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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回响:中国人民广播80年纪念文集-陈真与中缅友谊

【摘要】:在日语组,蕙贞是第五位加入的成员。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人事科报道时她改名“真”。那一年,“文革”尚未结束,扣压在陈真和父亲头上的帽子尚未摘除。两人的父亲为同一所大学任教的同事,所以常有机会聚在一起。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列席开国大典的群众方阵中,有一名扎着两条麻花辫、眼神清澈、难耐兴奋之情的16岁少女。1个多月前,她刚刚和母亲、姐姐历经生死、辗转回到了祖国的首都。祖籍福建,1933年6月生于东京的她,刚刚有了一个新名字——陈真(原名“陈蕙贞”)。

蕙贞13岁时,就用日文写下了一本13万字的小说《流浪的小羊》,二战结束后的日本《读卖新闻》以及台湾地区进步刊物《人民导报》上都曾刊发过这位小才女的投稿文章。她用文字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号召民众的觉醒,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下了她在基隆下船后,第一眼目睹到的荒凉景象、批评了国民党士兵的不良风纪。日本战败后,蕙贞一家于1946年2月回到台湾,后于1949年8月末辗转香港,历经艰辛,翌年才得以回到内地。船只靠岸天津塘沽港,先行回到内地的父亲早已等候在此,后来她才知道,这是父亲第三次来接船,此前的两艘船只,都因国民党的蓄意破坏而被炸沉海底。

吉普车颠簸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了父亲位于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宿舍。一家团圆不过两天,第三天一早,蕙贞就在父亲的催促声中卷起行李,赶往西单附近的六部口报道——1949年6月20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日广播在这里开播。早在女儿回国之前,父亲就越俎代庖地接受了当时主管对外广播的廖承志之邀,派二女儿去电台报道。在日语组,蕙贞是第五位加入的成员。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人事科报道时她改名“真”。

开国大典那天,陈真的内心无比激动,她在回忆录《自柳絮飘飘的北京》中写道: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朴素但英气奋发的军姿,我从心底真切地感受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诞生了——想到这里,扑簌扑簌地掉下了眼泪。

未待大典全部结束,陈真就和同事们匆匆赶回电台,投入了紧张的后续报道中,等当天的全部工作都结束之后,日语组6名同事以白开水代酒,举杯同庆。这时,最为年长的播音员王艾英深有感触地说:“从今往后,中国人在国外也可以挺起胸膛了”。王艾英早年在日本生活,毕业于御茶水女子大学,后来回国后投身革命,从延安来到北京,这时的她已经五十出头。虽然年龄相差了一代人,但这番话也道出了陈真的心声,她想起了在东京的一幕幕遭遇——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在学校遭受老师的歧视、小伙伴们玩游戏时总让自己当中国俘虏、坐电车时遭到的冷嘲热讽——这些都将不会再有。

在陈真72岁的人生中,遭遇过粟粒性结核长达3年4个月的生死摧残、也经历过一场场政治风波、家人的离散,但她都以顽强的信念挺过难关,每次听她讲述往事,再艰苦的岁月,她的回忆中也总是充满了对苦难时刻、默默帮助自己的人间真情的感谢,并无丝毫的怨恨和埋怨。

1973年初,子承父业,她接手父亲陈文彬于1962年在对日广播中开创的汉语讲座节目。那一年,“文革”尚未结束,扣压在陈真和父亲头上的帽子尚未摘除。但得知重启中文讲座是周恩来总理听取到访日本友好访华团的建议后,亲自做出的批示,她觉得再也找不到推脱的理由。同年2月19日汉语讲座如期开播,2周后,听众来信就达到了2000封。

1991年,陈真受广电总局派遣,前往日本NHK担任广播及电视中文讲座的讲师,她和蔼可亲的形象、优雅美丽的日文、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细致入微的介绍让她在日本获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尊敬。年近七旬、仍然每天满负荷忙碌的她的人生,在2000年底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回国体检时,她查出了胃癌,手术出院后一直在家康复。这期间,虽然有病痛的折磨,但她仍多次在家接待到访的日本友好访华团。笔者与陈真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陪同到访的日本中央大学白门合唱团登门拜访,时间应是2001年冬天,由于日程紧凑,访问被安排在晚上,人数一再精简,但也不下10个人。陈真老师笑盈盈地迎接了一行,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任何的疲倦和病态,宾客相聊甚欢。日后回想起来,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优先替别人着想,不愿让别人看到病痛,只肯留下美好,这应是陈真老师为人的信条,也是她吸粉无数的秘诀之所在。(www.chuimin.cn)

2002年到2004年夏季期间,陈真老师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还曾受邀参加过日语部的联欢活动、多次让日语部年轻人到家里玩,我也曾带着几位刚入台的新人登门骚扰过。2002年7月,笔者受日语部派遣,前往山梨电视台(UTY)接受为期半年的播音培训,就在我即将出发前的一个周末,竟然收到陈真老师特地打来的电话,她鼓励我要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而且要做好吃苦的准备,电话说得很长,内容语重心长,一位长辈对后辈成长的关切之情终生难忘。

2005年1月,陈真前辈在北京离世,日本各大报社和通讯社罕见地均刊发了消息,日本最负盛名的人文出版社岩波书店还赶在她离世前,于2004年底出版发行了精神医学家野田正彰撰写的人物传记《陈真——战争与和平之旅》,并将样书送至她在北京的病榻前,以表达对她的尊敬和抚慰。

对于国内学习日语的人而言,陈真老师同样是一位难以忘记的好老师,1982年5月起,受中央电视台《周日日语》节目组之邀,她担任起日语学习节目的主持人,一干就是14年,在促进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和相互理解中,她用和蔼可亲的形象、娓娓道来的甜美声音架起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友好桥梁

2006年,笔者在留学日本期间,偶遇一位学生时代曾一直收听陈真老师中文讲座的女士,当时的她还不知道陈真先生已经故去,在聊天中听说了之后,笔者看到,她的眼泪瞬间就夺眶而出,我被这自然流露的情感所震惊,也许,这只是成千上万陈真迷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那一刻,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前辈深感自豪。

2014年夏,日本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在旅日诗人田原的引领下,欣然接受人物专访节目《CRI会客厅》之邀,来台接受专访。在一层半的台史展处,古川先生久久驻足,凝望着拍摄于1950年4月的一张老照片,照片的正中,是身穿稍显肥大棉衣裤的少女,也是他儿时经常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陈蕙贞。两人的父亲为同一所大学任教的同事,所以常有机会聚在一起。陈真在回忆录《自柳絮飘飘的北京》中提及往事,“小时候,大人们在客厅聊天,阿俊和小他一岁的我常在一起玩,别人喜欢玩打仗游戏,他从不玩这个,自小他就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世界”。

“这就是阿贞工作过的地方呢”——古川先生边看边囔囔地说。这一年,离陈真老师的逝世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春秋,那一刻,我感受到在天国的她,仍然在冥冥之中用她温暖、明亮的笑容庇护着日语广播,庇护着后辈以及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