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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幽境: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深度剖析

【摘要】:法门通御道,佛的国家殊缘甚深。为佛教法门建“皇家寺庙”的胜缘完全成熟。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10千米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扩建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唐,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唐朝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它以皇家寺院的显赫地位、七次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对唐朝佛教、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门通御道,佛的国家殊缘甚深。仅以命名看,就有“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兴教寺”。河南省开封有著名的大相国寺,秦岭终南山下有“大唐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城南约20千米处,长安县樊川北原(少陵原)。寺内藏有明代铜佛像、缅甸玉佛像各一尊,还有历代经卷数千册。周恩来总理曾陪同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来此瞻仰玄奘墓塔。

◎护国兴教寺

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以后,倾注全部心血译经19年,公元664年圆寂于玉华宫。遗体运回长安,安葬在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白鹿原地势很高,在皇宫内的含元殿就能看到。唐高宗非常敬重玄奘,将其奉为国宝,为他的去世曾经举朝致哀,诏令将玄奘的遗骨于总章二年(669年)迁葬到长安以南的少陵原上,同时修建寺院,以资纪念,寺被命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为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唐肃宗为玄奘的舍利塔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大兴佛教。陪葬其侧的有两弟子窥基和圆测灵塔。玄奘塔为方形五层砖结构,通高约21米,底边长5.2米。一层较高,面南辟龛室,内置玄奘塑像;二层以上实心壁面隐出倚柱、阑额、斗拱,叠涩檐下砌两排菱角牙子。塔身收分适度,造型庄重,为早期楼阁式塔的典型作品。两侧弟子灵塔均为方形3层,高7米左右。其中“窥基塔”为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始建,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重建;“园侧塔” 为北宋时期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由终南山丰德寺迁来灵骨时所建。窥基是唐朝开国大将尉迟恭的侄子,圆测是新罗(朝鲜)王的孙子。

◎玄奘墓塔

兴教寺大殿四周外山墙顶部现存有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绘制的20余幅壁画,其中有《太子游苑图》。《太子游苑图》创设了山水秀丽、景色宜人的氛围,画中的国王、太子神态各异,融合在美丽的景色中。文武官吏、男女侍从小心谨慎地服侍国王和太子。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撰写。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17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作记,此序和记,与太宗御敕、皇太子笺答、玄奘所译心经,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羲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20余年,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刻成此碑,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现存西安碑林。

唐太宗在《圣教序》中写道:

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

◎法门寺日光菩萨(www.chuimin.cn)

唐高宗(时为太子)在《圣教记》中写道:

玄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龆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岩,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问道法还,十有七载。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自非久值胜缘,何以显扬斯旨?

玄奘法师所译佛经,唐太宗为之作“序”,唐高宗为之作“记”。兴教寺壁画有《太子游苑图》,法门通御道啊!佛的国家殊缘,深矣。唐太宗的《圣教序》中的“法门之领袖也”,已经出现了“法门”一语。唐高宗的《圣教记》中的“自非久值胜缘”,已经出现了“胜缘”一词。为佛教法门建“皇家寺庙”的胜缘完全成熟。

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10千米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扩建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唐,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为“阿育王寺”。

唐朝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它以皇家寺院的显赫地位、七次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对唐朝佛教、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初时,高祖李渊改名为“法门寺”。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在这里度僧80名入住法门寺。唐太宗贞观年间,把阿育王塔改建为四级木塔。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改称“护国真身宝塔”。自贞观年间起,唐朝政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法门寺进行扩建、重修工作,寺内殿堂楼阁越来越多,宝塔越来越宏丽,区域也越来越广,最后形成了有24个院落的宏大寺院。寺内僧尼由周魏时的5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是“三辅”之地规模最大的寺院。唐朝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等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

◎法门寺

法门寺的良卿法师是在“文革”中自焚的,1966年,面对“红卫兵” 小将们对法门寺地宫的破坏,住持良卿法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慢慢地从蒲团上站起来,穿上他那红底镶金的袈裟,凝望着直刺苍穹的巍巍宝塔……然后,他把身旁所有的被褥、草垫、柴火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自己又不慌不忙地坐在其中,用他那饱经风霜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自己。在熊熊烈火面前,“红卫兵”们纷纷扛着镢头、铁锨溜之大吉,法门寺地宫终于免遭了一次劫难。

即便在唐代,大规模地“花费”国家财政以迎送供养佛指舍利就有人提出异议,著名的有韩愈“云横秦岭”震古烁今的蓝关追问。受“国家饭碗”的巨大制约,韩愈“云横秦岭”的蓝关追问没有进行下去,翌年回长安仍然感谢“吾皇”。韩愈当年劝谏迎送佛指舍利的动机,是“欲为圣明除弊政”。很明确:韩愈认为国家官方性迎送佛骨,是“弊政”。作为官员,韩愈也是为国家考虑,这与“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兴教寺”的护国兴邦并无二致。按照中国意识和文化传统,“家”“国”不分。佛僧作为出家人,应该对“国”和“家”一样,兴趣不大。“僧”来自于“佛”;“佛”来到这个世界的崇高使命是什么呢?佛经写得很明确:“仅为一个大事因缘。”这一个被称作“大事”的“因缘”,在佛是个人生命的解脱,而不是国家兴衰!在佛陀眼里,被东土僧人以“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兴教寺”忙活的“国家”,乃是小事。僧人忙活的“国家”,不是眼见着衰亡了吗?释迦牟尼如果要“忙活”自己的国家,他就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而不会是释迦牟尼佛!事实上,释迦牟尼佛是亲眼看着他自己的国家——迦毗罗卫国灭亡的。玄奘法师离开不久,其留学的那烂陀寺院,就被波斯帝国和伊斯兰占领,作为佛教的故乡,印度国家在近代是英国的“东方公司”。“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寺”的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比印度幸运“一半”。“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寺”的中国僧人,和韩愈一样,都为了自己的国家,扮演的却是悲剧!如果说,韩愈的悲剧源自皇权的专断淫威,良卿法师的自焚由于“护教”和“兴国”的严重紧张,那么,中国其他僧人的悲剧则是剑走偏锋的价值颠倒:释迦牟尼的“佛”是从国家走出来,拒绝王位;中国僧人则是通过“王”的信仰“佛”,走进王朝国家。