛主席;经常到县里、省里、北京开会,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知道的事情多,能分清是非曲直,道理讲得透。她没有架子,肯替大家办事”。

其次,“勤俭嫂”说着和普通农民类似的“家乡话”,因而能被农民视为身边人。当时的绝大多数浙江农民都听不懂普通话,此前浙江台对农村广播用普通话和杭州话播音,但随着农村有线广播网的拓展,广播收听范围已远超杭州,因而出现了浙江其他县市农村听众无法听懂杭州方言的状况。为了让大多数浙江农民能听懂广播,浙江台分几个语言调查小组前往嘉兴、进化、宁波、台州地区,带着有普通话、杭州话、浙江官话、越剧道白的录音磁带让农民听。通过对10多个县的调研,他们发现“越剧道白效果最好,多少见过一点世面的农民全能听懂,一般农民也能听懂八、九成,尤其受到妇女的欢迎。其他几种语言,能听懂五、六成的就算很好了。”[22]当说着越剧道白的“勤俭嫂”开始讲述时,绝大多数农民都能够听懂,从而省内的各县广播站也都乐意转播。

当这样的一个“勤俭嫂”向农民说起“勤俭持家、勤俭办社、民主办社、民主分配、粮食生产、多种经济、干部作风、忆苦思甜、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科学文化”等内容时,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场景:向农民宣传、教育农民的“声音”不再来自知识分子或政治干部,而是来自这些虚拟的进步农民。“阿富根”“勤俭嫂”展现的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农民的形象——积极参与政治、乐于接受新事物、勇于表达、勤奋善良、有集体主义意识、乐于帮助他人等,广播的声音“再现”制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虚拟农民”成为广播声音的诉说主体,既对其他农民进行启蒙教育,也为现实中的农民想象自我、改造自我提供了一个蓝本,借由此,广播作为“再现”的媒介不仅参与到对社会想象的制造之中,同时也参与到对社会现实的改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