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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的媒体意义与其社会作用和影响

【摘要】:非“必须”状态下的媒体内容消费,往往是三心二意。最后,尽管广播“伴随性”通常与“非必要性接收”认知结合,但伴随性的有效传播,却与“伴随性”所建构的“声音景观”密不可分,从而发挥更为本质的媒体联系和作用。以广播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第一次压缩、改写了人对“现实”时空的传统认知。广播在文化规范、民主制度、身份认同等领域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影响,亦不容小觑。

我们把声音作为物质载体,从这个角度考量声音如何形成现代广播传播观。“物质性”研究转向的核心是摈弃简单地将互联网视作一个“虚拟世界”,而与物质世界割裂。要“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观念整合起来”。这意味着互联网影响下的媒体研究试图突破当下基于技术特征所带来的、异于前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性认知,探索媒介社会化所带来的更为根本的社会影响动力。要点有二:其一,基于新技术衍生的互联网媒介社会“虚拟化”与传统“物质性”理解的相关性;其二,媒介社会化带来的“虚拟性”之现实性张力认知。

依据我国广播媒体的发展现实,有4点关于广播媒介属性层面的认知启示:

首先,“广播弱势”误区的突破。相比较于视觉传播,我国广播听觉传播多处于争取话语权的处境中。基于媒介形态本身进行“优劣”的判断,源自前互联网时期和数字媒体发展之前的一种认知;源自对于媒体传播渠道和受众媒介接触优先级别这样的一种判断;源自信息内容有限传播、有限制作、有限渠道的旧时代。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旧有的认识体系正在一去不返,特别是5G时代到来。但也不得不思考,在过去多年的发展桎梏中,广播媒体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以应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制约消失,机会重来?

其次,从固守“广播业的传统疆域”转向“广阔的大众听的需求”。无论技术和渠道如何变化,媒体内容的呈现形态无外乎“听”和“看”两种,或两者结合。从体量和影响力上看,目前广播电台仍然是音频媒体传播的主要代表业态。大众“听”的媒体内容需求一直都会存在,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消失,相反,技术创新是为了大众“听”的媒体内容消费体验更佳。哪一家机构抓住了“听”的媒体内容创新的命脉,哪一家媒体机构就掌握了有“听”的媒体消费需求的受众,进而具有生存和竞争的价值。

再次,“听的需求”之广义认知成为可能。对于音频媒体而言,如果拓展“音频内容”的边界,那么当前很多视听媒体内容正被受众以“听”的方式消费,大众一心多用成为普遍潮流,信息过剩状态下的受众和媒体现实,造就了大众消费信息和筛选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以“非注意”接收为特征。非“必须”状态下的媒体内容消费,往往是三心二意。实际上无论视听内容,还是纯粹的音频内容,都在强化着一个类似的作用和功能——伴随性功能。这是媒介社会化的表征之一,也诚如本文开头基特勒所提及的“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我们所未注意到的是,没有哪一种介质形态比音频介质更擅长“伴随性”功能的发挥。(www.chuimin.cn)

最后,尽管广播“伴随性”通常与“非必要性接收”认知结合,但伴随性的有效传播,却与“伴随性”所建构的“声音景观”密不可分,从而发挥更为本质的媒体联系和作用。后者是我们过去忽视的部分,声音作为物质载体的认识角度,让我们有迹可循。但二者之间尚需要弥补一个认知盲点——我们需要回到技术发展促成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子化现代媒介——广播的诞生之初:细想人类社会颇多努力,似与不竭追求“远离”和“接近”相关。声音广播是第一次促使大众实现了心理时空和现实时空的融合及界限突破,远隔千万里,可以同呼吸共思考,且传播效果发生在“大众传播”与“人内传播”之间的融合——声音来自远方却于此刻直击心灵。以广播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第一次压缩、改写了人对“现实”时空的传统认知。

媒介的“物质性”研究转向也带给我们其他的启示——发现传统广播媒介属性层面与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媒介样态之间的延续性与本质的内在关联。2020年全球疫情,大量在线语音服务崛起,我们无法说Zoom、腾讯会议、钉钉、WeLink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在线语音交互方式推进着社会联系和社会发展?又与非洲部落目前仍存在的口语信息交流方式“Dagu”存有多少本质性的关联?媒介史将有助于我们突破技术的迷雾,看到人类社会更为本质的传播关联。

随着新技术发展,广播或者具有听觉传播特质的媒体内容,将拥有比之现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例如,未来家庭机器人语音服务能力或许会成为广播声音内容的延展之一。广播在文化规范、民主制度、身份认同等领域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影响,亦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