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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广播80周年纪念文集:邓颖超同志的告别

【摘要】:尊重邓颖超同志的遗愿,中央关于邓颖超同志丧事的宣传报道指示是:丧事从简,不提西花厅,不写吊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不搞故居纪念,不要对亲属进行特殊照顾,不搞有组织的活动,不邀请外地人来北京,不通知各国驻华使馆……即将率队出征西班牙参加第25届奥运会的何振樑,代表全体运动员表示一定要用优异成绩,告慰敬爱的邓颖超同志。

尊重邓颖超同志的遗愿,中央关于邓颖超同志丧事的宣传报道指示是:丧事从简,不提西花厅,不写吊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不搞故居纪念,不要对亲属进行特殊照顾,不搞有组织的活动,不邀请外地人来北京,不通知各国驻华使馆……

这一连串的“不”,叫我这个时政记者无法写稿。可是,在我心目中大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德才完美的老大姐。

此刻,作为普通记者,我不可能用大量篇幅去颂扬邓颖超同志的丰功伟绩。只能通过她的“伟大”的一面的背后去观察她那“平凡”的一面。我用泪水、汗水、墨水汇成了稿件中的情、景、声,完成了我几十年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采访。丧事期间,发了5篇录音报道,其中《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了《邓大姐,人民永远怀念您!》《送大姐》《忠骨撒江河》并获得中国广播奖一等奖。1992年7月18日,我站在邓颖超遗像西侧静静采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向西边的人打招呼。我看看四周并没有其他人。他只好从大厅东边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早上那条新闻很好,昨天我也听了、今天又听一遍。很好。”

这次采访完全是有感而发。一个星期下来,我听什么音乐全是哀乐,很长时间耳朵才恢复正常。

1992年7月12日,星期日。原先我接到的任务是到中南海西花厅采写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委托吕正操向邓大姐送花篮的简明新闻。

可现场气氛太感人了:

中南海西花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催人泪下。

大厅正中挂着邓颖超同志的巨大遗像,花白的短发,既精神又潇洒。细边眼镜下透出了智慧,嘴角微笑,显得非常和蔼、可亲。

前来吊唁的人三五成群,一拨儿接一拨儿。

过去我曾经采访过许多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的丧事活动,从来没有见过今天的场景:在邓颖超同志的遗像下,正中摆的是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敬献的花篮。邓大姐的秘书、警卫、司机、护士、炊事员站在遗像左侧。那本来是死者家属应该站的位置呀!

想到这里,我沉痛的心情中又更加了一层悲伤。大姐没有亲生儿女,可她的儿女有千千万。我背着采访录音机,情不自禁地默默站在工作人员的身后。

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和在影视剧中扮演周恩来演员抑制不住感情,竟然哭出了声。老作家谢冰心一早就提笔写下“痛悼人生第一知己”的缎带,并托外孙送来一束精致的白花。6岁儿童哭着说:“我想看看邓奶奶!给邓奶奶请个好医生。”一位养花工阎师傅哭着非要留下买花圈的钱,并说:“你们不收下,我就不走。”两个人搀着他,他还是一个劲往下坠。1982年11月1日被邓颖超处的同志及时挽救了生命的9岁男孩毛寇英连夜坐火车从湖南赶来。

全国政协常委沈其震刚刚做完胆囊手术,不顾伤口的疼痛,坐着轮椅从医院赶到西花厅。即将率队出征西班牙参加第25届奥运会的何振樑,代表全体运动员表示一定要用优异成绩,告慰敬爱的邓颖超同志。

中午,我买了两个面包一边吃,一边构思稿子。在动笔写录音报道的连接词时,我着意用事实说话,用贴近群众的朴素无华语言来表现邓大姐的高大形象。写到稿件的结尾,我思绪万千,感情的浪潮急促地拍打着我。我想,今后我再也不能报道邓大姐的活动了。我的听众也听不到邓大姐的声音了,泪水再一次蒙住了我的眼睛。(www.chuimin.cn)

于是,我翻阅了资料,重听了1988年春节,采录到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邓颖超同志拜年时的那段话作为第一篇报道的结尾。

1992年7月17,邓大姐遗体火化。大姐的遗体静静地安卧在北京医院告别室的鲜花翠柏之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她那为人民耗尽光和热的躯体,菊花、马蹄莲和君子兰簇拥着遗体,四周摆满了8层花圈。

邓大姐活着的时候,一无所有。去了,也一无所求。今天她依然戴着咖啡色方格旧头巾,穿着30多年前做的那身黑色华达呢西服。工作人员对我说:衣服的领子、袖口破了。5个扣眼全脱了线。衣服的里子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补丁。裤腰有一尺多长是补过的。用秘书的话说:“全身上下没有一样新东西。”

这就是邓颖超同志。我写下这样的解说词:“一鞠躬,缅怀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光辉战斗的一生;再鞠躬,敬仰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高风亮节和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三鞠躬,告慰这位身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大姐名垂千古,万世流芳!”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18公里的大街两旁,站满了为这位劳苦功高,为革命鞠躬尽瘁一辈子的大姐送行的人们。

那天中午,我坐在办公室一边写稿,一边听录音。当我听到这段时,泪水再一次遮住了我的双眼。我“吧嗒”一声把录音机关掉,稿纸推到一旁,干脆趴在桌子上痛痛快快哭了一阵。

1992年7月18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去西花厅。邓颖超的骨灰要运往天津,撒向海河。天津是邓颖超早年投身革命的地方。天津也是她结识周恩来,他俩并肩战斗、工作过的地方。

汽笛长鸣,饱含着亿万人民对邓大姐的深情。邓大姐生前所在的党支部书记、秘书赵炜和秘书高振普轻轻地把大姐的骨灰撒到海河入海处。16年前,曾经在飞机上在这里撒过周恩来骨灰的高振普,一边撒,一边泣不成声地诉说着他难以言表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等向江河撒入了拌着骨灰的天津市花粉红色月季花瓣。

船上的人们哭成了一团。此刻,我也代表我的同行、朋友、听众将花瓣一把一把地撒入海河伴忠骨。

下午3点,从天津回北京,在颠簸的汽车上,歪歪斜斜地写稿子。

说起来也差点出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要求,中央一级新闻单位是不报道天津市党政领导吊唁活动的。中午,临时接到通知说“中央新闻单位也可以报道”。幸亏我多了个心眼,早就录上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和天津市市长聂璧初的讲话以及天津市民迎灵的场景。否则,现场气氛稍纵即逝,这篇录音报道就不能形成,更谈不上能获广播大奖。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